看《潜伏》话“军统” （三百六十一）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土肥原最初打算捧出中国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唐绍仪、吴佩孚和靳云鹏三人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策划他们出马。”
陈存仁说：“虽然‘维新政府’已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但日本方面最高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还不满意，因为他早就拟了一个计划，北方请吴佩孚出山，南方则以唐绍仪作为对象，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这样就可以统治一切了。他们在北方对吴佩孚的笼络工作，做得很明显，而在南方拉拢唐绍仪的计划，却进行得很秘密，一点也没有消息走漏出来。”
1938年9月，土肥原在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陈存仁说：“ 唐绍仪的日常生活是很奢侈的，单单每个月的雪茄烟费用，已堪惊人，就因为开支浩繁，积蓄越吃越短，所以日方和他几度秘密接触之后，他就有点半推半就的意思，并且搬到一座很大的洋房中，草拟改组联合政府的计划，消息秘密得很，当时上海极少人知道。”
陈存仁虽然是位民间人士，却因职业关系，交游广泛，知道许多内幕消息。在回忆中，他曾经说起这座“很大的洋房”：
“那时节静安寺路上有一幢华安合群保险公司的大厦，巍然矗立于跑马厅前面，这是上海一座极著名的建筑物，这大厦除了下面三层作为公司之用外，其余的都租给西人居住，作为公寓。八一三战争开始之后，小部分西人离开上海，但是大部分英美人还未撤退，这座大厦，就有若干房间空出来。”
陈存仁他们，把这里建成了一间高级“会所”：
我有几个朋友，把它租了下来，租约是长期的，以一年为一期。租金相当昂贵，因此这几个朋友，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它作为十个人共有的集合场所，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一早都跑到那边去谈生意、进早餐，我则每天午餐之后，总到那里去午睡，而且因为有热水设备，各人的家眷常来洗澡，晚间大家约点朋友来聚晤倾谈，那里有连着的四问房，所以有时也在这些房间中设席宴客，其中一间房间，常有人打麻将和玩扑克，所以租金的维持，可以应付裕如，尤其是那时上海很少高楼大厦，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兴致很好。”
“一天，华安公司当局极诚恳地来和我们商量，要求我们退租迁出，并且允诺给我们一些补贴。我们因为有合约在前，当然严词拒绝，华安当局显得很尴尬，次日又继续派员来讲，说是：‘这不是我们公司爽约，而是日本人指定要这层楼的房间作为他们办公之用。’我们听了这些话，便觉得这个租约无法坚持，于是就在第三天默默无言地退了租。”
“初退租时，我们十个人纷纷通知亲友，再也不要到华安大厦来，免得遭到麻烦，但是百密一疏，有一位朋友的岳父，不知道这件事，他仍然闯到这个房间去，见到房间里的人很多，且都不相识。那位老人家气派很好，所以坐在一旁，有人敬茶递烟，待以上宾之礼。他坐了好久，不见熟人来到，心中正在奇怪，突然有一个书记模样的人来说：‘唐先生现在有空了，请你到里面去谈谈。’那位老人家一时想不起哪位唐先生，施施然地跟了那人进去，看见房中坐着一位正是他的旧友唐绍仪，两人已十多年未见面，当然双方寒暄一会儿，后来唐绍仪问他：‘你想担些什么职位，我可以代你设法。’那老翁一听此言，心知不妙，就说出：‘我原是这个房间的常客，我是来看我女婿的。’唐氏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依然很客气地送他出门。”
“我们迁出华安大厦之后，本以为是日人借用，后来经这位老人家的说明，才知道原来这个房间已被唐绍仪租用，其中有一位朋友心中很不服气，竟然走到华安去交涉，华安当局吞吞吐吐不敢说明真相，只把新租约拿出来给他看，签约的果然是日本人，语气中还隐隐约约表示唐绍仪已经 ‘落水’，那位朋友才无言而退。不久，报纸上隐约透露出新的联合政府正在组织中，并且显示某元老将出任‘总统’。我们朋友间就推测到这位总统的人选，必然是唐绍仪了。”
对于唐绍仪在这一时期的情况，他的第11女唐宝瑢提供了截然相反的情况。她说：“日本侵略者为达到其目的，到处散布流言，暗示唐绍仪将出任伪职。一时谣言四起，其中既有不明真相的猜测，但更多的是故意混淆是非的恶意中伤。父亲的至亲好友都劝他登报辟谣。但他胸怀坦荡，十分干脆地回答说：‘没有必要！谁不知道我唐绍仪的为人？我不愿为虎作伥，造谣也造不倒我。只要身正谣言自息。’”
唐宝瑢还说：“温宗尧虽是他的旧部，但自从温投敌后，父亲即与其断绝来往。尽管温多方设法求见，却始终未能如愿。日人松井和土肥源屡次派人试探，要求会见我父亲，均被严词拒绝。”
关于当时唐绍仪的态度，唐的子侄辈高承元亦留下回忆，与唐宝瑢的说法，也是截然相反。他说：
“予所闻者，乃当时日人方在南京置傀儡的维新政府，为之奴役压榨人民。英、美、法三国以为日人将侵犯其在华利益，欲以兵力干涉，驱逐维新政府，另设中立政府，代行国民政府职权，而选定唐为中立政府之首脑，得唐同意，行将发动（故法租界亦为唐警戒其住宅），时为1938年3月间事。”
高承元回忆说：“予当时方就中山大学讲席之聘，所需参考书籍材料均留在沪（唐之婿陈蓼楚家），故特赴沪运书，陈因引吾谒唐，唐以其事相告，兼邀予留沪相助。吾怯懦，不敢直斥，亦不敢直谏（因我与唐之子唐榴为好友，又与唐之婿蓼楚为同学，故以长者事唐）。但缓词推却，曰：中大开课在即，吾急需回粤上课，不能在宁、沪多停留。唐乃托吾携密函送在港陈友仁（盖欲约陈长外交，后陈拒绝）而别。”
然而，最终土肥原贤二还是与唐见了面。据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检察官顾问的鄂森先生提供的资料，当时土肥原贤二与唐绍仪共接触过两次。
对此，唐宝瑢没有否认，但提供了新的情况。她说：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使父亲改变了初衷，同意接见土肥原。1938年9月上旬和中旬，大姐宝珠和大哥榴先后转道香港来沪，带来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居正和戴季陶5人的亲笔信。信中请父亲设法向日方打听讲和的条件，这样做对国民党政府有几方面的好处：第一，当时父亲在日方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利用他同日方讨价还价。第二，如果事情传出去，由于父亲不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出面，不会损害国民党政府的形象。”
唐宝瑢说：“父亲在接到信后经过考虑，同意与土肥原见面。因为他认为，如果以后被人指责，他有5封信可资证明。”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说：“土肥原最初打算捧出中国革命初期的政治家、政界元老唐绍仪、吴佩孚和靳云鹏三人为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策划他们出马。”
陈存仁说：“虽然‘维新政府’已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但日本方面最高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还不满意，因为他早就拟了一个计划，北方请吴佩孚出山，南方则以唐绍仪作为对象，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这样就可以统治一切了。他们在北方对吴佩孚的笼络工作，做得很明显，而在南方拉拢唐绍仪的计划，却进行得很秘密，一点也没有消息走漏出来。”
1938年9月，土肥原在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陈存仁说：“ 唐绍仪的日常生活是很奢侈的，单单每个月的雪茄烟费用，已堪惊人，就因为开支浩繁，积蓄越吃越短，所以日方和他几度秘密接触之后，他就有点半推半就的意思，并且搬到一座很大的洋房中，草拟改组联合政府的计划，消息秘密得很，当时上海极少人知道。”
陈存仁虽然是位民间人士，却因职业关系，交游广泛，知道许多内幕消息。在回忆中，他曾经说起这座“很大的洋房”：
“那时节静安寺路上有一幢华安合群保险公司的大厦，巍然矗立于跑马厅前面，这是上海一座极著名的建筑物，这大厦除了下面三层作为公司之用外，其余的都租给西人居住，作为公寓。八一三战争开始之后，小部分西人离开上海，但是大部分英美人还未撤退，这座大厦，就有若干房间空出来。”
陈存仁他们，把这里建成了一间高级“会所”：
我有几个朋友，把它租了下来，租约是长期的，以一年为一期。租金相当昂贵，因此这几个朋友，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它作为十个人共有的集合场所，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一早都跑到那边去谈生意、进早餐，我则每天午餐之后，总到那里去午睡，而且因为有热水设备，各人的家眷常来洗澡，晚间大家约点朋友来聚晤倾谈，那里有连着的四问房，所以有时也在这些房间中设席宴客，其中一间房间，常有人打麻将和玩扑克，所以租金的维持，可以应付裕如，尤其是那时上海很少高楼大厦，大家到了这个地方都兴致很好。”
“一天，华安公司当局极诚恳地来和我们商量，要求我们退租迁出，并且允诺给我们一些补贴。我们因为有合约在前，当然严词拒绝，华安当局显得很尴尬，次日又继续派员来讲，说是：‘这不是我们公司爽约，而是日本人指定要这层楼的房间作为他们办公之用。’我们听了这些话，便觉得这个租约无法坚持，于是就在第三天默默无言地退了租。”
“初退租时，我们十个人纷纷通知亲友，再也不要到华安大厦来，免得遭到麻烦，但是百密一疏，有一位朋友的岳父，不知道这件事，他仍然闯到这个房间去，见到房间里的人很多，且都不相识。那位老人家气派很好，所以坐在一旁，有人敬茶递烟，待以上宾之礼。他坐了好久，不见熟人来到，心中正在奇怪，突然有一个书记模样的人来说：‘唐先生现在有空了，请你到里面去谈谈。’那位老人家一时想不起哪位唐先生，施施然地跟了那人进去，看见房中坐着一位正是他的旧友唐绍仪，两人已十多年未见面，当然双方寒暄一会儿，后来唐绍仪问他：‘你想担些什么职位，我可以代你设法。’那老翁一听此言，心知不妙，就说出：‘我原是这个房间的常客，我是来看我女婿的。’唐氏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依然很客气地送他出门。”
“我们迁出华安大厦之后，本以为是日人借用，后来经这位老人家的说明，才知道原来这个房间已被唐绍仪租用，其中有一位朋友心中很不服气，竟然走到华安去交涉，华安当局吞吞吐吐不敢说明真相，只把新租约拿出来给他看，签约的果然是日本人，语气中还隐隐约约表示唐绍仪已经 ‘落水’，那位朋友才无言而退。不久，报纸上隐约透露出新的联合政府正在组织中，并且显示某元老将出任‘总统’。我们朋友间就推测到这位总统的人选，必然是唐绍仪了。”
对于唐绍仪在这一时期的情况，他的第11女唐宝瑢提供了截然相反的情况。她说：“日本侵略者为达到其目的，到处散布流言，暗示唐绍仪将出任伪职。一时谣言四起，其中既有不明真相的猜测，但更多的是故意混淆是非的恶意中伤。父亲的至亲好友都劝他登报辟谣。但他胸怀坦荡，十分干脆地回答说：‘没有必要！谁不知道我唐绍仪的为人？我不愿为虎作伥，造谣也造不倒我。只要身正谣言自息。’”
唐宝瑢还说：“温宗尧虽是他的旧部，但自从温投敌后，父亲即与其断绝来往。尽管温多方设法求见，却始终未能如愿。日人松井和土肥源屡次派人试探，要求会见我父亲，均被严词拒绝。”
关于当时唐绍仪的态度，唐的子侄辈高承元亦留下回忆，与唐宝瑢的说法，也是截然相反。他说：
“予所闻者，乃当时日人方在南京置傀儡的维新政府，为之奴役压榨人民。英、美、法三国以为日人将侵犯其在华利益，欲以兵力干涉，驱逐维新政府，另设中立政府，代行国民政府职权，而选定唐为中立政府之首脑，得唐同意，行将发动（故法租界亦为唐警戒其住宅），时为1938年3月间事。”
高承元回忆说：“予当时方就中山大学讲席之聘，所需参考书籍材料均留在沪（唐之婿陈蓼楚家），故特赴沪运书，陈因引吾谒唐，唐以其事相告，兼邀予留沪相助。吾怯懦，不敢直斥，亦不敢直谏（因我与唐之子唐榴为好友，又与唐之婿蓼楚为同学，故以长者事唐）。但缓词推却，曰：中大开课在即，吾急需回粤上课，不能在宁、沪多停留。唐乃托吾携密函送在港陈友仁（盖欲约陈长外交，后陈拒绝）而别。”
然而，最终土肥原贤二还是与唐见了面。据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担任检察官顾问的鄂森先生提供的资料，当时土肥原贤二与唐绍仪共接触过两次。
对此，唐宝瑢没有否认，但提供了新的情况。她说：
“但是后来发生的事使父亲改变了初衷，同意接见土肥原。1938年9月上旬和中旬，大姐宝珠和大哥榴先后转道香港来沪，带来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居正和戴季陶5人的亲笔信。信中请父亲设法向日方打听讲和的条件，这样做对国民党政府有几方面的好处：第一，当时父亲在日方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利用他同日方讨价还价。第二，如果事情传出去，由于父亲不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出面，不会损害国民党政府的形象。”
唐宝瑢说：“父亲在接到信后经过考虑，同意与土肥原见面。因为他认为，如果以后被人指责，他有5封信可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