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 （三百七十六）
说到“七十六号”，就必须要说两个人，一个是丁默邨、一个是李士群。
丁默邨，1903年生，湖南常德人。
1921年，丁默邨赴上海求学，经施存统介绍加入共青团，旋奉命回到家乡常德发展团组织，后当选为共青团常德地委书记。此后，丁再次回到上海，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丁默邨赴广东，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秘书，参加了北伐。此后，丁脱离革命阵营，适逢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从此丁即专任秘密工作。
1931年，丁默邨被派任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主要任务是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
按：与戴笠的特务处一样，调查科设在上海的秘密单位，也叫“上海区”，并且也同样是调查科最大的外勤单位。原中统特务陶蔚然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上海，曾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因此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中统设在上海地区的单位，在人力上经费上都是最多的一个。
中统在一般省市的单位先称特务室，后改凋查室，在上海则为上海区。
为便于开展工作，丁默邨搞了一份叫做《社会新闻》的刊物。陶菊隐回忆说：
“七七事变前，左翼作家邹韬奋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提倡政治民主和对日抗战，颇受读者欢迎。中统也要办一个刊物来抵制。《生活周刊》，就派丁默邨到上海创办《社会新闻》。这个刊物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
在丁默邨的手下中，就有一个叫李士群的年轻人。
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
据李士群的同乡、也是早年好友的王念勤回忆：“李士群家世居遂昌县城青云路，其祖父李风池以开屠宰店为生，家道小康。李士群早年丧父，家业由其大叔父李金华执掌，李金华因吸鸦片，家业败落。”
同为汪伪特务的马啸天、汪曼云则说：“（李士群）早年丧父，母亲是个农妇，家庭经济情况大约相当于中农。李幼年在本乡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到上海求学，参加了革命。”
大约在1925年前后，李士群来到上海，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读书。李士群的朋友马世淦曾回忆起当年他们认识时的情况：“我与李士群初次相识，是1926年冬在李的同乡、上海大学同学方山的宿舍中。当时李拟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转学上海大学，先搬来与方同住。据方介绍说，李是CP（共产党员）。
马世淦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被蒋介石封闭，李转学没有成功，不再回美专，也没有进别的学校读书，后来当上了蜀闻通讯社记者。”
也是在这一时期，李士群结识了他的同乡叶吉卿。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其妻叶吉卿，也是遂昌人，长李二岁，叶吉卿的家庭经济情况比李好得多，李在上海的生活主要仰给于叶。”
马世淦说：“1928年我进复旦大学读书，李的妻子叶吉卿（当时尚未结婚）和李的妹夫谢云巢（抗战时期投敌后改名为谢文潮，抗战胜利后与叶吉卿一同入狱）亦皆在复旦读书。李常来复旦校外宿舍住。此时李经济相当困难，经常向我借3元5元，顶多10元，有时还有时不还。后来我在上海做生意，他仍做新闻记者，曾为丁默邨主持的《社会新闻》做编辑。他常到我的茶栈里吃饭，叉麻将。他麻将牌总是赢的时候多，另外也还是免不了要向我借点钱，我也总是应付他。他有钱的时候，也邀我到他家里去吃饭。”
按：马世淦后来成为茶商。
马世淦说：“李于1928年起担任蜀闻通讯社记者。他对我说，此通讯社是刘湘出钱做后台老板，什么人都可以骂，只要不骂刘湘就行。并说刘湘头脑简单，梦想做皇帝。”
许多有关李士群的材料中，都说他曾经到苏联学习，而且学的是特工，如果确有此事的话，那么就是这段时间了。不过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没有切实的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
马世淦说：“1928年以后很长时期，李士群的名片上一直印着‘蜀闻通讯社记者’职衔，并以此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他到我茶栈来吃饭叉麻将，对我的朋友都是用记者名片的。”
1932年，李士群被捕并脱离革命阵营，进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为上海区的一名“直属情报员”。从此，他就不在“蜀闻通讯社”当记者了，而改当《社会新闻》“记者”。
换句话说，“蜀闻通讯社”记者是李士群作为中共党员时的公开身份，《社会新闻》记者，则是他作为调查科特务的掩护身份。
马世淦说：“后来李士群对我说他在搞《社会新闻》，并说《社会新闻》是由陈立夫做后台老板，钞票‘麦克麦克’（很多很多的意思）。我曾到过三马路绸业银行大楼的《社会新闻》办公室，看见过丁默邨、唐惠民、翦建午等人。这些人和李士群当时都是陈立夫在上海的C．C系分子。而以丁默邨为头子。
据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投敌后，为了效忠敌人，图得高官厚赏，向共产党组织隐瞒了他投敌事实，反而伪装忠贞，推说他到C.C控制的刊物去工作是一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革命才深入虎穴的。其实李是耍他叛徒的两面手法，想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借此窃取党的情报，向敌邀功。李士群当时和丁默邨朝夕相处，中共地下组织为了给他一次考验，便把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工作，交给了李。”
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并不因此幡然醒悟，相反的却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李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党，不得不对此有所交代。1933年下半年，他与丁默邨熟商之后，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马绍武以代丁。即或党要追究这一错误的责任时，李也可把它推到执行人员的身上，诿卸自己的责任。”
马绍武，本名史济美，1906年生，江苏溧阳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史济美是调查科系统中，为数不多的军校学生之一，也是顾顺章的得意门生。
前面说过，顾投敌之后，徐恩增令他主持培训工作，并给他配了几个助手，让他编写特工教材，不久，顾顺章就搞出了一套“特工丛书”，分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审理工作》、《行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等6册。徐看了深为满意，誉为“特工圣书”。
此后，顾顺章又办了两期特工训练班，第一期是个“精品”小班，学员只有4个人，其中之一即史济美。
1932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对外仍称调查科，并开始在各地建立秘密机构。
11月，史济美被派到上海，成为特工总部最大的外勤单位上海区的负责人，从此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
说到“七十六号”，就必须要说两个人，一个是丁默邨、一个是李士群。
丁默邨，1903年生，湖南常德人。
1921年，丁默邨赴上海求学，经施存统介绍加入共青团，旋奉命回到家乡常德发展团组织，后当选为共青团常德地委书记。此后，丁再次回到上海，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丁默邨赴广东，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秘书，参加了北伐。此后，丁脱离革命阵营，适逢陈立夫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从此丁即专任秘密工作。
1931年，丁默邨被派任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组组长，主要任务是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
按：与戴笠的特务处一样，调查科设在上海的秘密单位，也叫“上海区”，并且也同样是调查科最大的外勤单位。原中统特务陶蔚然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上海，曾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因此以反共为主要任务的中统设在上海地区的单位，在人力上经费上都是最多的一个。
中统在一般省市的单位先称特务室，后改凋查室，在上海则为上海区。
为便于开展工作，丁默邨搞了一份叫做《社会新闻》的刊物。陶菊隐回忆说：
“七七事变前，左翼作家邹韬奋在上海主办《生活周刊》，提倡政治民主和对日抗战，颇受读者欢迎。中统也要办一个刊物来抵制。《生活周刊》，就派丁默邨到上海创办《社会新闻》。这个刊物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极尽诬蔑丑诋之能事。”
在丁默邨的手下中，就有一个叫李士群的年轻人。
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
据李士群的同乡、也是早年好友的王念勤回忆：“李士群家世居遂昌县城青云路，其祖父李风池以开屠宰店为生，家道小康。李士群早年丧父，家业由其大叔父李金华执掌，李金华因吸鸦片，家业败落。”
同为汪伪特务的马啸天、汪曼云则说：“（李士群）早年丧父，母亲是个农妇，家庭经济情况大约相当于中农。李幼年在本乡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到上海求学，参加了革命。”
大约在1925年前后，李士群来到上海，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读书。李士群的朋友马世淦曾回忆起当年他们认识时的情况：“我与李士群初次相识，是1926年冬在李的同乡、上海大学同学方山的宿舍中。当时李拟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转学上海大学，先搬来与方同住。据方介绍说，李是CP（共产党员）。
马世淦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被蒋介石封闭，李转学没有成功，不再回美专，也没有进别的学校读书，后来当上了蜀闻通讯社记者。”
也是在这一时期，李士群结识了他的同乡叶吉卿。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其妻叶吉卿，也是遂昌人，长李二岁，叶吉卿的家庭经济情况比李好得多，李在上海的生活主要仰给于叶。”
马世淦说：“1928年我进复旦大学读书，李的妻子叶吉卿（当时尚未结婚）和李的妹夫谢云巢（抗战时期投敌后改名为谢文潮，抗战胜利后与叶吉卿一同入狱）亦皆在复旦读书。李常来复旦校外宿舍住。此时李经济相当困难，经常向我借3元5元，顶多10元，有时还有时不还。后来我在上海做生意，他仍做新闻记者，曾为丁默邨主持的《社会新闻》做编辑。他常到我的茶栈里吃饭，叉麻将。他麻将牌总是赢的时候多，另外也还是免不了要向我借点钱，我也总是应付他。他有钱的时候，也邀我到他家里去吃饭。”
按：马世淦后来成为茶商。
马世淦说：“李于1928年起担任蜀闻通讯社记者。他对我说，此通讯社是刘湘出钱做后台老板，什么人都可以骂，只要不骂刘湘就行。并说刘湘头脑简单，梦想做皇帝。”
许多有关李士群的材料中，都说他曾经到苏联学习，而且学的是特工，如果确有此事的话，那么就是这段时间了。不过笔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没有切实的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
马世淦说：“1928年以后很长时期，李士群的名片上一直印着‘蜀闻通讯社记者’职衔，并以此身份在社会上活动。他到我茶栈来吃饭叉麻将，对我的朋友都是用记者名片的。”
1932年，李士群被捕并脱离革命阵营，进入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为上海区的一名“直属情报员”。从此，他就不在“蜀闻通讯社”当记者了，而改当《社会新闻》“记者”。
换句话说，“蜀闻通讯社”记者是李士群作为中共党员时的公开身份，《社会新闻》记者，则是他作为调查科特务的掩护身份。
马世淦说：“后来李士群对我说他在搞《社会新闻》，并说《社会新闻》是由陈立夫做后台老板，钞票‘麦克麦克’（很多很多的意思）。我曾到过三马路绸业银行大楼的《社会新闻》办公室，看见过丁默邨、唐惠民、翦建午等人。这些人和李士群当时都是陈立夫在上海的C．C系分子。而以丁默邨为头子。
据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投敌后，为了效忠敌人，图得高官厚赏，向共产党组织隐瞒了他投敌事实，反而伪装忠贞，推说他到C.C控制的刊物去工作是一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革命才深入虎穴的。其实李是耍他叛徒的两面手法，想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借此窃取党的情报，向敌邀功。李士群当时和丁默邨朝夕相处，中共地下组织为了给他一次考验，便把制裁叛徒丁默邨的工作，交给了李。”
马啸天、汪曼云说：“李士群并不因此幡然醒悟，相反的却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李为了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党，不得不对此有所交代。1933年下半年，他与丁默邨熟商之后，想出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杀马绍武以代丁。即或党要追究这一错误的责任时，李也可把它推到执行人员的身上，诿卸自己的责任。”
马绍武，本名史济美，1906年生，江苏溧阳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史济美是调查科系统中，为数不多的军校学生之一，也是顾顺章的得意门生。
前面说过，顾投敌之后，徐恩增令他主持培训工作，并给他配了几个助手，让他编写特工教材，不久，顾顺章就搞出了一套“特工丛书”，分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审理工作》、《行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等6册。徐看了深为满意，誉为“特工圣书”。
此后，顾顺章又办了两期特工训练班，第一期是个“精品”小班，学员只有4个人，其中之一即史济美。
1932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对外仍称调查科，并开始在各地建立秘密机构。
11月，史济美被派到上海，成为特工总部最大的外勤单位上海区的负责人，从此史济美化名为马绍武，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