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 （三百九十一）
在河南的视察工作，出人意料的艰难，由于日寇正逐步南下，交通极为不便，因此乔的河南之行，居然持续了好几个月，才回到郑州。
乔家才刚准备回汉口复命，随即接到通知，即刻赴陕西“督导”工作，乔马不停蹄地又赶赴陕西。到1939年5月间，戴笠又令乔家才赶往甘肃，视察军统甘肃站、兰州特警班和甘肃省会警察局三个单位。
这一大趟跑下来，已经是1939年6月了，乔家才前往重庆见戴笠复命，他后来回忆说：
“重庆发展得实在惊人，民国二十四年我在重庆的时候，一出通远门，只见一片茅棚矮屋，已经是荒凉的郊区。现在连观音岩、上清寺、两路口都盖满房屋，连成一气，马路也开辟了许多条，简直面目全非，有些不认识了。”
见到戴笠，乔家才得知，自己又要外出“视察”了，这次是华北——1938年3月，乔家才离开北平，到1939年6月，一年多的时间，乔几乎跑遍整个中原和西北地区，一天都没有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工作过，就又要回到华北去了。
推荐他担任这个角色的，依然是乔的好友刘培初。乔回忆说：
“回到重庆，才知道要我到华北去视察工作这个任务是培初兄推荐的，当时他正担任军统局的督察主任。这个推荐可不是好玩的，到华北去，要经过许多风险，但是我不能说不去，因为要派一个人到华北去督察工作，我是最合适的人选。现在华北工作的同志，大部份都是老朋友，我去华北，可以带给他们许多鼓励和安慰。”
行前，戴笠在他曾家岩的公馆为乔饯行，戴见乔穿着一套中山装，遂笑问：“你准备穿上这套服装到华北去吗？我看你还是赶快做一套西装吧！”
乔家才说：“是的，我不能穿上这一套衣服到敌后去，但是我的目的地是华北，不是上海。在上海穿西装最合适，在北方穿上一套西装，会引起人家注意的。”
于是，乔做了“一件夏布大褂，一件夏布小衫和一条白布单裤”，作为去华北的“全副行头”。
回到华北，依然要沿着乔出来的那条路，兜个大圈子。1939年6月30日早晨，乔家才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准备乘飞机赶往桂林。
一会儿，戴笠赶来了，乔家才回忆说：“他交给我一封信，要我带到香港，并且嘱咐我，务必在当天晚上递到，因为收信的人将于明天早上离开香港，乘轮船到新加坡。”
接着，戴笠将乔叫到一边，很严肃地说：“王天木的情形，近来不太稳当，好像有很多疑虑。你看到他可以对他说，我对他绝对信任，无论如何，请他放心。”
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乔家才并不知道王天木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王目前究竟在何处工作。所以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天木知道我的态度超然，我说的话，他可以信得过，可以减少他的疑虑。”
于是乔说：“只要我能够看到天木，一定会把戴先生的意思告诉他。”
戴笠又说：“天木这个人疑心太大，我这样对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对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
乔说：“我觉得，由我传达戴先生的意思，一定能够使他相信的，请戴先生放心吧！”
这时乔也该上飞机了，于是戴与他握手，说：“好吧！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来电报！”
乔家才回忆说：“飞机起飞不到一个钟头，机上宣布，飞机发生点小毛病，必须折回成都修理。飞到成都，又说当时修不好，要在成都过一夜，第二天才能再飞香港。这样一来，戴先生交我带的亲笔信件，刚好递不到。他的亲笔信可能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文件，所以在成都的一夜，最使我感觉不安。除了拍发一封紧急电报，报告飞机折回成都修理外，别无其它补救办法。”
7月1日，乔家才离开成都，经桂林、于当晚到达香港。
乔还想着戴笠的那封亲笔信。他回忆说：
“到达香港，我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戴先生交给我的那一封信是白色洋信封，用钢笔直写的，收信地址是‘德辅道中川号’。‘川’三立划写的很靠近，我以为是个四川的川字，‘中川号’一定是个商店的名字，于是，我从德辅道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把每一家店铺的招牌都看遍了，始终找不到中川号这一家店铺。不得已，我用手握住收信人的名字，只露出收信地址，请教一位行路人。他嘴里念着德辅道中一百一十一号，用手指指着前面，指示给我，我才恍然大悟。门牌号数前面加上一个中字，在内地的城市里并不多见，我虽去过香港两次，停留的时间很短，不曾留心把街道分成东中西三段，同时也没有想到，在中文中间的‘川’，是亚拉伯数字，真是一个可笑的错误。等我找到一百一十一号，收信的人果然已经在早上走了，多么使人扫兴，只好把信交给那里的同志，请他们设法转去。”
“那里的同志”即军统局香港站，接待乔家才的，就是戴笠的同乡张冠夫，其时，张在香港站负责庶务。乔回忆说：“浙江张冠夫兄代我买好一张开上海的法国邮船船票，并且发了一个电报，给上海方面的毛万里兄，约定八号在法租界的一家大饭店碰头，由他来找我。”
1939年7月7日，正好是抗战爆发两周年的当天，乔抵达上海，他回忆说：“八号一整天呆在饭店里，等候万里兄来访，一直等到深夜，他还是没有来。我怕发生什么意外，九号一清早离开法租界，迁到英租界，买好开天津的船票，等候开船。”
乔家才回忆说：“轮船驶近大沽口，空气非常紧张，情形显的很严重。轮船停在口外，等候日本人检查。等了两个钟头，才有一只小汽艇载来几个日本人和中国人，上船以后，先是防疫检查，然后个别登记。及至轮船靠岸，乘客登陆，并不准即刻离开，把所有的旅客排成两列，行李放在各人的前面，日本人监视着，由中国人来检查行李，并详细盘诘每一个人，足足蘑菇了三个多钟头，才算完毕。旅客里面只有两个穿西装的，检查的人特别注意，由日本人亲自询问了一遍，当其它的旅客已经离去，他们两个还被留在那里。幸好我穿的是夏布大褂，要是穿上一套西装，今天绝难免掉这场意外的麻烦。”
乔家才没有在天津停留，直接回到北平家里，他回忆说：
“妻对我突然归来，非常惊讶，一见面就楞住了，过了一会儿，才破颜为笑。‘你为什么事先不给我一个信儿? ’妻很抱怨我。‘这样不更有意思么? ’我说。离家只有一年三个月，彼此都感觉到，好像经过了很久很久。”
意外见到丈夫归来，乔太太当然很高兴，然而，她不会想到，过不了多少日子，她就要为自己的这位“地工”丈夫，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河南的视察工作，出人意料的艰难，由于日寇正逐步南下，交通极为不便，因此乔的河南之行，居然持续了好几个月，才回到郑州。
乔家才刚准备回汉口复命，随即接到通知，即刻赴陕西“督导”工作，乔马不停蹄地又赶赴陕西。到1939年5月间，戴笠又令乔家才赶往甘肃，视察军统甘肃站、兰州特警班和甘肃省会警察局三个单位。
这一大趟跑下来，已经是1939年6月了，乔家才前往重庆见戴笠复命，他后来回忆说：
“重庆发展得实在惊人，民国二十四年我在重庆的时候，一出通远门，只见一片茅棚矮屋，已经是荒凉的郊区。现在连观音岩、上清寺、两路口都盖满房屋，连成一气，马路也开辟了许多条，简直面目全非，有些不认识了。”
见到戴笠，乔家才得知，自己又要外出“视察”了，这次是华北——1938年3月，乔家才离开北平，到1939年6月，一年多的时间，乔几乎跑遍整个中原和西北地区，一天都没有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工作过，就又要回到华北去了。
推荐他担任这个角色的，依然是乔的好友刘培初。乔回忆说：
“回到重庆，才知道要我到华北去视察工作这个任务是培初兄推荐的，当时他正担任军统局的督察主任。这个推荐可不是好玩的，到华北去，要经过许多风险，但是我不能说不去，因为要派一个人到华北去督察工作，我是最合适的人选。现在华北工作的同志，大部份都是老朋友，我去华北，可以带给他们许多鼓励和安慰。”
行前，戴笠在他曾家岩的公馆为乔饯行，戴见乔穿着一套中山装，遂笑问：“你准备穿上这套服装到华北去吗？我看你还是赶快做一套西装吧！”
乔家才说：“是的，我不能穿上这一套衣服到敌后去，但是我的目的地是华北，不是上海。在上海穿西装最合适，在北方穿上一套西装，会引起人家注意的。”
于是，乔做了“一件夏布大褂，一件夏布小衫和一条白布单裤”，作为去华北的“全副行头”。
回到华北，依然要沿着乔出来的那条路，兜个大圈子。1939年6月30日早晨，乔家才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准备乘飞机赶往桂林。
一会儿，戴笠赶来了，乔家才回忆说：“他交给我一封信，要我带到香港，并且嘱咐我，务必在当天晚上递到，因为收信的人将于明天早上离开香港，乘轮船到新加坡。”
接着，戴笠将乔叫到一边，很严肃地说：“王天木的情形，近来不太稳当，好像有很多疑虑。你看到他可以对他说，我对他绝对信任，无论如何，请他放心。”
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乔家才并不知道王天木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王目前究竟在何处工作。所以没有多想，只是觉得：“天木知道我的态度超然，我说的话，他可以信得过，可以减少他的疑虑。”
于是乔说：“只要我能够看到天木，一定会把戴先生的意思告诉他。”
戴笠又说：“天木这个人疑心太大，我这样对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对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
乔说：“我觉得，由我传达戴先生的意思，一定能够使他相信的，请戴先生放心吧！”
这时乔也该上飞机了，于是戴与他握手，说：“好吧！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来电报！”
乔家才回忆说：“飞机起飞不到一个钟头，机上宣布，飞机发生点小毛病，必须折回成都修理。飞到成都，又说当时修不好，要在成都过一夜，第二天才能再飞香港。这样一来，戴先生交我带的亲笔信件，刚好递不到。他的亲笔信可能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文件，所以在成都的一夜，最使我感觉不安。除了拍发一封紧急电报，报告飞机折回成都修理外，别无其它补救办法。”
7月1日，乔家才离开成都，经桂林、于当晚到达香港。
乔还想着戴笠的那封亲笔信。他回忆说：
“到达香港，我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戴先生交给我的那一封信是白色洋信封，用钢笔直写的，收信地址是‘德辅道中川号’。‘川’三立划写的很靠近，我以为是个四川的川字，‘中川号’一定是个商店的名字，于是，我从德辅道的东头走到西头，再从西头走到东头，把每一家店铺的招牌都看遍了，始终找不到中川号这一家店铺。不得已，我用手握住收信人的名字，只露出收信地址，请教一位行路人。他嘴里念着德辅道中一百一十一号，用手指指着前面，指示给我，我才恍然大悟。门牌号数前面加上一个中字，在内地的城市里并不多见，我虽去过香港两次，停留的时间很短，不曾留心把街道分成东中西三段，同时也没有想到，在中文中间的‘川’，是亚拉伯数字，真是一个可笑的错误。等我找到一百一十一号，收信的人果然已经在早上走了，多么使人扫兴，只好把信交给那里的同志，请他们设法转去。”
“那里的同志”即军统局香港站，接待乔家才的，就是戴笠的同乡张冠夫，其时，张在香港站负责庶务。乔回忆说：“浙江张冠夫兄代我买好一张开上海的法国邮船船票，并且发了一个电报，给上海方面的毛万里兄，约定八号在法租界的一家大饭店碰头，由他来找我。”
1939年7月7日，正好是抗战爆发两周年的当天，乔抵达上海，他回忆说：“八号一整天呆在饭店里，等候万里兄来访，一直等到深夜，他还是没有来。我怕发生什么意外，九号一清早离开法租界，迁到英租界，买好开天津的船票，等候开船。”
乔家才回忆说：“轮船驶近大沽口，空气非常紧张，情形显的很严重。轮船停在口外，等候日本人检查。等了两个钟头，才有一只小汽艇载来几个日本人和中国人，上船以后，先是防疫检查，然后个别登记。及至轮船靠岸，乘客登陆，并不准即刻离开，把所有的旅客排成两列，行李放在各人的前面，日本人监视着，由中国人来检查行李，并详细盘诘每一个人，足足蘑菇了三个多钟头，才算完毕。旅客里面只有两个穿西装的，检查的人特别注意，由日本人亲自询问了一遍，当其它的旅客已经离去，他们两个还被留在那里。幸好我穿的是夏布大褂，要是穿上一套西装，今天绝难免掉这场意外的麻烦。”
乔家才没有在天津停留，直接回到北平家里，他回忆说：
“妻对我突然归来，非常惊讶，一见面就楞住了，过了一会儿，才破颜为笑。‘你为什么事先不给我一个信儿? ’妻很抱怨我。‘这样不更有意思么? ’我说。离家只有一年三个月，彼此都感觉到，好像经过了很久很久。”
意外见到丈夫归来，乔太太当然很高兴，然而，她不会想到，过不了多少日子，她就要为自己的这位“地工”丈夫，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