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見證集锦:传教士与中国

CHRIS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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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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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1860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宣教工作。随著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

一.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的状况

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

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估计在这一时期,教会小学有50所,入学人数在1000人左右。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1>年美国传教士布(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

从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同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种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丅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丅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二.传教士对中国留学活丅动的推动

近代的留学丅潮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的。1846年9月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课堂上说,想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著黄宽和黄胜也站了起来。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

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著,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也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在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

清政丅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最早向政丅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

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丅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丅动延续下去。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去美国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美国政丅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数。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丅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丅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丅国政丅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

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丅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三.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

早在鸦丅片战争以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丅国政丅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丅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除了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其它的教会大学也开始陆续招收女子入学。到192丅0年,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

十九世纪廿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丅保种”,使国富强。
 
四.基督教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

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1>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义和团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

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丅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差会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

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司徒雷登骨灰为何安葬杭州

作者:蜀人三只眼

编者按:2008年11月17日,在去世整整46年之后,司徒雷登骨灰自美国华盛顿迁葬杭州半山安贤园。相信多数人知道司徒雷登,还是因为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篇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评论文章中,司徒雷登被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大遭讽刺,“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我国也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之前,曾创办并担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和校务长。此番迁葬,可说是魂归故里。
司徒雷登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特别是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员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司徒雷登都被作为了美帝国主义的象征。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对司徒雷登进行了一些实事求是的研究,逐步还原司徒雷登的真实面貌。

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可以说是魂归故里。杭州,既是司徒雷登的出生地,也是他儿时生长和青年时工作过的地方。同时,杭州还是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的安息地。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曾在杭州开办过学校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在杭州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司徒雷登是长子。从1876年到1887年,司徒雷登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度过了他的童年。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曾这样写道:“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郊游,在杭州秀丽的湖光山色中徜徉。春天,漫山遍野盛开着杜鹃花。我们举行野餐,采摘草莓。夏天,我们到山里阴凉的古庙里避暑,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极富诱惑力的探险。”11岁,司徒雷登被父母送回美国读书。28岁,他以传教士的身份携新婚妻子重返杭州,直到四年后赴南京金陵神学院任职,并从此与中国的教育事业和中国政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的一生是复杂而多面的。他既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张学良、李宗仁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关系甚笃,又曾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座上客。从1876年6月24日在杭州出生,到1949年8月返回美国,除去在美国求学的17年,司徒雷登在中国前后共生活了56年之久,所以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我认为,司徒雷登的一生有着六大功绩和两大过失。

辛亥革命爆发时,司徒雷登是派驻中国的传教士和美联社的特邀记者,他成为向国外报道中国辛亥革命,并将其誉为“中国独立战争”的第一人。

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为将燕京大学建设成为与北大、清华齐名的一流大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司徒雷登是反法西斯的勇士。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南迁内地,组建西南联大,燕京大学一直坚守在北平。他因支持燕京大学师生的抗日活动而被日本宪兵关押了三年零八个月。在被监禁期间,他把所有背诵下来的中国成语翻译成了英文小册子。

年逾古稀之际,他在中美两国和国共两党舆论的一片赞誉声中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行径深恶痛绝。1949年,在国民党节节溃败之际,他拒绝随国民党政府南撤广州,并敦促美国政府率先承认共产党政权。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秘密邀请他北上,由于美国政府的反对,使中共与美国之间的高层接触稍纵即逝,他不得不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无奈离开中国。
司徒雷登返回美国之后,虽然遭受麦卡锡主义的残酷迫害,但仍然坚决反对美国右翼“一中一台”分裂中国的言论。
司徒雷登一生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当然,司徒雷登也有他自身的局限性。司徒雷登是传教士,他从意识形态上对马列主义带着很深的偏见,并多次发表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言论。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期间,代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立场,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持偏袒的态度。也正因此,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对司徒雷登在美国对华政策上所代表的角色给予了严厉批判。

回到美国仅3个月,司徒雷登一病不起,严重的中风后遗症使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13个春秋。那时,司徒雷登身边没有亲人相伴,他的妻子在他50岁时病逝于北京,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从年青时便追随在他身边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及其家人照料。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向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上辞呈,提出因健康原因,希望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3天后,杜鲁门在给他的回信中,对他在中国期间为增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给予极高的评价。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一边请人翻译,一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12月1日出版了中译本。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国大陆也分别出版了司徒雷登回忆录的中译本。可见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在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时,司徒雷登立下遗嘱,请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妻子的墓地旁。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因心脏病突发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

1973年和1974年,应周总理的秘密邀请,傅泾波先生两次回国,并两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在燕园的请求,但都未获得明确的答复。1986年1月,傅泾波亲笔上书邓小平再次提出司徒雷登骨灰回中国安葬的问题。同年6月底,中央书记处做出批复,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他在燕大时的故居临湖轩。后傅泾波先生因健康原因始终未能再次回国,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之事也就此搁置下来。自傅泾波先生1988年去世后,司徒雷登的骨灰一直由傅的女儿傅海澜女士供奉在家中,直至今年11月17日上午,在他去世46年之后,得以在杭州半山安贤园落土为安。

我在撰写《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一书时,负责北大外事工作,为落实司徒雷登骨灰安葬一事,做了一些调查研究,还多方打听司徒雷登夫人骨灰的下落。据司徒雷登回忆录记载,他的夫人1926年病故后,被安葬在中关园的墓地。为此,我专程前去实地查找。文革前,北大在中关园建宿舍,把原先的墓地迁出去了。由于当时没留下任何文字记载,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些墓葬到底被迁往何处。当时,我分析也可能会就近迁到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也曾两次前去查过万安公墓的档案,可依然一无所获。听万安公墓管理处主任介绍,北京还有一处专门的外国人墓地,他会帮我留意,继续查找下去。我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找到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迁回杭州,让他们伉俪得以在西子湖畔永远相依相伴。

在司徒雷登骨灰的安葬仪式上,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先生发表感言说:“中国是司徒雷登先生热爱的国家。他出生在杭州,今天回到这里,完成了他的人生旅途。他相信教育是加深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对此,我深有同感。

中华读书报(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难以道别的司徒雷登

作者:齐宏伟



浙江经视四集大型人文纪录片《司徒雷登先生》近期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令很多刚庆祝了燕京大学九十年校庆的校友奔走相告,观众们也第一回见到了一个别样的司徒雷登。

之所以说“别样”,是因国人对他早有了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偏见是由入选中学语文课本的《别了,司徒雷登》带来的,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他在我们脑海中就这样被定型了。一九六七年版《毛泽东选集》对此文还有一条注释说,“他一向是美国对华文化侵略的忠实执行者。”

殊不知,同样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一篇演讲》,原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奇怪的是,这段文字总被无情删除,不见天日。

但总有热爱真相的人们。二OO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贤陵园文星苑,美国驻华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长均出席安葬仪式。六十年来关于他的争议也该尘埃落定,该还世人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了。这正是《司徒雷登先生》摄制组北上南下、国内国外辛苦拍摄的初衷。显然,《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说司徒雷登“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是不公平的。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六年,创办了著名的燕京大学,又留下遗嘱愿埋骨中国的人来说,这份爱要怎样假装出来呢?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这份爱。他怎么可能爱得那么痴情,那么愚蠢,那么义无反顾?而这也正是《司徒雷登先生》的纪录片仍然未能解释清楚的地方。


无缘无故,重返中国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即写:“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晚年长期照顾司徒的傅泾波及其女儿傅海澜回忆,这位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国的方向,身在美国心却盼着回中国,在他心底,他仍执拗地以中国为家,哪怕这个国家如此深地误解着他甚至伤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国有关的物件,卧室墙壁上四处挂着燕京大学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十一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到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后来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

一八八七年他回到美国,一八九三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一八九六年他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一八九九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他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

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于是才有了后来四十五年之久在中国的经历。

这份超凡脱俗到无缘无故的爱,直到今天我们还感到陌生。六年前,我到贵州凯里采访一对夫妇,他们放弃在美国的绿卡,跑到偏远的凯里长期住在那儿,从海外募捐资金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苗族孩子,让他们不至于辍学。我住了一周,看到他们帮助了几十个孩子,有的孩子到广州去当乞丐,被他们找回来继续上学。这些善举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理解,后来他们被劝退了。面对我的提问,那对夫妇回答:“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信仰让我们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燕园之美,何以支撑

这样的话同样体现在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是我见过的最深邃美丽的校训。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关键是燕大的首任校长和校务长就是这样的人。一九O四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一九O七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一九O八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一九O二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一九一九年五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他用不到十年时间,便把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办成一所闻名世界的综合性大学,获得哈佛大学的认可,两者还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燕大教师包括吴雷川、周作人、张东荪、冯友兰、俞平伯、谢冰心、钱穆、顾颉刚、钱玄同、赵紫宸、陈垣、埃德加·斯诺等,可谓群英荟萃。

一九二二年,他又为燕大找到清华园对面未名湖畔的新址。为了新校舍,这位司徒校务长披荆斩棘,聘请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中国文化理念设计建筑,建成了当时中西合璧的美丽的燕园。

到一九三七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二百五十万美元。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燕大总预算为三·五万美元,有百分之八十七来自教会捐助。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预算为二十一·五万美元,教会捐助达百分之十四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百分之五十五。

燕大有钱,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哪怕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泾波家中,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据统计,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燕大办学仅三十三年,注册的学生达九千九百八十八名,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十二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十一人,各学科带头人超过一百人。“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生。“二战”结束,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派出的三位记者均出自燕大。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代表团二十一人集中了当时中国的精英,其中燕大毕业者竟达七人之多。


无处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并入北大。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里边提到,“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泾波一九七三和一九八四年两次访问北京,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一九八六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

一九八六年六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

据《司徒雷登与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两书作者沈建中介绍,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于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中美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一九八八年,傅泾波带着遗憾在美国病逝,去世前还在念叨此事。

毕业于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二OO一年四月在新华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在附录中他呼吁:“过去的燕园曾经培育出无数英才,其中不乏蜚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如今的燕园更成为中国首席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所在地。但是这位燕园的策划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凄冷地等待着,何时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划经营并曾誉满全球的美丽燕园与他的爱妻长相厮守?”

随着“暂缓办理”,中美关系已入新局,国人重新认识传教士“带着爱来中国”和“用生命爱中国”的情怀,对他们的贡献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谋求和理想主义精神及处处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的义举并建议蒋介石退休的提议……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为安。

于是,傅泾波后人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毕竟是杭州,不仅没有拒绝,反而积极欢迎司徒雷登的归来。沈建中更是出书赞成,他在《司徒雷登与西湖》中认为司徒出生在杭州,会讲一口杭州话,又是杭州的荣誉公民,家庭成员中,父母和两个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滨,耶稣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讲过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园,杭州当是首选。此书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于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说:“偌大的燕园,竟容不下一个司徒雷登!”


有憾,但无悔

究其实,这并非仅只一安葬问题,许多到中国的传教士都有这样的心志:要死在中国。因为“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心志,同样是我们感到陌生的。爱,就是要花时间经营,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试想,若没这份爱,司徒雷登怎会在日本人占领北京后还坚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监狱中坐牢三年半?当时并不是有国难回,司徒雷登却自己选择守在战火频仍的中国,跟中国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国终于有勇气凭良心说话,承认自己对不起司徒雷登,对不起这位为中国活了一辈子的美国人。国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面对人家的“涌泉”之恩,我们“滴水”回报也没有,到现在还在猜疑他办学的动机,还有人抱着他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象征”的观点不放。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一边倒要反美拥苏,于是只好对司徒雷登坐等解放军进南京、积极奔走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才乘飞机离开中国的举动视而不见。

既然燕园已无司徒雷登,既然有人认为凡是毛主席点名批评的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我决定还是去杭州寻觅一下司徒雷登的踪迹,也凭吊这位甘愿死在中国的“好人”——这是燕大校友们给他的评价。

跟几年前比,杭州堵车严重多了。七弯八绕才找到那条叫“耶稣堂弄”的小巷,不管从中山北路这边还是银泰百货那边进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边说他是传教士和外交官,而忘了写上他更是教育家。在中国,他贡献最大的还是教育。

他原来的故居占地四千一百三十八亩,他就出生在这儿,现在只剩下一座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中西结合的二层小楼,里边有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获赠的杭州市“荣誉公民”的金钥匙。还有许多友人在他过生日时赠送的字画,以及国民政府的褒奖令等等。

其实,原来的住宅早被拆掉了,这一座小楼是复建的。二OO一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二百四十万元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顶着压力修复故居。修复后的住宅为二层,顶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顶,上覆小青瓦,倒也别致。只是墙上配着一幅天主教圣母的画,显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东北郊安贤陵园,这里苍松翠柏,流水潺潺,飞瀑四溅,风景宜人。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字样。不过,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张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说他相信永恒,相信灵魂不朽,从那不朽的岸边,他回望到这块他回不来但最终还是回来了的土地。

他晚年极钟爱这首诗:“我要这样地死去/漫漫时日使命已履/已得酬报的我心中有一只岁暮百灵在歌唱/让我皈依那宁静西方/像日落,死得灿烂、安详。”

回南京的车上,同胞们的争吵声中,我还在回想他那释然眼神和灿烂笑靥。我记起一个登山家的故事。人们责备他为什么总要离家外出,他说:“不为什么,因为山在那边。”若有人问司徒雷登为什么一定要来中国,我想他也会说:“不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那边。”

有憾,但无悔。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报,因他不是为了果效,而是为了心中那不灭的信念和伟大的爱。从一八七六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份爱还在激荡,让人终还是无法挥手道别。


摘自《南风窗》2010-2-11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2/situleideng_nanfengchuang.htm
 
三十九 戴德生(Hudson Taylor公元1832-1905年)
  戴德生是中国内地会的创造人。他自一八五三年来华直至卒年,倾其毕生于中国福音事工。他对神绝对的顺服和信靠,给内地会的建树和中国教会的产生,带来神丰富的祝福。
  戴德生出生在英国约克郡。他尚在母腹时,父母已将小孩奉献给主。做婴孩时,父亲天天抱着他,跪着向神祷告,小孩稍长,父母教他每日读经祷告,德生学会每日早餐前与黄昏时,走入自己房间去单独亲近神,发觉这是快乐的秘诀。德生自幼就常听父亲和爱主的朋友讲论海外布道,尤其是当时四万万人民的中国之需要,父亲感叹地说:“我们为什么不派传道人到中国去?这么多的民众,精明强干博学的民族该成为我注意的目标啊!”全家屡读巴彼得的书《中国》。此事深深印在小德生的心里,也就在彼时,他立志要来中国传道。
  十七岁时,戴德生清楚得救。他渴慕追求主,要报答主的大恩。在一次祷告中,一种庄严深刻的感觉终于临到,他知道他的奉献已蒙悦纳,神的同在极其真切,他俯伏在地,心中充满对神无限的畏惧,又感到无限的喜乐。同年,他里面清楚神的呼召,忍痛舍弃爱情,坚决到中国去传道。
  戴德生一生对神绝对顺服,在最危难时仍不失信心。一八五九年,亦即他在中国布道的第七年,派克医生因要事回英国,将宁波的医院和门诊转交给戴德生。戴德生经过恳切祷告,清楚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神的,所以就凭着信心,挑起重任,医院里充满了病人,门诊很拥挤,面对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派克留下的经费只够一月的开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项也快用完,可是接济始终不来。终于,他们开了最后一袋米,并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镇定而满有信心地说:“主帮助我们的时候近了。”全院职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里面附着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赠款的柏迦氏远在伦敦,一点也不知道医院濒临断炊,神感动他,将钱及时供应医院。
  戴德生对神信心之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实,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实,我们就能面对各种困难与危险,而操必胜的信心....作成神的工。”一八七六年九月,准备进入中国内地未闻福音之九省,几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却带八名宣教士复去中国,拓展内地工作。当时中英关系紧张,许多人劝他作罢。有人说:“恐怕你一到中国,就要回来。至于派人到遥远省份,更是谈不到。”戴德生顺服神的感动,照原计划搭船往中国。尚在途中,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大使在烟台签订条约,准英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戴德生因着信,早知神必为他们打开福音方便之门。
  戴德生对神的爱亦体现在他对中国失丧灵魂之爱上。他初来华时,常遭地痞流氓之欺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别人都有枕头的地方,但是戴德生游行布道,遭人歧视拒绝,甚至不得不夜宿街头庙前。为要方便传福音,他不愿别人之误会和轻视,毅然改着中装染发蓄长辫。一八六六年,扬州的绅士反对西人住在本城,他们诬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动一群地痞流氓闹事。暴徒冲入他们的住处动武,李德教士为救戴夫人,眼被一块砖击伤,戴夫人从二楼跳下,摔伤脚,流很多血,女秘书跳楼时伤了左臂。他们的东西几乎被抢光。戴氏去请来官兵,暴徒才离开,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几番,受尽煎熬。事过后,戴德生和大家满心感谢,因为被算是配为主耶稣的名受辱。一点无报复之心,也不要求赔偿,只盼望早日再回扬州传福音。哪怕性命受威胁,都不能动摇他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心志。
  确实,他把生命也为中国舍了,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国夭折,他的爱妻亦病死于中国。他并不是不爱惜幼嫩的子女,他并不是忍心让爱妻积劳成疾,乃是他的心为内地无数未得救的灵魂所焚烧。
  基于这焚烧的爱,戴德生创办了中国内地会。内地会并不在基督之名已被传开之沿海城市传福音,而要深入内地,叫没有听见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在经济上,戴氏坚持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说:“出来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赖神的供应。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他的信心是大的,神给内地会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从英国回中国时,带来二十二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内地会已在中国设立了五十个教会,训练了不少中国同工。到他离世的一年,内地会宣教士已增至八二八名,散布中国十八个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云南。信而受浸者达二五零零人。由于戴德生在各国的演讲,美国、德国、瑞典、挪威、瑞士、芬兰、意大利等国均有宣教士响应及加入。戴德生给内地会;带来极大的祝福,一粒麦子落在地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内地会宣教士继承戴氏遗风,多不畏艰难,工作深入穷乡僻壤,给中国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传道者数以万计。戴德生以他牺牲的爱,为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神的信心和对中国教会的卓越贡献,永垂教会史册,为后代信徒之表师。他的一生证实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http://c-highway.net/book/renwu10/1012/zhuanji21-40.htm
 
[FONT=宋体]传教士与中国之最

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 。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湘雅医院,齐鲁医院,协和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 传教士与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 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0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7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
  
    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8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
  
    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9 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
  
    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

  10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
  
    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11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
  
    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12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13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
  
    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1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 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
  
    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1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
  
    人们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两所当时很著名的农学院,金陵和岭南农学院.这两所基督教农学院把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两位美国传教士,曾经将美国大花生引入山东,成为20世纪山东重要的经济出口作物.倪唯斯还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苹果\梨\香蕉等与中国的本地产品进行嫁接,创造出新的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这位传教士的杰作,可惜,我们很少知道著名的烟台苹果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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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 15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
  
    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
  
    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 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 ”、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 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 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 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 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 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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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在 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 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掩盖和抹煞。由於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 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我想,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文 字的通俗化

中 囯当时通用的文 字是文言文,与民 众曰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珐正常地阅读和写作。那时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 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 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 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 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 音单张。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 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 英囯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 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 解基本信 仰的通俗小册子,免 费分发给中 囯人。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珐。例如,历 史上第一位中 囯籍牧 师梁发所著的福 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liú传,影响了许多人。到1860年,大约有一百万份福 音单张分发出去,18 90年增至近二百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三百七十万份。这些文 字不只传播了福 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 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 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

西 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 囯教育近代化的发端。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 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 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 音、培养信 徒信 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马礼逊初到中 囯时,中 囯尚不允许外囯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教 堂和学校。所以他和米怜、梁发等人,於1816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哗书院”,开了中 囯基 督教教育的先河。从那以后,特别是1842年的鸦 片战争之后,西 方式的近代化学校就随著西 方传教士的足迹,在中 囯大地上兴旺起来。

在 1876年,还只有不到六千名学 生在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而到了188 9年就增 加至近一万七千名。那时候,进外囯人的学校还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所以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大多是生活无著的贫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遗弃或失去父母的liú浪 儿。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教 会学校已经蔚然成风,曰益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所追qiú的目标。远在1905年清朝朕 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传教士们就早已为中 囯教育制 度的近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们也同样是中 囯近代专 业教育的先行者。清 华大学、燕京大学、圣 约 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名校,都是西 方传教士所创办的。

中 囯人出洋留学在今天已不是新鲜事,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很多王公贵 族宁愿砍头,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蛮邦”去。而开创中 囯人出囯留学先例的,同样是西 方传教士。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中 囯留 学 生叫容闳,他於1847年被一位美 囯传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美 囯东北部的康乃狄克州,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完成学业。他回囯后说 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 会学校选召一百二十名小留 学 生,於1872年由他qīn自带领去美 囯学xí。自那以后,中 囯各地出囯留学的人便逐渐增 加。到上世纪初,出囯留学已经成为各阶层青年学子争相追qiú的人生目标之一。

让国人直接认识真 理

新 教(更正教)传教士,秉承马丁路德宗 教改 革的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的通行语言,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 帝和耶 稣基 督。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献给中 国人的。

第 一位来华宣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於1807年来到中 国后,由於满清政 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 策,使他一时无法从事公开的宣教工作。但他一点都不气馁,马上开始学习中文。很快,他便决定亲手翻译圣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於在1819 年完成了全部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并於1823年出版。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历 史系教授顾长声,在他所著的《传教士与近代中 国》中指出:

“基 督教的圣经全部译成汉文在中 国开始传播,这是天 主 教在华二百多年所没有做的事,而由基 督教(新 教)把它初步译成了。基 督教的全部原始教 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 国,马礼逊是第一人。”(p. 24)

此 外,英国浸信会传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和一位担任澳葡政 府翻译官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费了十六年的功夫,於1822年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译本。后来,又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 国传教士郭实腊(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 国公 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於1840年 前后完成。

到 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怜、麦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James Legge)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谓“代 表译本”。由於参加者对神的名称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 帝”版两种不同的译本。

18 90年,上 海在华传教士代 表大 会通 过决议,准备出版一本全 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并於次年成 立了三个委 员会,分别负责文理(即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译本的翻译工作。其中,“浅文理译本”於1904年出版了新约部份,“文理译本”於1906年出版,而 於1919 年出版的“官话(国语)和合译本”则成为最受欢迎,也流传最广的中文圣经译本。至此,“神的话语”正式成为中 华文化体 系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组成部份,默默地发挥著净化心灵,匡正世 道的功效。

建立中 国教 会

西 方传教士也遵行主耶 稣的嘱咐,为接受了基 督信 仰的中 国人施洗,并建立中 国教 会。初期中 国人对其持有强烈的排 斥态度。马礼逊在开展在华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才有机会为第一位中 国信 徒施洗。从此以后,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主,教 会就这样像一棵纤弱的幼苗一般,在中 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并且日渐茁 壮地成长起来。

就 在1817年 前后,有位印刷工出身的梁发(又称梁阿发),成为中 国教 会史上第一位华裔牧 师,也是马礼逊在文 字、教育和传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从这样一个卑微起点开始,中 国教 会在传教士的辛勤培植下慢慢地成长壮 大,到十九世纪结束时,已经达到信 徒二十多万 人,到1927年达到五十多万 人,而到五十年代初西 方传教士被 迫撤离中 国大 陆时,已经接近一百万。

扶困济危、帮助弱势

传 教士秉承主耶 稣关怀“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太》25:40)的精 神,每到一地,都从帮助弱势群 体切入。他们建立孤儿院,收 容孤儿和弃婴。著名的“扬州教案”,就是因“传教士收集婴儿,用他们的肢 体和器官制药”这样一个恶意的谣 言引起的。其实是传教士常常出於爱心收 容孤儿和弃婴,而那些孤儿和弃婴有很多本已身 体虚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的几率必然高一些。一些不明真 相的人看到孤儿院里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出於对外国人的偏 见,就认定他们在虐 杀婴孩。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绪很重的士绅和官 员的怂 恿,便发生了暴 民围 攻内地会驻地的事 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伤。

传 教士不但收 容孤儿和弃婴,而且为他们设立学校,教 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也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成为有能力自立於社 会的人。在抗战期间,两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士为了把她们所管理的孤儿学校的孩子们转移到大后方,竟带著他们从山 东,经过河 南,一步一步地走了数千里路,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直走到陕西某地,才得到了其他传教士的接济。也是在抗战期间,河 南一家传教士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冒著自己被日寇强 暴的风险,保护了在医院里避难的数百名中 国 难 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

救济灾民也是传教士经常做的工作之一,无论哪里发生洪涝灾害,流行疫病或者战争,哪里就有传教士的身影。美 国女传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在山 东传教近三十年。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致使她自己长期营养不良,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七磅。

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

传 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妇女,这对当时的中 国社 会有强大的冲击力。传教士是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发起者。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成了女教 师、女护 士、女医生,给当时的中 国社 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实实在在的榜样。很多人都听说过传教士反 对裹足陋 习的事,其实传教士在反 对童婚、纳妾、奴婢制 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 国社 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

后 来,随著基 督教教育体 系的发展壮 大,全 国各地的教 会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为中 国培养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识份 子,她们和男子一样活跃在中 国的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 律、政 治等各个领域。虽然不能说传教士就是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的唯一推动力,但他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首开风气之先河的功劳,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抹 煞的。

中 国教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独立,到半独立,再到完全独立的发展道路表明,教会是上帝亲手建造的。他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神的子民”在这个黑暗的 世界上“作盐作光”,给迷失的世人新的盼望和新的人生方向。而西方传教士,在把上帝的话语传递给我们中国人,并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上帝的教会中,起到了关 键性的作用。他们是“上帝的使者”,并且非常忠实地完成了主耶稣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对此,我们中国人理应对他们抱有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才对,而 不应该用百般的羞辱和侮蔑来对待他们。(只有恶人和野蛮人才会这样做)。他们出於对上帝和对我们中国人的爱,放弃了本国的舒适生活,远离故乡和亲朋好友, 来到中国,甘愿和当时的中国人过同样的艰苦生活,甚至贡献出鲜血和生命,这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永记不忘的。

作者来自甘肃省,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现住加拿大,在温哥华《真理报》任编辑。
补充一下个人意见:传教士也帮助了当时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早期的民主思想和自由意识奠定了基础。梁启超就是当时最好的例子,他是当时一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书。

中 国教 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独 立,到半独 立,再到完全独 立的发展道路表明,教 会是上 帝亲手建造的。他建立教 会的目的,就是要“神的子 民”在这个黑 暗的世界上“作盐作光”,给迷失的世 人新的盼望和新的人生方向。而西 方传教士,在把上 帝的话语传递给我们中 国人,并在中 国的大地上建立上 帝的教 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是“上 帝的使者”,并且非常忠 实地完成了主耶 稣托付给他们的“大 使 命”。对此,我们中 国人理应对他们抱有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才对,而不应该用百般的羞辱和侮蔑来对待他们。(只有恶人和野蛮人才会这样做)。他们出於对上 帝和对我们中 国人的爱,放弃了本国的舒适生活,远离故乡和亲朋好友,来到中 国,甘 愿和当时的中 国人过同样的艰苦生活,甚至贡献出鲜血和生命,这是很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不忘的。

作者来自甘 肃 省,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现住加 拿 大,在温 哥 华《真 理报》任编辑。
补充一下个人意见:传教士也帮助了当时新一代的知识分 子,为中 国早期的民 主思想和自 由意识奠定了基础。梁启超就是当时最好的例子,他是当时一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秘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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