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作者似乎是一位非基督徒学者。）
浅谈清末民初的北京教会医院
内容摘要：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他们借助西医的优势开始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几十所教会医院，通过推行一些先进科学的医疗理念和慈善医疗措施，使得教会医院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在民间逐渐得到了认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医疗观念，推进了中国医疗机构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富有欧美风格的教会医院还给古都增添了一种新的城市景观，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氛围，成为了古都北京重要的文化特色之一。
关键字：医院；西医；教会医院；协和医院；
清末民初作为全国社会人文中心的北京，医疗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各方面所注重的一个问题，对此近代北京的教会和传教士是如何参与这项活动的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借以考察清末民初北京教会医院的发展以及对于北京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北京教会医院出现的背景
早在明末清初耶稣会的传教士就已经将传教与行医并重的基督教医学文化传统带到了北京。如利玛窦就是在北京以西医治愈的李之藻；再如清初康熙因研究解剖而患疟疾，赖传教士张诚等进献金鸡纳治疗得以痊愈，由此传教士和西药得到了康熙帝的信赖，还被赐予蚕池口教堂。但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康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医学并未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地位，而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取得了在华传播教义、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办学兴医等多种自由权。尤其是创办医院，早在签订《望厦条约》的时候就有可以在通商口岸设教堂、开医院的条例。于是，大批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教会医疗机构。北京也自然成为其中最为关注的城市之一。
教会医院顾名思义是由西方教会或传教士兴办经营的，晚清以后来华的传教士，大多肩负着“救身”、“救人”的双重使命，办医院、办教育，“传教医师”成了近代中国医学界的特殊文化现象。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是纯粹的西医医疗机构，诊疗方式是完全的西医化。虽然说他们是伴随着当时西方殖民者而来，但确实也起到了治病救人的功效，而且这些教会医院的到来也给当时正在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医疗卫生观念和医疗诊治方法。据统计到1936年全国教会医院共计206个，[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分布在全国各地，可见教会医院已经成为清末民初来华的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北京教会医院的发展
“北京地区医疗机构的设立始自金代天会三年(1126)，初设太医院，仅数十人。发展至清代，太医院规模日益壮大，已有百余人，但太医院主要是面向皇室服务。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政府继承宋元设置医药惠民机构的传统，在京师开设有“惠民药局”，“惠民药局”主要是贮备药材调制成药，为军士和普通民众患病时诊病卖药之机构，在遇到疫病流行时，也免费供应某些成药。明末清初，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的善会、善堂组织大量建立，政府方面也给与了一定的支持。这些善会、善堂调动了民间资源，发挥着救治贫苦百姓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调和社会矛盾的作用，故往往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张磊：《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2007年硕士论文，第9页]所以说北京地区本身就有着丰厚的医疗文化的底蕴。
而近代教会医院是伴随着传教士再次来华开始的。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澳门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成为基督教新教在华行医的一个新的开始。1835年来自英国公理会的专业医师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开设了广州眼科医局，很快就得到了一定的认可。鸦片战争以后，大批的西医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并建立了很多教会医院，但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对西医的态度却不是立刻接受的。在北京，教会医院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到一些政府和社会人士的认可。
近代北京教会医院的建立开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伦敦会医生雒魏林（Willian Lockart)(曾创建了上海仁济医院)借英国到北京设立使馆之机，也以使馆医官的身份进入北京。随之开始行医及秘密传教，以后在英国使馆旁开设了一个医疗室，也为中国人看病。后雒魏林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家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同治元年(1862 年)雒魏林建立了北京第一所西医院——北京施医院。来诊所就医的人很多，第一年就接待病人2万多人次。[ 李喜所：《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卷第398页]1864年雒魏林因健康原因回国，由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德贞（Dudgeon John)接任。1865年因英国使馆收回属于使馆的施医院用房，德贞将医院迁至东城米市大街。新医院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院落大门直通大街，对传教和招揽病人极为有利。原有房屋经过粉刷和修缮，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竖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名“双旗杆医院”。“1895年魏女医生于施医院附近设立妇孺医院。庚子之变全院俱毁，1901年权赁铺房依旧开诊，由科龄医士接办，逐渐整理，悉复旧观。1903年更于院侧设大药房一所。”[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值得一提的是德贞在华期间不仅在《中西见闻录》上撰文介绍西医知识，还编译了《全体通考》、《医理杂说》、《解剖图谱》等10多本医学书籍。德贞先后治愈了荣禄、贾祯等数位政府官员的疾病，由此逐渐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清除了西医在北京发展的障碍，施医院在北京的影响也逐渐增大。1871年德贞被聘为京师同文馆的第一任生理学教习，任教长达23年，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官方正式接受西医知识的开端。总之施医院的建立和发展为教会医院在北京打下了良好的开端。
紧接着从1861年到1908年，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十余所教会医院，光绪七年 (1881年)，美国公理会女传教士侯美丽在通州开办诊所。光绪十一年(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安定门内二条建立了一所女子医院。光绪十二年(1886年)，美国美以教会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创立了美国同仁医院，床位约有六十张。光绪十五年(1889)，英国圣公会传教医生艾丽斯在北京开设诊所，主要治疗妇女、儿童疾病，直到1906年，该诊所由兰伯特医生接替，继续开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名原先在内蒙行医的英国伦敦会医生科克伦，逃到北京开设诊所。后来通过行医关系，科克伦博得了慈禧太后及其亲信太监李莲英的好感，并得到了慈禧捐助的白银一万两。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l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英国在哈德门外珠营胡同建立了一所军医院，1901年定名为普仁医院，隶属英国基督教会，当时主要是给英国侨民看病。1901年各国列强同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教会活动得到了有效的条约保证，各国在使馆区附近都相继建立了医院。1901年，法国教会在东交民巷创立了法国医院，约有30 张床位。意大利教会也在东交民巷建立了意大利医院。美国长老会在安定门内头条建立了安定医院。光绪二十九年(l903年)，美国教会在通县新城南门建立了潞河医院。约有33张病床。同年美以美会在哈德门和东交民巷拐角处开设霍普金斯纪念医院，后来该医院增建结核病疗养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德国教会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建立了德国医院，1949年北平解放后改名为北京医院。另外早在1875年美国卫理公会就派遣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的库姆斯（Combs L.)来北京开设了一所妇婴医院，还建有手术室。光绪三十二年(l906年)，美国长老会在安定门内建立了道济医院，就是由妇婴医院与安定医院合并而成，约有70张病床，这就是今天北京六院的前身。在建立道济医院的同时，也建立了北京第一所护士学校一道济医院护士学校。同年英国圣公会也于北京开设卢克医院及诊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国公理会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建立了妇婴医院，病床50张。
除了基督教，天主教也设立了很多教会医院。1886年天主教会就在北京建立了Chala医院。1900年天主教会又设立了一个天主教医院，由数名修女和法国医生主管，为传教士和天主教神学校的学生治病，兼治一些穷人。1902年天主教仁安修女会在西什库建立了万桑医院，约有40张床位。1904年天主教再开东单病院收容贫穷的老年男女病人。
据1919年统计，北京共有公私立医院46所，其中16所由外国人经营管理。[ 甘博：《北京社会调查》第6章《卫生》，（英文）1921年]这些医院设备颇完备，有些医院还可以住院治疗。他们先进的医术受到北京市民的信任。总之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北京的教会医院逐步形成规模和体系。而且通过施行一些慈善医疗措施，使得西医在民间也逐渐得到了认可，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医疗观念。教会医院的建立还使清政府医疗观念发生转变，其标志便是在清末建立的官医院中设立了西医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教会医疗机构不仅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使得中国传统医疗观念得以改变。尤其是在北京这个中国近代的社会人文中心，这个中国近代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教会医院带给古都医疗卫生文化的影响是极其重大和深远的。
三、北京教会医院的特点
因为这些教会医院大都是由传教士直接施医经营或管理，有的还得到本国差会的大力支持而得以聘请国际上的医疗专家，所以相对于中国传统诊所和公立医院来说，北京的教会医院有着设备先进齐全，接诊人数多，诊疗与医学研究并行的一些特点。
设备先进齐全可能是教会医院最主要的特点了，这也是其医疗功能全面和医疗水平高的反映。比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同仁医院在崇文门内东交民巷东口建成新的院舍大楼，这是北京最早出现的西式建筑楼群之一。这里各科医疗力量完备，尤以眼科的水平最突出，院长贺庆（N. S. Hopkins)是美国眼科专家，后来专门建立了一座新的眼科大楼，其中还设立了磨镜室，因而来就诊的人日益增多，声誉日高。再比如上面提到的潞河医院。可以医治的疾病甚多，如一般内科杂症，呼吸系统疾病，营养缺乏性疾病，外科病，眼耳疾病和皮肤病等。可以进行的手术有前臂断肢、拇指截肢、阴茎切除、肿块切除、包皮环切术、针挑鱼刺、骨关节复位、放腹水、脓肿和疖子切开、骨坏死、拔牙等等。可以说高超的医疗技术是教会医院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再说接诊的人数，以最早的北京施医院为例，据施医院科龄医生自述，该院每年就医者不下3万余人。[ 《英医士科龄致庆亲王禀文》，《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2期。]再如1906年创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慈禧太后曾捐输款项，并由政府颁给学位。协和医学院成立时，录取学生45名，成为中国唯一的最高医学校。据1914年报告，初次来诊的有20900余人，复诊的有43500余人，住院男924人，女282人。[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说到诊疗和医学研究并行就不得不说协和医学院，因为它可以作为北京教会医院研究机构的典型代表。进入20世纪以后在华教会更加注重医疗卫生事业并且开始注意医疗研究和医护人员的培养。“1905年伦敦会在东单北大街开设了一所医院和医学校，其他差会如长老会、美以美会、安立甘会等都送学生来医学校学习并在医院实习，各教派每年缴纳款项作为医院和医学校的经费，于是伦敦会创办的医院和医学校便具有了合办的性质，因此1906年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这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伦敦会仍旧是主管单位。到1907年，协和医学院已经拥有了较好的设备，学生53人，教师10人。”[ 左芙蓉：《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史》，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87页]
而当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洛克菲勒正在拨巨款兴办医学事业，作为慈善投资。不久，他表示愿意在中国投资于传教、慈善事业和医学教育。为此，在1909年、1914年和1915年，洛克菲勒曾三次派出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广泛的考察，其考察内容包括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和医院。最终，考察团建议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根据这一建议，洛克菲勒于1914年拨款设立中华医学基金会全力支持这一事业。根据1915年第三次考察团的考察，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重组原北京各教会办的医学校，建立新的医学院，由驻华中华医学基金会用原价将它们的房地产购买过来，投资增建新学校和医院房屋，并担负新组织的一切维持费用。当时几个主要医学校的情况为：北京的协和医学堂在1906年创建，到1914年共毕业38名，有外国教师14人，房屋地皮投资131900美元；北京女子协和创办于1908年，五年制。1916年2月14日，美国纽约大学管理部发给这个新校办理医学教育的凭证，并任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麦克林医生任新校长兼内科主任教授。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以20万美元从伦敦会购得原协和医学堂的全部产业，又以12.5万美元购得东单三条胡同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巨资进行新校的建设。新校和医院房屋的设计建筑都由美国人负责，从1917年到1921年，建筑工程进行了4年之久。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学校全部建筑外部造型为宫殿式，画栋雕梁，琉璃瓦顶，均为高级建筑材料。而内部则为现代化装备，病房、教室、实验室等均符合实用需要。学校有独立的完整的动力系统，电力、水暖、冷冻、煤气、自来水、压缩空气系统等一应俱全。除学校建筑群之外，还在附近外交部街及北极阁两处建有小楼30余座，供高级教职员居住，并有学生宿舍，共55幢建筑。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还为新校物色了一批教学人员，他们多数来自英、美、加拿大，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国人。从接办到1921年期间，共聘请了151名高级人员，其中外国人共123名，中国人中有25名曾在国外接受教育。医学院全部采用英文授课，协和医院为其直属医院。
协和医学院步入正轨后，由于受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改革潮流的影响，其办学模式基本上是以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为培养高水平的医学人才，该校实行八年学制，包括三年医预科。在培养医本科人才的同时，还开办了高级护士学校。在人员的选拔方面，协和医学院的要求极为严格。在强调重质量而不重数量原则的指导下，该校每年招收医学生和护士学生均不超过30人。因为学校当初的设计规模仅为每年25名，最多不超过50名。医学生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特别是在第一、二学年，由于学习成绩差或健康等原因而留级或转他校者，往往占入学人数的三分之一或更多；学生的录取不仅凭入学考试的分数，还要参考其医预科的学习成绩和推荐情况。可以说，无论是考入协和还是在这里完成学业，都是非常艰苦的。不过这也是与其身价相匹配的，因为协和是在美国纽约州立案的，其毕业生的羊皮文凭上有纽约州长的亲笔签名。在教学方面，协和从开办之初即明确要用英文教学，其理由是英文可以直接吸收世界医学知识，也是进行国际交流的必要工具。另外，该校强调启发式教学，理论结合实践。学生从本科一年级起，就有机会得到关于科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训练，如生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科，均安排学生做一些实验室研究和动物试验。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学习查阅文献、写综述、独立设计实验、收集和分析资料，写出英文论文，目的是使学生对科学研究工作有初步的认识。更难得的是，为了培养专才，协和每年都会有计划地派遣一些已有数年工作经验的优秀青年医师、教师和护士到欧美各国进修深造，一切费用均由学校负担，一般为期一年或两年，期满返校继续任职。这种制度为青年医师和教师提供了提高业务水平和更新知识的良好机会。
可以说协和医学院成为北京教会医院的一个集大成者，它在当时被誉为“具有临床前和临床教学与科研所需的一切设备的第一流医科学校”。更重要的是该校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大都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界的骨干力量。为整个中国医疗卫生水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将北京教会医院文化推进到了顶峰。
这里笔者想顺便说一下教会医院的经费问题，因为经费问题是医院各项活动的基础，也是能够达到以上特点的一个保证。而且教会医院的经费收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它的性质和主旨。“教会医院的经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各种捐款收入，一部分来自医院的收费。早起开设的教会医院一般不收费，目的是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群众信教，因此靠捐款维持。进入20世纪以后，教会医院的收费办法逐渐改变，实行了就地募捐、以富养贫的办法。多数医院是在中国向有钱人募捐建造的，对有钱的病人收取昂贵的医药费，补贴对贫民医药费的减免。”[李喜所：《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卷第126页]另外国差会本部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早期的教会医院本身就是由教会直接开创的，属于教产的一部分，直至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医院才同其他基督教社会事业一样在经济上逐步世俗化、本土化了。
四、北京教会医院的贡献和意义
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早期，借医传道曾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随着传教医师的到来，同时建立了各种医疗机构，如教会医院和教会医学院等。客观上教会医疗机构也为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教会医疗机构因其浓厚的宗教背景，也决定了其福利性的一面，处处体现着基督教倡导的人文关怀，通过奉献和仁爱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
而对于古都北京来说，教会医院在近代以来的北京医学发展进程中反映出来的突出地位和作用是无法替代的。教会医院对推动近代北京地区社会文化变革；对推进近代北京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对保障近代北京广大市民健康的作用都是无法替代的。
而且教会医院把西方先进的医术、医药及现代医院制度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中西文化的相遇、碰撞和融合。对于今天城市医疗卫生体系的对外文化交流也仍然具有可借鉴的价值。
参考文献：
李喜所：《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袁熹：《1840-1849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
左芙蓉：《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史》，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
张磊：《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2007年硕士论文
http://www.booksforest.com/thread-26574-1-1.html
浅谈清末民初的北京教会医院
内容摘要：鸦片战争之后，大量的传教士通过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他们借助西医的优势开始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几十所教会医院，通过推行一些先进科学的医疗理念和慈善医疗措施，使得教会医院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在民间逐渐得到了认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医疗观念，推进了中国医疗机构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富有欧美风格的教会医院还给古都增添了一种新的城市景观，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氛围，成为了古都北京重要的文化特色之一。
关键字：医院；西医；教会医院；协和医院；
清末民初作为全国社会人文中心的北京，医疗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各方面所注重的一个问题，对此近代北京的教会和传教士是如何参与这项活动的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借以考察清末民初北京教会医院的发展以及对于北京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北京教会医院出现的背景
早在明末清初耶稣会的传教士就已经将传教与行医并重的基督教医学文化传统带到了北京。如利玛窦就是在北京以西医治愈的李之藻；再如清初康熙因研究解剖而患疟疾，赖传教士张诚等进献金鸡纳治疗得以痊愈，由此传教士和西药得到了康熙帝的信赖，还被赐予蚕池口教堂。但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康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医学并未在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地位，而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取得了在华传播教义、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办学兴医等多种自由权。尤其是创办医院，早在签订《望厦条约》的时候就有可以在通商口岸设教堂、开医院的条例。于是，大批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教会医疗机构。北京也自然成为其中最为关注的城市之一。
教会医院顾名思义是由西方教会或传教士兴办经营的，晚清以后来华的传教士，大多肩负着“救身”、“救人”的双重使命，办医院、办教育，“传教医师”成了近代中国医学界的特殊文化现象。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是纯粹的西医医疗机构，诊疗方式是完全的西医化。虽然说他们是伴随着当时西方殖民者而来，但确实也起到了治病救人的功效，而且这些教会医院的到来也给当时正在变革中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医疗卫生观念和医疗诊治方法。据统计到1936年全国教会医院共计206个，[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分布在全国各地，可见教会医院已经成为清末民初来华的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北京教会医院的发展
“北京地区医疗机构的设立始自金代天会三年(1126)，初设太医院，仅数十人。发展至清代，太医院规模日益壮大，已有百余人，但太医院主要是面向皇室服务。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政府继承宋元设置医药惠民机构的传统，在京师开设有“惠民药局”，“惠民药局”主要是贮备药材调制成药，为军士和普通民众患病时诊病卖药之机构，在遇到疫病流行时，也免费供应某些成药。明末清初，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的善会、善堂组织大量建立，政府方面也给与了一定的支持。这些善会、善堂调动了民间资源，发挥着救治贫苦百姓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调和社会矛盾的作用，故往往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张磊：《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2007年硕士论文，第9页]所以说北京地区本身就有着丰厚的医疗文化的底蕴。
而近代教会医院是伴随着传教士再次来华开始的。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澳门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成为基督教新教在华行医的一个新的开始。1835年来自英国公理会的专业医师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开设了广州眼科医局，很快就得到了一定的认可。鸦片战争以后，大批的西医传教士得以进入中国，并建立了很多教会医院，但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对西医的态度却不是立刻接受的。在北京，教会医院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到一些政府和社会人士的认可。
近代北京教会医院的建立开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伦敦会医生雒魏林（Willian Lockart)(曾创建了上海仁济医院)借英国到北京设立使馆之机，也以使馆医官的身份进入北京。随之开始行医及秘密传教，以后在英国使馆旁开设了一个医疗室，也为中国人看病。后雒魏林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家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同治元年(1862 年)雒魏林建立了北京第一所西医院——北京施医院。来诊所就医的人很多，第一年就接待病人2万多人次。[ 李喜所：《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卷第398页]1864年雒魏林因健康原因回国，由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德贞（Dudgeon John)接任。1865年因英国使馆收回属于使馆的施医院用房，德贞将医院迁至东城米市大街。新医院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院落大门直通大街，对传教和招揽病人极为有利。原有房屋经过粉刷和修缮，面目一新，新院有病床30张，医院正门旁竖立了两杆70英尺高的旗杆，因此得名“双旗杆医院”。“1895年魏女医生于施医院附近设立妇孺医院。庚子之变全院俱毁，1901年权赁铺房依旧开诊，由科龄医士接办，逐渐整理，悉复旧观。1903年更于院侧设大药房一所。”[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值得一提的是德贞在华期间不仅在《中西见闻录》上撰文介绍西医知识，还编译了《全体通考》、《医理杂说》、《解剖图谱》等10多本医学书籍。德贞先后治愈了荣禄、贾祯等数位政府官员的疾病，由此逐渐得到了清政府的认可，清除了西医在北京发展的障碍，施医院在北京的影响也逐渐增大。1871年德贞被聘为京师同文馆的第一任生理学教习，任教长达23年，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官方正式接受西医知识的开端。总之施医院的建立和发展为教会医院在北京打下了良好的开端。
紧接着从1861年到1908年，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十余所教会医院，光绪七年 (1881年)，美国公理会女传教士侯美丽在通州开办诊所。光绪十一年(1885年)，美国长老会在安定门内二条建立了一所女子医院。光绪十二年(1886年)，美国美以教会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创立了美国同仁医院，床位约有六十张。光绪十五年(1889)，英国圣公会传教医生艾丽斯在北京开设诊所，主要治疗妇女、儿童疾病，直到1906年，该诊所由兰伯特医生接替，继续开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名原先在内蒙行医的英国伦敦会医生科克伦，逃到北京开设诊所。后来通过行医关系，科克伦博得了慈禧太后及其亲信太监李莲英的好感，并得到了慈禧捐助的白银一万两。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l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英国在哈德门外珠营胡同建立了一所军医院，1901年定名为普仁医院，隶属英国基督教会，当时主要是给英国侨民看病。1901年各国列强同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教会活动得到了有效的条约保证，各国在使馆区附近都相继建立了医院。1901年，法国教会在东交民巷创立了法国医院，约有30 张床位。意大利教会也在东交民巷建立了意大利医院。美国长老会在安定门内头条建立了安定医院。光绪二十九年(l903年)，美国教会在通县新城南门建立了潞河医院。约有33张病床。同年美以美会在哈德门和东交民巷拐角处开设霍普金斯纪念医院，后来该医院增建结核病疗养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德国教会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建立了德国医院，1949年北平解放后改名为北京医院。另外早在1875年美国卫理公会就派遣毕业于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的库姆斯（Combs L.)来北京开设了一所妇婴医院，还建有手术室。光绪三十二年(l906年)，美国长老会在安定门内建立了道济医院，就是由妇婴医院与安定医院合并而成，约有70张病床，这就是今天北京六院的前身。在建立道济医院的同时，也建立了北京第一所护士学校一道济医院护士学校。同年英国圣公会也于北京开设卢克医院及诊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国公理会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建立了妇婴医院，病床50张。
除了基督教，天主教也设立了很多教会医院。1886年天主教会就在北京建立了Chala医院。1900年天主教会又设立了一个天主教医院，由数名修女和法国医生主管，为传教士和天主教神学校的学生治病，兼治一些穷人。1902年天主教仁安修女会在西什库建立了万桑医院，约有40张床位。1904年天主教再开东单病院收容贫穷的老年男女病人。
据1919年统计，北京共有公私立医院46所，其中16所由外国人经营管理。[ 甘博：《北京社会调查》第6章《卫生》，（英文）1921年]这些医院设备颇完备，有些医院还可以住院治疗。他们先进的医术受到北京市民的信任。总之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北京的教会医院逐步形成规模和体系。而且通过施行一些慈善医疗措施，使得西医在民间也逐渐得到了认可，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医疗观念。教会医院的建立还使清政府医疗观念发生转变，其标志便是在清末建立的官医院中设立了西医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教会医疗机构不仅促进了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也使得中国传统医疗观念得以改变。尤其是在北京这个中国近代的社会人文中心，这个中国近代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教会医院带给古都医疗卫生文化的影响是极其重大和深远的。
三、北京教会医院的特点
因为这些教会医院大都是由传教士直接施医经营或管理，有的还得到本国差会的大力支持而得以聘请国际上的医疗专家，所以相对于中国传统诊所和公立医院来说，北京的教会医院有着设备先进齐全，接诊人数多，诊疗与医学研究并行的一些特点。
设备先进齐全可能是教会医院最主要的特点了，这也是其医疗功能全面和医疗水平高的反映。比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同仁医院在崇文门内东交民巷东口建成新的院舍大楼，这是北京最早出现的西式建筑楼群之一。这里各科医疗力量完备，尤以眼科的水平最突出，院长贺庆（N. S. Hopkins)是美国眼科专家，后来专门建立了一座新的眼科大楼，其中还设立了磨镜室，因而来就诊的人日益增多，声誉日高。再比如上面提到的潞河医院。可以医治的疾病甚多，如一般内科杂症，呼吸系统疾病，营养缺乏性疾病，外科病，眼耳疾病和皮肤病等。可以进行的手术有前臂断肢、拇指截肢、阴茎切除、肿块切除、包皮环切术、针挑鱼刺、骨关节复位、放腹水、脓肿和疖子切开、骨坏死、拔牙等等。可以说高超的医疗技术是教会医院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再说接诊的人数，以最早的北京施医院为例，据施医院科龄医生自述，该院每年就医者不下3万余人。[ 《英医士科龄致庆亲王禀文》，《北京档案史料》，1989年第2期。]再如1906年创办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慈禧太后曾捐输款项，并由政府颁给学位。协和医学院成立时，录取学生45名，成为中国唯一的最高医学校。据1914年报告，初次来诊的有20900余人，复诊的有43500余人，住院男924人，女282人。[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说到诊疗和医学研究并行就不得不说协和医学院，因为它可以作为北京教会医院研究机构的典型代表。进入20世纪以后在华教会更加注重医疗卫生事业并且开始注意医疗研究和医护人员的培养。“1905年伦敦会在东单北大街开设了一所医院和医学校，其他差会如长老会、美以美会、安立甘会等都送学生来医学校学习并在医院实习，各教派每年缴纳款项作为医院和医学校的经费，于是伦敦会创办的医院和医学校便具有了合办的性质，因此1906年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了“协和医学堂”，这就是协和医学院的前身，伦敦会仍旧是主管单位。到1907年，协和医学院已经拥有了较好的设备，学生53人，教师10人。”[ 左芙蓉：《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史》，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87页]
而当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洛克菲勒正在拨巨款兴办医学事业，作为慈善投资。不久，他表示愿意在中国投资于传教、慈善事业和医学教育。为此，在1909年、1914年和1915年，洛克菲勒曾三次派出考察团到中国进行广泛的考察，其考察内容包括社会状况、教育、卫生、医学校和医院。最终，考察团建议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根据这一建议，洛克菲勒于1914年拨款设立中华医学基金会全力支持这一事业。根据1915年第三次考察团的考察，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重组原北京各教会办的医学校，建立新的医学院，由驻华中华医学基金会用原价将它们的房地产购买过来，投资增建新学校和医院房屋，并担负新组织的一切维持费用。当时几个主要医学校的情况为：北京的协和医学堂在1906年创建，到1914年共毕业38名，有外国教师14人，房屋地皮投资131900美元；北京女子协和创办于1908年，五年制。1916年2月14日，美国纽约大学管理部发给这个新校办理医学教育的凭证，并任命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麦克林医生任新校长兼内科主任教授。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以20万美元从伦敦会购得原协和医学堂的全部产业，又以12.5万美元购得东单三条胡同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投入巨资进行新校的建设。新校和医院房屋的设计建筑都由美国人负责，从1917年到1921年，建筑工程进行了4年之久。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学校全部建筑外部造型为宫殿式，画栋雕梁，琉璃瓦顶，均为高级建筑材料。而内部则为现代化装备，病房、教室、实验室等均符合实用需要。学校有独立的完整的动力系统，电力、水暖、冷冻、煤气、自来水、压缩空气系统等一应俱全。除学校建筑群之外，还在附近外交部街及北极阁两处建有小楼30余座，供高级教职员居住，并有学生宿舍，共55幢建筑。此外，洛克菲勒基金会还为新校物色了一批教学人员，他们多数来自英、美、加拿大，其中也有一部分中国人。从接办到1921年期间，共聘请了151名高级人员，其中外国人共123名，中国人中有25名曾在国外接受教育。医学院全部采用英文授课，协和医院为其直属医院。
协和医学院步入正轨后，由于受当时美国医学教育改革潮流的影响，其办学模式基本上是以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等为榜样。为培养高水平的医学人才，该校实行八年学制，包括三年医预科。在培养医本科人才的同时，还开办了高级护士学校。在人员的选拔方面，协和医学院的要求极为严格。在强调重质量而不重数量原则的指导下，该校每年招收医学生和护士学生均不超过30人。因为学校当初的设计规模仅为每年25名，最多不超过50名。医学生入学后还有严格的淘汰制度，特别是在第一、二学年，由于学习成绩差或健康等原因而留级或转他校者，往往占入学人数的三分之一或更多；学生的录取不仅凭入学考试的分数，还要参考其医预科的学习成绩和推荐情况。可以说，无论是考入协和还是在这里完成学业，都是非常艰苦的。不过这也是与其身价相匹配的，因为协和是在美国纽约州立案的，其毕业生的羊皮文凭上有纽约州长的亲笔签名。在教学方面，协和从开办之初即明确要用英文教学，其理由是英文可以直接吸收世界医学知识，也是进行国际交流的必要工具。另外，该校强调启发式教学，理论结合实践。学生从本科一年级起，就有机会得到关于科学实验研究的初步训练，如生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科，均安排学生做一些实验室研究和动物试验。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学习查阅文献、写综述、独立设计实验、收集和分析资料，写出英文论文，目的是使学生对科学研究工作有初步的认识。更难得的是，为了培养专才，协和每年都会有计划地派遣一些已有数年工作经验的优秀青年医师、教师和护士到欧美各国进修深造，一切费用均由学校负担，一般为期一年或两年，期满返校继续任职。这种制度为青年医师和教师提供了提高业务水平和更新知识的良好机会。
可以说协和医学院成为北京教会医院的一个集大成者，它在当时被誉为“具有临床前和临床教学与科研所需的一切设备的第一流医科学校”。更重要的是该校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大都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界的骨干力量。为整个中国医疗卫生水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将北京教会医院文化推进到了顶峰。
这里笔者想顺便说一下教会医院的经费问题，因为经费问题是医院各项活动的基础，也是能够达到以上特点的一个保证。而且教会医院的经费收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它的性质和主旨。“教会医院的经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各种捐款收入，一部分来自医院的收费。早起开设的教会医院一般不收费，目的是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群众信教，因此靠捐款维持。进入20世纪以后，教会医院的收费办法逐渐改变，实行了就地募捐、以富养贫的办法。多数医院是在中国向有钱人募捐建造的，对有钱的病人收取昂贵的医药费，补贴对贫民医药费的减免。”[李喜所：《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卷第126页]另外国差会本部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早期的教会医院本身就是由教会直接开创的，属于教产的一部分，直至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医院才同其他基督教社会事业一样在经济上逐步世俗化、本土化了。
四、北京教会医院的贡献和意义
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早期，借医传道曾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随着传教医师的到来，同时建立了各种医疗机构，如教会医院和教会医学院等。客观上教会医疗机构也为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教会医疗机构因其浓厚的宗教背景，也决定了其福利性的一面，处处体现着基督教倡导的人文关怀，通过奉献和仁爱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
而对于古都北京来说，教会医院在近代以来的北京医学发展进程中反映出来的突出地位和作用是无法替代的。教会医院对推动近代北京地区社会文化变革；对推进近代北京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对保障近代北京广大市民健康的作用都是无法替代的。
而且教会医院把西方先进的医术、医药及现代医院制度传入中国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中西文化的相遇、碰撞和融合。对于今天城市医疗卫生体系的对外文化交流也仍然具有可借鉴的价值。
参考文献：
李喜所：《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袁熹：《1840-1849北京近百年生活变迁》，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
左芙蓉：《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史》，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
张磊：《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研究》，中国中医科学院，2007年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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