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見證集锦:传教士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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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放足运动
作者：郝先中 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
点击数： 738 更新时间：2007年11月02日
缠足,作为男权文化的产物和汉族特有的习俗,在中国历时近千年。清朝初年,统治者出于沿袭和稳定满族旧制的初衷,下令禁止妇女“束发裹足”[1],成为废除缠足运动的肇端。此后,历经数百年的奋斗,缠足陋习终于破除,成为历史沉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自身的努力和贡献是首要的。然而,另一种文化和域外因素的影响和干预也不可忽略。本文拟就来华传教士对放足运动的倡导、参与及其影响作初步考察。
一、利用传媒宣传缠足之害
来华传教士目睹中国妇女在缠足恶习摧残下的痛苦情状。在他们看来,上帝创造人类,本来即赋予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本着“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2]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3],并强烈抨击缠足:“戕乎天质,逆乎天理,斯为最酷者也”,“坏上帝所造之形器,将善足戕贼而变为逆性之施”,“实僭上帝之权,犯罪非轻”。“我教会切宜速除此弊焉”[3]。在广州传教的嘉约翰医生指责缠足的做法是一种反对上帝和人类的罪恶。[4](P110-111)正是基督教注重男女在教义上平等的思想,深深地触及了缠足这一中国封建文化中的敏感部位。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从另一个角度,借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糅合基督教的观点,对缠足这种不人道的风习加以批评:“世人强改仪容,变本加厉,渐而久之,竟忘上帝所赋之美质,岂不可慨哉,……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乃今竟毁伤其肌肤,则在子女为不孝,在父母为不慈,两失之矣。且裹足之女子,尝少走动,血气不舒,易生疾病,产子艰难,其身多软弱,故生子女亦少强壮,而不裹足之妇人,走动甚易,身体固健,所生子女亦无不健。由此观之,裹足与不裹足,其损益之理甚明矣。”[5](P116-119)美国传教士卜舫济进一步分析了缠足对妇女自立能力及精神上的伤害。他写道:“夫世人无分男女,各有当劳之事、当守之分,富者然也,贫者更盛,倘缠女子之足,岂非减少其操作之能力乎?……既缠其足,必紧其脑,两足纤削,终身不越闺门,亦何能仰观俯察,远瞻高瞩?讵知生人之知识,大半从见闻阅历而来,故耳目实为引知识之门,苟应足小而不出户庭,则于一切世故,直皆懵无见闻,妇女之知识,每多浅陋,坐此弊也。夫脑既受损,必害及胆力。……故妇人于凡事,每存一依傍他人之心,其胆量也削归乌有,仅剩一团柔靡之气而已。”[6]
缠足陋习在中国根深蒂固。来华传教士深知,欲革除此不良风习,仅凭批判和呼吁无济于事,必须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方可正本清源。因此,利用宣传攻势动摇传统舆论导向,在全社会发起反缠足运动,成为当务之急。加拿大传教士来到河南彰德以后,立即开展天足、放足活动。他们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描述缠足之苦,四处宣唱。教会还把规劝女子放足的歌谣汇编成册,广为传播,其中有这样一首:“缠了脚是块病,一步一步走不动,脚又疼,骨又痛,十趾连心要活命,多时入了天足会(耶稣会),去了我这一块病。”[7](P176)传教士在河南的工作富有成效,一些妇女纷纷入教,先后放足。入教会员杨全芳“不仅自己放了脚,还坚持不给自己的四个女儿缠脚。她还担任安阳县放足处的副主任,和其他女教徒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大讲缠足之害,并对缠足妇女进行登记检查”[7](P130-131)。觉醒以后的妇女成为放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上海,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编印通俗读物,通过广学会的发行渠道进行销售,广泛宣传不缠足。1904年,在上海发行的书目约有30种。其中图文并茂的绘图本近10种,如《莫包脚歌》、《去恶俗论》、《劝诫缠足丛说》、《劝放足图》、《放妇女缠足说》、《登乐土》、《缠足之害》、《劝人从天足歌》、《残疾可怜》;示谕、文告类6种:《皇太后上谕》、《张尚书(之洞)劝诫缠足章程叙》、《袁宫保(世凯)劝诫缠足示》、《劝诫缠足示谕》、《恭录懿旨》、《文告》;通俗读物本有十几种,如《救弊良言》、《天足会序》、《劝免冤苦》、《劝说缠足论》、《莫缠脚论》、《劝放脚论》、《履坦说》、《枉吃冤苦》、《缠足有害身体论》、《天足会兴盛述闻》、《放脚丛谈》等。[8]
在西南地区,教会分发的不缠足宣传品输入了主要城镇。在1905-1906年,“成都、保宁府、嘉定府、夔州府、绥定府分发天足会书计1800册。于本城(重庆)所卖者1031册,又送成都某师母处3450册,潼州府某西小姐处8871册,万县某牧师处2313册。”万县的泰勒夫人在信中提到了这些宣传品的影响:“近12个月内,在本县四乡分发天足会书多册,且张贴天足会单于城内之墙壁通衢,俾众观览。本城教会不准父母缠小女之足,而父母亦乐顺从。”[9](P196)传教士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为广大妇女喜闻乐见。在福州宣传的戴维斯对1906年举行的聚会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本年6月,城里女学堂有一聚会,约上等名妇小姐演说,来者咸乐所闻,后有华妇某,自著劝放足歌,赠余分送。会中有新式各种鞋样,学生传递于赴会者赏观,众所取为美者,以作标准,制成多双”,“又将论天足会的宣传单分发省内远近之处,颇著效验”。有一妇女得到一本宣传天足的书,“忆其邻之小女昼夜因缠足哭泣,故送一册与其女父。其父读而有感,命放小女之足,并送女至教会学堂读书”[9](P194)。
同期来自海南岛的报告称:“本教会中之妇女咸乐天足之美,已有妇人十余放其足矣。塾中之女无缠足者,传闻有教外志士三十人,立志不缠其幼女之足。”[8](P4)客观地说,戒禁缠足并非自传教士始,但利用大众传媒宣传缠足之害,在全社会发起大规模反缠足运动,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来华传教士当首推其功。
二、教会女校首开放足风气
尽管传教士的放足宣传很有成效,但单纯的舆论攻势不足以动摇传统观念导向的权威。改变民众的固有观念和从众心理,需要经历一个缓慢、渐进的教育和改造过程,同时还必须借助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近代中国出现有组织地反对缠足,宣传和实施放足是以教会女校为发端的。一些正直的传教士痛感缠足“使全中国中最重要之一半人化为废物”[10]。他们决定率先在教会学校里发起放足运动。早期教会女校因生源不足,对缠足女子一般不加禁止,不过少数女校已将不缠足列为招生条件之一。19世纪70-80年代,随着入校女生增多,教会女校相继开始禁止缠足女子入学。例如,1864年,北京贝满女学要求女生不准缠足。1867年,杭州一所教会女校作出规定:凡由校方提供衣食的女学生,必须实行放足。1870年,基督教会在厦门开设了一所女校,就把女生一律不得缠足作为一项严格的校规。1872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创办的女校也有类似的规定,此后温州等地的教会女校也竞相效尤。
教会女校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传统观念的惯性一直掣肘着放足运动。一名女校学生回忆在女校放足时的顾虑心态:“幼时伯叔送我至此读书,时足纤小,然学堂之规贵在天足。故女师放我足,我哭泣不愿,恐人见之,笑我大足故也。”[8](P3)而最初接受校规的都是一些十分贫寒而不能养活子女的人,他们“接受了这个要求(指放足——引者),将女儿送进学校”[11]。教会学校的宣传是不遗余力的,1886年1月2日,《益闻报》发表《创设女学论》,竭力主张“废弛缠足”,表明了女校禁止缠足的初衷和立场。文中写道:“女子之身未始非父母遗体,况周旋行走,端赖足力,如必紧缠之,使肉不长,骨不伸,稍立顿觉难持,百步已知劳瘁,终日要婷婷欲倒,举重无力,行远无由,何异削人足而阻其动作。是可忍孰不可忍,亟宜弛放双弓,以为一生之便。”[12]此后教会女学普遍把不缠足作为女子入学的必要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学校普遍开设了体操课,校内的社团活动也日益增多。将体操列为女校课程,十分有助于女生的身心发育,对废除缠足效果明显。上海圣玛利女校从1916年起举办年度运动会以为倡行,该校校长认为,“自从引进体育锻炼,女孩子们的健康有极大改善”。一名男子在观看该校女生操练后表示,教会女校实行体育教育,对于因缠足而缺乏户外锻炼的女孩子无疑是件大好事。北京贝满女校的教师也证实这一点:“在健身房正规的日常训练,给予迟钝而笨拙的中国女孩一种无拘束而优雅的姿态和动作。”[9](P74)伴随社会风气日益开化,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生也逐渐对缠足陋习产生羞愧与反感,拒绝缠足或主动放足逐渐成为女生们的自觉选择。一位在福州传教的牧师目睹在福州和兴化的寄宿学校中,100多名寄宿女生都不缠足。有的教会学校还规定,不得雇佣缠足妇女作为学校教师。[4](P114)天足会第十次报告称:在泰安的教会女校中起初倡导放足受到阻拒,但是到1905年,女教员、女学生和读圣经的妇女已没有一个缠足者。[13]有首成都竹枝词写道:“女生三五结香俦,天足尚佯极自由。小树胶鞋新买得,归途更续踏青游”[14],形象地表达了教会女生放足后所体验的快乐和欢娱。
客观地说,一开始教会女校的学生之所以接受放足,是作为谋取衣食的交换条件,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意味。她们的行为首先表现为服从,而不是选择。而早期女校的不缠足行为也未必具有反传统的主观动机,一时也不会给社会秩序带来颠覆性的危害。然而女校的实践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因为“缺口已经打开,传统规范的对立面已经存在”[9](P192)。
三、天足会的工作及成就
教会女校在女生中的放足实践,客观上具有率先垂范的积极意义,而把放足运动全面推向社会则应归功于以天足会为代表的公益团体。在19世纪70年代,以倡导不缠足为宗旨的民间社团在东南沿海城市悄然出现。1874年,厦门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温倡议成立了“厦门戒缠足会”。在第一次集会上,签名加入的中国妇女就有40多名,到1891年则超过1000人。该会每年集会两次,凡不愿给女儿缠足者,在会中立约,并把契约撕成两半,一半交给立约者,一半留在会中。[15]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缠足组织。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组织当推1895年在上海成立的天足会。立德夫人为会长,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夫人也是该会的会员。天足会的宗旨是:“专司劝诫缠足,著书作论,印送行世,期于家喻户晓。在会诸友,皆有同心,体救世教爱人之心,务欲提拔中华女人而造就之。先以释放其足为起点,除其终身之苦,然后进谋其教导之法。”[16]该会规定,凡入会者,皆应释放其家中女人之足,且于他日永不再裹女子之足,也不娶缠足女子为媳。
天足会最初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各级官僚士绅,试图通过影响社会上层人士,借助他们的声望和支持,使放足运动在全国展开。像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等封疆大吏都是放足运动的热忱支持者。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撰文劝诫缠足,并让自己的子女亲属不缠足或放足;四川总督岑春煊刊印5万本《不缠足官话浅说》,颁发属下,两江总督端方也订立不缠足章程,札饬各地遵行。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皆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17]。外国传教士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戒缠足运动的兴盛,“其第一最大之助力,实当感谢中国明理之诸大员,为之首先提倡也”[16]。从天足会将有关放足的上谕和名臣的文告也列为宣传读物可以看出,他们在基层的放足宣传仍需借助官方的权威。例如在成都,天足会成员曾偕英国总领事一同拜会当地行政长官,该长官也表示“自谓甚愿天足兴盛,且言必谕本省各官出示,襄助成此善举”[9](P196)。
天足会在全国很多地区都设立分会,由各地传教士的夫人负责。如山东烟台天足会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的夫人主持,济南天足会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的夫人领导。天足会的主要活动是通过出版书刊和集会演讲的形式进行宣传,号召和鼓动中国妇女参与放足运动。上海的一些知名传教士如李佳白、高葆真等经常参加天足会举办的演讲会。立德夫人身体力行,深入民间体察疾苦,面对被缠足煎熬的女孩,她发出由衷的哀叹,并详细地描述其备受折磨的情状:“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失去了像英国小女孩一样的玫瑰色脸颊。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的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唯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边上以停止血液循环。”[18]这种刻骨铭心的喟叹和关怀已经超出了人道主义的范畴,也成为立德夫人毕生追求的动力。
天足会以解除女性苦难的公益事业为宗旨,以民间社团的形式出现,在组织上有别于传统社会那些乐善好施的民间团体,它突破了宗族、性别、门第的局囿,渐渐地在全国形成网络,成为清末在中国倡行放足运动的主要力量。1906年,该会在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建立四个发行中心。天足会在各地的影响是广泛的,无论东南沿海、华北地区,还是西南乃至华中、华南都留下了天足会的足迹。即使在地图上很难确定的沙岛,也留下了天足会的业绩:“本城之天足会,虽不速兴,然改良之风潮渐渐长进。本埠报张刊录劝放足之文,已于某城华人自设天足会,应许不缠其女之足,亦不准其子与缠足者结亲。”[8](P5)这里远离通衢都会,却照样有上海天足会的宣传品传入。天足会还具有示范性效应,一批华人自立天足会也相继成立。其“初衷以超出宗教范围,是有志倡行不缠足者的社团”[9](P199)。
天足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发动放足的努力促使传统的观念正在逐步改变,不缠足新风潜移默化地向全社会渗透。据天足会1906年度报告,一些城市中不缠足的女子已不罕见,颓风败俗渐为改良,城市风气也日益呈现新的景象。在东南地区,镇江“昔日学生凡有天足者,则难择佳偶,今也不然,所求者系天足之女,故天足之风大有进步”。镇江一个鞋匠“为贵家女于镇江、扬州等处,已成外国光皮之鞋若许”,苏州天足会每月举行的华人聚会中,“凡士子夫人,男女均可赴会,前日聚会之妇女约三百云云”[9](P193);杭州女子引进革履为女鞋,不安于坐守闺房的家居生活,加入男子的社交圈,热衷于公益活动。这些勇敢的尝试无疑为新时代女子提供了崭新的行为示范。
罗苏文对天足会的工作有着客观的评价:“破除缠足陋习的持久战由此拉开序幕,它给近代中国女性解放带来了第一道曙光。”[9](P200)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缠足陋习使中国妇女经受了千年苦难。传教士带来基督教义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并在中国引发和推动了女权革命,而这场革命是从解放女性之足开始的。尽管其反缠足的本意未必在于救中国出水火,而是为了“布道”,甚至为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但他们不遗余力地为放足运动奔波辛劳,创办报刊、发行宣传品、兴办女子学校、成立天足会,仍然值得称道。因为,这些活动在主观上体现了传教士的奉献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客观上成为历史进步和社会演进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钱泳.履园丛话: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631.
[2]秀耀春.缠足论衍义[J].万国公报.1889-04-10.
[3]抱拙子.劝诫缠足[J].万国公报.1882-10-14.
[4]郭佩兰.中国妇女和基督教1860—1927[M].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1992.
[5][德]花之安.自西徂东[M].广东小书真宝堂发售,光绪十年(1884年)刊本.
[6][美]卜舫济.去恶俗说[J].万国公报.1899-11-14.
[7]宋家珩.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8]天足会第九年(1906年)报告[R].
[9]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0][美]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M].初编.卷八.22.
[11]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33.
[12]创设女学论[J].益闻录.1886,(12):525.
[13]万国公报.1905,(11).
[14]杨燮.成都竹枝词[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61.
[15]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M].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5.213.
[16][美]林乐知辑:天足会兴盛述闻.万国公报.1904,(4).
[17]天足会来函.万国公报.1904,(9).
[18][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84.
作者：郝先中 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
点击数： 738 更新时间：2007年11月02日
缠足,作为男权文化的产物和汉族特有的习俗,在中国历时近千年。清朝初年,统治者出于沿袭和稳定满族旧制的初衷,下令禁止妇女“束发裹足”[1],成为废除缠足运动的肇端。此后,历经数百年的奋斗,缠足陋习终于破除,成为历史沉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自身的努力和贡献是首要的。然而,另一种文化和域外因素的影响和干预也不可忽略。本文拟就来华传教士对放足运动的倡导、参与及其影响作初步考察。
一、利用传媒宣传缠足之害
来华传教士目睹中国妇女在缠足恶习摧残下的痛苦情状。在他们看来,上帝创造人类,本来即赋予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本着“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2]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3],并强烈抨击缠足:“戕乎天质,逆乎天理,斯为最酷者也”,“坏上帝所造之形器,将善足戕贼而变为逆性之施”,“实僭上帝之权,犯罪非轻”。“我教会切宜速除此弊焉”[3]。在广州传教的嘉约翰医生指责缠足的做法是一种反对上帝和人类的罪恶。[4](P110-111)正是基督教注重男女在教义上平等的思想,深深地触及了缠足这一中国封建文化中的敏感部位。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从另一个角度,借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糅合基督教的观点,对缠足这种不人道的风习加以批评:“世人强改仪容,变本加厉,渐而久之,竟忘上帝所赋之美质,岂不可慨哉,……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乃今竟毁伤其肌肤,则在子女为不孝,在父母为不慈,两失之矣。且裹足之女子,尝少走动,血气不舒,易生疾病,产子艰难,其身多软弱,故生子女亦少强壮,而不裹足之妇人,走动甚易,身体固健,所生子女亦无不健。由此观之,裹足与不裹足,其损益之理甚明矣。”[5](P116-119)美国传教士卜舫济进一步分析了缠足对妇女自立能力及精神上的伤害。他写道:“夫世人无分男女,各有当劳之事、当守之分,富者然也,贫者更盛,倘缠女子之足,岂非减少其操作之能力乎?……既缠其足,必紧其脑,两足纤削,终身不越闺门,亦何能仰观俯察,远瞻高瞩?讵知生人之知识,大半从见闻阅历而来,故耳目实为引知识之门,苟应足小而不出户庭,则于一切世故,直皆懵无见闻,妇女之知识,每多浅陋,坐此弊也。夫脑既受损,必害及胆力。……故妇人于凡事,每存一依傍他人之心,其胆量也削归乌有,仅剩一团柔靡之气而已。”[6]
缠足陋习在中国根深蒂固。来华传教士深知,欲革除此不良风习,仅凭批判和呼吁无济于事,必须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方可正本清源。因此,利用宣传攻势动摇传统舆论导向,在全社会发起反缠足运动,成为当务之急。加拿大传教士来到河南彰德以后,立即开展天足、放足活动。他们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描述缠足之苦,四处宣唱。教会还把规劝女子放足的歌谣汇编成册,广为传播,其中有这样一首:“缠了脚是块病,一步一步走不动,脚又疼,骨又痛,十趾连心要活命,多时入了天足会(耶稣会),去了我这一块病。”[7](P176)传教士在河南的工作富有成效,一些妇女纷纷入教,先后放足。入教会员杨全芳“不仅自己放了脚,还坚持不给自己的四个女儿缠脚。她还担任安阳县放足处的副主任,和其他女教徒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大讲缠足之害,并对缠足妇女进行登记检查”[7](P130-131)。觉醒以后的妇女成为放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上海,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编印通俗读物,通过广学会的发行渠道进行销售,广泛宣传不缠足。1904年,在上海发行的书目约有30种。其中图文并茂的绘图本近10种,如《莫包脚歌》、《去恶俗论》、《劝诫缠足丛说》、《劝放足图》、《放妇女缠足说》、《登乐土》、《缠足之害》、《劝人从天足歌》、《残疾可怜》;示谕、文告类6种:《皇太后上谕》、《张尚书(之洞)劝诫缠足章程叙》、《袁宫保(世凯)劝诫缠足示》、《劝诫缠足示谕》、《恭录懿旨》、《文告》;通俗读物本有十几种,如《救弊良言》、《天足会序》、《劝免冤苦》、《劝说缠足论》、《莫缠脚论》、《劝放脚论》、《履坦说》、《枉吃冤苦》、《缠足有害身体论》、《天足会兴盛述闻》、《放脚丛谈》等。[8]
在西南地区,教会分发的不缠足宣传品输入了主要城镇。在1905-1906年,“成都、保宁府、嘉定府、夔州府、绥定府分发天足会书计1800册。于本城(重庆)所卖者1031册,又送成都某师母处3450册,潼州府某西小姐处8871册,万县某牧师处2313册。”万县的泰勒夫人在信中提到了这些宣传品的影响:“近12个月内,在本县四乡分发天足会书多册,且张贴天足会单于城内之墙壁通衢,俾众观览。本城教会不准父母缠小女之足,而父母亦乐顺从。”[9](P196)传教士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为广大妇女喜闻乐见。在福州宣传的戴维斯对1906年举行的聚会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本年6月,城里女学堂有一聚会,约上等名妇小姐演说,来者咸乐所闻,后有华妇某,自著劝放足歌,赠余分送。会中有新式各种鞋样,学生传递于赴会者赏观,众所取为美者,以作标准,制成多双”,“又将论天足会的宣传单分发省内远近之处,颇著效验”。有一妇女得到一本宣传天足的书,“忆其邻之小女昼夜因缠足哭泣,故送一册与其女父。其父读而有感,命放小女之足,并送女至教会学堂读书”[9](P194)。
同期来自海南岛的报告称:“本教会中之妇女咸乐天足之美,已有妇人十余放其足矣。塾中之女无缠足者,传闻有教外志士三十人,立志不缠其幼女之足。”[8](P4)客观地说,戒禁缠足并非自传教士始,但利用大众传媒宣传缠足之害,在全社会发起大规模反缠足运动,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来华传教士当首推其功。
二、教会女校首开放足风气
尽管传教士的放足宣传很有成效,但单纯的舆论攻势不足以动摇传统观念导向的权威。改变民众的固有观念和从众心理,需要经历一个缓慢、渐进的教育和改造过程,同时还必须借助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近代中国出现有组织地反对缠足,宣传和实施放足是以教会女校为发端的。一些正直的传教士痛感缠足“使全中国中最重要之一半人化为废物”[10]。他们决定率先在教会学校里发起放足运动。早期教会女校因生源不足,对缠足女子一般不加禁止,不过少数女校已将不缠足列为招生条件之一。19世纪70-80年代,随着入校女生增多,教会女校相继开始禁止缠足女子入学。例如,1864年,北京贝满女学要求女生不准缠足。1867年,杭州一所教会女校作出规定:凡由校方提供衣食的女学生,必须实行放足。1870年,基督教会在厦门开设了一所女校,就把女生一律不得缠足作为一项严格的校规。1872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创办的女校也有类似的规定,此后温州等地的教会女校也竞相效尤。
教会女校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传统观念的惯性一直掣肘着放足运动。一名女校学生回忆在女校放足时的顾虑心态:“幼时伯叔送我至此读书,时足纤小,然学堂之规贵在天足。故女师放我足,我哭泣不愿,恐人见之,笑我大足故也。”[8](P3)而最初接受校规的都是一些十分贫寒而不能养活子女的人,他们“接受了这个要求(指放足——引者),将女儿送进学校”[11]。教会学校的宣传是不遗余力的,1886年1月2日,《益闻报》发表《创设女学论》,竭力主张“废弛缠足”,表明了女校禁止缠足的初衷和立场。文中写道:“女子之身未始非父母遗体,况周旋行走,端赖足力,如必紧缠之,使肉不长,骨不伸,稍立顿觉难持,百步已知劳瘁,终日要婷婷欲倒,举重无力,行远无由,何异削人足而阻其动作。是可忍孰不可忍,亟宜弛放双弓,以为一生之便。”[12]此后教会女学普遍把不缠足作为女子入学的必要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学校普遍开设了体操课,校内的社团活动也日益增多。将体操列为女校课程,十分有助于女生的身心发育,对废除缠足效果明显。上海圣玛利女校从1916年起举办年度运动会以为倡行,该校校长认为,“自从引进体育锻炼,女孩子们的健康有极大改善”。一名男子在观看该校女生操练后表示,教会女校实行体育教育,对于因缠足而缺乏户外锻炼的女孩子无疑是件大好事。北京贝满女校的教师也证实这一点:“在健身房正规的日常训练,给予迟钝而笨拙的中国女孩一种无拘束而优雅的姿态和动作。”[9](P74)伴随社会风气日益开化,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生也逐渐对缠足陋习产生羞愧与反感,拒绝缠足或主动放足逐渐成为女生们的自觉选择。一位在福州传教的牧师目睹在福州和兴化的寄宿学校中,100多名寄宿女生都不缠足。有的教会学校还规定,不得雇佣缠足妇女作为学校教师。[4](P114)天足会第十次报告称:在泰安的教会女校中起初倡导放足受到阻拒,但是到1905年,女教员、女学生和读圣经的妇女已没有一个缠足者。[13]有首成都竹枝词写道:“女生三五结香俦,天足尚佯极自由。小树胶鞋新买得,归途更续踏青游”[14],形象地表达了教会女生放足后所体验的快乐和欢娱。
客观地说,一开始教会女校的学生之所以接受放足,是作为谋取衣食的交换条件,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意味。她们的行为首先表现为服从,而不是选择。而早期女校的不缠足行为也未必具有反传统的主观动机,一时也不会给社会秩序带来颠覆性的危害。然而女校的实践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因为“缺口已经打开,传统规范的对立面已经存在”[9](P192)。
三、天足会的工作及成就
教会女校在女生中的放足实践,客观上具有率先垂范的积极意义,而把放足运动全面推向社会则应归功于以天足会为代表的公益团体。在19世纪70年代,以倡导不缠足为宗旨的民间社团在东南沿海城市悄然出现。1874年,厦门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温倡议成立了“厦门戒缠足会”。在第一次集会上,签名加入的中国妇女就有40多名,到1891年则超过1000人。该会每年集会两次,凡不愿给女儿缠足者,在会中立约,并把契约撕成两半,一半交给立约者,一半留在会中。[15]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缠足组织。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组织当推1895年在上海成立的天足会。立德夫人为会长,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夫人也是该会的会员。天足会的宗旨是:“专司劝诫缠足,著书作论,印送行世,期于家喻户晓。在会诸友,皆有同心,体救世教爱人之心,务欲提拔中华女人而造就之。先以释放其足为起点,除其终身之苦,然后进谋其教导之法。”[16]该会规定,凡入会者,皆应释放其家中女人之足,且于他日永不再裹女子之足,也不娶缠足女子为媳。
天足会最初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各级官僚士绅,试图通过影响社会上层人士,借助他们的声望和支持,使放足运动在全国展开。像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等封疆大吏都是放足运动的热忱支持者。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撰文劝诫缠足,并让自己的子女亲属不缠足或放足;四川总督岑春煊刊印5万本《不缠足官话浅说》,颁发属下,两江总督端方也订立不缠足章程,札饬各地遵行。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皆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17]。外国传教士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戒缠足运动的兴盛,“其第一最大之助力,实当感谢中国明理之诸大员,为之首先提倡也”[16]。从天足会将有关放足的上谕和名臣的文告也列为宣传读物可以看出,他们在基层的放足宣传仍需借助官方的权威。例如在成都,天足会成员曾偕英国总领事一同拜会当地行政长官,该长官也表示“自谓甚愿天足兴盛,且言必谕本省各官出示,襄助成此善举”[9](P196)。
天足会在全国很多地区都设立分会,由各地传教士的夫人负责。如山东烟台天足会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的夫人主持,济南天足会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的夫人领导。天足会的主要活动是通过出版书刊和集会演讲的形式进行宣传,号召和鼓动中国妇女参与放足运动。上海的一些知名传教士如李佳白、高葆真等经常参加天足会举办的演讲会。立德夫人身体力行,深入民间体察疾苦,面对被缠足煎熬的女孩,她发出由衷的哀叹,并详细地描述其备受折磨的情状:“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失去了像英国小女孩一样的玫瑰色脸颊。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的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唯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边上以停止血液循环。”[18]这种刻骨铭心的喟叹和关怀已经超出了人道主义的范畴,也成为立德夫人毕生追求的动力。
天足会以解除女性苦难的公益事业为宗旨,以民间社团的形式出现,在组织上有别于传统社会那些乐善好施的民间团体,它突破了宗族、性别、门第的局囿,渐渐地在全国形成网络,成为清末在中国倡行放足运动的主要力量。1906年,该会在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建立四个发行中心。天足会在各地的影响是广泛的,无论东南沿海、华北地区,还是西南乃至华中、华南都留下了天足会的足迹。即使在地图上很难确定的沙岛,也留下了天足会的业绩:“本城之天足会,虽不速兴,然改良之风潮渐渐长进。本埠报张刊录劝放足之文,已于某城华人自设天足会,应许不缠其女之足,亦不准其子与缠足者结亲。”[8](P5)这里远离通衢都会,却照样有上海天足会的宣传品传入。天足会还具有示范性效应,一批华人自立天足会也相继成立。其“初衷以超出宗教范围,是有志倡行不缠足者的社团”[9](P199)。
天足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发动放足的努力促使传统的观念正在逐步改变,不缠足新风潜移默化地向全社会渗透。据天足会1906年度报告,一些城市中不缠足的女子已不罕见,颓风败俗渐为改良,城市风气也日益呈现新的景象。在东南地区,镇江“昔日学生凡有天足者,则难择佳偶,今也不然,所求者系天足之女,故天足之风大有进步”。镇江一个鞋匠“为贵家女于镇江、扬州等处,已成外国光皮之鞋若许”,苏州天足会每月举行的华人聚会中,“凡士子夫人,男女均可赴会,前日聚会之妇女约三百云云”[9](P193);杭州女子引进革履为女鞋,不安于坐守闺房的家居生活,加入男子的社交圈,热衷于公益活动。这些勇敢的尝试无疑为新时代女子提供了崭新的行为示范。
罗苏文对天足会的工作有着客观的评价:“破除缠足陋习的持久战由此拉开序幕,它给近代中国女性解放带来了第一道曙光。”[9](P200)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缠足陋习使中国妇女经受了千年苦难。传教士带来基督教义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并在中国引发和推动了女权革命,而这场革命是从解放女性之足开始的。尽管其反缠足的本意未必在于救中国出水火,而是为了“布道”,甚至为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但他们不遗余力地为放足运动奔波辛劳,创办报刊、发行宣传品、兴办女子学校、成立天足会,仍然值得称道。因为,这些活动在主观上体现了传教士的奉献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客观上成为历史进步和社会演进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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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家珩.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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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天足会来函.万国公报.1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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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 王忠欣
1860年以後，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宣教工作。随著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
一.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的状况
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
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估计在这一时期，教会小学有50所，入学人数在1000人左右。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
从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同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种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二.传教士对中国留学活动的推动
近代的留学潮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的。1846年9月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课堂上说，想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著黄宽和黄胜也站了起来。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
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著，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也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在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
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最早向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
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去美国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数。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
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三.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除了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其它的教会大学也开始陆续招收女子入学。到1920年，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
十九世纪廿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四.基督教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
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义和团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
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差会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
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作者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研室主任，现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博士班，著有《传教与教育》、《世界宗教史略》等书。
摘自〈海外校园〉
1860年以後，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宣教工作。随著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
一.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的状况
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
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估计在这一时期，教会小学有50所，入学人数在1000人左右。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
从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同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种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二.传教士对中国留学活动的推动
近代的留学潮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的。1846年9月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课堂上说，想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著黄宽和黄胜也站了起来。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
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著，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也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在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
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最早向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
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去美国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数。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
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三.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除了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其它的教会大学也开始陆续招收女子入学。到1920年，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
十九世纪廿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四.基督教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
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义和团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
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差会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
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作者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研室主任，现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博士班，著有《传教与教育》、《世界宗教史略》等书。
摘自〈海外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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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可慕：一个1951年被中国拘押的传教士
送交者: 信望爱小屋 2014年10月25日06:32:36 于 [彩虹之约]
最近收集到一个1948年12月美国长老会白可慕医生（Dr. H. V. Bradshaw, M.D.）从广东连县（今连州市）寄美国的实寄封。查阅白可慕的经历，发现他1951年不是被中国新政府驱逐出境，而是被拘押，而且还一直被关押到了1955年。我一直以为对待传教士共产党比日本皇军要仁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常有1-2年的关押，共产党对西方传教士则只是驱逐。但这位传教士却不仅被关押了，而且一关就是四年多。是什么原因使他不是被共产党驱逐而是关押呢？这引起了我进一步查阅了解他的兴趣。
网上能查到的关于白可慕的中文资料十分少。我只找到了两条，一是n词酷英汉词典-传教士的相关英文词汇大全说：“白可慕；美国人，l928年来华传教士”[1]，另一条是《历史沿革- 连州市人民医院》中说：“连州市人民医院前身为连县惠爱医院，于1897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易蔚士（Rev. Edward）在城西菜园坝建医局和教堂，医局赠医赠药。……1931年，惠爱医院救治了路过连县的红七军伤病员200多人。20世纪40年代，美国白可慕医生（Dr. Bradshaw）担任惠爱医院院长”[2]。
中文资料太少，就转查英文。得知他的英文名全写是Homer Vernon Bradshaw，1899年3月8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86年9月5日在洛杉矶过世[3]。他是在匹茨堡大学学的医，在求学期间立志做传教士。1928年他和他太太，Wilda Hockenberry Bradshaw，作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抵达中国，到广东连州惠爱男医院（Van Norden Memorial Hospital for Men）做负责人（superintendent ）[4]。
后来他也负责管理广东连县惠爱女医院（the Brooks Memorial Hospital for Women），及在广东夏葛医学院（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in Canton）教授手术学。夏葛医学院是中国的第一所女子医学院[5]。对白可慕在中国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所知甚少。197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采访了白可慕夫妇[4、6]。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采访记录简要中，白可慕说他所做的福音工作主要是帮助那些苦难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讲道。当时传教士来到中国，一般先有段时间学习中文，但他的医务工作太繁忙，根本没有时间去学语言，他的中文是在工作中慢慢学的一些。除了医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外，他举了两个他认为比较成功的他的工作例子。一个是建立了一个在职人员的培训学校（establishing a staff training school），这可能是指医务人员的培训，但具体是哪个学校我们还不清楚。另一个是让人们接受了天花疫苗接种（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against smallpox）。但对他工作的更具体了解，有待我们将来对他们夫妇的口述记录做进一步研究。
白可慕的整个职业生涯被认为都是在广东度过的。从1928起，他只有1942-1945没有在广东的医院和医学院工作。当时是抗日战争, 他应征参加了美国空军在中国的陈纳德飞虎队（Chennault's Flying Tigers in China），担任飞行外科医生（flight surgeon）。战争结束后，他和太太又脱下军装，回到了他们在广东的医务工作中[6]。
从白可慕的个人经历中，我找不到中国政府关押他的理由。他是一个基督徒、传教士，但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在中国的医院和医学教育。作为基督徒医生，他对病人不分贫富贵贱和政治观点。1931年惠爱医院医治200多红军伤病员时，惠爱医院不仅已经在他的负责之下，而且作为外科手术医生，很多红军伤员很可能就是他亲自手术的。尽管他1942至1945年参加了美国空军，但那是陈纳德的飞虎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帮助中国抗日的，而且他的职务也只是一个医生。
进一步的查找终于为这个答案找到了蛛丝马迹。这就是1955年3月31日美国驻日内瓦使馆官员Gowen 和Shillock当天同中国驻日内瓦官员Shen Ping、Li Kuang Tze、Yeh Ching-pa和Hsu Wei Chin（翻译）会面后于晚上七点发回美国国务院的电文[7]。他们的会面讨论了被中国拘押的美国人。中国官员告诉美国，被拘押的人中除了Mrs. Wilda Bradshaw生病已经接受了治疗外，其他人健康良好。Mrs. Wilda Bradshaw是白可慕的太太，因此，从电文中我们知道他太太也被同时拘押了。而且被拘押的还有其他美国人，不只他们夫妇俩。而从电文的附注说明中我们也知道了他们是从1951年3月起被拘押的。电文说上一次在1955年2月28日的会面中美国表示了强烈反对对在中国的美国人的没有必要的拘押并要求立即让他们获得自由，中国官员这次给予的答复是：
“We confirm policy our government is to grant Americans permission to leave China after examination provided no cases criminal or civil nature pending against them. By this policy it protects foreigners who wish leave China but those foreigners who committed crimes against our laws are condemned according our laws”（我们表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在审查他们没有犯罪和没有涉及民事纠纷后，我们会允许美国人离开中国。这个政策保护了希望离开中国的外国人，但也让那些犯有违反我们法律罪行的外国人会得到我国法律的惩罚）。
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押只是为了确信他们没有犯罪和卷人中国的民事纠纷。后来1956年1月2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说，上周白可慕夫妇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到了美国[8]。因此，他们应该是1955年12月底回到美国的。
白可慕夫妇从1928至1951年在中国辛勤工作了23年，得到的报酬是四年十个月的关押。但做为基督徒，我相信他们并不后悔。《圣经》对基督徒的两个最大戒命是爱神和爱人，他们在这两点上都没有亏欠，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参考文献略。
作者：信望爱小屋。http://blog.creaders.net/hello123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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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能查到的关于白可慕的中文资料十分少。我只找到了两条，一是n词酷英汉词典-传教士的相关英文词汇大全说：“白可慕；美国人，l928年来华传教士”[1]，另一条是《历史沿革- 连州市人民医院》中说：“连州市人民医院前身为连县惠爱医院，于1897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易蔚士（Rev. Edward）在城西菜园坝建医局和教堂，医局赠医赠药。……1931年，惠爱医院救治了路过连县的红七军伤病员200多人。20世纪40年代，美国白可慕医生（Dr. Bradshaw）担任惠爱医院院长”[2]。
中文资料太少，就转查英文。得知他的英文名全写是Homer Vernon Bradshaw，1899年3月8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86年9月5日在洛杉矶过世[3]。他是在匹茨堡大学学的医，在求学期间立志做传教士。1928年他和他太太，Wilda Hockenberry Bradshaw，作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抵达中国，到广东连州惠爱男医院（Van Norden Memorial Hospital for Men）做负责人（superintendent ）[4]。
后来他也负责管理广东连县惠爱女医院（the Brooks Memorial Hospital for Women），及在广东夏葛医学院（the Hackett Medical College in Canton）教授手术学。夏葛医学院是中国的第一所女子医学院[5]。对白可慕在中国工作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所知甚少。197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大学的口述历史计划采访了白可慕夫妇[4、6]。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采访记录简要中，白可慕说他所做的福音工作主要是帮助那些苦难有需要的人，而不是讲道。当时传教士来到中国，一般先有段时间学习中文，但他的医务工作太繁忙，根本没有时间去学语言，他的中文是在工作中慢慢学的一些。除了医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外，他举了两个他认为比较成功的他的工作例子。一个是建立了一个在职人员的培训学校（establishing a staff training school），这可能是指医务人员的培训，但具体是哪个学校我们还不清楚。另一个是让人们接受了天花疫苗接种（the vaccination campaign against smallpox）。但对他工作的更具体了解，有待我们将来对他们夫妇的口述记录做进一步研究。
白可慕的整个职业生涯被认为都是在广东度过的。从1928起，他只有1942-1945没有在广东的医院和医学院工作。当时是抗日战争, 他应征参加了美国空军在中国的陈纳德飞虎队（Chennault's Flying Tigers in China），担任飞行外科医生（flight surgeon）。战争结束后，他和太太又脱下军装，回到了他们在广东的医务工作中[6]。
从白可慕的个人经历中，我找不到中国政府关押他的理由。他是一个基督徒、传教士，但他的工作时间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在中国的医院和医学教育。作为基督徒医生，他对病人不分贫富贵贱和政治观点。1931年惠爱医院医治200多红军伤病员时，惠爱医院不仅已经在他的负责之下，而且作为外科手术医生，很多红军伤员很可能就是他亲自手术的。尽管他1942至1945年参加了美国空军，但那是陈纳德的飞虎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帮助中国抗日的，而且他的职务也只是一个医生。
进一步的查找终于为这个答案找到了蛛丝马迹。这就是1955年3月31日美国驻日内瓦使馆官员Gowen 和Shillock当天同中国驻日内瓦官员Shen Ping、Li Kuang Tze、Yeh Ching-pa和Hsu Wei Chin（翻译）会面后于晚上七点发回美国国务院的电文[7]。他们的会面讨论了被中国拘押的美国人。中国官员告诉美国，被拘押的人中除了Mrs. Wilda Bradshaw生病已经接受了治疗外，其他人健康良好。Mrs. Wilda Bradshaw是白可慕的太太，因此，从电文中我们知道他太太也被同时拘押了。而且被拘押的还有其他美国人，不只他们夫妇俩。而从电文的附注说明中我们也知道了他们是从1951年3月起被拘押的。电文说上一次在1955年2月28日的会面中美国表示了强烈反对对在中国的美国人的没有必要的拘押并要求立即让他们获得自由，中国官员这次给予的答复是：
“We confirm policy our government is to grant Americans permission to leave China after examination provided no cases criminal or civil nature pending against them. By this policy it protects foreigners who wish leave China but those foreigners who committed crimes against our laws are condemned according our laws”（我们表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在审查他们没有犯罪和没有涉及民事纠纷后，我们会允许美国人离开中国。这个政策保护了希望离开中国的外国人，但也让那些犯有违反我们法律罪行的外国人会得到我国法律的惩罚）。
中国政府对他们的关押只是为了确信他们没有犯罪和卷人中国的民事纠纷。后来1956年1月2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说，上周白可慕夫妇被中国政府释放回到了美国[8]。因此，他们应该是1955年12月底回到美国的。
白可慕夫妇从1928至1951年在中国辛勤工作了23年，得到的报酬是四年十个月的关押。但做为基督徒，我相信他们并不后悔。《圣经》对基督徒的两个最大戒命是爱神和爱人，他们在这两点上都没有亏欠，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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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日记：百年前义和团追杀传教士真相
[导读]据111年前8位英国传教士被杀前27天所记的《忻州日记》，美国学者张海燕亲赴山西忻州、英国伦敦历时12年寻访，还原至今鲜为人知的义和团时期的暴力杀戮真相。
李提摩太所建百年福音堂即将被毁
被杀的历史真相，让忻州日记不再沉默
12年前，仿佛被8位英国传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入心，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美国学者张海燕从此记住了忻州。
彼时，在美国底特律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任高级专家的他，去密歇根大学借书，偶然从一本由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1904年出版的《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中，读到百年前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时，8位被杀的传教士在逃亡途中的日记片断。
同为基督徒的他开始收集和翻译与这段史料相关的各种文献、报道和资料，整理出《忻州日记》，试图立体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真相。
仓促逃亡
庚子年六月初一(1900年6月27日)，在新任山西巡抚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在太原烧医院、毁教堂，抓捕传教士。
公元1900年6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三。
这天早晨六点，信使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两天前，太原府爱德华医生(Dr. D.H. Edward)的医院被义和团烧了。女传教士爱蒂丝(Miss Edith A. Coombs)本已逃生，但发现一个住院的中国小女孩还没出来，就返身冲进燃烧着的房子，帮她逃出来。爱蒂丝再次出现时，额上遭铁器一击，仰面倒进火里。为了防止她爬起来，有人把木椅和一扇拆下来的门压在她身上。第二天，人们找到她烧焦的骸骨，把她埋在院子中央。义和团和清军到处寻索传教士，并把守了太原城门以防止其逃走。
传教士们是中国社会现代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太原传教站1877年于山西旱灾时建立。灾情自1876年爆发，一下旱了5年，河干地裂，几百万饿殍遍地，野狼因饱食人肉，竟肥得跑不动路。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进入山西赈灾，灾后寻找预防措施，建议开发矿藏，兴修铁路，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当时山西人吸食鸦片成瘾，又建立戒烟局。1902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
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来忻州传道，同时开办诊所、男女学校。在忻州传教士中，邸牧师最年长，他早年失怙，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3年大学训练之后，又经两年医药和外科训练，他被浸礼会派往刚果，在非洲忘我工作，炎热的气候摧毁了他的健康。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结婚后就申请来华。
马牧师(威廉·麦可拉奇)是苏格兰人。一次，他听传教士回国述职演讲，中国抓住了这个少年的心。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传教士，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在中国传教几年。
在太原的传教士恩牧师(托马斯·安德伍)夫妇最近来忻州帮忙。任教士(贝茜·任诺)来华时间最短，才9个月。燕牧师(西尼·恩纳尔)只比任教士早来两个月。
形势骤变，邸牧师决定带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自此，8位传教士开始了长达27天的逃亡。
这是逃亡第一天。狄克松夫妇心里特别思念在英国的孩子们。他想，要是在中国为主殉道了，孩子们应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又是怎样死的，就开始不间断地写日记，其他传教士也给亲人们写下了日记。
传道站有两匹马、两辆车，还有一头小驴驹。一行人悄悄从西门出了忻州城，这一带狄克松很熟，走了三十多里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大家把一部分行李藏在一个山洞里，等在那，几个中国基督徒领他们去藏身处。
半夜时，他们牵了毛驴来，大家顺着枯水的河床前行，狄克松太太病得很重，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拂晓时分，便依稀看见了一个山村，叫刘家山，他们要藏身之处。
重走当年逃亡路
109年之后，2009年5月，已在美国普度大学任教的张海燕联系到忻州老记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忻州传教士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村民，对照传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逐一考察。他想写一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
回国之前，张海燕仔细比照互联网上的电子地图和传教士日记，逐一确定了他们的逃亡路线。
2009年6月5日，他们到了庄磨镇南张村。南张村坐落在牧马河北岸，牧马河是滹沱河的一个支流，百年前春汛时节牧马河悠悠流过河谷，可现在已经断流。
张海燕停下车，想搜集村民们对当年传教士或信徒的记忆。刘振中是教会负责人，村里大约50人信教，主日时常坐拖拉机去城里聚会。他并不知道在义和团时殉道的张治国，但他从一位80岁老汉处打听到，张治国是南张村教会创立人，被义和团杀害后尸骨埋在村外“洋人坟”。
而今，张海燕坐车走的是柏油小路，与当年传教士们在牧马河枯水的河床上的路线大致平行。
传教士逃亡第二天，天既放亮，他们不能进刘家山，那天正是农历六月四日祭关帝生日，村民们抬着纸马纸衣去赶付家庄庙会。为了不给刘家山村民们带来麻烦，传教士们退到山里，在峡谷里藏了一整天。
庚子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的鬼。”
付家庄祈雨唱戏当日下午，却下了一场雨。戏一唱，各村义和团就起来了，村民们开始随伙仇教。而邻近的刘家山因为信教，不赶庙会，不看社戏，也不分担庙会、唱戏的费用，为首的付家庄自然憎恨不肯附从的小小的刘家山了。付家庄后来派人去忻州城迎神拳，请他们来惩罚、杀戮刘家山的信徒、村民们，以泄积怨。
传教士们逃亡第二天夜晚，刘家山的几位弟兄来接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什物，颠簸了6里多山路，进了刘家山。
一百多年过去，张海燕向村民打听刘家山。他们说，刘家山改了名，现在叫“幸福村”，年老的村民告诉他们，刘家山有“洋人窟”，这就是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
村民说，村里原有150多口人，但如今大多数人已搬到山下平坦之地。向几个村民打听传教士的往事，山村教师戎双文的妻子带他们去看了以前传教士们盖的教室。
教室建在一块稍为宽敞的山坡上，是山村唯一用窑砖砌的房子。经过一个多世纪风雨侵蚀，状况尚好，只是门窗有些破旧，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可作上课或聚会之用；小的作祷告房。一个多世纪了，即使在传教士们离开中国后，这个教室还在用，直到近年，没小孩子上学了，才关了门。
当年传教士们到刘家山后第一天，出于对村民们的信任，12天之久，他们栖身在信徒兰万牛家中。第三天夜晚，他们就在信徒们协助下，在后山坡挖藏身土洞。
翻过几道陡峭山梁寻找“洋人窟”，张海燕两只手臂上划出了网状交叉的血痕，他想起逃亡者中最年轻的女子任教士在写给浸礼会信中的一句话：“他给我们奇妙的力量和安稳的脚步，作艰难的攀登。”
“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张海燕在追踪这段史实时，第一次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年大多数村民信了基督，在反洋灭教的狂潮中，信徒甚至普通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传教士们，甚至官员们也不全在逼迫，也有同情者。
公元1900年7月5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九。
安叔根和张林旺出发到保定府、北京，或天津，找人救太原和忻州的传教士们。安叔根的草帽缝里藏了一张便条，写着太原和忻州的情况。
他们上路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截住了。没费多大劲，义和团就知道了他们是忻州传道站的厨子和帮手。安叔根对为首的拳民说：“我是五十岁的人，信耶稣的，今日就是我的死期。只是这后生，刚满十六岁，还没活人呢，求你们开恩让他回家去。”为首的把眼睛眯起来，打量着这两人，稀奇他们竟面无惧色。他冷笑几声，还没发话，就听见少年激烈地说：“安大伯，让我和你一起死吧，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在“洋人坟”传教士纪念碑附近东南方，有一块石碑，拭去尘土，碑文显露出来：“浸礼会道友静乐县人张公讳林旺之墓。”
张海燕断定这就是他在《忻州的日记》里写过的乡村少年张林旺的墓碑。张林旺才16岁，是任教士的助手，教任教士说忻州话、熟悉忻州府乡路，传教士在日记里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少年”。据《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张林旺被杀后，尸身被扔进火里烧了。
逃亡第13天，刘家山一个村民到邻村看望女儿被义和团打了，义和团放话说，后天要到刘家山来。此前两天，太原被囚的传教士们及其妻儿被毓贤杀尽。不仅传教士们再不能藏身刘家山，就是刘家山信徒们和亲洋教的村民也不能呆在村里，被抓住就是死。幸而此时，后山的土洞已挖成。传教士们卷起简单行李，带上些干粮和两把防卫的手枪，在夜半时转移到新挖的洞里，村民们随后逃走。
公元1900年7月11日，星期三，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五。
狄克松盘算了一下，附近每个村都有四十到六十个义和团。加上忻州出来的义和团，会有上千人。刘家山村民就要遭难了。这一两个星期，传教士们犹如在一个避风港中，刘家山的信徒甚至普通村民对他们有非常的情份，自给不足仍然满有爱心地供给他们，冒着杀头危险保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连累了村民。
中国传道人何全奎要到忻州东面去探路，看能不能为传教士们找一条到海边去的路线，他今年六十岁，以前曾是一家染房的股东，信主后放弃了经营得不错的生意，作了薪金非常微薄的传道人。
邸牧师怀着感恩的心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被杀，请不要忘记回报刘家山的村民们，他们把所有的无保留地给了我们。”
刚来中国9个月的任教士在给浸礼会的短笺中特别提到：“中国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刘家山村民和我们的助手们，在试炼之中都是忠信的。”还有些基督徒，因为放心不下传教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到刘家山看望他们。
公元 1900年7月13日，星期五，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何全奎老汉到了他妹妹家的一个村子，想不到村子里几个十八九岁青年，搞起了义和团。他们认得何老汉，把他抓了押到城里。
忻州县衙新上任的徐桂芬，急忙升堂。何老汉戴着手铐，拒绝说一个字。两个衙役把何老汉按在地上，一个衙役挥动竹杖，边打边嘲弄他：“疼不疼？”旁边看热闹的也附和嘲笑他：“你要进天堂了呢。”一直打了一千杖，还没应声。最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何老汉上了脚镣，扔进监牢。四天后，何老汉死于狱中。
在最没指望的日子
张海燕很想知道，在避难刘家山，藏身“洋人窟”的二十多天，传教士们面对生死考验，后悔过吗？惊惶不安过吗？如果除了死亡别无选择，他们会怨恨他们所服事的主吗？
在逃亡后的第二个主日，在似乎最没指望的日子，传教士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竟没一个人后悔来中国，燕牧师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和感恩，张海燕读到他的日记：“如果主要我们前行、去经历严酷的试炼，我们已经准备得充分些了。深信那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爱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为了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加被炼净，我们就更加赞美他，因他看我们值得为他的名受苦。妈妈，主是我的平安。”
燕牧师在逃亡中给妈妈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不后悔到中国来，虽然我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它有意义，因它顺着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恳切地求主的拯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拯救，但我们经过更深的逼迫，也许更能荣耀他的名……当号筒吹响时，我将欢乐地跟随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他赋予软弱者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在地上相见，那就等到我们在天堂同声赞美主时吧。”
公元 1900年7月12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六。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周一都被杀了。山西巡抚毓贤到场，没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刽子手，甚至没一声争辩，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
她在被杀之前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耶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害你们，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的不深，她没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在太原府殉道的共46人。
血溅忻州
从史料中，张海燕获知了传教士们的结局。
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和《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6月25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6月29日，传教士们被官兵捆绑着押回忻州，关在大牢两周之久。
巡抚毓贤从太原派人领10个兵勇来忻州，7月15日，假意传话要派兵护送传教士们逃往天津。传教士们从监狱出来，见州府备好4辆车，就信以为真，坐上车行至城东门瓮圈内，内门和外门一齐关了，忽然有灯笼从城上垂下，都司海英命兵丁放炮数声，又大声命令：“杀！杀！”早有一群义和团等着，伏兵冲出，传教士一一被乱刀砍死，尸身被暴于牧马河河滩。
令人唏嘘的是，将邸牧师等诱入瓮城之内的忻州守兵的官长，曾被邸牧师救治过。为了让传教士不起疑心，他跪下求他们跟他走，说他会用手中的刀舍命保护他们，不料一入瓮城却杀心四起。
而忻州城一位非信徒学官朱鸿镐却于心不忍，冒死掩埋了8位传教士的尸体，随即逃走，以避义和团惩处。张海燕查找到这件善举记载在恩牧师故乡的刊物《巴思日志》(1901年1月12日)。
庚子之乱后，传教士们殉难的消息传至英国，已退休回乡十年的老传教士德治安不顾体弱多病，毅然和因回英国述职而幸免于难的老传教士苏道味牧师返回忻州，接续未竟的医疗教育事业。
而今，“洋人坟”周围只有几个新添的坟茔，墓地的北侧和西侧已改作耕地，一排排高粱苗开始拔节，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毁坏的传教士纪念碑，残损程度不一的碑石散落在方方正正的基石四周。
任复兴告诉张海燕，几年前邸牧师后人看望过先祖墓地，庚子拳乱之前两年，邸牧师的4个孩子被送回英国上学，幸免于难。
这座纪念碑不仅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了庚子教难中忻州8位传教士殉难事件，更令他感动的是，特别载入了忻州府40位中国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的史实。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外国传教士及妇幼241人殉道，而中国基督徒有两万三千人殉道。山西是全国仇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据解放前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徐士瑚先生的《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考证，山西殉难的新教传教士及其妇幼占全外国殉难者79.3%；而山西中国信徒和慕道友被杀害的，据山西寿阳宣教会英国传教士叶守真医生(Dr.E.H.Edwards)和陈守谦记载，有七八千人之多。)
考察时，张海燕得知，有一家忠心看守洋人坟的中国信徒姓张，在此一住二十多年，从晚清到民国。
任复兴先生告诉他，张家的女儿张玉叶教会中学毕业后，在李提摩太修建的太原桥头街博爱医院当护士，终生未嫁，专心服侍主，年过九旬安息主怀。
返回普度大学后，不忍纪念碑被毁，技术工程专业出身的张海燕根据他画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残片散落图，并有关照片及其实测尺寸，图测计算了现有型石残片的复原尺寸，确定了碑身的型石组合关系和碑冠的型石组合关系，终于成功复原了传教士纪念碑。
教堂将毁，日记不再沉默
此次寻访之旅，张海燕验证并绘制了传教士的逃亡路线图，他也欣喜地看到当年传教士建立的教堂遗址仍在。
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忻州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建堂之用；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遭到抢劫、毁坏。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得以修复重建。教堂的屋檐微微上扬，如同振翮冲天的大雁。
2009年底，美国的张海燕与英国的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联系上了，她和她的先生于2006年曾访问过忻州。(Prudence的先生Rev. Canon Stuart Bell牧师是英国威尔士的教区长，到第四代，邸牧师的后人依然在服事上帝。)
就在张海燕计划英国之行之际，2011年5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石衡潭研究员写信告诉他一件紧急之事--李提摩太当年建造的忻州百年教堂即将被毁，“据说这块地方今年被五台山和尚花650万买走，要盖庙。当地基督徒眼睁睁看着遗迹被毁，教堂的四面墙已拆了一面。”
他十分震惊，写信给英国浸信会总会，对方的回复是，这个教堂并不是无主之地，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拥有教堂的所有权。
他也陆续得知，此教产1951年被收归国有，先后做过学校、医院，现在又被卖给一个开发商。
据当地教友说，拆迁方在施工过程中挖出了一块奠基石，上有当年修建教堂时的出资人信息，“他们藏起此石继续施工。”
5月8日，石衡潭和张海燕随即起草了给山西省文物局、宗教局、旅游局的公开信，美、英、中三国13位学者联名呼吁“救救百年教堂”，呼吁开发商停止拆毁，申报福音堂与传教士墓地墓碑等为省级文物。
2011年5月底，张海燕将赴英国与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见面，邸家后人将把邸牧师当年在逃亡中留给孩子的原始日记交给他阅读。
这些逃亡日记艰难地被保存下来。
公元1900年7月21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是夜，一位村民冒险看望他们，他们就把日记和信件交给了他。
村民把他们的日记、书信埋在地下，待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挖出来交给了新来的传教士，转交给殉道者亲人。
英国之行，张海燕还将去牛津大学图书馆查找当年8位传教士写给母会的工作报告、书信和珍贵遗物等，另将去伦敦周围等地拜访其他6位传教士所在的母会，让沉默百年的日记开口说话。
(南方人物周刊)
[导读]据111年前8位英国传教士被杀前27天所记的《忻州日记》，美国学者张海燕亲赴山西忻州、英国伦敦历时12年寻访，还原至今鲜为人知的义和团时期的暴力杀戮真相。
李提摩太所建百年福音堂即将被毁
被杀的历史真相，让忻州日记不再沉默
12年前，仿佛被8位英国传教士回头瞥了一眼，目光直射入心，撞出了一簇照彻灵魂的火花似的，美国学者张海燕从此记住了忻州。
彼时，在美国底特律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任高级专家的他，去密歇根大学借书，偶然从一本由英国伦敦宗教读物协会1904年出版的《光绪庚子年在华殉难者》中，读到百年前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时，8位被杀的传教士在逃亡途中的日记片断。
同为基督徒的他开始收集和翻译与这段史料相关的各种文献、报道和资料，整理出《忻州日记》，试图立体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真相。
仓促逃亡
庚子年六月初一(1900年6月27日)，在新任山西巡抚毓贤的怂恿下，义和团在太原烧医院、毁教堂，抓捕传教士。
公元1900年6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三。
这天早晨六点，信使带来一个惊人消息：两天前，太原府爱德华医生(Dr. D.H. Edward)的医院被义和团烧了。女传教士爱蒂丝(Miss Edith A. Coombs)本已逃生，但发现一个住院的中国小女孩还没出来，就返身冲进燃烧着的房子，帮她逃出来。爱蒂丝再次出现时，额上遭铁器一击，仰面倒进火里。为了防止她爬起来，有人把木椅和一扇拆下来的门压在她身上。第二天，人们找到她烧焦的骸骨，把她埋在院子中央。义和团和清军到处寻索传教士，并把守了太原城门以防止其逃走。
传教士们是中国社会现代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太原传教站1877年于山西旱灾时建立。灾情自1876年爆发，一下旱了5年，河干地裂，几百万饿殍遍地，野狼因饱食人肉，竟肥得跑不动路。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进入山西赈灾，灾后寻找预防措施，建议开发矿藏，兴修铁路，兴办教育，启发民智。当时山西人吸食鸦片成瘾，又建立戒烟局。1902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
1887年，邸松牧师(赫伯特·狄克松)来忻州传道，同时开办诊所、男女学校。在忻州传教士中，邸牧师最年长，他早年失怙，在伦敦孤儿收容学校长大，3年大学训练之后，又经两年医药和外科训练，他被浸礼会派往刚果，在非洲忘我工作，炎热的气候摧毁了他的健康。两年后，他因四肢麻痹被送回英国治疗。康复后，医生不准他回刚果，他和身为护士的未婚妻威廉斯小姐结婚后就申请来华。
马牧师(威廉·麦可拉奇)是苏格兰人。一次，他听传教士回国述职演讲，中国抓住了这个少年的心。而马牧师的太太克拉娜，从小就梦想成为传教士，她与马牧师在上海结婚之前，已在中国传教几年。
在太原的传教士恩牧师(托马斯·安德伍)夫妇最近来忻州帮忙。任教士(贝茜·任诺)来华时间最短，才9个月。燕牧师(西尼·恩纳尔)只比任教士早来两个月。
形势骤变，邸牧师决定带大家到忻州西南偏远山区的刘家山去避难。自此，8位传教士开始了长达27天的逃亡。
这是逃亡第一天。狄克松夫妇心里特别思念在英国的孩子们。他想，要是在中国为主殉道了，孩子们应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又是怎样死的，就开始不间断地写日记，其他传教士也给亲人们写下了日记。
传道站有两匹马、两辆车，还有一头小驴驹。一行人悄悄从西门出了忻州城，这一带狄克松很熟，走了三十多里地，进入一个又深又窄的峡谷，不能再驾马车了。大家把一部分行李藏在一个山洞里，等在那，几个中国基督徒领他们去藏身处。
半夜时，他们牵了毛驴来，大家顺着枯水的河床前行，狄克松太太病得很重，在马上摇摇晃晃的。拂晓时分，便依稀看见了一个山村，叫刘家山，他们要藏身之处。
重走当年逃亡路
109年之后，2009年5月，已在美国普度大学任教的张海燕联系到忻州老记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任复兴先生，相约重走忻州传教士当年的逃亡路线，沿途采访村民，对照传教士日记和忻州教案的文献逐一考察。他想写一本关于这段历史的书。
回国之前，张海燕仔细比照互联网上的电子地图和传教士日记，逐一确定了他们的逃亡路线。
2009年6月5日，他们到了庄磨镇南张村。南张村坐落在牧马河北岸，牧马河是滹沱河的一个支流，百年前春汛时节牧马河悠悠流过河谷，可现在已经断流。
张海燕停下车，想搜集村民们对当年传教士或信徒的记忆。刘振中是教会负责人，村里大约50人信教，主日时常坐拖拉机去城里聚会。他并不知道在义和团时殉道的张治国，但他从一位80岁老汉处打听到，张治国是南张村教会创立人，被义和团杀害后尸骨埋在村外“洋人坟”。
而今，张海燕坐车走的是柏油小路，与当年传教士们在牧马河枯水的河床上的路线大致平行。
传教士逃亡第二天，天既放亮，他们不能进刘家山，那天正是农历六月四日祭关帝生日，村民们抬着纸马纸衣去赶付家庄庙会。为了不给刘家山村民们带来麻烦，传教士们退到山里，在峡谷里藏了一整天。
庚子年春夏旱情严重，直至五月滴雨未降，到处传言：“老天不下雨，都是洋人搞的鬼。”
付家庄祈雨唱戏当日下午，却下了一场雨。戏一唱，各村义和团就起来了，村民们开始随伙仇教。而邻近的刘家山因为信教，不赶庙会，不看社戏，也不分担庙会、唱戏的费用，为首的付家庄自然憎恨不肯附从的小小的刘家山了。付家庄后来派人去忻州城迎神拳，请他们来惩罚、杀戮刘家山的信徒、村民们，以泄积怨。
传教士们逃亡第二天夜晚，刘家山的几位弟兄来接他们，带了火把，肩扛手提地带着他们的什物，颠簸了6里多山路，进了刘家山。
一百多年过去，张海燕向村民打听刘家山。他们说，刘家山改了名，现在叫“幸福村”，年老的村民告诉他们，刘家山有“洋人窟”，这就是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
村民说，村里原有150多口人，但如今大多数人已搬到山下平坦之地。向几个村民打听传教士的往事，山村教师戎双文的妻子带他们去看了以前传教士们盖的教室。
教室建在一块稍为宽敞的山坡上，是山村唯一用窑砖砌的房子。经过一个多世纪风雨侵蚀，状况尚好，只是门窗有些破旧，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大的可作上课或聚会之用；小的作祷告房。一个多世纪了，即使在传教士们离开中国后，这个教室还在用，直到近年，没小孩子上学了，才关了门。
当年传教士们到刘家山后第一天，出于对村民们的信任，12天之久，他们栖身在信徒兰万牛家中。第三天夜晚，他们就在信徒们协助下，在后山坡挖藏身土洞。
翻过几道陡峭山梁寻找“洋人窟”，张海燕两只手臂上划出了网状交叉的血痕，他想起逃亡者中最年轻的女子任教士在写给浸礼会信中的一句话：“他给我们奇妙的力量和安稳的脚步，作艰难的攀登。”
“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张海燕在追踪这段史实时，第一次发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当年大多数村民信了基督，在反洋灭教的狂潮中，信徒甚至普通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传教士们，甚至官员们也不全在逼迫，也有同情者。
公元1900年7月5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初九。
安叔根和张林旺出发到保定府、北京，或天津，找人救太原和忻州的传教士们。安叔根的草帽缝里藏了一张便条，写着太原和忻州的情况。
他们上路没走多远，就被义和团截住了。没费多大劲，义和团就知道了他们是忻州传道站的厨子和帮手。安叔根对为首的拳民说：“我是五十岁的人，信耶稣的，今日就是我的死期。只是这后生，刚满十六岁，还没活人呢，求你们开恩让他回家去。”为首的把眼睛眯起来，打量着这两人，稀奇他们竟面无惧色。他冷笑几声，还没发话，就听见少年激烈地说：“安大伯，让我和你一起死吧，我不顾惜这条性命。”
在“洋人坟”传教士纪念碑附近东南方，有一块石碑，拭去尘土，碑文显露出来：“浸礼会道友静乐县人张公讳林旺之墓。”
张海燕断定这就是他在《忻州的日记》里写过的乡村少年张林旺的墓碑。张林旺才16岁，是任教士的助手，教任教士说忻州话、熟悉忻州府乡路，传教士在日记里称赞他是“一个聪明的少年”。据《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张林旺被杀后，尸身被扔进火里烧了。
逃亡第13天，刘家山一个村民到邻村看望女儿被义和团打了，义和团放话说，后天要到刘家山来。此前两天，太原被囚的传教士们及其妻儿被毓贤杀尽。不仅传教士们再不能藏身刘家山，就是刘家山信徒们和亲洋教的村民也不能呆在村里，被抓住就是死。幸而此时，后山的土洞已挖成。传教士们卷起简单行李，带上些干粮和两把防卫的手枪，在夜半时转移到新挖的洞里，村民们随后逃走。
公元1900年7月11日，星期三，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五。
狄克松盘算了一下，附近每个村都有四十到六十个义和团。加上忻州出来的义和团，会有上千人。刘家山村民就要遭难了。这一两个星期，传教士们犹如在一个避风港中，刘家山的信徒甚至普通村民对他们有非常的情份，自给不足仍然满有爱心地供给他们，冒着杀头危险保护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连累了村民。
中国传道人何全奎要到忻州东面去探路，看能不能为传教士们找一条到海边去的路线，他今年六十岁，以前曾是一家染房的股东，信主后放弃了经营得不错的生意，作了薪金非常微薄的传道人。
邸牧师怀着感恩的心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们被杀，请不要忘记回报刘家山的村民们，他们把所有的无保留地给了我们。”
刚来中国9个月的任教士在给浸礼会的短笺中特别提到：“中国基督徒是了不起的--刘家山村民和我们的助手们，在试炼之中都是忠信的。”还有些基督徒，因为放心不下传教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里、上百里之外到刘家山看望他们。
公元 1900年7月13日，星期五，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何全奎老汉到了他妹妹家的一个村子，想不到村子里几个十八九岁青年，搞起了义和团。他们认得何老汉，把他抓了押到城里。
忻州县衙新上任的徐桂芬，急忙升堂。何老汉戴着手铐，拒绝说一个字。两个衙役把何老汉按在地上，一个衙役挥动竹杖，边打边嘲弄他：“疼不疼？”旁边看热闹的也附和嘲笑他：“你要进天堂了呢。”一直打了一千杖，还没应声。最后，他们把不省人事的何老汉上了脚镣，扔进监牢。四天后，何老汉死于狱中。
在最没指望的日子
张海燕很想知道，在避难刘家山，藏身“洋人窟”的二十多天，传教士们面对生死考验，后悔过吗？惊惶不安过吗？如果除了死亡别无选择，他们会怨恨他们所服事的主吗？
在逃亡后的第二个主日，在似乎最没指望的日子，传教士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竟没一个人后悔来中国，燕牧师的心中充满了平安和感恩，张海燕读到他的日记：“如果主要我们前行、去经历严酷的试炼，我们已经准备得充分些了。深信那有完全的智慧、完全的爱的主，必有最好的安排……如果为了主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加被炼净，我们就更加赞美他，因他看我们值得为他的名受苦。妈妈，主是我的平安。”
燕牧师在逃亡中给妈妈的信中继续写道：“我不后悔到中国来，虽然我的生命也许是短暂的，但它有意义，因它顺着主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恳切地求主的拯救，也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拯救，但我们经过更深的逼迫，也许更能荣耀他的名……当号筒吹响时，我将欢乐地跟随我主，不是以我自己的能力，乃是以他赋予软弱者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在地上相见，那就等到我们在天堂同声赞美主时吧。”
公元 1900年7月12日，星期四，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六月十六。
晚上七点，四个村民来看传教士们，告诉他们太原的消息：那里的传教士们周一都被杀了。山西巡抚毓贤到场，没人在屠刀面前畏惧，他们平静地走向刽子手，甚至没一声争辩，洛维特太太是最后一个被杀的，她怀里还抱着幼小的杰克。
她在被杀之前喊出一个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我们到中国来，带给你们耶稣救赎的福音，我们并没害你们，为了你们的好处，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们？”行刑的士兵一声不响，第一刀落在她的脖子上，但砍的不深，她没死，只好再补上一刀。婴孩杰克随后也被杀了。在太原府殉道的共46人。
血溅忻州
从史料中，张海燕获知了传教士们的结局。
据《忻州英浸礼会流血记》和《The China Martyrs of 1900》记载，6月25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6月29日，传教士们被官兵捆绑着押回忻州，关在大牢两周之久。
巡抚毓贤从太原派人领10个兵勇来忻州，7月15日，假意传话要派兵护送传教士们逃往天津。传教士们从监狱出来，见州府备好4辆车，就信以为真，坐上车行至城东门瓮圈内，内门和外门一齐关了，忽然有灯笼从城上垂下，都司海英命兵丁放炮数声，又大声命令：“杀！杀！”早有一群义和团等着，伏兵冲出，传教士一一被乱刀砍死，尸身被暴于牧马河河滩。
令人唏嘘的是，将邸牧师等诱入瓮城之内的忻州守兵的官长，曾被邸牧师救治过。为了让传教士不起疑心，他跪下求他们跟他走，说他会用手中的刀舍命保护他们，不料一入瓮城却杀心四起。
而忻州城一位非信徒学官朱鸿镐却于心不忍，冒死掩埋了8位传教士的尸体，随即逃走，以避义和团惩处。张海燕查找到这件善举记载在恩牧师故乡的刊物《巴思日志》(1901年1月12日)。
庚子之乱后，传教士们殉难的消息传至英国，已退休回乡十年的老传教士德治安不顾体弱多病，毅然和因回英国述职而幸免于难的老传教士苏道味牧师返回忻州，接续未竟的医疗教育事业。
而今，“洋人坟”周围只有几个新添的坟茔，墓地的北侧和西侧已改作耕地，一排排高粱苗开始拔节，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毁坏的传教士纪念碑，残损程度不一的碑石散落在方方正正的基石四周。
任复兴告诉张海燕，几年前邸牧师后人看望过先祖墓地，庚子拳乱之前两年，邸牧师的4个孩子被送回英国上学，幸免于难。
这座纪念碑不仅以中英两种文字记载了庚子教难中忻州8位传教士殉难事件，更令他感动的是，特别载入了忻州府40位中国基督徒被义和团杀害的史实。
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外国传教士及妇幼241人殉道，而中国基督徒有两万三千人殉道。山西是全国仇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据解放前曾任山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徐士瑚先生的《山西大学创办人李提摩太传略》考证，山西殉难的新教传教士及其妇幼占全外国殉难者79.3%；而山西中国信徒和慕道友被杀害的，据山西寿阳宣教会英国传教士叶守真医生(Dr.E.H.Edwards)和陈守谦记载，有七八千人之多。)
考察时，张海燕得知，有一家忠心看守洋人坟的中国信徒姓张，在此一住二十多年，从晚清到民国。
任复兴先生告诉他，张家的女儿张玉叶教会中学毕业后，在李提摩太修建的太原桥头街博爱医院当护士，终生未嫁，专心服侍主，年过九旬安息主怀。
返回普度大学后，不忍纪念碑被毁，技术工程专业出身的张海燕根据他画的传教士纪念碑碑石残片散落图，并有关照片及其实测尺寸，图测计算了现有型石残片的复原尺寸，确定了碑身的型石组合关系和碑冠的型石组合关系，终于成功复原了传教士纪念碑。
教堂将毁，日记不再沉默
此次寻访之旅，张海燕验证并绘制了传教士的逃亡路线图，他也欣喜地看到当年传教士建立的教堂遗址仍在。
1899年1月，浸礼会李提摩太牧师在忻州三家店购地四十余亩，作建堂之用；教堂接近竣工之时，义和团运动勃兴，遭到抢劫、毁坏。义和团运动平息之后，得以修复重建。教堂的屋檐微微上扬，如同振翮冲天的大雁。
2009年底，美国的张海燕与英国的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联系上了，她和她的先生于2006年曾访问过忻州。(Prudence的先生Rev. Canon Stuart Bell牧师是英国威尔士的教区长，到第四代，邸牧师的后人依然在服事上帝。)
就在张海燕计划英国之行之际，2011年5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石衡潭研究员写信告诉他一件紧急之事--李提摩太当年建造的忻州百年教堂即将被毁，“据说这块地方今年被五台山和尚花650万买走，要盖庙。当地基督徒眼睁睁看着遗迹被毁，教堂的四面墙已拆了一面。”
他十分震惊，写信给英国浸信会总会，对方的回复是，这个教堂并不是无主之地，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拥有教堂的所有权。
他也陆续得知，此教产1951年被收归国有，先后做过学校、医院，现在又被卖给一个开发商。
据当地教友说，拆迁方在施工过程中挖出了一块奠基石，上有当年修建教堂时的出资人信息，“他们藏起此石继续施工。”
5月8日，石衡潭和张海燕随即起草了给山西省文物局、宗教局、旅游局的公开信，美、英、中三国13位学者联名呼吁“救救百年教堂”，呼吁开发商停止拆毁，申报福音堂与传教士墓地墓碑等为省级文物。
2011年5月底，张海燕将赴英国与邸牧师的重孙女Prudence Dixon Bell见面，邸家后人将把邸牧师当年在逃亡中留给孩子的原始日记交给他阅读。
这些逃亡日记艰难地被保存下来。
公元1900年7月21日，传教士们藏身的山洞被义和团发现，是夜，一位村民冒险看望他们，他们就把日记和信件交给了他。
村民把他们的日记、书信埋在地下，待义和团之乱平息后挖出来交给了新来的传教士，转交给殉道者亲人。
英国之行，张海燕还将去牛津大学图书馆查找当年8位传教士写给母会的工作报告、书信和珍贵遗物等，另将去伦敦周围等地拜访其他6位传教士所在的母会，让沉默百年的日记开口说话。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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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书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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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英国浸信会忻州站的8位传教士，即赫伯特．狄克松(邸松牧师)(Mr. Ｈerbert Dixon)，44岁，曾在刚果传教，1885年来华。狄克松太太(邸松师母)(Mrs. Dixon, nee Williams)，45岁，曾任伦敦儿童医院护理，1885年偕夫婿来华。威廉斯．麦可拉奇(马牧师)(Mr. Williams McCurrach)，31岁，1896年来华。克拉娜．麦可拉奇太太(马师母)(Mrs. Clara McCurrach)，31岁，1896来华。托马斯．安德伍(Mr. Thomas Underwood)，33岁，1896年来华。安德伍太太(Mrs. T.J. Underwood)，30岁出头，幼为孤儿，1898年来华。贝茜．雷诺小姐(任小姐)(Miss Bessie Renaut)，30岁，1899年来华。西尼．恩纳尔先生(燕牧师)(Mr. Sydney Ennals)，29岁，1899年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