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场到冰箱 素食者慎入

得病后光头和我反思之前的种种错误,认为我做事从来不细水长流,而习惯象男人一样,大力抡大斧地高强度突击作业,这是伤害我身体免疫机能的首犯。他的比喻是:一辆平时就跌跌撞撞一直不保修的破车,一踩油门就彻天彻夜地疯跑疯开半个月。一年搞个四五次,就是钢筋铁打的汽车被这么折腾着开,开个二十几年也报废了。

深切提醒像我曾经那样在deadline之前突击作业的同志们。
 
四、环境问题

打下这几个字,犹如土豆背的那句诗:拔剑四顾心茫然。

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哪怕具体到我自身。然而,若是我不去思考与分析,怕是很多人都难以分析:我在挪威毕竟是学环境经济学的科班出身。这件事在光头的身上更极具讽刺,他的科研方向是环境治理和环保材料的研发。
 
我是个大而化之的生活粗人,从来没有抱怨过周边的环境多么糟糕,2001年去日本北海道附近呆了段时间,是佩服那里环境不错,但是却也真没有嫌弃上海多糟糕。2004年的时候听到一个岗布(一个日本人)抱怨下了飞机觉得喉咙痛的时候非常嗤之以鼻,心里暗暗说:我们这里环境那么糟糕,你还来干啥?不如折身原班回去!
 
我真正体会到空气污染是2007年从挪威回国在北京下飞机的那一瞬间,突然感觉眼睛很酸、喉咙发堵,岗布的话犹然在耳。也许,日本鬼子不是在故意羞辱我们日新月异的上海。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不敏感,但若是跑去一个环境清新的地方住上若干年,便深有体会。同期回国的有若干好友,我们在电话里七嘴八舌地交流后,感觉我们似乎真的不适应中国国情了:喉咙干、空气呛、超市吵、街上到处是横冲直撞的车。这不是矫情,这是事实。这也不是牢骚,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受。
 
回国半年,我和芳芳、阿蒙等无一例外地病倒,不是感冒就是发烧,要不就是有个啥啥啥小手术。光头嘲笑我们,说挪威那个地儿太干净了,像无菌实验室,一帮中国小耗子关到里面几年再放回原有环境,身体里的免疫系统和抗体都不能抵御实验室以外的病菌侵入了。是的,在我不多的回国朋友里面,除了我之外,梅森得了胸腺癌,甘霖得了血方面的病。
 
也许,这只是牢骚。除非国民觉醒,否则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这个环境、这个国情。

网络上查一下,就会看到触目惊心的数据:现在公布的数据说癌症总的发病率在180/10万左右,也就是每10万人中有180个人患癌症。中国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城市:上海。据统计,上海癌症发病率1980年比1963年增加了一倍,超过北京、天津25%,为全国城市第一位。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癌症监测数据显示,上海市区女性的癌症发病率比二十年前上升了近一倍,每100名上海女性中就有一人是癌症患者,也远高于我国其他城市。
 
也许我看这段文字和大家不同,因为我更加知道每个代表病人的数据背后,都是一个个即将离开人世的生命和撕心裂肺、不再完整的家。

我并不是说,大上海的污染让我得了癌症,而是自我感觉,这可能是我诸多癌症成因的一个因素:我不该毫无过渡时间地从一个无菌实验室出来,就玩命地赶论文,在周边空气污染、水污染和食品安全发生危机的大环境里,在免疫力全线下降的时候压力过大、用力过猛,加上长期积累的东西,一下子就全部爆发了。
 
话说十年前,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我有一年的非校园空档,这一年里我就工作、考研和去日本。除却日本之旅,我都住在浦东一间亲戚的新房里。新房是新装修、新家具。开始新房有点味道,我颇有环保意识地避开了两个月,回了山东。等从山东回来,看房间味道散去了,我也就心安理得地住了进去。
 
2007年房子处理时,光头怜惜那些基本没有怎么用过的家具,当成宝贝似的千里迢迢从浦东拉到闵行研发中心去用。哪里想到,2009年他开始研究去除甲醛的纳米活性炭,有次偶尔做实验的时候打开了甲醛测试仪,甲醛测试仪开始变得不正常,一般来讲高于0.08已然对身体有危险,而屏幕上的指数赫然显示着0.87。清查罪魁祸首的时候,东西一样样清除、一样样扔出研发实验室检测,最后把家具扔出院子测,结果是那些家具的检测指数超标超得犹如晴天霹雳。
 
光头立刻石化。

然而为时已晚。事隔半年,我查出了乳腺癌,医生对光头开始进行癌症的普及教育,令光头时不时有点灵光的脑袋里,一直在闪出那套家具和那批令他愤恨的甲醛超标数据。
 
医生说:肿瘤的肿块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癌症的发生需要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要经历多个阶段。从正常细胞到演变成癌细胞,再到形成肿瘤,通常需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长。当危险因素对机体的防御体系损害严重、机体修复能力降低、细胞内基因变异累积至一定程度时,癌症才会发生。
 
癌症发生的多个阶段为:正常细胞→轻度不典型增生(分化障碍)→中度不典型增生→重度不典型增生(原位癌)→早期癌(黏膜内癌)→浸润癌→转移癌。从自然病程来看,即使过去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肝细胞癌,从发现到死亡也有三至六个月的生存时间。而据估计,从癌变开始(以甲胎蛋白即AFP开始由低水平升高时算起)发展到晚期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从单个癌细胞发展到AFP升高的实际时间还要长得多。乳腺癌在临床发现肿块前,平均隐匿时间为十二年(六至二十年),确诊以后的自然病程也有26.5~39.5个月。
 
也就是说,我的乳腺癌很有可能是当时那批家具种下的种子,那些癌细胞经历了漫长的等待,等待我体内免疫力防线有所溃泻的时候伺机奋起反攻。

光头无语,我亦无言。这是要命的疏忽,然而谁能想得到呢?
 
一日在病房,夜里聊天,我和光头不约而同讲到这些家具,我感慨防不胜防的同时开玩笑:说不定你那个国家专利日后卖得很火,记者会专门报道你:甲醛家具残害爱妻毙命,交大教授毕生创造发明复仇之类。哪里想到光头歇斯底里哑着喉咙叫:“我宁可他妈的一辈子碌碌无为,也不想听到这种话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这句话对他的内心来说不是玩笑,而是天大的讽刺。一个终年埋头在实验室发明了除甲醛新材料的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爱人却经年累月浸泡在甲醛超标的环境里,最终得了绝症。
 
我曾在瑞金医院断断续续住院长达半年之久,半年之内接触了大概三五十个病友。开始住院那阵儿癌痛难忍本命不顾,后来不是那么痛了,就开始在病房聊天。

我读了两个硕士、一个博士的课程,修社会统计、社会调查两门课不知道重复修了多少遍。幼功难废、故伎不弃,自觉不自觉地在病房聊天里,我就会像个社调人员一样,以专业且缜密的思维开始旁敲侧击问一些问题。这是自发的科研行为,因为我一直想搞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得癌症。有时候问到兴头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潜伏在癌症病房里的青年研究学者。然而无比讽刺的是,现实是我是一个潜伏在青年研究学者中的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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