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和观为佛教修行的两大要领。任何一个宗派，不仅要有经教作为理论建构，还须具备瑜伽止观的实践方法。各宗的修行法门，多是祖师在继承世尊教法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修行经验，代代相传而来。如三论宗有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华严宗有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禅宗更是一花开五叶，法脉得绵延。这些宗派在早期都有非常殊胜的证法传承，至今却多已中断。由于缺乏修证的传承，使学人无法将闻思正见落实于止观实践，成为引发根本智、契入空性的方便。同时，因为对空性慧缺乏体验，对义理的修学也无法深入下去。
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传统杂议
- 主题发起人 水清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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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以来，佛教呈现复兴趋势。其时，有虚云老和尚弘扬禅宗，印光大师弘扬净土，谛闲法师、倓虚法师弘扬天台，兴慈法师弘扬华严，弘一律师弘扬律宗。这些大德在大江南北弘化一方，并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他们弘扬传统宗派佛教的同时，太虚大师则积极致力于人生佛教的弘扬，一方面是为了革除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陋习，一方面是提倡佛教应立足于现实人生，由人乘而抵达佛道，所谓“人成即佛成”。
人生佛教的提出，为流于神秘化、鬼神化、出世化的佛教赋予了崭新的形象。使佛教得以走入现实人生，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全面关注，充分体现了佛教济世利人的慈悲情怀，对于普及佛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有些人却不能正确把握人生佛教的内涵，以为佛教只关心现实人生的幸福，忘却了佛教特有的三乘解脱及大乘不共教法。从而使佛教在当今社会的弘扬出现了肤浅化、世俗化的倾向，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人生佛教的提出，为流于神秘化、鬼神化、出世化的佛教赋予了崭新的形象。使佛教得以走入现实人生，对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全面关注，充分体现了佛教济世利人的慈悲情怀，对于普及佛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有些人却不能正确把握人生佛教的内涵，以为佛教只关心现实人生的幸福，忘却了佛教特有的三乘解脱及大乘不共教法。从而使佛教在当今社会的弘扬出现了肤浅化、世俗化的倾向，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在当代的佛教弘扬中，还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动向，那便是学术化的佛教。在相当一段时期，佛教被视作迷信而为世人所不屑。自赵朴老提出“佛教是文化”之说，才使佛教重新引起文化界的关注。近年来，许多高校也开始重视佛学研究，纷纷成立宗教研究所及佛学中心，更有不少学者投身于佛学研究的热潮。佛教界对此也表现得相当积极，一些青年僧人先后进入国内外高校攻读学位，各地寺院也纷纷举办学术会议、创办学术刊物。这种潮流，对于佛教在文化界的推广显然有着积极意义。可学术所能关注的，只是佛教作为文化的层面，而佛教所具有的深刻义理及内证，并不是仅靠学术研究便能触及的。而作为住持佛法、荷担如来家务的僧伽，如果只关心学术层面的佛教，势必会失去僧伽的本色。
鉴于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我认为，未来的佛教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菩提心，大乘法门的修学必须以菩提心为根本，唯其如此，才能导入佛道，而不是停留在人天乘或只求自了。其次是闻思正见，以正见为指引，修行才能拥有正确的方向，而不是在上下求索中蹉跎一生。第三是道次第的施设，否则的话，行人或是不得其门而入，或是修行不能循序渐进。第四是内证实践，以此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佛法，缺少这一核心，所学的教理就会失去生命力。第五是受持戒律，戒律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同时也是修行能够取得成就的基本保障
或许有人会说，“即心即佛”或“自性弥陀，唯心净土”便可，何必如此复杂？的确，这两句话代表了很高的见地。可作为一种层次极高的见，并不适合所有人。事实上，它们的起点之高，只有极少数上根利智者才有能力承担。因为“即心即佛”并非一般人当下的境界，众生虽然具有佛性，但无始以来仍滞留于凡夫心的状态。而从凡夫心到佛心的圆满成就，必须有方便善巧的法门作为途径。不然的话，即使我们将“即心即佛”或“自性弥陀，唯心净土”高喊一万年，依然无法从凡夫心的状态中获得解脱。
那么，舍凡夫心、成就佛心的关键是什么呢？便是菩提心、菩萨行和正见。凡夫的愿和行皆从凡夫心出发，最终成就的自然是凡夫心。如果我们希望成就无上菩提，便要发起菩提心。而菩萨道的六度四摄，则是成就佛果悲智二德不可或缺的方便。尽管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但这一宝藏要有相应的方便才能发掘出来。声闻乘的圣者虽然也证得法性，却未能成就无量功德，便是因为缺少菩提心及六度四摄的方便行。除了菩提心和菩萨行，还需要正见作为指导。我们现有的心行基础为凡夫心，它早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人翁，不论我们做什么都难以超越它的作用。闻思正见能帮助我们认识凡夫心的本质，并在根本上克服它、瓦解它，从而使生命得到超越。
对于人生佛教的弘扬，菩提心、性空见也是必不可少的。单纯一种善行，很难判断它属于佛法修行中的哪个层次。如布施法门，人天乘、解脱道、菩萨道都在提倡。依人天乘的增上心去修习，便是人天乘善法；依声闻乘的出离心修习，便是解脱行；依菩提心修行，便是菩萨行。菩萨行又包括有漏的凡夫行和无漏的圣贤行，地前菩萨尚未摆脱凡夫心的作用，所修布施仍为有漏善行。而菩萨在修习布施的过程中，不断以性空见消除凡夫心的作用，最终契入空性，成就胜义菩提心。由此可见，唯有在菩提心、性空见的指导下，人天善行才能上升为菩萨行。否则的话，人生佛教很可能会演变为人乘佛教。
那么，舍凡夫心、成就佛心的关键是什么呢？便是菩提心、菩萨行和正见。凡夫的愿和行皆从凡夫心出发，最终成就的自然是凡夫心。如果我们希望成就无上菩提，便要发起菩提心。而菩萨道的六度四摄，则是成就佛果悲智二德不可或缺的方便。尽管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但这一宝藏要有相应的方便才能发掘出来。声闻乘的圣者虽然也证得法性，却未能成就无量功德，便是因为缺少菩提心及六度四摄的方便行。除了菩提心和菩萨行，还需要正见作为指导。我们现有的心行基础为凡夫心，它早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人翁，不论我们做什么都难以超越它的作用。闻思正见能帮助我们认识凡夫心的本质，并在根本上克服它、瓦解它，从而使生命得到超越。
对于人生佛教的弘扬，菩提心、性空见也是必不可少的。单纯一种善行，很难判断它属于佛法修行中的哪个层次。如布施法门，人天乘、解脱道、菩萨道都在提倡。依人天乘的增上心去修习，便是人天乘善法；依声闻乘的出离心修习，便是解脱行；依菩提心修行，便是菩萨行。菩萨行又包括有漏的凡夫行和无漏的圣贤行，地前菩萨尚未摆脱凡夫心的作用，所修布施仍为有漏善行。而菩萨在修习布施的过程中，不断以性空见消除凡夫心的作用，最终契入空性，成就胜义菩提心。由此可见，唯有在菩提心、性空见的指导下，人天善行才能上升为菩萨行。否则的话，人生佛教很可能会演变为人乘佛教。
我提出了修学大乘佛法的五大要素，虽然没什么新意，却是修学各宗派必须具备的根本条件。希望我们能以此重新审视汉传佛教，看看自己尊崇的宗派是否具备这些条件，或者本来具足，却久已被我们忽略。同时，更要检讨一下自己的修学：菩提心可曾发起？闻思的正见是否具备？是否按戒律生活？闻思正见能否落实到止观上成为契入空性的方便？有没有遵循相应的道次第？如果具备了这些条件，相信大家的修行一定会有结果。若是缺少某个环节，就应该及时弥补。那么，如何进行弥补呢？自宗本有这些内容就从自宗补充；若自宗缺乏这些内容，就应该吸收他宗的长处，以此完善自宗的修学。
可能有人会提出，从这五个因素看，藏传佛教似乎比汉地佛教更完善，我们何不直接修学藏传佛教呢？不可否认，藏传佛教的确有它的长处，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藏传佛教是根植于藏文化的土壤，汉地信众未必都有能力正确认识。比如，藏传佛教浓厚的神化色彩，与政治及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对上师的绝对信仰，被神圣化的世俗生活及人，等等。我们估且不去评论这些特殊现象的对与错。对于尚未具足闻思正见，而又缺乏藏地生活基础，甚至无法直接与上师进行语言沟通的汉族来说，要从这些复杂现象中厘清是非，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认识，又如何能深入修学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不共之处在于密乘，而密乘的修行却离不开显教的基础。不论格鲁还是宁玛的道场，都主张先深入学习显教经论。缺乏扎实的显教基础，就没有资格修习密法。而显教这部分经论，在汉传和藏传佛教中都有。我提出的五大要素，也是汉传和藏传佛教共通的，只是藏传佛教在宗派建构上保存得更完整些。另外，密乘在实修上有些特殊的方便，也值得我们借鉴。事实上，当我们对空性有所契入之后，返观汉传佛教史上的大德著述，就会发现其中蕴涵着无量的妙方便。
在佛教的三大语系中，还有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继承了早期的佛教思想，修行的依据典籍是《五尼柯耶》，相当于汉传佛教的《阿含经》。声闻乘的三藏圣典中，也有严谨的道次第和非常简明的成就解脱方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生活上保存了原始僧团的风格，托钵乞食，不事生产，唯以学教、禅修、弘法为业。这种纯粹的宗教生活，给人感觉庄严而又神圣。佛教分声闻乘和菩萨乘，在印度佛教史上，唯有声闻乘才有严谨的僧团建构。而大乘的菩萨行者，如龙树、无著、世亲，皆依部派佛教的僧团出家。在藏汉两地，僧众多数兼有比丘、菩萨的双重身分。对于佛教的健康发展来说，严谨的僧团建构，如法如律的修行生活，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共同祈求三宝加被，龙天护持；祈求佛教界的同仁们一起发心，依此五大要素来修学汉传的宗派佛教，并吸收藏传、南传佛教的长处。如果能做到这些，相信汉传佛教一定可以复兴。
最后，祈祷世界和平，人民安乐；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祝愿大家发菩提心，早成佛道，利益一切众生。
可能有人会提出，从这五个因素看，藏传佛教似乎比汉地佛教更完善，我们何不直接修学藏传佛教呢？不可否认，藏传佛教的确有它的长处，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藏传佛教是根植于藏文化的土壤，汉地信众未必都有能力正确认识。比如，藏传佛教浓厚的神化色彩，与政治及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对上师的绝对信仰，被神圣化的世俗生活及人，等等。我们估且不去评论这些特殊现象的对与错。对于尚未具足闻思正见，而又缺乏藏地生活基础，甚至无法直接与上师进行语言沟通的汉族来说，要从这些复杂现象中厘清是非，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认识，又如何能深入修学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不共之处在于密乘，而密乘的修行却离不开显教的基础。不论格鲁还是宁玛的道场，都主张先深入学习显教经论。缺乏扎实的显教基础，就没有资格修习密法。而显教这部分经论，在汉传和藏传佛教中都有。我提出的五大要素，也是汉传和藏传佛教共通的，只是藏传佛教在宗派建构上保存得更完整些。另外，密乘在实修上有些特殊的方便，也值得我们借鉴。事实上，当我们对空性有所契入之后，返观汉传佛教史上的大德著述，就会发现其中蕴涵着无量的妙方便。
在佛教的三大语系中，还有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继承了早期的佛教思想，修行的依据典籍是《五尼柯耶》，相当于汉传佛教的《阿含经》。声闻乘的三藏圣典中，也有严谨的道次第和非常简明的成就解脱方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生活上保存了原始僧团的风格，托钵乞食，不事生产，唯以学教、禅修、弘法为业。这种纯粹的宗教生活，给人感觉庄严而又神圣。佛教分声闻乘和菩萨乘，在印度佛教史上，唯有声闻乘才有严谨的僧团建构。而大乘的菩萨行者，如龙树、无著、世亲，皆依部派佛教的僧团出家。在藏汉两地，僧众多数兼有比丘、菩萨的双重身分。对于佛教的健康发展来说，严谨的僧团建构，如法如律的修行生活，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共同祈求三宝加被，龙天护持；祈求佛教界的同仁们一起发心，依此五大要素来修学汉传的宗派佛教，并吸收藏传、南传佛教的长处。如果能做到这些，相信汉传佛教一定可以复兴。
最后，祈祷世界和平，人民安乐；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祝愿大家发菩提心，早成佛道，利益一切众生。
国学的根本是心性修养——冯学成
在近年的国学热潮里，有一位民间学者的研究尤为独树一帜：他不像一般学者那样从学术角度来阐释国学，而更关注国学与心性修养的关系。他以《云门宗史话》和《赵州禅师语录壁观》体现其独步禅海之识见，近年来更创造性地从禅的角度解读《庄子》，还创办书院系统讲授传统文化经典。
他就是被称为“民间国学第一人”的冯学成。22日下午，冯学成出任“和顺坛——名人名家文化讲坛”嘉宾，在福田会堂为深圳市民带来了一场题为“国学、心性与人生”的精彩演讲，并在讲座前接受了记者专访。
心性修养是国学之根
对国学的研究和解读，冯学成不是从学术角度来阐释，他更关注国学与心性修养的关系。他认为，如果只是搞学问，自己的“道德”上不去，那么知识再多也只是个平常人。
记者：国学热如今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通常研究者从学术上的阐释比较多。而您一直关注国学与心性之间的关系，此次演讲的主题也是国学、心性与人生，是不是在您看来，心性的修养才是国学的根本？学习国学对一个人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冯学成：国学往深的一面说肯定是心性修养。人之所以为人，需要有教养和文化，这两点就表现在心性修养上。人们要在社会网络中和谐共存，就需要优秀的心性结构，否则人和社会就妖魔化了。
心性修养，归纳起来就是要让人成为儒家说的“君子”、道家说的“真人”、佛教说的“菩萨”。“心”的修养是智慧提升，“性”就是禀赋结构，属于道德范畴。用儒家的话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肯定要让君子来承担，哪怕小到一个家庭的和谐也需要优秀的心性结构。
做国学的人，不仅要在知识层面上，关键还要看自己心性的修养上能不能达到“仁义礼智信”，这是个总纲。我提出的口号是：要在道德上美化自己、智慧上优化自己、能力上强化自己。
儒释道共通之处在于“正心诚意”
冯学成的系列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禅说庄子》系列，他创造性地从禅的角度出发重新解读《庄子》。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徐扬生在序言所说：“庄子与禅宗一起讲，庄子思想与佛教思想交融在一起，互为映照，十分有趣。另外，他是‘意译’，将《庄子》与时代、时事、社会及每个人的生活紧紧相连。”
记者：您认为儒、释、道三家学说是国学的主干，诸子百家乃至文学艺术传统习俗等则是其枝叶。在这样一个国学主干中，当代国学应怎样来体现这三家学说之间的关系？三家学说的共通之处是什么？
冯学成：用《大学》里的话可以把它们总结起来：正心诚意。“正”作为动词，人们的心性结构不圆满、浮躁，所以需要“正”。所谓“正位凝命”，就是说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安分守己，而“凝命”，命是一辈子的事，我们如何把握住它，这些都需要把心放正；“心”就是智慧，像电脑一样不要有垃圾负担才能运作得好，所以心要放正不能放斜了。作为动词的“意”，包括情感、意志等包括道德的很多内容都属于意的范畴。“心”是理智，“意”是情感，理智和情感都要放正，人才会优秀。作为凡人，就需要“正”和“诚”这样的动作和过程来达到“正心诚意”，才能成为圣贤。
佛家讲的就是“明心见性”，明心是要诚心，见性就是诚意。道家来讲则是“返本归朴”，也是需要正心诚意、恢复人的本真状态，所谓“真人”就是没有社会污染、恢复到纯自然状态的人。所以“正心诚意”四个字可以贯穿儒释道三教。
记者：《禅说庄子》已经陆续出版了12本，像今年东方出版社一下就出了8本，并持续热销。以往人们往往是从文学、哲学、美学的角度对《庄子》进行解读，您却从“禅”出发，为什么要把看起来是两个系统的思想学说进行分析比较？
冯学成：正如我在序言里说的，不懂禅宗就不懂庄子。先秦诸子时代以孔孟老庄为代表，其中庄子不太好懂；魏晋时期玄学有三学：老庄易，其中对庄子的理解也往往不得要义。直到后来随着佛教传入特别是禅宗兴起后，庄子精神才得到深刻解读。庄子的很多精彩内容都是禅宗敲开的。而道教丹道派的成长，则更离不开对禅宗精神的吸取，使之成为“性命双修”中“性功”的指导方向。今天我们如果结合禅宗、宋明理学和唐代以来的道教内丹派的形成和发展来看，越是对禅宗熟悉，对禅宗公案熟悉，再去细品《庄子》，就会发出由衷的感叹。
我的前大半研究重心都放在禅宗上，后来才学《庄子》，越来越感觉惊叹：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在禅宗形成之前，居然还有《庄子》这么一部智慧之书，这可是有首创性的，拥有绝对独立的知识产权的思想宝藏啊！因此我与以前庄子研究者的角度都不一样，现在看来是比较新鲜的事，实际上宋明以来的一些道教大师对庄子的理解都已经是禅宗化地诠释了。
书院学修不是“MBA速成班”
在国学趋向功利化、表面化的当天，冯国学却于2003年在成都创办了全国首家弘扬国学的私人书院，以纯公益性质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2008年又在广州筹办了粤海书院，面向社会讲授经典。
记者：您在书院主要讲些什么？来听讲的多数是什么人？
冯学成：书院的特色一是不收费，二是愿意来就来，三是不去包装炒作，一切随缘。亲近国学需要长期浸泡过程，不是学习，而是“学修”，既学知识又搞修养，佛教里说修行，儒家则说修养，才能提升心境。
我在书院讲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孔孟老庄禅，比如2005年开始用9个月时间把《论语》通讲了一次，《道德经》用了两年时间讲完，《中庸》、《大学》都讲完了，《庄子》则前后讲了6年，33篇现在讲完了25篇。听讲的有老百姓、学生、企业家、公务员，各个阶层都有。场地大的时候有100多人来听，平时也就最多30个位置，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地交流。
记者：2003年至今已经10年过去了，您认为书院对传播传统文化能产生哪些作用？10年前和10年后，中国人对国学的需求度和关注点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冯学成：当年的儒商书院是第一家私人书院，势单力薄，媒体都来采访，不像现在，光是广州的私塾联谊会就有几百家，全国有上万家，讲习新儒学的也太多太多。但我按照我的节奏，不温不火，至少有一批人通过学修得到了真正的提升：不仅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刻理解，而且在智慧上焕然一新。要知道，书院不是MBA速成班，长期学修才能在因果判断和把持上都有提升，通俗点讲就是价值观的提升，让俗气的人变得高雅、急躁的人变得淡定、鲁莽的人变得细腻。
记者：有人称您为民间学者、独立学者，或者国学大师、国学通家，您最认同哪个称呼？对您来说，国学研究意味着什么？
冯学成：这些称呼其实我都不认同。我出身草根，一辈子艰难困苦，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当过知青、搬运工、营业员，学术界也没人捧我或者贬我，没有资格成为大师。国学，我只是一辈子愿意“玩”这个，愿意和大家分享前人的智慧之光，希望更多人能够担当起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产。
（2013年12月24日《深圳特区报》B1版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文）
在近年的国学热潮里，有一位民间学者的研究尤为独树一帜：他不像一般学者那样从学术角度来阐释国学，而更关注国学与心性修养的关系。他以《云门宗史话》和《赵州禅师语录壁观》体现其独步禅海之识见，近年来更创造性地从禅的角度解读《庄子》，还创办书院系统讲授传统文化经典。
他就是被称为“民间国学第一人”的冯学成。22日下午，冯学成出任“和顺坛——名人名家文化讲坛”嘉宾，在福田会堂为深圳市民带来了一场题为“国学、心性与人生”的精彩演讲，并在讲座前接受了记者专访。
心性修养是国学之根
对国学的研究和解读，冯学成不是从学术角度来阐释，他更关注国学与心性修养的关系。他认为，如果只是搞学问，自己的“道德”上不去，那么知识再多也只是个平常人。
记者：国学热如今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通常研究者从学术上的阐释比较多。而您一直关注国学与心性之间的关系，此次演讲的主题也是国学、心性与人生，是不是在您看来，心性的修养才是国学的根本？学习国学对一个人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冯学成：国学往深的一面说肯定是心性修养。人之所以为人，需要有教养和文化，这两点就表现在心性修养上。人们要在社会网络中和谐共存，就需要优秀的心性结构，否则人和社会就妖魔化了。
心性修养，归纳起来就是要让人成为儒家说的“君子”、道家说的“真人”、佛教说的“菩萨”。“心”的修养是智慧提升，“性”就是禀赋结构，属于道德范畴。用儒家的话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肯定要让君子来承担，哪怕小到一个家庭的和谐也需要优秀的心性结构。
做国学的人，不仅要在知识层面上，关键还要看自己心性的修养上能不能达到“仁义礼智信”，这是个总纲。我提出的口号是：要在道德上美化自己、智慧上优化自己、能力上强化自己。
儒释道共通之处在于“正心诚意”
冯学成的系列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禅说庄子》系列，他创造性地从禅的角度出发重新解读《庄子》。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徐扬生在序言所说：“庄子与禅宗一起讲，庄子思想与佛教思想交融在一起，互为映照，十分有趣。另外，他是‘意译’，将《庄子》与时代、时事、社会及每个人的生活紧紧相连。”
记者：您认为儒、释、道三家学说是国学的主干，诸子百家乃至文学艺术传统习俗等则是其枝叶。在这样一个国学主干中，当代国学应怎样来体现这三家学说之间的关系？三家学说的共通之处是什么？
冯学成：用《大学》里的话可以把它们总结起来：正心诚意。“正”作为动词，人们的心性结构不圆满、浮躁，所以需要“正”。所谓“正位凝命”，就是说每个人要知道自己的位置，安分守己，而“凝命”，命是一辈子的事，我们如何把握住它，这些都需要把心放正；“心”就是智慧，像电脑一样不要有垃圾负担才能运作得好，所以心要放正不能放斜了。作为动词的“意”，包括情感、意志等包括道德的很多内容都属于意的范畴。“心”是理智，“意”是情感，理智和情感都要放正，人才会优秀。作为凡人，就需要“正”和“诚”这样的动作和过程来达到“正心诚意”，才能成为圣贤。
佛家讲的就是“明心见性”，明心是要诚心，见性就是诚意。道家来讲则是“返本归朴”，也是需要正心诚意、恢复人的本真状态，所谓“真人”就是没有社会污染、恢复到纯自然状态的人。所以“正心诚意”四个字可以贯穿儒释道三教。
记者：《禅说庄子》已经陆续出版了12本，像今年东方出版社一下就出了8本，并持续热销。以往人们往往是从文学、哲学、美学的角度对《庄子》进行解读，您却从“禅”出发，为什么要把看起来是两个系统的思想学说进行分析比较？
冯学成：正如我在序言里说的，不懂禅宗就不懂庄子。先秦诸子时代以孔孟老庄为代表，其中庄子不太好懂；魏晋时期玄学有三学：老庄易，其中对庄子的理解也往往不得要义。直到后来随着佛教传入特别是禅宗兴起后，庄子精神才得到深刻解读。庄子的很多精彩内容都是禅宗敲开的。而道教丹道派的成长，则更离不开对禅宗精神的吸取，使之成为“性命双修”中“性功”的指导方向。今天我们如果结合禅宗、宋明理学和唐代以来的道教内丹派的形成和发展来看，越是对禅宗熟悉，对禅宗公案熟悉，再去细品《庄子》，就会发出由衷的感叹。
我的前大半研究重心都放在禅宗上，后来才学《庄子》，越来越感觉惊叹：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在禅宗形成之前，居然还有《庄子》这么一部智慧之书，这可是有首创性的，拥有绝对独立的知识产权的思想宝藏啊！因此我与以前庄子研究者的角度都不一样，现在看来是比较新鲜的事，实际上宋明以来的一些道教大师对庄子的理解都已经是禅宗化地诠释了。
书院学修不是“MBA速成班”
在国学趋向功利化、表面化的当天，冯国学却于2003年在成都创办了全国首家弘扬国学的私人书院，以纯公益性质弘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2008年又在广州筹办了粤海书院，面向社会讲授经典。
记者：您在书院主要讲些什么？来听讲的多数是什么人？
冯学成：书院的特色一是不收费，二是愿意来就来，三是不去包装炒作，一切随缘。亲近国学需要长期浸泡过程，不是学习，而是“学修”，既学知识又搞修养，佛教里说修行，儒家则说修养，才能提升心境。
我在书院讲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孔孟老庄禅，比如2005年开始用9个月时间把《论语》通讲了一次，《道德经》用了两年时间讲完，《中庸》、《大学》都讲完了，《庄子》则前后讲了6年，33篇现在讲完了25篇。听讲的有老百姓、学生、企业家、公务员，各个阶层都有。场地大的时候有100多人来听，平时也就最多30个位置，大家坐下来面对面地交流。
记者：2003年至今已经10年过去了，您认为书院对传播传统文化能产生哪些作用？10年前和10年后，中国人对国学的需求度和关注点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
冯学成：当年的儒商书院是第一家私人书院，势单力薄，媒体都来采访，不像现在，光是广州的私塾联谊会就有几百家，全国有上万家，讲习新儒学的也太多太多。但我按照我的节奏，不温不火，至少有一批人通过学修得到了真正的提升：不仅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刻理解，而且在智慧上焕然一新。要知道，书院不是MBA速成班，长期学修才能在因果判断和把持上都有提升，通俗点讲就是价值观的提升，让俗气的人变得高雅、急躁的人变得淡定、鲁莽的人变得细腻。
记者：有人称您为民间学者、独立学者，或者国学大师、国学通家，您最认同哪个称呼？对您来说，国学研究意味着什么？
冯学成：这些称呼其实我都不认同。我出身草根，一辈子艰难困苦，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当过知青、搬运工、营业员，学术界也没人捧我或者贬我，没有资格成为大师。国学，我只是一辈子愿意“玩”这个，愿意和大家分享前人的智慧之光，希望更多人能够担当起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产。
（2013年12月24日《深圳特区报》B1版深圳特区报记者 杨媚/文）
深聚焦：一个民族，不能靠娱乐滋养精神
一个民族，不能只靠娱乐精神滋养。之所以提出这个宏大的命题，要从10月3日刚刚收官的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总导演关正文的一段自嘲说起：
看起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但要知道，中国电视荧屏被歌唱节目抢尽风头，亲子节目更以明星、家庭的噱头和T2O的商业模式名噪一时。文化节目回归屏幕中央的难度简直不亚于一场“诺曼底登陆”。
当前，文化节目遇冷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在国家级的大众媒体，对于文化的坚守也未见得是所有人的共识。
关正文的话道出了广大对文化有着敬畏与坚持的媒体人的操守，“一个民族不能靠娱乐滋养精神，这是文化节目具有长期市场价值的信心所在。我们靠此为生并相信未来”，当然，这也道出了在经济利益与文化担当之间挣扎的大众媒体人的尴尬。
如何实现“让古代经典的诗文镶嵌在脑子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话题。
大众媒体之于受众，承担着“施教者”的身份
强调媒体的责任担当，是因为正如教育的主体不仅有学校、有家庭，还有社会一样，大众媒体扮演着对于受众的“施教者”的身份，对于文化的引领、文化风气的塑造、青少年健康心灵和文化趣味的培养，都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正如每年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全国广大少年儿童播出的《开学第一课》，以及从去年创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都以其新颖的节目形式，将主流价值观表达寓教于乐，让孩子在玩耍中学习到了知识，实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大众媒体“施教”身份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一种无形的“教化”，这种教化几乎渗透在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一切信息内容中。通化师范学院孙成英老师指出，大众媒体的媒介属性和功能，以及信息化社会的受众特征，都使得大众媒体必然成为社会教育中的一名特殊的“教育者”。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发挥着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实质就是一种无形的教育功能。
“我是一个老师，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参与一档电视节目的制作，就是看重了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的话耐人寻味，“通过一档电视节目，让人们看到我们对母语文化复兴的强烈诉求。推动教育部门的顶层设计，让青年学子们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对母语文化产生丰富的认知感、强烈的认同感，甚至是价值、精神与信仰层面的归属感，这对整个民族的复兴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大众媒体应有担当，不能为经济效益所绑架
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擎起文化担当的大旗，而不被经济效益和各种残酷的市场指标所绑架，这是每一位大众媒体人所面临的严酷考验。
还是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说起，7月13日在CCTV—1晚间8点档黄金时段首播以来，全网平均收视率排在同时段第二。然而，她的丰收，并不能掩盖文化节目整体式微的现实。记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这个暑期档，全国排名前十的省级卫视晚间黄金档中，以《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爸爸去哪儿》第二季、《花样爷爷》、《妈妈听我说》领衔的综艺节目几乎占据了荧屏的半壁江山，而进入视野的文化节目只有《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一家。
曾几何时，也曾有诸多文化节目繁盛一时，但在一阵喧嚣之后，很多文化节目无奈淡出了观众的视野，即便《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收视率也不如去年。一些网络公知甚至批评节目组试图激活古代经典中沉睡文字的努力不合时宜。“背弃经典的价值观从上个世纪延续至今，依然非常普遍，说起五千年文明就崇敬，学起五千年文明就头疼。这真的很让人吃惊。很多人在问翻故纸堆有什么用？这让人痛心，痛心于文明传承在大众媒体的被边缘化。”节目组导演关正文直言。
是的，在当前经济利益为最重要驱动力之一的当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担当与引领的坚持，陷入为市场所绑架的怪圈便会成为许多大众媒体难逃的宿命。
例如，在期刊市场中，有的期刊为了扩大所谓的影响力，不惜用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来吸引读者眼球；有的期刊专门采集八卦新闻，哗众取宠，迎合低级趣味；有的期刊甚至编造虚假新闻，制造所谓轰动效应。还有不少电视台为了比拼收视率，制作人故意怂恿嘉宾去挖黑幕、揭隐私、搞荤段子，让荧屏变得污秽不堪，不忍卒看。
对此，有学者评价，作为媒体，追求影响力、吸引受众眼球、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率无可厚非。但是如何追求影响力，追求什么样的影响力则值得研究。实事求是说，真正的电视艺术作品不是为收视率而生的，收视率标准无法准确评价和衡量电视艺术的精神品质与审美价值。
还有学者指出，没有收视率的电视节目，不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不能承担起传承文明、人文教化的重任。那是因为没有人看的节目，教化之功能无从谈起，可是，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用收视率去决定电视节目的生死存亡，同样将偏离电视台作为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专门机构的基本属性和职能。从这个角度说，“理性的收视率”可以作为观众对电视节目满意度的一种参照标准，但不是电视节目艺术品质的决定标准。
“文化节目不能仅靠政府推动去占领市场。一档大众媒体节目，即使在承担使命也需要观众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可。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的时代更应如此。”关正文坦言，“当下，社会热钱的涌入还将继续催生高投入的速朽娱乐节目，直至市场重回理性。”
别让文化节目只在众声喧哗时才有价值
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印象：
当娱乐节目当道、各种低俗之风充斥各媒体的时候，追求高雅与品格的文化节目就会成为稀缺品而受到青睐，各媒体会一股脑地上马一系列类似的文化节目，但一阵喧嚣过后，许多媒体还是会调转头去追明星，变着法儿地升级娱乐，因为在很多媒体人看来，这才是虽然最拥挤、最花钱却也是最平坦的一条路。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文化节目在电视媒体上速生速死，如昙花一现般转瞬即逝，许多大众媒体骨子里的基因上镌刻了两个字——“娱乐”。
娱乐为王？娱乐至死？
“采取杀鸡取卵的方法，换取一时的繁荣。殊不知，这种影响力是短命的，用这种手段去扩大影响力的媒体迟早会被读者所抛弃。我国读者素有对媒体高度信赖的传统，作为媒体人，更应该尊重、维护读者的这份信赖。”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给出了自己的态度，“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和使命的归位，在这物质化的时代已经严重缺失。我们不能只是考虑物质的回报，而应当考虑我们的未来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传承。”
上海交通大学传媒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志懿指出：目前，中国大众媒体对媒体的社会责任的认识，依然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既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成果，又没有成文的评价认定标准。在一些阐述媒体社会责任的文章或论述中，也只是站在宏观的角度，泛泛而言，如坚持党性原则，坚守舆论阵地，新闻不能失实，电视节目不能过度娱乐化等。其实，这些都属于传媒社会责任体系框架内，但远不是传媒社会责任的全部。对于大众媒体的责任，媒体人本身需要有更为深刻的思考。
“困难时的担当才是真正的考验”，关正文的话说出了一代媒体精英的担当，“一个民族不能靠娱乐滋养精神，这是文化节目具有长期市场价值的信心所在。我们靠此为生并相信未来。”（赵婀娜 李银鸽 黄星玮） 来源：人民日报
一个民族，不能只靠娱乐精神滋养。之所以提出这个宏大的命题，要从10月3日刚刚收官的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总导演关正文的一段自嘲说起：
看起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但要知道，中国电视荧屏被歌唱节目抢尽风头，亲子节目更以明星、家庭的噱头和T2O的商业模式名噪一时。文化节目回归屏幕中央的难度简直不亚于一场“诺曼底登陆”。
当前，文化节目遇冷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即便在国家级的大众媒体，对于文化的坚守也未见得是所有人的共识。
关正文的话道出了广大对文化有着敬畏与坚持的媒体人的操守，“一个民族不能靠娱乐滋养精神，这是文化节目具有长期市场价值的信心所在。我们靠此为生并相信未来”，当然，这也道出了在经济利益与文化担当之间挣扎的大众媒体人的尴尬。
如何实现“让古代经典的诗文镶嵌在脑子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话题。
大众媒体之于受众，承担着“施教者”的身份
强调媒体的责任担当，是因为正如教育的主体不仅有学校、有家庭，还有社会一样，大众媒体扮演着对于受众的“施教者”的身份，对于文化的引领、文化风气的塑造、青少年健康心灵和文化趣味的培养，都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正如每年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全国广大少年儿童播出的《开学第一课》，以及从去年创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都以其新颖的节目形式，将主流价值观表达寓教于乐，让孩子在玩耍中学习到了知识，实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大众媒体“施教”身份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是一种无形的“教化”，这种教化几乎渗透在大众媒体所传播的一切信息内容中。通化师范学院孙成英老师指出，大众媒体的媒介属性和功能，以及信息化社会的受众特征，都使得大众媒体必然成为社会教育中的一名特殊的“教育者”。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发挥着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实质就是一种无形的教育功能。
“我是一个老师，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参与一档电视节目的制作，就是看重了大众媒体的影响力。”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的话耐人寻味，“通过一档电视节目，让人们看到我们对母语文化复兴的强烈诉求。推动教育部门的顶层设计，让青年学子们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对母语文化产生丰富的认知感、强烈的认同感，甚至是价值、精神与信仰层面的归属感，这对整个民族的复兴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大众媒体应有担当，不能为经济效益所绑架
如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擎起文化担当的大旗，而不被经济效益和各种残酷的市场指标所绑架，这是每一位大众媒体人所面临的严酷考验。
还是从《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说起，7月13日在CCTV—1晚间8点档黄金时段首播以来，全网平均收视率排在同时段第二。然而，她的丰收，并不能掩盖文化节目整体式微的现实。记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在这个暑期档，全国排名前十的省级卫视晚间黄金档中，以《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爸爸去哪儿》第二季、《花样爷爷》、《妈妈听我说》领衔的综艺节目几乎占据了荧屏的半壁江山，而进入视野的文化节目只有《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一家。
曾几何时，也曾有诸多文化节目繁盛一时，但在一阵喧嚣之后，很多文化节目无奈淡出了观众的视野，即便《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收视率也不如去年。一些网络公知甚至批评节目组试图激活古代经典中沉睡文字的努力不合时宜。“背弃经典的价值观从上个世纪延续至今，依然非常普遍，说起五千年文明就崇敬，学起五千年文明就头疼。这真的很让人吃惊。很多人在问翻故纸堆有什么用？这让人痛心，痛心于文明传承在大众媒体的被边缘化。”节目组导演关正文直言。
是的，在当前经济利益为最重要驱动力之一的当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担当与引领的坚持，陷入为市场所绑架的怪圈便会成为许多大众媒体难逃的宿命。
例如，在期刊市场中，有的期刊为了扩大所谓的影响力，不惜用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来吸引读者眼球；有的期刊专门采集八卦新闻，哗众取宠，迎合低级趣味；有的期刊甚至编造虚假新闻，制造所谓轰动效应。还有不少电视台为了比拼收视率，制作人故意怂恿嘉宾去挖黑幕、揭隐私、搞荤段子，让荧屏变得污秽不堪，不忍卒看。
对此，有学者评价，作为媒体，追求影响力、吸引受众眼球、扩大发行量、提高收视率无可厚非。但是如何追求影响力，追求什么样的影响力则值得研究。实事求是说，真正的电视艺术作品不是为收视率而生的，收视率标准无法准确评价和衡量电视艺术的精神品质与审美价值。
还有学者指出，没有收视率的电视节目，不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不能承担起传承文明、人文教化的重任。那是因为没有人看的节目，教化之功能无从谈起，可是，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用收视率去决定电视节目的生死存亡，同样将偏离电视台作为生产精神文化产品的专门机构的基本属性和职能。从这个角度说，“理性的收视率”可以作为观众对电视节目满意度的一种参照标准，但不是电视节目艺术品质的决定标准。
“文化节目不能仅靠政府推动去占领市场。一档大众媒体节目，即使在承担使命也需要观众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可。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的时代更应如此。”关正文坦言，“当下，社会热钱的涌入还将继续催生高投入的速朽娱乐节目，直至市场重回理性。”
别让文化节目只在众声喧哗时才有价值
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印象：
当娱乐节目当道、各种低俗之风充斥各媒体的时候，追求高雅与品格的文化节目就会成为稀缺品而受到青睐，各媒体会一股脑地上马一系列类似的文化节目，但一阵喧嚣过后，许多媒体还是会调转头去追明星，变着法儿地升级娱乐，因为在很多媒体人看来，这才是虽然最拥挤、最花钱却也是最平坦的一条路。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文化节目在电视媒体上速生速死，如昙花一现般转瞬即逝，许多大众媒体骨子里的基因上镌刻了两个字——“娱乐”。
娱乐为王？娱乐至死？
“采取杀鸡取卵的方法，换取一时的繁荣。殊不知，这种影响力是短命的，用这种手段去扩大影响力的媒体迟早会被读者所抛弃。我国读者素有对媒体高度信赖的传统，作为媒体人，更应该尊重、维护读者的这份信赖。”财经杂志执行主编何刚给出了自己的态度，“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作为父母的责任和使命的归位，在这物质化的时代已经严重缺失。我们不能只是考虑物质的回报，而应当考虑我们的未来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传承。”
上海交通大学传媒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志懿指出：目前，中国大众媒体对媒体的社会责任的认识，依然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既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成果，又没有成文的评价认定标准。在一些阐述媒体社会责任的文章或论述中，也只是站在宏观的角度，泛泛而言，如坚持党性原则，坚守舆论阵地，新闻不能失实，电视节目不能过度娱乐化等。其实，这些都属于传媒社会责任体系框架内，但远不是传媒社会责任的全部。对于大众媒体的责任，媒体人本身需要有更为深刻的思考。
“困难时的担当才是真正的考验”，关正文的话说出了一代媒体精英的担当，“一个民族不能靠娱乐滋养精神，这是文化节目具有长期市场价值的信心所在。我们靠此为生并相信未来。”（赵婀娜 李银鸽 黄星玮） 来源：人民日报
不流俗不盲从，不负此生-------沈祖尧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寄语毕业同学
沈祖尧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今天，你们毕业了。我祈求你们离校后，都能过着不负此生的生活。
首先，我希望你们能俭朴地生活。快乐与金钱和物质并无必然关系。温馨的家、简单的衣着、健康的饮食，就是乐之所在。漫无止境地追求奢华，远不如俭朴生活能带来幸福和快乐。
其次，我希望你们能高尚地生活。务必庄敬自强，公平待人，不可欺侮弱势之人，也不可做损及他人之事。
其三，我希望你们能谦卑地生活。要有服务他人的谦卑胸怀，时刻不忘为社会、国家以至全人类出力。
我相信，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用毕业生的工资来判断，而应以它的学生在毕业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为依归。
今天，你们毕业了，我送你们钱穆老师的一番话：你们一个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学问，怎么做事业，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一定先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这是一个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不应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要过于自以为是，而要学会多听别人意见，考虑各方看法，协力实现梦想。
这是一个资讯爆炸，是非难辨的时代。但事情往往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是非黑白往往需要仔细分析，深入了解。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独立思考。
这是一个利益在前，道德在后的时代。金钱、地位、权力，为世人追逐，道德和价值观的培育，却渐渐被人遗忘。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愿你们不要让利益掩盖良心，我们所追求的，理应是较名与利更能持久的东西。
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虚怀若谷，以远大眼光，包容态度，带领我们的时代。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恪守道德，做好本分，不要为了个人利益，埋没良知。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认识时代，引领潮流，不流俗、不盲从，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各位毕业同学，当我诵念你们的名字时，我默祷你们都能不负此生。
——寄语毕业同学
沈祖尧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今天，你们毕业了。我祈求你们离校后，都能过着不负此生的生活。
首先，我希望你们能俭朴地生活。快乐与金钱和物质并无必然关系。温馨的家、简单的衣着、健康的饮食，就是乐之所在。漫无止境地追求奢华，远不如俭朴生活能带来幸福和快乐。
其次，我希望你们能高尚地生活。务必庄敬自强，公平待人，不可欺侮弱势之人，也不可做损及他人之事。
其三，我希望你们能谦卑地生活。要有服务他人的谦卑胸怀，时刻不忘为社会、国家以至全人类出力。
我相信，一所大学的价值，不能用毕业生的工资来判断，而应以它的学生在毕业后对社会、对人类的影响为依归。
今天，你们毕业了，我送你们钱穆老师的一番话：你们一个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学问，怎么做事业，我认为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一定先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这是一个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不应只顾自己的利益，不要过于自以为是，而要学会多听别人意见，考虑各方看法，协力实现梦想。
这是一个资讯爆炸，是非难辨的时代。但事情往往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是非黑白往往需要仔细分析，深入了解。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独立思考。
这是一个利益在前，道德在后的时代。金钱、地位、权力，为世人追逐，道德和价值观的培育，却渐渐被人遗忘。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但愿你们不要让利益掩盖良心，我们所追求的，理应是较名与利更能持久的东西。
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虚怀若谷，以远大眼光，包容态度，带领我们的时代。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恪守道德，做好本分，不要为了个人利益，埋没良知。我盼望中大毕业生能认识时代，引领潮流，不流俗、不盲从，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各位毕业同学，当我诵念你们的名字时，我默祷你们都能不负此生。
《大学》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无名墓碑
王锟
在中国传统经典中，《大学》是一本很特别又很有争议的书。其实说它是一本书，似乎不太确切。《大学》原本不是书，只是《礼记》四十九篇文章中的一篇，仅短短一千七百余字。相传《大学》是孔子的遗书，曾子独得师传并加以己意阐发而成。也就是说，《大学》之文成于被认为得孔子衣钵的曾子之手。然而在宋代以前，它并没有被读书人看重，如果读书不仔细甚至会忽视它的存在。唐宋以来，它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唐代大文豪韩愈倡导人们读《大学》，后来北宋二程兄弟对之进行整理和注释，使其思想和条理变得清晰易读起来。南宋朱熹对《大学》情有独钟，著有《大学或问》《大学章句集注》等，并给“格物致知”一章补传，易篑前几天还在对《大学》的注释做修改，以致他说自己这辈子只读懂了《大学》这一本书。更重要的是，朱子将《大学章句》以单行本印行，《大学》因此由文变为书。特别是1313年，元政府把《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方标准的教科书，《大学章句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之书，直到1905年科举制废除，影响中国读书人达七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余波荡漾。
那么《大学》到底是本啥样的书，其中蕴含着何种精义呢？所谓大学，即大人之学。大人，就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管理精英和骨干。《大学》之道，是古代培养精英骨干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在古代，子弟八岁入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和洒扫、应对、进退等基本生活规矩。十五岁入大学，教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方法。《大学》经文如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这段教育大人的原则和步骤的话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朱熹训为“新民”，这是培养大人的三大原则。意思是大人砥砺自己的美德，并推己及人，感染和影响他人并使其也改变。“八条目”，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简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教育的具体步骤和顺序，其中以“修身”为中心。“三纲领”“八条目”互为表里，修身之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讲大人砥砺自己美德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明明德”；修身之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讲大人通过自己的言行来改变他人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新民”。《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是指大学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有本末、先后次序。其中“明明德”是本，是起点；“新民”是末，是终点。也就是说大人只有通过探明事理、诚实无欺、端正心术来改变自己的内心，才可能使自己的家庭和睦有序；如果能使一个家庭和睦有序，才可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如果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才可能使世界（即天下）太平。此即《大学》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今天，人们把《大学》的精神概括为“修己治人”或“内圣外王”。由于它以修身明德为中心，主张德治及圣君贤相的贤人政治；由于它重视家庭，视家庭为政治管理的基础。因此，现代中国人以西方政治文明为参照，批评《大学》为德治主义，道德与政治不分，家与国不分，搞圣贤崇拜。说穿了，内圣开不出外王，《大学》已失去了效力及在现代社会存在的价值。这些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可恰恰它被孙中山认为是人类最优秀的政治哲学。这给我以很大的怀疑和困惑：为何走现代政治文明的孙中山那么推崇它？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读书人那么信服它？
直至有一日读到一个有关无名墓碑的故事，多年对《大学》的怀疑与困惑才涣然冰释。
在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墓碑林中，有一块普普通通的墓碑，粗糙的花岗岩质地，外形呆板而缺乏美感。它与周围二十多位英国国王那质地上乘、雕刻精美的墓碑，以及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名人的墓碑相比，显得黯然失色，毫不起眼；而且，它没有墓主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更没有一丁点介绍墓主人生平的文字。就是这座微不足道的无名氏的墓碑，却名扬世界。凡是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人，可以不去参观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英国国王的墓碑，可以不去参观牛顿等世界名人的墓碑，但没有不去参观无名氏墓碑的，而且没有不被这块无名氏墓碑所折服和震撼的，确切地说，没有不被无名氏墓碑上的碑文所折服和震撼的。这块墓碑上所刻的文字是这样的：
When I was young and free and my imagination had no limits, I dreamed of changing the world.
当我年轻时，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As I grew older and wiser, I discovered the world would not change, so I shortened my sights somewhat and decided to change only my country. But it, too, seemed immovable.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于是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但是，我的国家似乎也是我无法改变的。
As I grew into my twilight years,in one last desperate attempt,I settled for changing only my family,those closest to me,but alas,they would have none of it.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And now as I lie on my deathbed,I suddenly realize:If I had only changed myself first,then by example I would have changed my family.
From their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I would then have been able to better my country,and who knows,I may have even changed the world.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
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很显然，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无名氏是位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这篇碑文是他心灵的自省，充满着哲理和教益。据说，许多政要和名人看了都感慨不已。当年轻的曼德拉读了这段碑文后如醍醐灌顶一般，认为找到了改变南非，甚至改变世界的金钥匙。回到南非后，他放弃了以暴力抗争来打破种族歧视的观念，改变了自己的处事风格和思想，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家庭、亲人和朋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改变了南非这个国家。
当我读到这篇碑文时，心中亦豁然开朗，原先对《大学》的困惑和疑问顿然消失于无形：这不就是《大学》精义的最好注解吗！“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这不就是《大学》的“新民”吗，不就是“欲明明德于天下”吗？“改变我的国家”，这不就是《大学》的“治国”吗？“改变我的家庭”，这不就是《大学》的“齐家”吗？在离开人世之际反省，改变我自己才是最根本的，这不就是《大学》以“修身”“明明德”为本吗？而“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这不就是《大学》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吗？
更耐人寻味的是：《大学》与这篇碑文都告诉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大人”们：要想改变世界，必须从改变你自身开始；要想撬动世界，支点就在你的内心里。若曾子、朱熹复生，读到这篇碑文，定会击掌赞叹，认为这与《大学》深意若合符节，不免发出“东海西海，心同此心，理同此理”之叹。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
王锟
在中国传统经典中，《大学》是一本很特别又很有争议的书。其实说它是一本书，似乎不太确切。《大学》原本不是书，只是《礼记》四十九篇文章中的一篇，仅短短一千七百余字。相传《大学》是孔子的遗书，曾子独得师传并加以己意阐发而成。也就是说，《大学》之文成于被认为得孔子衣钵的曾子之手。然而在宋代以前，它并没有被读书人看重，如果读书不仔细甚至会忽视它的存在。唐宋以来，它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唐代大文豪韩愈倡导人们读《大学》，后来北宋二程兄弟对之进行整理和注释，使其思想和条理变得清晰易读起来。南宋朱熹对《大学》情有独钟，著有《大学或问》《大学章句集注》等，并给“格物致知”一章补传，易篑前几天还在对《大学》的注释做修改，以致他说自己这辈子只读懂了《大学》这一本书。更重要的是，朱子将《大学章句》以单行本印行，《大学》因此由文变为书。特别是1313年，元政府把《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方标准的教科书，《大学章句集注》成为读书人必读之书，直到1905年科举制废除，影响中国读书人达七百年之久，直到现在仍余波荡漾。
那么《大学》到底是本啥样的书，其中蕴含着何种精义呢？所谓大学，即大人之学。大人，就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管理精英和骨干。《大学》之道，是古代培养精英骨干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在古代，子弟八岁入小学，教育内容主要是“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和洒扫、应对、进退等基本生活规矩。十五岁入大学，教人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方法。《大学》经文如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这段教育大人的原则和步骤的话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朱熹训为“新民”，这是培养大人的三大原则。意思是大人砥砺自己的美德，并推己及人，感染和影响他人并使其也改变。“八条目”，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简称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大学教育的具体步骤和顺序，其中以“修身”为中心。“三纲领”“八条目”互为表里，修身之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讲大人砥砺自己美德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明明德”；修身之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讲大人通过自己的言行来改变他人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新民”。《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是指大学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有本末、先后次序。其中“明明德”是本，是起点；“新民”是末，是终点。也就是说大人只有通过探明事理、诚实无欺、端正心术来改变自己的内心，才可能使自己的家庭和睦有序；如果能使一个家庭和睦有序，才可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如果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才可能使世界（即天下）太平。此即《大学》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今天，人们把《大学》的精神概括为“修己治人”或“内圣外王”。由于它以修身明德为中心，主张德治及圣君贤相的贤人政治；由于它重视家庭，视家庭为政治管理的基础。因此，现代中国人以西方政治文明为参照，批评《大学》为德治主义，道德与政治不分，家与国不分，搞圣贤崇拜。说穿了，内圣开不出外王，《大学》已失去了效力及在现代社会存在的价值。这些观点似乎很有说服力，可恰恰它被孙中山认为是人类最优秀的政治哲学。这给我以很大的怀疑和困惑：为何走现代政治文明的孙中山那么推崇它？为什么几千年的中国读书人那么信服它？
直至有一日读到一个有关无名墓碑的故事，多年对《大学》的怀疑与困惑才涣然冰释。
在英国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墓碑林中，有一块普普通通的墓碑，粗糙的花岗岩质地，外形呆板而缺乏美感。它与周围二十多位英国国王那质地上乘、雕刻精美的墓碑，以及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名人的墓碑相比，显得黯然失色，毫不起眼；而且，它没有墓主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更没有一丁点介绍墓主人生平的文字。就是这座微不足道的无名氏的墓碑，却名扬世界。凡是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人，可以不去参观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英国国王的墓碑，可以不去参观牛顿等世界名人的墓碑，但没有不去参观无名氏墓碑的，而且没有不被这块无名氏墓碑所折服和震撼的，确切地说，没有不被无名氏墓碑上的碑文所折服和震撼的。这块墓碑上所刻的文字是这样的：
When I was young and free and my imagination had no limits, I dreamed of changing the world.
当我年轻时，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As I grew older and wiser, I discovered the world would not change, so I shortened my sights somewhat and decided to change only my country. But it, too, seemed immovable.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于是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但是，我的国家似乎也是我无法改变的。
As I grew into my twilight years,in one last desperate attempt,I settled for changing only my family,those closest to me,but alas,they would have none of it.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And now as I lie on my deathbed,I suddenly realize:If I had only changed myself first,then by example I would have changed my family.
From their in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I would then have been able to better my country,and who knows,I may have even changed the world.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
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很显然，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无名氏是位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这篇碑文是他心灵的自省，充满着哲理和教益。据说，许多政要和名人看了都感慨不已。当年轻的曼德拉读了这段碑文后如醍醐灌顶一般，认为找到了改变南非，甚至改变世界的金钥匙。回到南非后，他放弃了以暴力抗争来打破种族歧视的观念，改变了自己的处事风格和思想，进而改变了自己的家庭、亲人和朋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改变了南非这个国家。
当我读到这篇碑文时，心中亦豁然开朗，原先对《大学》的困惑和疑问顿然消失于无形：这不就是《大学》精义的最好注解吗！“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这不就是《大学》的“新民”吗，不就是“欲明明德于天下”吗？“改变我的国家”，这不就是《大学》的“治国”吗？“改变我的家庭”，这不就是《大学》的“齐家”吗？在离开人世之际反省，改变我自己才是最根本的，这不就是《大学》以“修身”“明明德”为本吗？而“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这不就是《大学》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吗？
更耐人寻味的是：《大学》与这篇碑文都告诉那些有抱负有理想的“大人”们：要想改变世界，必须从改变你自身开始；要想撬动世界，支点就在你的内心里。若曾子、朱熹复生，读到这篇碑文，定会击掌赞叹，认为这与《大学》深意若合符节，不免发出“东海西海，心同此心，理同此理”之叹。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
恶俗，或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
作者： （美）保罗•福塞尔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定价：29.80元
广告恶俗？追随名流恶俗？带手机参加聚会也恶俗？到底什么是恶俗？恶俗与糟糕有何区别？跟愚蠢又有什么关系？ 如本书所说，恶俗就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却恬不知耻；是餐馆、酒店、电影、电视、大学等各个领域充斥着的虚伪、俗艳和无知；是以丑为美、以假为真、以浅薄为深刻、以愚昧为智慧。 本书延续了《格调》的毒舌写法，通过无情的揭露和入骨的批判，展现出现代文明社会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业欺诈时代最大的特点--恶俗，并剖析了恶俗的本质、根源和未来，尖锐刺耳又不失幽默有趣。虽然极尽嘲讽之能事，作者之意却不在于讽刺挖苦，而是希望借此唤醒大众、反省大众文化，本书因此称得上是一部警世诤言。
序言（美）保罗•福塞尔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序言
中国不是世界。但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或多或少有一些神秘难解的色彩，但毕竟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关系。《格调》一书在1999 年的热销，说明这种关系的日趋明显和深入。
翻译《格调》时，曾有一个想写的题目，后来因为没有时间便放下了。尽管放下了，却一直感到它还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及至后来读到福塞尔的《恶俗》，才领悟到这个题目已经被人谈过了，虽然谈的是美国。
无疑，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恶俗的时代。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恶俗绝不在任何异邦之下。福塞尔抨击的美国恶俗现象，找到中国式的翻版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困难了。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古老的国家几乎与一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失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时代里，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炼的欲望便会沿着粗俗突兀的路径生长。其结果，必然是随处可见的恶俗事物。
那么，恶俗是指什么呢？按照福塞尔的定义，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一件本来拙劣的事物，并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因为在人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不多见，人们已经习惯于艰辛的生存条件和缺乏善意的环境了。但是恶俗，却会持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过于造作、矫饰、突兀、不知羞耻和妄自尊大，它背叛所有人类历史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直觉。
我曾经在另外一处地方写道：“有些时代比另外一些时代渺小。但这个时代的渺小和无知，令我感到震惊。”几年过去之后的今天，这种情形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剧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与我的关注点有关），影视恶俗在中国的泛滥，几乎所有福塞尔在本书中批判的美国影视恶俗现象，都能在中国找到对应。
因此，我并不想讳言，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实在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明天。理论上讲，商业时代并不必然带来种种仅以金钱为驱动力的单一的恶俗场景。这一场景的出现有更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自尊、风范、敏锐、智慧这些人类固有的品质，必须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里才能呈现出来。当保罗·福塞尔在本书结尾处用唯一的段落赞颂希望时，他并没有放弃争取美好的权利。同样，当我们从本书描绘的现象里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鄙俗时，实际上是获得了一次摆脱困境的机会。恶俗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俯首听命于恶俗的摆布，不再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我以为，在大家吵吵嚷嚷地争论生活品味和社会等级问题，到已经有些倒人胃口的时候，在一个扑朔迷离的新世纪来临之际，在《格调》出版一年之后的今天，《恶俗》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也许可以像一剂苦涩的良药一样，让人们迷乱惶惑的心情安静下来，独自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过今后的生活。
石 涛
1999 年冬于北京
十二年前出版《恶俗》一书，是为了让国人警醒恶俗对中国社会的侵袭。然而恶俗的潮水终究无法阻挡，并且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彻底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一种悲哀，即使是对美国的恶俗无比敏感的福塞尔先生，也难以想象了。
石涛
2012年8月
序言
中国不是世界。但中国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或多或少有一些神秘难解的色彩，但毕竟与世界的其他部分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关系。《格调》一书在1999 年的热销，说明这种关系的日趋明显和深入。
翻译《格调》时，曾有一个想写的题目，后来因为没有时间便放下了。尽管放下了，却一直感到它还在心里的某个地方，及至后来读到福塞尔的《恶俗》，才领悟到这个题目已经被人谈过了，虽然谈的是美国。
无疑，这是一个到处充斥着恶俗的时代。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恶俗绝不在任何异邦之下。福塞尔抨击的美国恶俗现象，找到中国式的翻版已经不像十年前那么困难了。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古老的国家几乎与一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失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时代里，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炼的欲望便会沿着粗俗突兀的路径生长。其结果，必然是随处可见的恶俗事物。
那么，恶俗是指什么呢？按照福塞尔的定义，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一件本来拙劣的事物，并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因为在人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并不多见，人们已经习惯于艰辛的生存条件和缺乏善意的环境了。但是恶俗，却会持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过于造作、矫饰、突兀、不知羞耻和妄自尊大，它背叛所有人类历史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直觉。
我曾经在另外一处地方写道：“有些时代比另外一些时代渺小。但这个时代的渺小和无知，令我感到震惊。”几年过去之后的今天，这种情形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剧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与我的关注点有关），影视恶俗在中国的泛滥，几乎所有福塞尔在本书中批判的美国影视恶俗现象，都能在中国找到对应。
因此，我并不想讳言，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实在可以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明天。理论上讲，商业时代并不必然带来种种仅以金钱为驱动力的单一的恶俗场景。这一场景的出现有更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自尊、风范、敏锐、智慧这些人类固有的品质，必须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里才能呈现出来。当保罗·福塞尔在本书结尾处用唯一的段落赞颂希望时，他并没有放弃争取美好的权利。同样，当我们从本书描绘的现象里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鄙俗时，实际上是获得了一次摆脱困境的机会。恶俗现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俯首听命于恶俗的摆布，不再追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
我以为，在大家吵吵嚷嚷地争论生活品味和社会等级问题，到已经有些倒人胃口的时候，在一个扑朔迷离的新世纪来临之际，在《格调》出版一年之后的今天，《恶俗》能够与中国读者见面实在是一件幸事。因为，它也许可以像一剂苦涩的良药一样，让人们迷乱惶惑的心情安静下来，独自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过今后的生活。
石 涛
1999 年冬于北京
十二年前出版《恶俗》一书，是为了让国人警醒恶俗对中国社会的侵袭。然而恶俗的潮水终究无法阻挡，并且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彻底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一种悲哀，即使是对美国的恶俗无比敏感的福塞尔先生，也难以想象了。
石涛
2012年8月
1. 何为恶俗？
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
糟糕（bad）与恶俗（BAD）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坨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之，是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恶俗不一样。恶俗是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不少美国人竟会被说服，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劳伦斯?威尔克 是个低级的例子，乔治?布什则是个高级的例子。一样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割破手指的浴室水龙头手柄是糟糕的，一旦镀上金，它们就变成恶俗了。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在一个充斥着空虚和垃圾，并且这些空虚和垃圾还被闹哄哄地标出高价的时代，对糟糕与恶俗之分保持警觉，是活在当下的一大乐趣。50岁生日那天，在一首献给自己的题为《自我颂》（Ode to Me）的诗中，金斯利?艾米斯 对于自己的人生至少有一大半在当代恶俗大爆炸之前度过，多少感到一丝欣慰：
……
你真是交上好运啦，伙计
你没有生得太迟，
在不可改变的恶俗
弥漫这片土地之前，
你至少还有机会得到幸福
当然，他说的是英国。凭借以往的古老荣耀，那时的英国还未完全被恶俗所迷惑。伟大的恶俗本质上就很美国，想究其原因，一路读下去你就会明白。但也有一点值得安慰，艾米
斯在《幸运的吉姆》（Lucky Jim）中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一个环境中充斥着你认为糟糕的人和事，应对这种环境必不可少的一个办法是找到证明那些东西的确糟糕的新途径。”希望本书能启发读者找到这样的一些新途径。
本书并不只关注恶俗，本书还将讨论我们在美国见到的无数可怕事物，即便这些事物不因为刻意修饰而令人生厌，也会因为平庸、愚蠢和幼稚而令人作呕。这个国家最令人震惊的一个现象就是“表现”的万能。一个明显糟糕的事物不会糟糕得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人对其大加赞赏，并将它升级为恶俗，之后人人就都对其推崇备至了。在依靠自身品味和直觉判断事物方面，美国人民似乎很缺乏安全感，很胆小，以致他们总是欢迎随便哪个狗屁权威钻出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即“什么是恶俗的”），并鼓励他们热情拥抱它。所以我会讨论目前还只是糟糕的事物，它们也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是恶俗成品的原料。
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
糟糕（bad）与恶俗（BAD）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坨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之，是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恶俗不一样。恶俗是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且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不少美国人竟会被说服，相信它们是纯正、高雅、明智或迷人的。劳伦斯?威尔克 是个低级的例子，乔治?布什则是个高级的例子。一样真正恶俗的事物，必然会显示出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欺骗性。割破手指的浴室水龙头手柄是糟糕的，一旦镀上金，它们就变成恶俗了。不新鲜的食物是糟糕的，若餐馆刻意奉上不新鲜的食物，还要赋以“美食”之名，那就是恶俗了。在一个充斥着空虚和垃圾，并且这些空虚和垃圾还被闹哄哄地标出高价的时代，对糟糕与恶俗之分保持警觉，是活在当下的一大乐趣。50岁生日那天，在一首献给自己的题为《自我颂》（Ode to Me）的诗中，金斯利?艾米斯 对于自己的人生至少有一大半在当代恶俗大爆炸之前度过，多少感到一丝欣慰：
……
你真是交上好运啦，伙计
你没有生得太迟，
在不可改变的恶俗
弥漫这片土地之前，
你至少还有机会得到幸福
当然，他说的是英国。凭借以往的古老荣耀，那时的英国还未完全被恶俗所迷惑。伟大的恶俗本质上就很美国，想究其原因，一路读下去你就会明白。但也有一点值得安慰，艾米
斯在《幸运的吉姆》（Lucky Jim）中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一个环境中充斥着你认为糟糕的人和事，应对这种环境必不可少的一个办法是找到证明那些东西的确糟糕的新途径。”希望本书能启发读者找到这样的一些新途径。
本书并不只关注恶俗，本书还将讨论我们在美国见到的无数可怕事物，即便这些事物不因为刻意修饰而令人生厌，也会因为平庸、愚蠢和幼稚而令人作呕。这个国家最令人震惊的一个现象就是“表现”的万能。一个明显糟糕的事物不会糟糕得太久，因为很快就会有人对其大加赞赏，并将它升级为恶俗，之后人人就都对其推崇备至了。在依靠自身品味和直觉判断事物方面，美国人民似乎很缺乏安全感，很胆小，以致他们总是欢迎随便哪个狗屁权威钻出来告诉他们“什么是好的”（即“什么是恶俗的”），并鼓励他们热情拥抱它。所以我会讨论目前还只是糟糕的事物，它们也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是恶俗成品的原料。
明显的糟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它们跟手工艺一样历史悠久。古罗马肯定有一个工匠制造过糟糕的战车车轮，也肯定有一个酒商卖过劣质酒。往面包粉里掺锯木屑也是由来已久的做法，但只有在你坚持掺了假的面包比其他面包更好时，才会变成恶俗。恶俗是商业欺诈时代特有的现象，当然，也是民众身上一种容易轻信的特质。要洞悉真正的恶俗，你就必须在人们对一件事情的说法与其真相之间保持尽可能大的距离，明智、公正、谦虚的人们对此深有体会。早在1725年左右，在最早的报纸开始刊登广告时，人们就已经能看到一些恶俗的事物了。到19世纪，尤其在美国，恶俗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各章所证实的那样。书中，毕奇华特“公爵”的老式手提包里总装着数不清的宣传单，这些宣传单的职责就是要将糟糕转变为恶俗。比如，一份宣传单上写着“来自巴黎的、著名的阿蒙德?德?蒙塔班博士将就颅相学发表演讲”，另一份宣传单又称这个人为“世界著名的莎士比亚悲剧演员，来自伦敦特鲁里街 的小加里克 ”。但“公爵”和“国王”真正的胜利，是他们为《无与伦比的王室贵族》制作的海报，海报宣称此剧只在法院大厅演“三个晚上”，“女士和儿童不准入场”。如果你原本指望借一出“悲剧”来净化心中的遗憾与恐惧，却在舞台上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荡妇”，浑身涂满艳丽的色彩，光着屁股欢腾跳跃，那你就算亲临19世纪恶俗“公开诈骗部”的首次出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