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传统杂议

[水清月现]

要见识纯正而深刻的恶俗，你非得到20世纪不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越南战争时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那时，不论以何种方式，某种糟糕的东西总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弄得看上去可以接受，直到人们看到林登?约翰逊和威廉?威斯特摩兰 为越南战争做宣传，才开始发现那种糟糕的东西原来是真正的恶俗。同时，音乐评论家维吉尔?汤姆森 察觉到交响乐和歌剧“花钱买名声”的行为是如此地狡猾和普遍，以致粗糙的，有时甚至很轻蔑的批评已成为“唯一的解毒剂”了（如他所言）。即便如此，也很少有报纸乐意刊登苛刻的评论。正如刘易斯?H?拉帕姆 观察到的，这是因为当时的报纸主要致力于不加区别地和盘端出成堆的乐观主义与自满，竭力维护“一种神话，比如我们的社会重视宝贵的东西，民众可以放心……一切都很好……银行很安全，我们的将军举世无敌，我们的总统热衷于公众福利，我们的艺术家能创造杰作，我们的武器战无不胜，我们的民主制度是这个可敬的世界中的奇迹。”

　　恶俗，就是以上所说的一切。因此，从本质上说，本书讨论的是推动现代生活的宣传大业。这一大业似乎表明，在当下，如果没有自私心理从根源上激励，很少有人能独立评估事物的价值。这就意味着，除非用夸张的语言拔高，再披上一袭华美的欺诈外衣，否则没有任何事物能繁荣。如果从某些方面看，这一话题揭示了可悲的事实——所有心怀善意的人们都被他们自身容易轻信的特质所欺骗，那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为大家提供了闹剧的所有乐趣。恶俗总是推陈出新，并不停复制着“傻瓜被无赖愚弄”这一经典的滑稽主题。只是很遗憾，此刻没有本?琼森 在一旁揭露，甚至连一个H．L．门肯 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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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恶俗的大众传媒

　　尽管不时会努力掩饰其羞耻心，还装腔作势，电视大体说来仍是贫民媒体。电视最善于推销假牙清洁剂、啤酒、通便剂、汽车和洗涤用品，一旦涉及书籍、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明对话中所有的复杂性、精妙性和讽刺性，电视就会死得很惨。

　　恶俗广告

　　毫无疑问，广告是恶俗的必要条件，因为恶俗要靠广告，且只能经由广告获得提升。要识破一个骗局，你就必须在被吹捧为宏伟的表象与其寻常的实质之间保持一大段距离。一

　　个幻灭的消费者买了夸大宣传的商品之后或许会发现这一距离，但绝不可能提前察觉。距离越大，就越恶俗。在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和西南地区对“家”的广告中，这种距离大得惊人，

　　就跟为整形外科、减肥计划、提升自尊心的治疗，以及能用5年的灯泡所做的广告一样。广告中一旦出现“大减价”、“超省钱”或“让利33%”一类的字眼，就说明这种距离已经大

　　到几乎无法逾越了。

　　有些广告的确糟糕，但还够不上恶俗，因为它们很笨拙，无法让人上当。比如随邮件一起送来的貌似高雅的“请柬”，宣布某家脊柱按摩院或牙科诊所即将“隆重开业”，请柬下

　　方的角落里还会彬彬有礼地留一行小字：“敬请回复”，这表明他们希望收信人误以为这是“社交性”邀请，而非商业广告。一些寂寞而天真的人真的会回复这类“请柬”，到了“开业”的日期就梳妆打扮一番欣然前往，却没料到自己注定会幻灭。只有到了“请柬”指定的地点，他们才能发现自己的错误。相似的还有欺诈性的“新闻发布”公司，会引诱不幸的收信人花钱将自己瞬间吹嘘成一个幸运的、活跃于镜头前的“新闻”人物。这类假新闻还为新开业的停车场、商店或矿泉疗养地兜揽生意，将那些地方吹捧得似乎都具有震撼世界的意义，还在发放的文字材料抬头写“即时公布”，真是令人兴奋。另一种笨得无可救药的宣传花招是广播广告，通常是地毯、男装或珠宝的广告，由全无才气、亦未受过任何播音训练的业主亲自播发，所以常常能听到他们假牙的轻微磕碰声。零售业中的这种广告，相当于在著作权行业里因虚荣心而出书，出书的人自掏腰包，以表明自己是一个重要且有趣的人（见“恶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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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庸的广告商制作的广播短剧也一样没有说服力，这些广告商以为听众都是十足的蠢货：

　　（电话铃响了）

　　“史密斯夫人吗？”

　　“是的。”

　　“恭喜恭喜！您申请的5 万美元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啊，谢谢你！这真是太好了！”

　　（对话就此结束，我们当然不会听到后面再跟一句：“是啊，现在你就负债累累了。”）

　　当然，所有旧的花招也仍在使用，比如诱饵调包兜售法或以下这则“角色招聘”广告。这种广告貌似花费不菲地刊登在一份戏迷们必读的报纸的戏剧版上，专门引诱那些贫困而有

　　抱负的年轻演员：

　　招聘角色

　　诚招数百位身材健壮、修饰干净的男性群众演员（身高在5英尺9英寸至6英尺2英寸之间）。入选者将加入逾千人的演员队伍，于6月1日和2日在巨人体育馆演出激动人心的世界知名歌剧《阿伊达》。无需经验！

　　一切都大有希望了，除了“激动人心”和“世界知名”这类恶俗字眼可能会让人产生一丝怀疑。想象一下演员们乍看到这份广告时的激动心情（“妈妈，我终于有了一个很好的机

　　会！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我会早早去排队，然后努力得到一个角色”），激动过后，他们就会在广告的最下边读到一行非常非常小的字：

　　群众演员没有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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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读过弗兰克·康罗伊的《停止时光》（Stop-Time），你就会记得那出精彩的Ｙo-Ｙo骗局，一个老骗子让一大帮天真无邪的孩子都上了当。知道这个骗局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年轻人不再过分相信长辈了。

　　恶俗能通过字体大小来实现，上面的角色招聘广告就是一个例子。更为常见的手法是单靠语言来实现恶俗。判断一个广告是否接近于恶俗，一个可靠的信号是修饰词“豪华”是否

　　会出现，比如“豪华公寓”。不论这个词出现在什么地方，都是糟糕的标志。当这个词不与“车”（car）而与“机动车”（motorcar）连在一起时，恶俗或许才最为明显，因为这种仿古说法能为矫揉造作助兴。在汽车交易方面要注意的词还包括“庆典”（有时是更实在的“促销”）、“好消息！”，以及“让利”等等。但“豪华”一词仍是恶俗词语中最具威力的，可与其他场合出现的“美食家”一词相媲美（见“恶俗餐馆”）。

　　另一个恶俗的标志是“设计师”一词的出现，这个词几乎就是一种警告--羊身上的毛马上就要被剪掉了，消费者马上就要上当了。“拥有之荣耀”通常会附着在一些要价极高的

　　东西上，并以我们当中最没有安全感的可怜人为目标。“酒”当然是一个低级的词，“液体”则过于笨拙，二者都不具备“烈酒”那样的吸引力，不知怎么的，这个词会令人联想到一个精致的世界，比如令人快活的势利的19世纪。经验表明，要吃定恶俗的顾客--那些文盲和矫揉造作之徒，“美食”、“烈酒”一类词很少会失手。这就好比英国人用“不动产”来表示土地和房屋，你能学到他们的几分虚伪呢？

　　有时，恶俗制造者受舆论所迫，会披露产品的真实面目。许多年来，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坚称其用于车内装饰的皮料是“科林斯皮革”而不是用来做排球或皮短裤的随便的老皮，

　　从而得以将有缺陷的积压存货倾销出去。该公司最终在《华尔街日报》上供认，它使用的皮革并非来自希腊的科林斯，而是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之所以选用这个名字，是因为一本参考书上提到“科林斯”这个词暗示着人们向往的富裕，能吸引那些爱好“科林斯人的‘奢侈’”的人，即便这些人并不“放纵”。顺便提一下，也正因为如此，圣保罗才拿科林斯人当靶子，完成了他最响亮的道德抨击之一，他告诉科林斯人：“人人都说，你们当中存在着通奸的行为……”既已曝光，克莱斯勒公司只好承认，科林斯皮革只是一个词，他们根本就没去过科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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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销产品的恶俗把戏还包括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价格，这招似乎专门用在那些根本用不着考虑价格的淑女和绅士身上。说起来真让人伤心，如今出版商们也加入了这类传统的冒

　　犯者行列，就像那些叫卖昂贵衣物和首饰的小贩。过去，恶俗广告的一条规律是不管卖什么东西，都要将产品与漂亮姑娘扯上关系，因此，微笑着的漂亮姑娘会被印在尾挂发动机或打谷机上。如今，要多谢里根主义时代的出现，漂亮姑娘已经被旗帜取代了，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欧文市、马里兰州的雪迪·格罗夫这类功利的白人和重商主义者云集的地方。那种地方的商业竞争还导致了旗帜肥大症（“我的旗比你的旗大！”）。现在，飘在二手（“曾是别人所有的”）车停车场和酒（“烈酒”）铺上空的旗帜，足有15×25英尺宽，旗杆高达100英尺，宣告着恶俗展示者毋庸置疑的美国范儿，人们在数英里外就能看到。

　　如果你想体验伪爱国主义中真正深刻的恶俗，就必须仔细审视那些图谋不轨的公司发布的伪爱国广告。“公共服务”这个词是用来遮掩“私人服务”的。这些广告因其在“公共”

　　表象与贪婪、谋私实质之间巨大且厚颜无耻的鸿沟，已经很接近典型的恶俗了。某个为核能工业游说的团体，希望人们无知到不了解该工业轻视他人健康与生命的不良纪录，却没有勇气诚实地给自己取名，于是自称为“美国能源意识委员会”，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叫嚷“外国石油”是有害的东西，将“外国石油”描绘得就像一条极其恶心、随时准备袭击人类的眼镜蛇，说它会“毒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拯救我们的国家，保卫我们孩子的未来……就需要更多的核电站，需要摆脱“抑制”已有核电站运行的政府规章制度。你们这些知道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的人为什么不闭上嘴巴，让我们赚我们的钱呢？照他们的说法，“危险”的根源并不是核电站，而是“进口如此多的石油”。

　　还有一个极端恶俗的更坏的例子，是香烟行业的爱国主义。某家精明的公司竟与国家档案馆一起称赞《权利法案》，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还把莱赫·瓦文萨请出来支持“个人自

　　由”。其实，这种自由就是用甜言蜜语去哄骗不太聪明的同胞，让他们自愿沦为尼古丁毒瘾的奴隶。有人引述瓦文萨的说法：“我不大确定，美国人民是否真的明白他们拥有《权利法案》有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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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一支烟吧，美国人，然后深深地，深深地吸一口，因为这是你的爱国职责所在。这已经是极端恶俗的广告了，可以肯定的是，将来还会出现更恶俗的广告。

　　恶俗电视

　　尽管不时会努力掩饰其羞耻心，还装腔作势，电视大体说来仍是贫民媒体。电视最善于推销假牙清洁剂、不能自理的人用的尿布、啤酒、通便剂、汽车和洗涤用品，一旦涉及书籍、

　　思想、历史意义，以及文明对话中所有的复杂性、精妙性和讽刺性，电视就会死得很惨。在一个有关“文化”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彩排中，我被要求给“人类学”找一个简易的同义词，我确信，这是因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无法理解“人类学”这个词，所以电视台也不打算将那个节目做成大众“娱乐”节目，因为大众“娱乐”节目都很恶俗。

　　女子摔跤、奥普拉·温弗里脱口秀、黄金时段幼稚的情景喜剧，以及所有角色都像连环漫画的动作方式一样夸张表演的“戏剧特别节目”，这些电视节目自然很糟糕，但对理智的

　　人几乎构不成威胁，因为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被发现还在看某个已播过32次的节目。拥有电视机的美国家庭比拥有抽水马桶的美国家庭还要多，并且平均每个家庭每天要看七个半小时的电视，这意味着美国人可能会从每天下午的4点半一直看到午夜的12点，从“富人与名人的生活方式”节目中学习价值观，从“异国风情”节目中领略艺术之精妙。这真的很糟糕，

　　但也还不至于恶俗。

　　要找恶俗，你首先得转到新闻频道。那个频道要么将新闻事件感性化，要么将其改编成通俗剧，以避免观众换台。或者好不容易说到事件的核心，广告却又接踵而至了。同样恶俗的还有特别新闻节目，平庸之辈在里头没完没了地摆出很有智慧、假装分析的样子，“专题讨论”得出的结论则自相矛盾。这种节目的虚伪之处在于，节目的氛围跟过去那种小圈子聚会或专题讨论会一样自由，主持人和嘉宾却说着一套套一成不变的个性化陈词滥调，对话也是从个人偏好出发设置的，这决定了这种讨论不可能产生任何新鲜或不肤浅的东西。刘易斯·拉帕姆指出：“尽管看上去很流畅，电视其实是一种非常死板的媒体，只会采用即兴喜剧中的角色那样一成不变的主持人。”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恶俗事物的表象与实质之间总存在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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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斯·兰姆很久以前对报纸的评论可以拿来评论如今的电视：没有一次，你不是怀着一丝期待的兴奋打开一份报纸（打开电视）；没有一次，你不是满心失望地合上它（关掉那个糟透了的东西）。就算你聪明绝顶，刚开始时的一丝兴奋也会很快被下面这些东西赶跑：庸俗老套、表象持续不断地掩盖着实质、没完没了地播放经过尝试和检验的东西而没有任何原汁原味的东西。除了现场直播的体育比赛，电视里不可能有任何激动人心或有趣的事。印地赛车会不会撞毁？篮球场上会不会发生一次比以往更有意思的斗殴？奥运会上那对冰上舞蹈家会不会失足跌倒？那个被撞晕的足球运动员还能不能爬起来？或者显然已经死了，即将被抬出场外？这种节目或许还能激发观众的一点好奇心，但也只能让人满意一小会儿，总会有一个声音插进来评论、解释、叙述、证实--实况评论员以为观众弄不清赛场上的状况，所以他们必须解说每一场比赛--“球高高飞向左半场，瑞恩正在追--靠墙了，靠了，靠了”等等，其实我们看得一清二楚。评论员的观点很明白：如果没有解说与评论加以证实，任何事情都不是真的。

　　同样的毛病也折磨着电视新闻节目。每件事情都必须编成“故事”，哪怕是显然无须评论的独立事件：一座火山爆发了，一条鲸鱼浮出了水面，球迷打起来了，15辆被撞毁的车停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条高速公路上。曾担任过报社记者的汤姆·沃尔夫承认，电视节目的确能将这类事件“处理”得很好，他说，这类事件及其类似事件就是电视应当报道的所有“新闻”，“事实上，我们应该彻底停止电视新闻制作，让电视台只播放听证会、新闻发布会和曲棍球比赛，这才是真正地服务于全国人民，那种节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新闻节目。如果真能那样，至少公众不会对现在这种‘电视新闻’产生错误的印象，以为那真是在报道新闻。”现在的电视新闻节目正体现了恶俗的本质：主持人会以人们熟悉的自我介绍的方式（“丹·拉瑟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每周表演5次表象与实质之间的鸿沟，其实主持人什么也没报道，只是在表演和朗读--读电子提词机上的内容。正如拉帕姆所说，电子提词机上的内容是用“六岁小孩都能理解的”语言编排的。毫无疑问，丹·拉瑟的表演只是一个小骗术，只是这个令人厌倦的表演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伪装成了真实的生活，而真实的生活从一开始就变成了电视节目的原料。正如托德·吉特林所说，即便是著名的丹·拉瑟，也在“为一种生活方式作贡献，这种生活方式将平庸和欺骗提升为一种文化理念”。毕竟，如果你的主要工作是大量销售没有价值也毫无必要的商品，谎言和平庸就必然会掌控你的生活。它们不只是电视不幸的副产品，它们还是电视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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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受到利益的驱使，谎言的魅力就会变得很强大，以致现在竟然渗透进了一度很纯洁、与公开交易和残酷无情的手段绝缘的公共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不得不承认一个规定的节目

　　背后有强大的赞助商时，就意味着公共电视台里肯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是根本不能被注意或被提及的。羞耻心会让它避开“赞助”一类用语，而选择委婉的套话，比如“本节目之制作承蒙×× 基金厚爱”，好像说了“基金”这个词，整个节目就都是在基金会、大学和类似的清白机构那高尚无私的环境里制作出来的。

　　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与全国性电视新闻节目不一样，前者更倾向于糟糕而非恶俗。全国性电视新闻节目专门使用单个的明星主持人，比如拉瑟或彼得·詹宁斯，地方性电视新闻

　　节目则要求其主持人强调，没有哪个主持人是卓越超群的，相反，他们只是一个“新闻团队”中的一员，这个团队一定会有：

　　一名女性（往往是亚裔）

　　一名黑人

　　一名白人男性新闻播报员

　　一名白人（有时是黑人）体育新闻播报员

　　一名气象播报员（往往是女性）

　　这种结构似乎暗示着团队是由普通人构成的，他们既不比观众好，也不比观众机灵，但他们扮演可信赖的仆人时例外。地方性电视新闻节目跟其他节目一样，必须在广告丛林中挣扎求生，这就意味着主持人不得不将新闻改造成过去人们称为“趣闻特写”（human-interest features）的东西，比如猫和狗被人从起火的大楼里救出来，兄弟姐妹多年之后重聚，金婚，有趣的巧合等等。托德·吉特林还说：“‘大众’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是基本的标准，电视台的所有价值观最终都以这一标准为准。”成功地依照大众商业原则行事后，电视节目终于完美地将最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与最感性的平民主义融合在了一起。那些亲切仁慈、坚信电视能作出“文化”贡献的人们很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在电视被指责为贫民媒体时，这一事实更令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生气。但要保住饭碗，电视台就必须奉承愚钝和容易轻信的大众。

　　尽管现实生活偶尔会迫使电视节目正视那些令人恐怖的事情，电视新闻节目却永远保持着乐观（就像它们的报业同行《今日美国》报一样），男女主持人也从不吝于展示他们的微笑，这是约定俗成的演艺界人士的义务。商业上的乐观主义与“报道”中的乐观主义没有差别，正如马克·米勒察觉到的：“要想让广告看上去像‘奖励而不是对电视节目的打断’，就要以多种微妙的方式调整电视节目，使之令人难以察觉地吸收商业广告的特性。”当泰德·亚布拉姆森将其夺冠的白色加长型豪华轿车命名为“美国梦”时，他无意中验证了米勒的观点：美国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恶俗，那是我们最拿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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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安全在当今中国的重大意义

作者：黄靖
摘要：国家安全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国防安全概念，而是一个需要从全方位、多层面进行战略思考并综合治理的总体工程。在这个工程中，文化安全对于今天的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首当其冲的重大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向多极/多元发展的今天，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防实力的迅速提高，外部力量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攻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快速发展和深化改革将中国推入了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趋于尖锐，敌对势力在内部制造混乱、阻碍发展，甚至于造成大规模动乱和颠覆政权的威胁仍在不断增高。因此，国家安全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国防安全概念，而是一个需要从全方位、多层面进行战略思考并综合治理的总体工程。在这个工程中，文化安全对于今天的中国国家安全具有首当其冲的重大意义。①

　　文化安全是发展巩固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根本保证

　　所谓文化，包涵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领域，它表述并支撑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明体系。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文化诠释和界定人们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价值理念、政治信仰，为建立一个国家所必需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提供了思想和精神基础。

　　任何一个国家的长安久治，都离不开其国民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是国民对其民族及其文明体系的认同。民族认同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国民凝聚力。政治认同，是国民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同，亦即公民认同，是国家政治体制合法性和政府治理有效性的根基所在。

　　显而易见，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只要其国民具备了强烈并相互重合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国家安全就有了最根本的保证。不论是面临外敌或内患，都能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克服挑战，保持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反之，如果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脆弱，或两者之间出现裂痕，国家安全便危机四伏甚至倾塌。

　　在今天的世界上，通过文化理念上的潜移默化而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进而分化瓦解一个国家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挑战国家体制和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最终导致国家垮台的事例屡见不鲜。从前苏联的解体到今天世界各地延绵不绝的“颜色革命”，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以至崩溃，是根本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看，如何确保文化安全，为中国的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奠定牢靠的文化和价值认同基础，是确保国家总体安全的当务之急。

　　但是，恰恰在文化方面，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中国近现代发展中存在着巨大的“文化断层”，使中国文化安全面临“历史困境”。此外，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及其实施，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化安全的“结构困境”。文化发展面临的这两种困境，为发展和稳定国家安全的根本基础——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造成了巨大障碍。

　　中国文化安全的历史困境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存亡危机。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疆土的沦陷，而是中华文明、中国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死挑战。此前，尽管中原大地屡遭外族入侵，但入侵者却无一例外地被中华民族所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其根本原因，是基于农耕经济之上的中原文化，比入侵者的文化更为先进。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也得到不断地发展与充实。这是一个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国文化“主动”融合其他文化的发展过程。

　　鸦片战争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逆转了中华文明的“主动”融合进程。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仍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与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更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这一次，侵入中国的“外族”不但不会融入中华民族，反而以其工业化的强势，要在文化上摧毁中华文明，由此导致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危亡。为了救亡，中国人不得不从基于工业化之上的西方先进文化中寻求指导，从而开始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被动”融合过程。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赶走列强，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

　　但是，激烈的救亡运动以及由此导致的革命运动，阻滞了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进程。一方面，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另一方面，在文化上继续“被动”融合，不断地学习和汲取西方文化中的思想理论、发展模式以至国家社会的组织方式，以此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毕竟，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引领中国以“革命”的形式启动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式转变。

　　今天的中国，已经再次崛起为世界性大国，因而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开始拥有了主动性，出现了从“被动”融合再次转向“主动”融合的趋势。然而，在中国社会激烈、快速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文化发展严重滞后，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像西方文化那样去经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现代化蜕变过程。因此，中国文化就整体而言，仍然基于农耕文明之上，与今天的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至话语体系都十分薄弱。这不仅使“中国故事”的讲解面临巨大的语言困境，在客观上阻碍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更为严重的是，无论是概念还是语言，中国传统文化都很难诠释和界定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新行为方式；对民主法制、公平竞争、政治参与等现代国家体制中的必要元素的解释也显得苍白无力。由于文化发展长期滞后，中国在今天的世界里不但“话语权”明显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建立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伦理道德、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也缺乏原生的文化底蕴。②这是当今社会中思想观念和价值信仰混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中的最薄弱环节。

　　中国文化安全的结构困境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与世界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模式完全不同。这一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为了克服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矛盾而逐步形成的。这些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有限的“硬实力”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国家利益的矛盾。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具备“全球作战”的军事力量，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这样的军事力量。但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快速的经济发展已经使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及全球并不断发展。

　　第二，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生利益碰撞。但是，为了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中国必须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避免同美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第三，苏联解体后，所有危及政治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都基本属于中国内部事务（台湾、三股势力、人权、贫富分化、深化改革、政治参与、民主发展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被中国境外的政治活动和操弄所引爆。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下，如何既处理好国内问题，又防止境外的各种“导火索”和“雷管”引爆国内的各种矛盾，是中国必须长期面对的艰巨挑战。

　　正是为了克服这三个基本矛盾，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采取了同以前新兴大国的崛起模式完全不同发展道路。

　　世界历史上的新兴大国——英国、德国、日本、美国以至前苏联——的崛起，其必要条件之一，是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作战——“全球作战”——的军事力量。因此，它们的崛起过程，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向外扩张的过程，也是挑战当时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国历来反对军事扩张，主张和平共处。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中国并不挑战现有的、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并领导的国际秩序，而是积极参与其中，与世界接轨，维护和平，确保发展。

　　事实证明，通过融入，而不是挑战现行世界体系而获得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成功的。但是，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在文化安全上的结构困境：一方面，中国在话语权、价值观、意识形态以至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等重大问题上，都必须在别人构建的世界体系中受到评判。由于国家体制在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中“政治不正确”，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每每落入“有理讲不通”的局面，甚至被妖魔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融入了别人的体系，因而在客观上为西方文化理念、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大门。其结果，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始终面临着来自于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巨大挑战：国内的社会舆论、人文思想、学术研究以至政府的文宣政策，都很容易被西方的舆论和价值观“牵着鼻子走”，十分被动 。中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的结构困境，使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必须长期面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强劲“逆风”，稍有不慎，就会面临旗折政息的危机。

　　文化复兴是中国文化安全的根本保障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历尽沧桑，却是唯一以完整的国家实体延续下来的古代文明。其根本原因，就是基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上的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这是中国国家总体安全的固有优势；巩固和加强这一优势，是建立国家文化安全的基础。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安全所面临的历史和结构的双重困境，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认同的文化底蕴日渐薄弱。仍然基于农耕文明之上的中国文化，难以有效应对现代化进程中民族认同所面对的种群宗教纠纷、文化道德失范等种种挑战。这是今天社会中价值观混乱、信仰纠结、文化自卑与自傲并存、以至社会行为中犬儒与民粹两极发展的根结所在。

　　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文化发展的长期滞后，国民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即公民认同）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今天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走武装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起来的；是通过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和持续30余年的改革开放而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在这一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其由革命党转换为执政党的需要，在其指导思想中不断加入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等新元素。尽管如此，在指导思想和执政实践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建设空间。这一空间的客观存在，是当今中国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难以重叠的根本原因。

　　显然，很难再依赖从外部文明中引进先进思想和理论来填补这一空间。当今西方民主体制中的重重弊端、愈演愈烈的种族宗教冲突以及思想文化界的迷惘与失落，都清楚显示了其“历史的终结”的自信与豪情已不复存在；而新兴“民主”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乱象，更进一步表明了“盎格鲁-撒克逊民主体制”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此可见，随着中国的物质文明与先进的西方物质文明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以及基于其文化之上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感召力也急剧下降。如果再不努力从自身丰厚的文化积淀中汲取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精神养料，非但难以解决问题，反而会进一步拉大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实践之间的距离，从而加剧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恶化中国文化安全。

　　发展和巩固中国文化安全的唯一有效途径，是促进在现代化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复兴，完成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蜕变。文化从来就是动态的，是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充实变化的。中国社会毕竟已经从农耕文明发展到现代化工业文明，表达其文明的文化也必须与时俱进。只有通过文化现代化，中国文化安全才能突破其历史困境和结构困境，才能发展建立起在思想文化上一脉相承的现代话语体系，从而用自己的话语讲解自己的故事，诠释自己的价值和理念，为自己的国家体制提供原生的思想理论根基。只有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模式”才有自己的价值支撑；中国梦才有原生的文化底蕴；民族复兴才有稳固的、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文明基础，从而获得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的高度一致。

　　建立中国文化安全的政策选择

　　建立文化安全是一个长期的重大战略工程。因此，必须要有十分谨慎的顶层设计和全面的计划与安排，不可能一蹴而就。历史证明，真正的文化进步与发展，都是由社会主导完成的。毕竟文化是滋润并渗透整个社会以及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营养液，只有在全社会的参与促进下文化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过多的政治和行政干预都只能是事倍而功半，甚至于适得其反。因此，政府与执政党只能在原则和方向上加以引导，起到发动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但文化发展中具体的组织与推广必须靠全社会的参与来完成。

　　首先，为了确保文化现代化健康有序的全面发展，必须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全面细致的相关法律和措施，积极引导和管理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的文化发展与交流。同时，对各类文化产品进行客观严格的分类和分级，确保社会不同层级和不同行业的人群有适合自己消费的文化产品。通过对文化产品的管理（而非控制）来促进文化发展的和谐与顺畅，抵制各种不利于中国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的因素，保证中国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快速复兴。

　　其次，必须注重文化教育，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突出中国文化的教育与传承。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要通过教育充分挖掘中国文化中的治国理念、人伦价值、道德规范以及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交往的原则、内容与形式。更重要的是，强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发展，绝不是复古。要在教育过程中发展并形成继承、批判、创造的良性机制。因此，必须在法律的规范和政策的引导下，积极鼓励并促进学术自由，尊重包容不同意见，形成良好的文化学术交流风气。

　　最后，必须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在法律的严格规范下，倡导和鼓励各类促进文化发展的基金会、智库、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并由这些机构在文化发展政策的引导下，依法组织赞助各种研究项目，召集学术会议，资助文化交流，使各项文化事业得到全面发展和推广，持之以恒，必有成效。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水清月现]

浅论日本文化的和洋结合

徐　玲



　　日本民族是一个勇于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日本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融合外来文化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文化时代，当时的日本是一个狩猎国，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徐福人海东渡对日本社会变革及文明进步起了推动作用。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渡来人源源不断地将大陆先进文明带进日本。日本对唐文化的吸收在奈良时代达到高潮。在长达千余年的对大陆文化的借鉴中，日本把大陆文化变形、融合，使之日本化，最后使大和文化日渐丰盈起来。二战后，美国文化又滔滔涌人。这三次外来文化对日本的冲击过程也是日本贪婪的吸收过程，日本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将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自我文化有机地结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杂文化”。
　　
　　一、选择性兼容外来文化
　　
　　日本民族善于吸收优秀文化，但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从不盲目地接受，而是根据本国的需要有所选择。换言之，即日本吸收外来文化总是跟本国的国情密切结合的，从而保持了日本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今天的日本文化，是传统的日本文化和外来文化在不断接触、交织、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一)中国文化的影响
　　综观日本文化的发生、发展、流变、升华、凝聚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外国文化的输入、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体。就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来看，公元3世纪至公元7世纪渡来人源源不断将大陆先进文明带进日本，中日文化交流日趋繁华，中华儒教文化圈辐射四方。
　　首先，汉字和汉籍的传人是日本古代文化发展的契机。美国的哈佛学者埃德温·赖肖尔在《日本人》一书中说：“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罗马。”另有文字记载，日本在大化之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儒学和文字教育作为基础的。1998年在日本德山县出土的遗址中，有木简上用隶书写的“子曰学而时习之”等《论语》的部分文字，经日本考古学家认定是日本最古老的书写《论语》的木简。18世纪江户时代的国学者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也认为《论语》《千字文》是儒学和汉字在日本普及的启蒙书籍。汉字和汉籍儒典的传入，对日本人学习汉字、汉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成为当时日本人吸收儒学佛教思想的契机。
　　其次，儒、佛思想成为日本文化的主要思潮。公元7世纪大化改新前的200多年间，是日本吸收唐朝文化的高潮——“唐风弥漫奈良城”。圣德太子在他执政时期(593—621)，以儒学、佛教为指导思想，借以帮助他实现中央集权统治，他的“贯位十二阶”就是以儒家的“德、仁、义、礼、至、信”为节名的。在他执政期间，将《论语》的“以德为政”作为其政治行为的准则；他的《十七条宪法》更是活用了儒学思想，始终以儒教的“和”为基调，主张德治、礼治、法制，在内容上通篇体现了儒学的精神。随着中国儒学的传人，日本民族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需要，把中国的儒教嬗变成别具特色的日本朱子学和阳明学，成为日本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之一。
　　在汲取大陆儒家学说的同时，佛教也于6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如圣德太子基于“世间虚假、唯佛是真”的谛念，在《十七条宪法》中强调了佛法普渡一切众生，适用于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万国。佛教在传入日本后就与日本人的生活紧密结合，形成了神佛合一的局面。此外，日本人利用佛教创造了“真言密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等新的佛教派别，成为他们的精神文化。
　　再者，日本还吸纳了中国的语言、艺术及科技文化。据相当数量的日本学者考证，水稻种植技术是从中国经朝鲜半岛南部传到日本九州的。在文学方面，《怀风藻》和《万叶集》分别是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汉诗集和歌集，被称为奈良文学的双壁。《怀风藻》汇诗180首，诗风明显受六朝和初唐的影响。有日本“诗经”之称的《万叶集》在文艺思想上也受到中国南朝所编《昭明文选》的影响。在艺术方面，日本水墨画是在唐代水墨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陶艺方面，日本人借鉴了“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形成了以白绿褐为主调的“奈良三彩”。总之，中国文化从各个方面影响日本，至今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衣食住行均可感到唐风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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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文化的影响
　　西方文化传入日本严格说来是在16世纪。16世纪中叶基督教文明便在日本扎根了。1542年，葡萄牙人最先到达日本，之后西方各国商人、传教士纷纷抵日，对日本进行圣经加洋炮的渗透。基督教文明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念，特别是其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于一直在等级制度下处于低层的人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所以，到1582年日本已建成教堂200余座，信徒达15万人以上。17世纪初，信徒已达70万人。日本引进西方文化时加入自己的特色，这在宗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日本的基督教是变形了的基督教。基督教原本是以上帝耶稣为信仰对象，而“秘密天主教”最为信奉的不是上帝耶稣，而是圣母玛利亚。就其文化根源来说，基督教是浓厚的父性色彩下成长起来的宗教，男性成为崇拜的对象。日本很早就把从中国福建传来的送子观音作为心神的主宰，而“秘密天主教”最为信奉的圣母无疑是以此为摹本，看看身着农家衣的圣母玛利亚无疑是日本母亲的形象，这体现了日本人意识深层的母性的存在。
　　与西方文化更直接的接触出现在18世纪。1714～1735年间，日本推行“享保改革”，开始向荷兰学习西医学、天文学、植物学、兵学等，并把这些西方文化称为“兰学”或“蛮学”。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天朝大国竟败在狄夷小国之手，日本朝野上下为之震惊。1853年，美国叩关，西方蒸汽船不仅造成武力的威胁，也带来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制度，被推至十字路口的日本民族以其敏锐的“转向性”在震惊好奇之余，也意识到西方文化不可抗拒的先进性。于是，经过开国攘夷的争论，一大批有识之士先开文明之风，积极投入到学习西学的热潮之中，明治天皇也声称“求知于世界”，“实行前所未有的变革”。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置产兴业” 三大政策，用政府行为鼓励西化。1882年，天皇派伊藤博文首相赴德国和奥地利考察，基于这次考察，日本确立了“以普鲁士为第一”)，建立近代天皇制国家的方针。1884年日本仿效西方采用内阁制，1887年颁布《文官任用令》，通过考试任用官吏。从国家体制上看，日本仿效西方政治体制，学习西方政治文明，建立了一种以天皇为中心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在文学方面，随着“洋风东渐”，西方文学思潮大量涌入日本。写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相继统领明治文艺领地。大政时代的“私小说”的异军突起，不能不说是日本文坛对“既西方的、又日本的”、“和洋结合”的文学形式的一种探索。如果说谷崎的《源氏物语》的现代版是那种纯粹的日本式古典美的回归，那么“新感觉派”的川端康成则是日本文化与西洋文化完美结合的杰出代表。西方文化被日本吸收、改良，甚至异化，涂抹了日本的色彩，为日本所用。日本引进西方文化，并使之随日本的水土而发生了变异，从而使日本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补给。
　　总之，着眼于探识西方科学知识的“兰学”的兴起以及后来“洋才和魂”口号的提出，加之明治政府推行的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为借鉴的富国强兵政策，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夜就拥有了一批熟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保证了明治政府在经济近代化和技术西方化的道路上明确目标、坚定信念，启动了日本迈向现代化工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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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文化的影响
　　美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早在明治时代已露端倪，但较之西欧要小得多。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置于一个外国征服者的统治之下。美国占领当局认为军国主义的基础是封建的东西，只要将其消除之，使日本成为完全的民主主义国家，军国主义就无法生存，于是明治以来日本所走过的道路都被视为封建的东西，扬言要以美国式的西方文化对此进行改革。在此情况下，美国文化滔滔涌入。二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受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不仅适用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经济模式、科学技术涌入日本，就连生活方式、文化娱乐也全方位占领日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美国文化冲击波。
　　日本历史上三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狂潮的过程，也是日本形成自己文化模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文化特有的“和魂”，虽然时隐时现，但却贯穿始终，并且在质的方面影响着日本文化的演变。特别是日本人对“神化”的天皇的崇拜和传统的“家”观念，都还根深蒂固地深植于其民族心灵的深处。正如一名德国记者说的那样，日本这个民族不仅爱好新奇，而且还是一个意外严守古风的民族。
　　日本文化基础的大部分东西的确是从中国学去的，正如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其文化渊源100％来自欧洲，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当今世界的文化大国。日本于文化方面，第一是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相结合，不仅别具一格，而且对世界发生影响。比如柔道，一般认为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日本把它改造推向世界，使之成为世界体坛公认的竞赛项目。茶道、花道、相扑，据说都有中国渊源，但在世界上已被公认为是代表亚洲的日本独特文化。第二是日本的电影、音乐等文化艺术，也以独特的色彩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美国电影以场面、情节、制作技巧领先于世界，日本电影则以细腻、情感取胜。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放映了不少日本电影、电视剧，打动了很大一批中国人，使人不得不承认其背后有冲击世界的文化力量。第三是日本的漫画(连环画)和动画片，已能与欧美分庭抗礼。这些东西进入中国才短短几年，但必须承认已占据了中国年轻人很大一部分时间和心灵空间。
　　许多学者对日本文化曾经作过这样的概括：日本古代文化为“唐化”(中国化)、近代文化为“欧化”(西洋化)、现代文化为“美化”(美国化)。然而，这种概括并不完全准确，尽管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日本文化演进的特性，但是，它却忽略或淡化了日本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性。综观日本文化发展史，可以说是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兼容与对本民族优秀文化挖掘、承传的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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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
　　
　　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并不厚重，但在日本，尤其是学者都致力于发掘日本本民族的深层文化，许多日本文化产物，尽管能从中寻见丝丝屡屡外域文化的痕迹，但同样无法否认，它们都是富于创造性、可以引为自豪的民族文化。对外域文化，日本既不抗拒也没有退避，而是以极为宽容的态度接纳之，并将其与自己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日本社会既能一以贯之地对外域文化抱着不带偏见的态度接纳，从而不断丰富其民族文化的内涵，增强民族文化的体质；同时又能对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保持始终不变的尊崇与虔敬，始终保持其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不能不说是其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承传。
　　
　　(一)承袭、弘扬与发展民族文化
　　日本文化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又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着极大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古代日本创造的神治时代朴素的原始宗教、无数绚烂优雅的宫廷文学、贵族文学、茶道、能乐、狂言、花道等，到近现代的忠诚意识、集团意识、进取精神等，无不体现日本文化的独创风格和优秀传统。一位学者在论述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时曾经指出：日本现代化成功的真正奥秘，在于因长期的历史演进中锻炼出独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即集团结构、群体意识、竞争风格和拼搏进取精神。这正是日本民族文化传统中“集团意识”的充分体现。日本民族由于岛国的自然环境以及经历了近千年的武士生活的感化，形成了全民族的集团意识，这是日本民族至今仍保持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同时，由于日本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和种族原因，使日本人带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性，这种民族自尊性、自信心代代承传，也对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贯穿始终的日本特有的文化“和魂”还体现在日本的山水风景画所体现出的恬淡、简洁而意境深远的风格；庭院建筑注重与自然景观相结合而体现出的淡雅情趣；被称为“日本人生活的综合艺术”的茶道以及“和、敬、清、寂”的思想等。这些民族文化的精华在质的方面影响着日本文化的演变，这也是日本能在三次巨大的文化洗礼中没有迷失自己、而始终能把外来文化加以异化的根源。
　　日本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承袭，对异族文化的驯化，而且还包括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弘扬。正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说：“日本越是要成为国际化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为了融入外部世界，传播日本文化，发展并加深日本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建立致力于文化交流的专门组织。1971年外务省下设日本基金会，基金会把日本文化介绍到国外，同时也使日本人了解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日本政府还在京都专设了“国际日本文化研究所”，招聘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开展跨国合作研究。
其次，保持和传扬民族文化。日本政府支持学者和专家参加国际会议；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活动，将自己的文化展示到国际舞台上；保护海外的日本民族文化珍品，将日本的历史文化古迹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传统的柔道和相扑项目，提高日语的普及率等。日本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传播赋予了其“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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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驯化外域文化
　　日本的民族文化对外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极强的驯化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总能把移植进来的外域文化加以甄别、取舍，使之按照日本的意愿开花、结果。同时，日本社会的文化肌体有着很强的抗体，足以使之对外域文化的病毒产生免疫力。但不管是日本文化对外域文化非凡的驯化能力，还是其自身强大的抗病毒能力，归结起来，都有赖于其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保持，丧失了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也就丧失了日本文化与外域文明融合的可能，同时也意味着民族文化传统的丧失和文化本质的蜕化。加滕周一认为日本文化为“杂文化”，其历史变革的特征是“土著世界观的执着持续及其外来文化体系的日本化”。公元5世纪初，百济人王仁将《论语》携至日本，以后原始儒学、汉唐儒学、朱子学等源源不断地流入，在这种长期的选择、消化和吸收中，日本儒学已不是中国儒学的翻版，而是将其驯化了。如与孔子宣扬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所不同，日本主张“贸易之子，互通有无，利人利己”的义利一体。日本在移植美国文化的同时，也从某些方面进行了“和”化，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和魂美才”。日本对美国文化的这种“和”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思想领域，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美式的民主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人理解的“民主”是“一种由集团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所构成的共同的思想‘感情’，有别于美式的以个人为本位的绝对个人主义”。这无异也是一种被驯化了的美国文化。日本人眼中的民主是在一个社会集团内部有充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其中一方面个人独立、自尊，肯定个体自我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又要发挥团体的制约作用。日本式的经营管理模式与日本人对民主的理解相一致。它以共同体主义和重视人情味为经营管理方式的核心，不仅重视资本、技术等物的因素，更为重视人的因素。在日本，经营者的最大作用，是培养与雇员的健全关系，是在公司中造成家族式的一体感。企业重视员工的个性，关心员工的生活；员工对企业忠诚、奉献，从而形成一种员工与企业之间稳固的新型人际关系。这种管理模式，吸收了西方的个人中心主义，并增加了日本的特有色彩，形成了一种日本式的个人与集体的相互依存的稳定的连带关系。
　　一般来说，文化具有很强的排它性和互斥性，异质文化的交融是极为困难的，域外文化的大量涌入，往往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被征服以及其原生文化主体地位的丧失。然而，日本文化却能在汹涌澎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主动地摄取，有选择地消化，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这不能不说是对民族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承传。
　　综上所述，日本在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经过消化，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许多日本人平时已不再穿传统的服装——和服，而穿上了西装。饮食方面，由于大量进口小麦，吃面包的人逐渐增多。在日本各地，人们可以看到本民族的神社，东方的佛教寺庙，又可以看到西方常见的基督教堂。因此，现代日本文化具有善于吸收他国文化之长，同时保留自身的传统特色的“和洋结合”的特点。
原载：《学术论坛》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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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如何冲击战后日本——评《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

《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起源》 ［日］松田武 著 商务印书馆

宫崎骏和他的经典动漫作品中的形象。 资料图片

　　《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半永久性依存的起源》这部“当代研究日美文化关系的权威论著”，今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笔者一拿到该书，就被其精妙的设计和极富吸引力的内容紧紧抓住，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很快就一口气读了一遍，还不时重点翻检、精读和沉思。

　　本书作者松田武通过40年的潜心研究，在书中提出并解开了许多日美关系之谜：战后美国为什么要改变对日政策而将敌国日本改造为同盟国家？美国是如何使日本在精神、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对美国产生“半永久性依存”性的？当前日美关系大格局是怎样形成和保持的？等等。作者得出的总体结论是：“美国针对日本策划与实施的国际文化战略和战术”的重要依据就是靠软实力，从而使“日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已然形成了对美国的半永久性依存的状态，二战后60多年的日美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友好而健全的关系”。可以说，本书特点凸显、多有新意；发人深省、令人震撼；启示良多、值得细品。是一部既有很高学术价值，也有强烈现实感的作品。

　　鲜明特色 引人瞩目

　　首先是视角新。这本书，从文化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美国软实力在日本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美国软实力对日本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美国政府的主要智囊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巧实力概念已很快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运用。本书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这一全新视角，全面、系统、深入地解读了日美关系，的确值得给以关注和肯定。其次是有胆略。书作者对虚伪假象的揭露，对真相事实的揭示，不仅具有大无畏的勇气，更是有理有据的科学阐述。一直被国际社会和学界奉为主流、权威观点的日美文化“双向交流”，以及相关政策、方针均由日美双方“协商决定”等等欺骗性表象，在本书运用档案所揭露的美国精心策划和层层推进的事实面前，都变得不堪一驳，顷刻之间便彻底坍塌了。笔者对作者的严谨、科学态度，特别是坚持真理的胆识和勇敢精神深表敬佩。最后是证据足。本书作者悉心发掘、收集、钩沉了大量珍贵的档案资料和确凿史实，使该书的立论、分析和归纳、结论十分可信。

　　促使我们回望日美关系的几个历史节点

　　首先，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日美关系经历了日本从属美国、日本崛起的不同时期，在这历史节点，有一些代表性的著名的历史故事。1，日本开始备受美国欺辱的年代。即有“黑船事件”和“唐人阿吉”故事。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就是由“阿吉”故事演绎而成的世界著名歌剧。2，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开国进取时期。有预示日本兴起的著名的“日之丸演说”故事。

　　其次，在20世纪前半叶，日美关系变为合作、摩擦与冲突态势。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打败清国后，美日在对中国分割势力范围、门户开放方面既有合作也有摩擦；而在菲律宾问题上则已是摩擦和冲突了。例如著名的“哈里曼预言”，1904-1910年间，美日在争夺中国东北（美国要分霸，日本要独霸之争）的较量中，世界著名的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已发出了“日美必战”的颇有预见的“预言”。

　　最后，193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已挑战和进攻美国了。著名的“偷袭珍珠港”只是日本复制的美国演习的故事。1921年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柏沃特在《伟大的太平洋战争》小说中，奇思异想的描写了一支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对该小说反应强烈，10年后的30年代初，美国真的搞了一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军事演习。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又一个10年后的1941年12月，山本五十六策划、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就像是10年前美国演习的复制版。

　　受到的几点启示

　　首先，永远不要轻视美国软实力对我们的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笔者听日本友人说过，战后麦克阿瑟为了便于美国占领军很好的控制日本，就提出了在日本社会推广、提倡“三S”，即spots（体育，主要是棒球运动）、skin（银频，主要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和sex（性）的办法，使日本人乐此不疲，以保证美国占领的稳定。这实际上，可以看作美国在战后用软实力控制日本的开端。而本书阐述的日本对美国依附关系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过程和严重后果，则是理论化的“三S”战略和谋划。现今的不少中国人，有亲美倾向，所以对美国的软实力方法缺乏警惕。本书揭示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及其手法的精巧，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高度警觉。

　　其次，从日本的某些应对经验可以受到启示。日本民族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特别的善于学习，它有一种海纳百川的精神，所有的东西只要是先进的，就学；而且在学习中保持日本的某些特色。总体看，日本已经在美国化了，也形成了对美的半永久性依赖关系。但是，本书对日本的动漫、流行音乐等在全球的影响力也作了客观的阐述，更加值得我们重视。日本的第二个特点是与强者为伍。我们知道，最初是日英同盟；后来跟德国、意大利搞了法西斯轴心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完全投靠了美国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里日本是有实力的考虑，因为美国的政治、军事、文化实力一直是世界第一。现在日本不光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都依靠美国，在文化上美国的文化在日本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应该从本书对美国用软实力征服日本的阐述中，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最后，从以上两点，可以引申出我们明确的看法，即对美日同盟，应该有清醒的定位和认识。有一些人说过，我们应该让日本摆脱美国，并且和日本一起共同对付美国。这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日美同盟是在不断加强的过程，美国离不开日本是要其充当小伙伴，为其世界战略充当打手；日本也甘愿依赖美国，日本的知识精英已经非常依赖美国，甚至是半永久性的。本书清楚的讲到日本的官僚更多的出自东京大学，他们更为重要的本色是对美国的崇拜者。美国是不会放弃日本的，特别是在推行重返亚洲战略之后，亚太再平衡需要日本；日本也更加依赖于美国。在这本书里，我们深刻地看到和坚信了这一点：美国的确是处心积虑的在控制、拉拢日本；日本也在各个方面都日益依赖美国。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