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传统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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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礼仪的原则（2）


6.真诚

礼仪的真诚原则，是要求人们在交往中必须诚心诚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相反，如果装模作样、弄虚作假、心口不一，就有悖于礼仪的宗旨。这样，即使得到别人一时的喜欢，也不可能得到别人长久的信任。

7.从俗

由于国家、民族、地区以及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礼仪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当身处在异域他乡时，要坚持入乡随俗的原则，与当地人尽可能地保持一致。切勿自以为是，目中无人，否则会破坏了友好交往的气氛。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差别相当大，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于是造成了礼仪习俗的很大差别。特别是在一些贫困的农村，还保留着一些不文明的礼仪习俗，这就要求我们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对于一些不伤大雅的应给予理解，一些与时代精神相悖的陋俗应劝阻而不附和。

礼仪精髓：

运用礼仪要真正做到恰到好处，只有靠多观察、多总结，才能逐渐把握适度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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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央视关于家训家风的采访，颇让人思考一些问题。过去，在北京一些四合院住宅的大门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小时候也看不懂，还以为写错了，当时认为应该写的是忠厚传家宝。后来长大了，才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真写成传家宝，那就真的不通了。

这次央视对人的随机采访，似乎没有人提到过这副楹联。或许被采访时有些突然，一时半会也想不到。也许有些四十岁以下的人压根就没见过这副楹联，根本也就不知道。忠厚、诗书，这些概念在今天已经不太被人们所关注了，更不用说被人们所重视了。

过去，女孩找对象，家长也好，领导也罢，帮女孩介绍男友，多会说，这孩子忠厚老实，靠得住，跟他不会有错。女孩们多半也会认可这样的标准。可是要搁现在，说谁忠厚老实，就等于骂他是个傻子，会认为这样的年轻人，如果是忠厚老实的，那就是没什么本事，自然也不可能发财成名。当下那些羡慕虚荣的女孩子，会看得上这样的人吗？会看上那才怪呢。有个当妈的，特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找上一个诸如公司老总，或者老总年纪一般较大，那就得是副总这样的男友，人又聪明，又会挣钱，女儿一生无忧矣。这样的母亲，希望女儿衣食无忧固然可以理解，可是这样年轻的总们，哪就能轻易找到？如果真要碰上了，那这样的总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不能给女儿带来幸福？这都是极大的未知数。更不用说，不少挂着总的头衔的人们，腰里未必有多少钱。总之，把这样的男性当作女儿的结婚对象，风险相当地大，比投资股市与基金的风险都要大得多。

当然，也有女孩并不羡慕虚荣，她们会把忠厚老实当作择偶的一个标准。只是这样的想法在今天的女孩界里大约不会是主流，但是那些具备理性的女孩确实会这样来考虑的。忠厚二字，大约所谓忠，即对人以诚相待，不虚伪，不欺诳。所谓厚，即宽厚待人，不矫情，不认死理。古人认为，能做到忠厚，就能让家族绵长的延续下去，要不然，不定半道上会遭遇到什么灾祸，特别是由于自身的狡诈和油滑，会给自家带来祸患，那你这个家族就不可能再延续下去了。

所谓诗书，当然是指要让自家的孩子读书。这种读书自然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概念上的研读诗书。这种读书，既可能包括在封建社会，父母希望子女能够功成名就，谋取一官半职的期待，但更多的还是希望子女能读书明理，做应做的事，不做不应做的事，这样也才能让自己的家族延绵下去。如果没有读书，就可能不明理，就有可能受到各种诱惑，做那不该做的事，结果让自己的家族罹患灭顶之灾。

几十年前，中国还主要是一个农业社会，这副楹联也自然是那样一个时代的产物。今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少人已经不再把忠厚当成一个人的优秀品质，这实在是一个误区。也许，市场如战场，需要智慧，需要冒险精神，但对于人的整体生活而言，在市场经商不过是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也不过是人的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而不会是全部。在社会中与他人的交往中，不管有的人自身是如何不忠厚老实、如何阴险狡诈，他都希望与他交往的人是忠厚老实的，是以诚待人的。

过去说某人饱读诗书，不仅是说这个人就很有学问，更是说明这个人懂事明理。过去学问高固然令人敬仰，但懂事明理更让人尊重。普通人不可能人人都有多高的学问，但每个人都应该懂事明理。

在中国农业社会，理想的生活是耕读人家。有地种，有书读，就是好日子。有地种，可以使生活无虞，有书读，能使人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一个物质文明，一个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齐全了，这还不是好日子吗？虽然说这是农业社会的理想生活，可是在那个时代，有多少人家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但这样的理想肯定有其自身的道理。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不就是既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精神生活吗？

现在读书似乎有更强的功利性，读书为的是文凭，是学位，是更高的职位，是更能赚钱的行业。这就把耕与读混在一起了。或者把读降为耕的手段了。这与古人的境界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有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虽然读了那么长时间的书，可是就是有那么一些人真的就是不懂事、不明理的。老百姓会说，他们的书算是白念了。这样的学生，算是有家教的吗？老百姓比较刻薄的话就会说，这样的人，有人养，没人教。明白背后的意思吗？畜牲才有人养，没人教呢。

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678176-7648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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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以前我生活在老家安徽合肥，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每年旧历新年正厅门口都要换上新的春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下联是“诗书继世”。父亲一生确实贯彻了“忠”与“厚”两个字。另外他喜欢他的名字杨克纯中的“纯”字，也极喜欢朋友间的“信”与“义”。父亲去世以后，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挚友熊秉明写信来安慰我，说父亲虽已过去，我的身体里还循环着他的血液。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忠厚传家 诗书继世 杨振宁：父亲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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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乘佛法的基础


　　济群法师讲述

　　人天乘法门是三乘佛法的基础。从学佛到成佛的这一过程，在佛教里有时称为五乘，有时叫三士道。乘，是运载的意思，通常人们把车称为车乘，是因为车有运载的功能。同样，我们学习佛法，也要通过某个法门的修学，才能从学佛的开始，最终达到成佛的目的；才能从生死的此岸，最终达到涅槃的彼岸。五乘，是指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一个人想来世继续做人或升天，有人天乘的法门修行；一个人要想解脱烦恼，成为阿罗汉，有声闻乘法门的修行；一个人要想成佛，普度一切众生，不忍心自己一个人脱离苦海，修菩萨道，那么就是菩萨乘的发心。三乘的修行虽然趋向不同的结果，但它却是成佛的不同阶段。

　　五乘又叫三士道。人天乘属于下士道，声闻乘、缘觉乘又叫中士道，菩萨乘又叫上士道。士就是人，是说你要成为下等的人，中等的人，还是成为上等的人。你想要成为那个等级的人，你就要修行那个等级的法门。

　　对于三士道或五乘，平常人往往不能正确认识，总把三者脱离开来，修人天乘的人只知道修人天乘。有很多人学佛，欢喜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一天到晚只知求佛菩萨保佑平安。须知光是停留在祈求上，连人天乘都谈不上，因为人天乘还必须坚守五戒十善，修习布施、持戒，不是求平安就了事。有的人学习佛法，仅仅为了个人解脱生死，一点利益他人的事情都不肯做，只关心个人的修行。一旦躲到深山里，就想躲得越深越好，最好什么人也不要见到，这种人偏向个人解脱，不肯修利他之行。有的人自名为学大乘，不屑于接触声闻乘的经教，这也是一种偏颇。

　　其实，三士道就像一栋三层楼一样，下士道是第一层楼，中士道是第二层楼，上士道是第三层楼。一个人想爬到第三层楼，就要从第一层楼开始。修学佛法也是这样，先要做好人天的德行，学会做好一个人，从修五戒十善做起，然后才有资格修中士道，乃至上士道。但是，现在很多人修学佛法，却不注重这样的次第。有些人看到大乘经典中批判声闻学者，不知道这是有针对性的，于是就对声闻乘的解脱法门，生起一种轻视的态度，至于人天乘就更看不上了。其实，假如没有人天乘、声闻乘的基础，大乘的修行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有些人经书读了很多，如《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等，大乘经典都读遍了，但在日常生活中，一点都派不上用场。为什么呢？因为忽略了修学佛法的基础，当知我们学的大乘属于第三层楼，没有人天乘的基础，当然修起来就很困难。很多人学了唯识、中观，但唯识观或中观到底怎么观，总是观不起来。由于在日常生活中不注重五戒十善的修行，所以打起坐来，心总是静不下来，这是由于缺乏一种正当的合理的生活，从而造成修行的困难。

　　现在汉传地区的许多学佛人，都存在这个问题。所学的是大乘，而发心是不是大乘呢？有几个人发大乘心？能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能够全身心地投入社会，去做利他的事业，无私地把自己奉献给社会？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有人会说，我是修净土宗的，我是念佛的，念佛不是大乘吗？净土宗是大乘，没错。但我要告诉大家，修净土宗的，未必都是大乘，甚至可以说多数是小乘。一个人是大乘抑是小乘，评判标准是什么？是发心。发心非常重要。你发的是菩提心，还是出离心呢？假若你发的是出离心，这是小乘的发心；假若你发菩提心，那才是大乘的发心。你发了菩提心，才能称得上大乘行者。

　　也许有人会说：我修禅宗，禅宗不是大乘吗？没有错，禅宗是大乘法门，禅宗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最高峰，禅宗是隋唐八大宗派顶上的一颗明珠，是至高无上的，在修行上非常特殊。禅宗虽然很殊胜，但修禅宗的人未必都是大乘。有些人修禅宗，只注重个人的生死，不管众生的死活。这种发心，显然属于小乘的发心。区别大乘和小乘的关键在发心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首先要看你的发心。有的人也许会问，我修五戒十善，是大乘抑是小乘呢？当然，五戒十善从定位上说，是人天乘的内容。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发菩提心修五戒十善，五戒十善就属于大乘。发出离心修五戒十善，五戒十善就属于声闻乘。学习佛法，发心非常重要。现在学习佛法的人，很多人发的是出离心。在佛法的学修上，虽然学的是大乘，但在发心上，基本上都偏于小乘。学的是大乘，而发心却是小乘，这是学习和发心上的脱节。另外，再看看每个人在修学佛法中的行为，大乘的戒律能够做到吗？比如《瑜伽菩萨戒》、《梵纲菩萨戒》，我们能做得到吗？声闻乘的出离行，真正对世间的厌离，我们又做得多少？也做不到。对五戒十善，由于一向不屑一顾，所以也没有做到。因此，可以这样说，汉传佛教的许多修学佛法者，普遍存在的状况是：学的是大乘，发心是小乘，而在行为上人天乘都没有做到。正是由于这样，造成修行上不能相应。要想在修行上相应，就得从人天乘的五戒十善下手，在修好五戒十善的基础上，才能谈出离心，才能谈得上修菩萨道。通过对五戒十善的修行和学习，我们可以在修学上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它虽然是最简单的，但在修学佛法中却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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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作者：郑永年

这个集子收录了过去数年我对中国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的十一篇论文和演讲稿。其中有几篇的部分内容已经出现在作者的《联合早报》专栏上，这次是全文发表。这些文字发表在不同的场合，因为要求不同，篇幅长短也不一。同时本书也收录了六个针对这个主题的访谈录。这次出版，除了改动了个别错别字以外，没有做任何修改。我也注明了每篇文章的发表和写作日期，以反映当时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尽管我对历史一直深感兴趣，但我的研究方向并不在文化和文明的领域。不过，这些年来有很多事情迫使我不得不去思考中国的知识体系问题。现实地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国门大开，中外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但是中国和世界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分歧却越来越大。一方面，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似乎越来越不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令中国人感到非常不满。很多人都在谴责西方世界的偏见。可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应当是中国人自己的任务，并非西方的责任。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缺少一个能够向外在世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尽管对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一直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但不能解释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更不用说希望外在世界来了解自己了。这需要知识分子也即知识的生产者去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从更高层次来说，我在思考中国崛起的时候，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知识体系。没有一个强大的知识体系，很难说是一个强大的文明。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集子就是在早些时候出版的《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的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思考。《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关注的是经济、战略和外交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个集子关切的则是中国的文化软力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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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为什么都是错的

第1节 中国还不能回答“中国是谁”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中国学的发展不能说不快。这些年，西方各国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越来越注重对中国的研究。一些传统上只侧重于汉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强调当代中国的研究，尤其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对传统汉学来说，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历史、诗歌和语言，等等。传统汉学因此也被视为是古典文献研究。当代中国学则不一样，它是和当地政府、企业界和学界对当代变动中的中国的兴趣紧密相关，这里更有背后强大的物质利益的驱动。传统汉学是学者们对传统中国的互动，而当代中国学是各方面与变迁中的中国的互动。很简单，只有与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互动，才能理解中国，才能促进各方利益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有越来越大的动力推动中外中国学的交流。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有关方面也迫切需要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来造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中国崛起首先是经济上的崛起，而非军事上的崛起。因为经济力量要比军事力量"软"得多，中国的崛起因此可以说是"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但是文化力量远比经济力量来得软，实行文化"走出去"来软化经济力量，这应当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力量往往赋予经济力量一种特殊的意义（meaning）。因此，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内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驱动力，希望西方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崛起的意义。于是，各个方面开始努力"走出去"，向西方解释中国。从早期的孔子学院到近来的媒体"走出去"，都是中国追求文化软力量战略的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学或者理解中国的现状则是令人担忧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文化"走出去"努力的结果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在社会层面，西方和中国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经济层面，互相整合性越来越大，但似乎是越来越不了解对方。很多年前（2005年）当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并和法国签订中国购买150架空中客车飞机协议的时候，他就指出过，文化交流要比贸易更重要，并且强调，如果中外贸易代表现在，那么文化交流代表未来。我非常认同这个认识。但是，代表现在的贸易飞速发展，但代表未来的文化交流呢？如果文化交流停滞不前，那么未来肯定会成为问题的。

　　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面的，它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不能光责怪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而是应该自己努力提供各种途径让西方来了解中国。但目前的情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如果是这样，还怎么能要求西方了解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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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西方"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


　　根据我的观察，西方中国研究存在着几个大的障碍。首先是价值观问题。这是难免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学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自己已经接受了的或是惯用的价值观念来看待另外一个社会。韦伯（MaxWeber）曾经非常强调在认识社会和分析社会时要做到"价值中立"（value-free），但这仅仅是个理想，能做得到的也仅仅是少数几个学者，大部分学者离这个目标很远，更不用说政治人物了。"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衡量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苹果。马克思说知识分子的两大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而改造中国则更具有价值观方面的含义。当然，西方人也的确相信，他们是有能力根据他们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

　　这使得学术具有了政治意义。实际上，要"改变中国"几乎是中国和西方开始打交道时西方人就有的信念。西方能够改变中国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西方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西方（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西方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西方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西方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双边关系也自然转坏。

　　所以当20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西方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很多西方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国家。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很有这方面的味道。但是，当1989年春夏间的政治风波发生时，西方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1989年以后，中国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国主动向西方调整政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有意愿向西方利益作调整。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官方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和西方对话，例如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向西方调整政策的意愿也促成了西方的对华"接触"政策，就是说，西方配合中国的调整，来促使中国更快地朝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很多西方政治领袖坚定地相信他们所谓的"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而消失。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西方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强的道德判断，那就是认为西方代表着现代历史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西方的引导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西方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西方很难意识到其在认识和理解中国过程中有需要做到"价值中立"，更不用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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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二个瓶颈是方法论问题。尽管西方一些学者的价值观阻碍了他们对中国的客观认识，但主要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正如在西方本位价值立场上观察中国一样，也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面。到目前为止，大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用西方产生的科学方法来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对很多概念，西方学者之间本身就有很多争论，但鉴于概念出自对西方社会现象的观察，在方法论和其所产生的概念、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此总会被人所接受。不过，当这些概念和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结果往往是，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研究过程中批评（或者赞扬）多于解释，只问"为什么"，而不问"是什么"，或者削足适履，或者盲人摸象。

　　在方法论方面，西方学者还面临一些研究技术问题。一种情况是，一些学者越来越侧重于微观层面，研究题目越小越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知识发展和增长的角度来看，从微观层面入手更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但这种情况往往产生"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的局面，或者中国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进而，这样得到的知识也很难应用到其他的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现象。这些学者通过各种研究调查技术了解到很多细节，但却不了解这些细节和其背景的关系。另一种情况则刚好相反，学者们想通过研究中国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往往是带着既定的一套观念方法，绕开背景资料和历史脉络，寻找到一些可以操作数据和案例（不管是经济数据还是社会数据），用现存的技术来处理。这些学者往往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没有细节。文章可能做得很好，但不知道文章在讨论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就是说，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消失了，所留下的只是科学。但很显然，离开了你所谈论的"社会"，"科学"也不是科学了。

　　西方的社会科学这一学科在18和19世纪的时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过亚当·斯密（AdamSmith）、马克思、韦伯、涂尔干（Durkheim）、帕森斯(Parsons)等诸多大师的建构，已经确立了宏观的"大理论"（grandtheory）。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把各种制度背景说得很清楚了，并且经过长时期的争论，人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共识和分歧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转向微观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从制度层面来说，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在细节和规模上或有损益，但总体制度结构和原理相对恒定不变，这也使得西方学者可以在宏观制度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来研究微观的行为。但显然中国并没有这种情形。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大变动和大转型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迄今还没有完成。因此，很多概念和理论放在西方的背景中合情合理，但一旦被机械地搬到中国的情形中，就显得不适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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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用西方价值观否定中国传统，使中国无法认识自己


　　要理解中国，中国学者本身应当尽最大的责任。实际上，较之西方学界，中国的研究界存在着更大的问题。其实这其中的很多困难是多数西方学者所不能克服的，但对中国学者来说要克服并不难，问题在于中国学者本身缺少问题意识。

　　首先是中国学者价值观方面的问题。西方学者认识中国有价值观问题，但很荒唐的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动摇。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试图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里既表现为学术概念和理论问题，也表现为价值问题。很显然，西方的很多概念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学习西方成为风潮，并且被视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学术研究上，抵制西方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这就造成了滥用西方概念和理论随意曲解中国历史事实和现象的后果。结果就是，不是用苹果（西方）来批评橘子（中国），就是把苹果皮硬贴到了橘子上。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从五四运动以来，大多中国学者都说传统中国是"封建专制"。我想，直到今天，很多人对这个概念仍然深信不疑。但问题是，封建专制并不是一个事实。在西方的历史上，封建和专制是两码事。要么封建，要么专制，两者不能生长在一起。封建意味着分权，即西方统一民族国家产生之前的封建制度（封君封臣制）。而专制指的是另外一种国家形态，即高度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在西方，人们很明白从封建到专制的转型过程，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形态。但在中国，秦朝之后再也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封建制度了。同样，中国也不存在西方专制政治形态的一整套基本国家制度。严格地说，到现在还没有。这里不是要为中国传统的制度作辩护，只是想说明，西方的很多概念说明不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否定中国的传统并不能使得我们对中国有更好的认识；反之，它阻碍着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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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曲解自己，是中西方相互"误解"的重要原因


　　价值观之外，那就是方法论的问题了。中国本身没有社会科学传统，要做研究就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西方就是搬用人家的概念和理论，而方法反而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的只是一个西方"代理人"的角色，或者说，他们所作的和西方学者所作的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把西方概念和理论传播和应用到中国。直到今天，这个传统还是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大面积地西方化、美国化。学习西方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个了解西方的过程。但学习西方并不见得就要照搬西方的思维方式。今天，随便走进哪一个书店，随手翻开一本书，人们可以发现，除了大量的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的西方概念，剩下的极其有限。从前还讲一点"中国化"的口号，现在连这个口号干脆也取消了。很多人是机械搬用。一些人言必称"马克思"，而另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很少有人真正在研究中国，也很少有人在真正认识中国。

　　结果怎样呢？学术研究变成了空谈。这使我想起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对政治改革的争论。左派和自由派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即两边针对的都是同样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是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制度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应当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的确真诚相信"橘子"是可以变成"苹果"的）。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触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他们过分突出中国特色、国情、文化等因素。在他们看来，中国和西方的不同不仅仅是苹果和橘子之间的区别，而是一个是水果，一个是蔬菜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左派使用的话语大多也是从西方进口来的，包括新马克思主义。

　　学者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为病人看病。如果医生看不好病，他（她）只能反思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掌握的技术，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那么看不好"病"怎么办？需要的是修正所学的概念和理论，因为"病"作为一个客观的事物存在着。而对很多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他们的理论解释不了现实，就说"现实"错了。这样当然不会促使人们去认识客观现实，增进对客观现实的理解。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产生了很大一批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人才，包括留学途径和中国自己培养的学者。在技术上，他们中很多人现在已经能够和西方学者平起平坐，甚至比西方学者更优秀。他们可以在西方的主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可惜的是，他们学到了西方的研究技术，而非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和西方学者一样，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强调的只是"科学"，而没有"社会"。当然，如前面所说，这种研究很多都是肤浅的"科学"（很多严格来说只是对一般寻常见识的形式化表述），如果不能说是伪科学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国学研究也同样在曲解中国本身。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欺骗他人。中国和西方之间越来越深的"误解"因此也有中国本身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也的确在误解西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中国人总是告诉西方人，我们正在学你们，迟早我们也会变成你们那样的国家。很多中国学者在他们发表的论文中，大都想传达这个信息。这样的话语表现在政治人物和外交官的辞令中，还可以理解，但表现在学界就很不应该了。虽然亚洲的一些政治人物就是这么做的。在自己社会实践表面上的西方民主，然后告诉西方，我们变成你们了。然而政治人物可以出于各种利益考量而哄骗他人，但是学者不能这样做。学者追求的是真理，不是一时的宣传效果。

　　因为相信自己会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很多中国人也相信西方理所当然会接受中国。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和主张。但是，在很多问题上，很多人总不愿意去考虑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和转述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一些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例如对中国"有利"的论述，主要包括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的论述，以及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有批评态度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无限缩小，甚至在翻译中"被消失"（lostintranslations）。

　　中国对西方的"误解"也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往往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常常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不知道如何应付，往往造成"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甚至连对本身崛起对外在的世界的影响及其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中国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在政策层面，除了一些表达中国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层面，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所缺少的是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对问题的理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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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首要的任务是中国人自己要了解自己


　　在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体系的时候，一些西方人说，中国和西方会是"同床异梦"。但是在早期，因为中国还处于世界体系的底端，并不能真正和西方"同床"，相互理解的问题还不是那么迫切。不过现在，中国从世界体系底端一步一步往上爬，至少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也就是说，中国开始和西方（确切地说，是和美国）"同床"了。一旦"同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大家都觉得双方互不了解。因此，很多矛盾甚至冲突就爆发出来。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决定下大力气发展软力量，向西方解释中国。这当然有必要。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还不能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是谁？"在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如何向西方解释自己呢？如何要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呢？

　　中国的理论研究或者对自身的认识至少落后中国的实践好几十年。实践前进了，理论还停留在原地。在很多方面，学术界甚至比"五四"时代有倒退。那个时候，中国还有很多同时精通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他们知道西方的东西不能随便用来解释中国，也不会随意应用西方的东西。但是现在，精通传统的人消失了，精通西方的人也消失了，同时精通两者的人更不知道在哪里？

　　要让西方了解中国，首要的任务是中国人自己要了解自己。如何了解？这就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里对所谓的"本土化"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很多学者完全在学西方，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强调"本土化"，但对"本土化"的定义并不清楚。提倡"本土化"的学者看到了不能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一点不错。但是，问题是中国本来就没有类似西方的科学传统。本土化如果意味着简单地抵抗西方，那也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

　　我们需要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但这个知识体系不能是自说自话。任何知识体系必须是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能沟通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能够和西方沟通的中国学，这就要求中国学者抛弃很多现存的西方概念和理论，返回原点，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重新观察中国现象，在此基础上再概念化和理论化。只有这样，才可以有和西方交流的平台和交流的语言。也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中国的知识体系。

　　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且是可以和西方沟通的体系，可能说容易，做很难。不过，这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问题在于，中国的研究者必须具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意识，再过多少年也不会有中国的知识体系，更不用说是话语权了。

　　中国研究，任重而道远。

　　（本文是作者在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的演讲，

　　2010年11月6日，上海）

 

[水清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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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知识体系是最强的软力量
第2节 和思想的"被殖民"：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和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这些年来，这种趋向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却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他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却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在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他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他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皇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而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而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的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为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观）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没有再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也必然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就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机制上。这尤其是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看不出是知识创新。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他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做思考、来做研究，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创新。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资金掌握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请资金。实际上，即使申请到了基金，他们也要为生活着想，想着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转化成为自己个人的消费。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完全清楚什么是研究和创新。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而仅仅是利益博弈机制。对金钱掌管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

　　中国的科研评审体制又成了另一种进口的"殖民"体制。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不用想改变这个体制，也永远不用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就不再释放光彩。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今天，在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水清月现]

·中外教育研究· 2010 年 5 月 NO.5 －84－ 2010.5

浅谈中国古代幼儿礼仪教育 张 华 山西师范大学

自从有了人类历史，也就有了礼仪。古人认为“礼”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是可以效法的典范，“人而无礼，胡不遄死？”［1］做人立身，“礼”是基本的前提。“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所谓礼，就是要端正人的行为，如果没有礼，就会发生不符合礼的行为，就不可能端正人的行为。“不学礼，无以立”，“仪”则是反映“礼”的仪式、仪节。仪从礼出，并受礼规范，合称为礼仪。古代非常重视儿童的礼仪教育、道德教育，其中也包含了与此相关的行为规范的礼仪教育。由于礼仪源远流长、文化的差异，所以礼仪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庞杂，一般认为礼仪指的是在人际和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应具有的表示敬重、友好的行为规范。礼仪大体包括仪表、语言交谈、行为举止等方面的规范。我们将古代蒙学教材作为研究对象，从古代幼儿礼仪教育的内容和礼仪养成的方法两方面来探究古代幼儿礼仪教育的现代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