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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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為是的傲慢，關上了基督徒與世界溝通的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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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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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现在这里不就是在＂出言指正＂吗？你说话前后矛盾，反倒怪我走极端？？？
就算我还没信主，根据圣经的教导对基督徒应该怎样做我也可以得出自己的观点。我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是自以为是？那你又何尝不是自以为是？
我也在时时悔改，我悔改的同时就不能讨论神的话语了吗？而且，我并没有讨伐任何人，那只是你的误解，我是在指出当前我认为教会中存在的问题。
這種基督教傳道人真令人感到惡劣
http://www.peoplenews.tw/news/501b69d0-1811-47a6-82f9-49de170cfcf2
才在不久前，有一位名叫郭美江的女牧師，在講道中大罵同志活動，也順口說信耶穌讓她得到「五倍的祝福」，就是在自己家裡撿到五粒鑽石。最近又發生一位被指稱是靈糧堂的男性牧師，在舉行除偶像聚會中，竟然是手持鋸子對觀音佛像去鼻削臉，接著又發生台中東海靈糧堂主任牧師林進泰和另一位牧師孟憲梅在聚會中播放「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會造成水災」、「三太子及王爺公是最髒最低級的邪靈」的影片，讓許多網友和聽到此事的民眾深表不滿和憤怒。
其實，前者撿到五粒鑽石的信仰，是扭曲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質，而後者的林進泰曾在台灣神學院辦的傳道者進修班時，說他的教會近千人在聚會，倚靠禱告連一個「患癌症」的人也沒有，現在又用鄙視和謾罵的語調羞辱台灣佛教、民間宗教，這樣的作法，只會挑起不同信仰族群者的痛恨、反彈外，說真的，對基督教想要因此而把福音傳開，不但沒有加分，而是傷害更大，是連一點幫助也沒有。
若有仔細去研讀台灣基督教歷史的人，就會發現基督教在台灣最早就是從兩個點開始的，一是在菜市場佈道，另一就是在廟埕。當時的宣教師常借用廟埕開佈道會，而民間宗教廟宇的主事者，不但歡迎，且是給予各種協助，包括提供信眾聽福音時的茶水，使用廁所，甚至還尊崇宣教師如同接待上師一樣。因為當時民間宗教的主事者有這樣的觀念：只要是神，就是好，對信眾來說多一個神，就是多一個保障。也因為他們有這樣的信仰觀念，因此，只要有人來傳另一個神，他們當然非常歡迎。而這是跟基督教的唯一神論完全不相同。但從他們並不以為意，只知道要善待不同宗教信仰者，特別是這些宗教師更令他們尊崇。他們這種對它宗教友善的態度，寬闊的胸襟，比起上述這種基督教傳道者狹隘到有如雞腸鳥肚的心胸，讓人一眼就看出二者之間相距甚遠啊！
台灣的基督徒都應該認真地想這件事：不論是哪一宗派的基督徒，總共加起來也不過是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五點多而已。若不是佛教和民間宗教的信徒對基督徒包容、尊重，他們只要稍微在各種場合，例如學校、工廠、公司行號，或是醫院等地方做些小動作，包準會基督徒難過到極點，甚至受到嚴重的傷害。例如舉辦喜、喪事禮儀，絕大多數都是非基督徒尊重基督徒而做了許多妥協，若不是這樣，親人間必定會怒目相視，甚至要結姻親的事都會觸礁。而他們這種禮讓的寬闊胸襟，基督徒應該是要心存感謝才對啊，怎麼會是用上述那種惡劣態度，且帶有鄙視的眼光看待它宗教信仰呢？真是不該！
當今在許多國家都一再發生宗教信仰衝突，不僅在南亞地區如此，在阿拉伯世界更是屢見不鮮，而非洲是時有所聞。2010年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位牧師名叫瓊斯(TerryJones)，說要在當年九月11日那天焚燒伊斯蘭教的可蘭經，結果引起阿拉伯世界強烈反彈外，美國正統基督教界代表都趕緊出來嚴詞譴責瓊斯的發言，並且聲明那人不代表基督教。也有一群基督教牧師群起向瓊斯抗議，並且嚴厲警告他說，如果他堅持己見然後引發暴力衝突，很可能會導致有牧師被殺害，教堂被燒毀，請他重新思考此舉是否明智，逼得他停止這項愚蠢的動作。這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黃大洲擔任台北市長任內，發生激進基督徒拿硫酸去潑灑在台北大安公園裡的觀音佛像，這種羞辱佛像的惡劣行徑結果，是引起佛教界極大的反彈。但他們是非常有信仰容忍之心，只用靜坐、禁食、哀傷表示嚴厲抗議，並沒有到做出任何惡意行徑去基督教會報復，否則，台灣的基督徒必定不會好過。
基督徒最大的盲點往往是信仰上的驕傲，認為自己所信的是絕對正確，別人都是迷信。然後會用使人不堪入目之舉止污辱它宗教的活動，或用極盡污衊的嚴詞羞辱它宗教信仰等，這些都只會讓人感受到基督徒的傲慢而已。但基督徒應該要清楚知道：沒有謙卑的態度，就不會有傳福音的空間。
我一直認為正確的信仰態度，是要分享和欣賞；會欣賞與別人在信仰上不同的表達方式，也會知道分享自己在信仰上的經歷，只有這樣才是最容易讓異教徒會考慮來接近基督教的信仰。
http://www.peoplenews.tw/news/501b69d0-1811-47a6-82f9-49de170cfcf2
盧俊義
高雄市人。台南神學院畢業。曾在台東關山、嘉義西門、台北東門等長老教會牧師。2013年2月28日退休。現專事帶領查經班。 曾擔任過高雄少年感化院、武陵外役監獄教誨師 現任：台北和信醫院宗教師、倫理、安寧委員，北醫大附設醫院臨床倫理委員。
高雄市人。台南神學院畢業。曾在台東關山、嘉義西門、台北東門等長老教會牧師。2013年2月28日退休。現專事帶領查經班。 曾擔任過高雄少年感化院、武陵外役監獄教誨師 現任：台北和信醫院宗教師、倫理、安寧委員，北醫大附設醫院臨床倫理委員。
才在不久前，有一位名叫郭美江的女牧師，在講道中大罵同志活動，也順口說信耶穌讓她得到「五倍的祝福」，就是在自己家裡撿到五粒鑽石。最近又發生一位被指稱是靈糧堂的男性牧師，在舉行除偶像聚會中，竟然是手持鋸子對觀音佛像去鼻削臉，接著又發生台中東海靈糧堂主任牧師林進泰和另一位牧師孟憲梅在聚會中播放「大甲鎮瀾宮媽祖遶境會造成水災」、「三太子及王爺公是最髒最低級的邪靈」的影片，讓許多網友和聽到此事的民眾深表不滿和憤怒。
其實，前者撿到五粒鑽石的信仰，是扭曲了基督教信仰的本質，而後者的林進泰曾在台灣神學院辦的傳道者進修班時，說他的教會近千人在聚會，倚靠禱告連一個「患癌症」的人也沒有，現在又用鄙視和謾罵的語調羞辱台灣佛教、民間宗教，這樣的作法，只會挑起不同信仰族群者的痛恨、反彈外，說真的，對基督教想要因此而把福音傳開，不但沒有加分，而是傷害更大，是連一點幫助也沒有。
若有仔細去研讀台灣基督教歷史的人，就會發現基督教在台灣最早就是從兩個點開始的，一是在菜市場佈道，另一就是在廟埕。當時的宣教師常借用廟埕開佈道會，而民間宗教廟宇的主事者，不但歡迎，且是給予各種協助，包括提供信眾聽福音時的茶水，使用廁所，甚至還尊崇宣教師如同接待上師一樣。因為當時民間宗教的主事者有這樣的觀念：只要是神，就是好，對信眾來說多一個神，就是多一個保障。也因為他們有這樣的信仰觀念，因此，只要有人來傳另一個神，他們當然非常歡迎。而這是跟基督教的唯一神論完全不相同。但從他們並不以為意，只知道要善待不同宗教信仰者，特別是這些宗教師更令他們尊崇。他們這種對它宗教友善的態度，寬闊的胸襟，比起上述這種基督教傳道者狹隘到有如雞腸鳥肚的心胸，讓人一眼就看出二者之間相距甚遠啊！
台灣的基督徒都應該認真地想這件事：不論是哪一宗派的基督徒，總共加起來也不過是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五點多而已。若不是佛教和民間宗教的信徒對基督徒包容、尊重，他們只要稍微在各種場合，例如學校、工廠、公司行號，或是醫院等地方做些小動作，包準會基督徒難過到極點，甚至受到嚴重的傷害。例如舉辦喜、喪事禮儀，絕大多數都是非基督徒尊重基督徒而做了許多妥協，若不是這樣，親人間必定會怒目相視，甚至要結姻親的事都會觸礁。而他們這種禮讓的寬闊胸襟，基督徒應該是要心存感謝才對啊，怎麼會是用上述那種惡劣態度，且帶有鄙視的眼光看待它宗教信仰呢？真是不該！
當今在許多國家都一再發生宗教信仰衝突，不僅在南亞地區如此，在阿拉伯世界更是屢見不鮮，而非洲是時有所聞。2010年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位牧師名叫瓊斯(TerryJones)，說要在當年九月11日那天焚燒伊斯蘭教的可蘭經，結果引起阿拉伯世界強烈反彈外，美國正統基督教界代表都趕緊出來嚴詞譴責瓊斯的發言，並且聲明那人不代表基督教。也有一群基督教牧師群起向瓊斯抗議，並且嚴厲警告他說，如果他堅持己見然後引發暴力衝突，很可能會導致有牧師被殺害，教堂被燒毀，請他重新思考此舉是否明智，逼得他停止這項愚蠢的動作。這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黃大洲擔任台北市長任內，發生激進基督徒拿硫酸去潑灑在台北大安公園裡的觀音佛像，這種羞辱佛像的惡劣行徑結果，是引起佛教界極大的反彈。但他們是非常有信仰容忍之心，只用靜坐、禁食、哀傷表示嚴厲抗議，並沒有到做出任何惡意行徑去基督教會報復，否則，台灣的基督徒必定不會好過。
基督徒最大的盲點往往是信仰上的驕傲，認為自己所信的是絕對正確，別人都是迷信。然後會用使人不堪入目之舉止污辱它宗教的活動，或用極盡污衊的嚴詞羞辱它宗教信仰等，這些都只會讓人感受到基督徒的傲慢而已。但基督徒應該要清楚知道：沒有謙卑的態度，就不會有傳福音的空間。
我一直認為正確的信仰態度，是要分享和欣賞；會欣賞與別人在信仰上不同的表達方式，也會知道分享自己在信仰上的經歷，只有這樣才是最容易讓異教徒會考慮來接近基督教的信仰。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与批评
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动之中，中国国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强调。
那些来华传教士，几乎每个人都带着基督徒和西方人特有的傲慢。基督徒文化心态之封闭，远超过中国的士大夫群体。除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他们从来没有打算理解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的价值及其合理性。即使最谦卑、最友善的传教士，也难免认为唯有自己得了上帝的真传，其他文明圈中的人都是异教徒、异端，而所有异教徒和异端都是邪恶的，要么必须接受他们的教化和改造，要么必须被他们消灭，绝没有第三种出路可言。
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来华西方人，用了极多的笔墨谴责中国人的封闭、傲慢和愚昧，他们从来无法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傲慢和偏见就是最大的封闭、最大的愚昧、最大的邪恶。
那些到美洲传教的传教士，面对美洲居民成千成万地惨遭西班牙征服者（他们个个都是基督徒）的屠杀，他们认为这些被屠杀者最大的苦难不是被奴役、被屠杀，而是临死前听不进他们所传达的上帝福音，死后不能进入这些屠杀者所认定的天堂。
如果一个印第安人在临死之前能够皈依基督，然后安静地接受殖民者的屠杀，传教士们就会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最伟大的胜利，也是他作为传教士个人最伟大的胜利。这种旷古罕见的愚昧和邪恶统治着所有传教士的头脑——能够偶尔摆脱这种愚昧与邪恶的传教士百年难有一遇。
要想让一位传教士平等地看待和对待印第安人，那比要一位印第安人皈依基督还要困难很多倍。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那些来华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新教传教士，毕竟是坐着军舰来中国的，他们是征服者的兄弟，是那个屠杀群体和殖民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对中国最大的不满意就是中国人不能接受殖民者的宗教和文化，他们一代一代地向中国人说明，上帝是仁爱的，那些殖民者的目的就是将这些仁爱带给苦难的、愚昧的中国人。
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曾经在马六甲创办过英华书院，专门培训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们的创新之处在于除了培训西方来华传教士外，还从中国人中遴选适合人士予以培养，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用华人传教士在华人中传教，具有独特的方便之处。担任过英华书院校长的伊文思说：“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中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之间。”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说：“当文明几乎在全球各处战胜愚昧和邪恶，并取得广泛进展之时，只有中国人还同过去千年一样停滞不前。”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说，中国人一直“处在极端黑暗之中”，“天天在坠入坟墓”，“是可怜复可悲的人民”。
有一位传教士甚至认为中国人一直处于“魔鬼”的羁绊中，他们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从魔鬼的手中拯救这亿万生灵脱离罪恶的深渊。
中国就这样成为他们心中愚昧与黑暗的最后堡垒，因为西方侵略军和传教士都感到，“战胜”中国比“战胜”美洲、澳洲、非洲、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要困难得多，中国人凭着古老文化的支持力，跟侵略者进行了持久的周旋。这就需要包括传教士群体在内的殖民者付出更加艰辛的殖民努力。
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评，包含着对于这帮不思归化的“刁民”的抱怨和恼怒。郭实腊的言论中，就不难看出这种抱怨和恼怒情绪。
伊文思所谓“愚昧无知”，郭实腊所谓“愚昧和邪恶”，雅裨理所谓“可怜复可悲”，都甚为笼统，这样的判断显然没有下过研究功夫，还没看清敌人的面孔，先破口大骂一通，以便先声夺人。以下一些传教士都对中国人进行了一番研究，对他们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某一方面的甚至比较全面的把握和描述。
早在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说中国人“蒙蔽在异教的黑暗中长达数千年之久，从没有或几乎没有看到过一线基督教的光明”。他悲天悯人地说，中国人“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中陷得越深”，基督徒就越是“有理由同情这些人民并祷告上帝拯救他们”。
利玛窦把中国社会中为人们安抚感情、指点迷津、解除精神困惑的所有方法看作邪教和妖术，一个文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儒教、道教、佛教统统被他看作迷信，至于占星家、地师、风水师、算命先生等等，更是被他称作“骗子”。他把所有中国人都称作这些骗子的受害者。他说：“人不分高低、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以及皇上本人都不能例外。”
他对别人的文化和宗教没有起码的尊重、理解，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人面前充当另一种骗子——利玛窦拿来骗人的东西，跟占星家的骗术究竟有多大的区别？
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批评相呼应，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对中国人的迷信也有描述。他说：“中国人如此对待宗教，对待迷信又如何呢？对迷信的信仰也决不更强。遇到天旱，知事发布命令，要人民不要饮酒食肉，让各户念咒求雨。倘若不下雨，就搭戏棚，演迷信戏。如果还不下雨，就用木、纸扎成龙，排成一字形。如果龙顽固不听请求，就把它撕碎。”
古伯察这样评价中国人意志力：“最明显的一点是，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这位传教士的评价，跟葡萄牙商人和政客皮列士对于中国人的诽谤如出一辙。所有殖民者都希望殖民地居民胆小怯懦，如果对方不胆小、不怯懦，他们必须给予胆小怯懦的命名，以便启示那些人果然认为自己胆小怯懦，并甘心忍受不胆小、不怯懦的殖民者的奴役。
撒谎本是人性中一个极为“普世化”的特征，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会有撒谎的缺点。西方人却将撒谎看作中国人特有的或者特别严重的性格特征。英国人库克说：“无论是谁也会意识到，说谎是不好的行为……但中国人并不教授这样的情操。对于他们来说，某个特定的谎话只对听谎话者有特定的害处，谎话是自身合法的东西。不必担心对中国人说谎会激怒中国人，不必有惭愧的念头，他们也不否认有说谎的事实。”
中国的确有很多人撒谎，即使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或者绅士，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也难免撒过谎。西方人就不是这样吗？美国最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丁韪良考察中国开封犹太人遗民及其宗教状况时，犹太教最后一位拉比的儿子告诉他，他们已经不认识希伯来文，也不做礼拜，他们在希伯来文《圣经》面前只是一个文盲。丁韪良马上谎称自己懂希伯来文，从拉比的儿子手里骗取了两本希伯来文经卷。
如果我们根据一位美国传教士的撒谎行状，就判定美国人个个都是撒谎专家，撒谎就是美国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这样的推断能够令人信服吗？
几乎每一位传教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黑暗和丑陋都有一项甚至几项伟大的发现。传教士林乐知在充满“殖民智慧”的著作《治安新策》中，对中国人之恶劣品性的概括，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他所列举的劣根性不是一项而是多达8项：“骄傲、愚蠢、惬怯、欺诳、暴虐、贪婪、因循、游惰。”
在他们看来，这么丑陋而又堕落的种族，当然急需伟大种族中的伟大人物的拯救。那些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传教士，就是代表那些伟大种族、伟大国家前来拯救丑陋人种的伟大人物。
（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 作者：摩罗）[/QUOTE]
就在西方精英人物和普通人群的互动之中，中国国民性的“奴性、愚昧、自私、麻木、残忍”等特征得到了模式化的描述和强调。
那些来华传教士，几乎每个人都带着基督徒和西方人特有的傲慢。基督徒文化心态之封闭，远超过中国的士大夫群体。除了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他们从来没有打算理解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化的价值及其合理性。即使最谦卑、最友善的传教士，也难免认为唯有自己得了上帝的真传，其他文明圈中的人都是异教徒、异端，而所有异教徒和异端都是邪恶的，要么必须接受他们的教化和改造，要么必须被他们消灭，绝没有第三种出路可言。
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来华西方人，用了极多的笔墨谴责中国人的封闭、傲慢和愚昧，他们从来无法意识到，他们的这种傲慢和偏见就是最大的封闭、最大的愚昧、最大的邪恶。
那些到美洲传教的传教士，面对美洲居民成千成万地惨遭西班牙征服者（他们个个都是基督徒）的屠杀，他们认为这些被屠杀者最大的苦难不是被奴役、被屠杀，而是临死前听不进他们所传达的上帝福音，死后不能进入这些屠杀者所认定的天堂。
如果一个印第安人在临死之前能够皈依基督，然后安静地接受殖民者的屠杀，传教士们就会认为这是欧洲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最伟大的胜利，也是他作为传教士个人最伟大的胜利。这种旷古罕见的愚昧和邪恶统治着所有传教士的头脑——能够偶尔摆脱这种愚昧与邪恶的传教士百年难有一遇。
要想让一位传教士平等地看待和对待印第安人，那比要一位印第安人皈依基督还要困难很多倍。同样的话也适用于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那些来华传教士，特别是那些新教传教士，毕竟是坐着军舰来中国的，他们是征服者的兄弟，是那个屠杀群体和殖民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对中国最大的不满意就是中国人不能接受殖民者的宗教和文化，他们一代一代地向中国人说明，上帝是仁爱的，那些殖民者的目的就是将这些仁爱带给苦难的、愚昧的中国人。
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曾经在马六甲创办过英华书院，专门培训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们的创新之处在于除了培训西方来华传教士外，还从中国人中遴选适合人士予以培养，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用华人传教士在华人中传教，具有独特的方便之处。担任过英华书院校长的伊文思说：“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中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之间。”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说：“当文明几乎在全球各处战胜愚昧和邪恶，并取得广泛进展之时，只有中国人还同过去千年一样停滞不前。”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说，中国人一直“处在极端黑暗之中”，“天天在坠入坟墓”，“是可怜复可悲的人民”。
有一位传教士甚至认为中国人一直处于“魔鬼”的羁绊中，他们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从魔鬼的手中拯救这亿万生灵脱离罪恶的深渊。
中国就这样成为他们心中愚昧与黑暗的最后堡垒，因为西方侵略军和传教士都感到，“战胜”中国比“战胜”美洲、澳洲、非洲、印度、西太平洋地区要困难得多，中国人凭着古老文化的支持力，跟侵略者进行了持久的周旋。这就需要包括传教士群体在内的殖民者付出更加艰辛的殖民努力。
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评，包含着对于这帮不思归化的“刁民”的抱怨和恼怒。郭实腊的言论中，就不难看出这种抱怨和恼怒情绪。
伊文思所谓“愚昧无知”，郭实腊所谓“愚昧和邪恶”，雅裨理所谓“可怜复可悲”，都甚为笼统，这样的判断显然没有下过研究功夫，还没看清敌人的面孔，先破口大骂一通，以便先声夺人。以下一些传教士都对中国人进行了一番研究，对他们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某一方面的甚至比较全面的把握和描述。
早在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说中国人“蒙蔽在异教的黑暗中长达数千年之久，从没有或几乎没有看到过一线基督教的光明”。他悲天悯人地说，中国人“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中陷得越深”，基督徒就越是“有理由同情这些人民并祷告上帝拯救他们”。
利玛窦把中国社会中为人们安抚感情、指点迷津、解除精神困惑的所有方法看作邪教和妖术，一个文明民族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儒教、道教、佛教统统被他看作迷信，至于占星家、地师、风水师、算命先生等等，更是被他称作“骗子”。他把所有中国人都称作这些骗子的受害者。他说：“人不分高低、读过书的和文盲，都在受害者之列，甚至城内的高官显宦以及皇上本人都不能例外。”
他对别人的文化和宗教没有起码的尊重、理解，迫不及待地要在中国人面前充当另一种骗子——利玛窦拿来骗人的东西，跟占星家的骗术究竟有多大的区别？
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批评相呼应，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对中国人的迷信也有描述。他说：“中国人如此对待宗教，对待迷信又如何呢？对迷信的信仰也决不更强。遇到天旱，知事发布命令，要人民不要饮酒食肉，让各户念咒求雨。倘若不下雨，就搭戏棚，演迷信戏。如果还不下雨，就用木、纸扎成龙，排成一字形。如果龙顽固不听请求，就把它撕碎。”
古伯察这样评价中国人意志力：“最明显的一点是，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
这位传教士的评价，跟葡萄牙商人和政客皮列士对于中国人的诽谤如出一辙。所有殖民者都希望殖民地居民胆小怯懦，如果对方不胆小、不怯懦，他们必须给予胆小怯懦的命名，以便启示那些人果然认为自己胆小怯懦，并甘心忍受不胆小、不怯懦的殖民者的奴役。
撒谎本是人性中一个极为“普世化”的特征，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会有撒谎的缺点。西方人却将撒谎看作中国人特有的或者特别严重的性格特征。英国人库克说：“无论是谁也会意识到，说谎是不好的行为……但中国人并不教授这样的情操。对于他们来说，某个特定的谎话只对听谎话者有特定的害处，谎话是自身合法的东西。不必担心对中国人说谎会激怒中国人，不必有惭愧的念头，他们也不否认有说谎的事实。”
中国的确有很多人撒谎，即使一个十足的正人君子或者绅士，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中也难免撒过谎。西方人就不是这样吗？美国最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丁韪良考察中国开封犹太人遗民及其宗教状况时，犹太教最后一位拉比的儿子告诉他，他们已经不认识希伯来文，也不做礼拜，他们在希伯来文《圣经》面前只是一个文盲。丁韪良马上谎称自己懂希伯来文，从拉比的儿子手里骗取了两本希伯来文经卷。
如果我们根据一位美国传教士的撒谎行状，就判定美国人个个都是撒谎专家，撒谎就是美国的民族性或者国民性，这样的推断能够令人信服吗？
几乎每一位传教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黑暗和丑陋都有一项甚至几项伟大的发现。传教士林乐知在充满“殖民智慧”的著作《治安新策》中，对中国人之恶劣品性的概括，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他所列举的劣根性不是一项而是多达8项：“骄傲、愚蠢、惬怯、欺诳、暴虐、贪婪、因循、游惰。”
在他们看来，这么丑陋而又堕落的种族，当然急需伟大种族中的伟大人物的拯救。那些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传教士，就是代表那些伟大种族、伟大国家前来拯救丑陋人种的伟大人物。
（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 作者：摩罗）[/QUOTE]
最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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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本名万松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江西都昌人，先后出版过《耻辱者手记》《自由的歌谣》《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大地上的悲悯》《中国站起来》等著作，以其文字率真，思想敏锐，被读者誉为“民间思想者”。
近年一度搁笔，闭关读书，专注于原始宗教、史前史、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一个偶然的机缘促其开始全力关注五百年殖民史与中国近代史，并由此对80年代以来盛行的近代史观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与反省，对于与近代史密切相关的近现代文学史，也有了不同于以前的体会和认识，遂有《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一书。同时与杨帆合编《太阳的朗照——梁启超国民性研究文选》《月亮的寒光——鲁迅国民性批判文选》《人性的复苏一“国民十牛批判”的起源与反思》。
http://www.hnsqw.com.cn/kfsjk/kfsz/kfszdlc/201211/t20121119_72619.htm
1608～1613年，清真寺的拉比（掌教）年老多病，后又故去，留下一个儿子年纪很轻，对犹太教很不熟悉，因而其教开始由盛向衰过度。至咸丰元年（1851年），该寺已经破旧不堪。咸丰十年（1860年）河水复滥，寺毁。从此再无修复。至后，"无师讲诵，亦无礼拜，亦无所谓割礼"。同治年间（1862～1874年），由于族人零星变卖，清真寺址已成废墟一片。
清真寺内的珍贵文物很多被欧美传教士掠去，如用希伯来文书写在厚纸上的《旧约》和书写在羊皮上的经卷，以及13部道经、家谱大多流落国外。咸丰年间，伦敦犹太人布道会委托香港圣公会会督史密士，派人来开封买走6部经卷，其去向：一部在伦敦犹太人布道会；一部在香港圣保罗书院图书馆；一部存伦敦大英博物院；一部存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一部存英国牛津大学博得连图书馆；一部在美国，存得克萨斯州达那斯南卫理公会大学不列得韦尔图书馆。同治五年（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来开封，骗走2部道经，其中一部送给了威廉，后又转到纽约美国圣经公会；一部在纽约美国犹太神学院图书馆。同治六年（1867年），有3名开封犹太人到北京，带去3部经卷，交给施约瑟保管，下落不明。同治九年（1870年），奥国驻华公使谢尔刚购得1部经卷，寄往奥国国家图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上海天主教江南教区购得1部经卷，寄往巴黎，今不知去向。被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拿走的《中国犹太会堂》古抄本，现存美国辛辛那提大学东方语学系。
http://58.133.168.6:8086/Template/classic/Journal_View.aspx?titleID=caej20140413
一、马礼逊生平
马礼逊于1782年1月5日生于英国贫寒农民家庭，其父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1804年，由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往中国传教。此时的中西方已经到了文化交流的第二阶段，传教士们已改为耶稣会士的谦卑姿态，为了各自的利益，由中国外围向沿海地区渗透，建立传教基地，翻译和印刷宗教书刊，建立教会学校招收贫寒子弟，翻译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掀起了基督教新教大规模东进的序幕。他是此运动的先锋，是“第一个踏上中华帝国的新教徒”。
去中国前在伦敦准备期间，向在伦敦学习英文的华人荣三德学习中文，并学习了神学、数学、物理、天文及医学等各方面知识。抵达中国广州后，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澳门天主教势力的仇视，马礼逊在广州和澳门两地均无法开展其传教活动，对于最初的传教士来说,在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之下,在中国开办学校是不容易的。由于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对基督教及其所办学校的不理解,学校招生困难,即使学校免收学费,提供许多物质利益,入学的学生还是不多:即使入了学的,也大多在学了一些中国经书和英语后,就尽早离开了学校。所以在广州的几年，他仅仅是学习了中文并翻译了一些作品。为了继续在华传教，他受聘于东印度公司，以求合乎在华居留的英国法律条件，也开始了其传教与为东印度公司利益服务的双重任务的活动。于是就把南洋群岛、马来半岛一带华人集聚的地区设想为向华人传教的理想之地，以期首先在南洋向华人传教，培养华人传教士，然后进一步在中国传教。在1812年第一次提出“要在马六甲建立一所学院，来培养海外传教士。”选择马六甲，是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印度、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中心位置，与周围地区的交往比较便利，这个地区可以用不只一种语言进行交流，而且马六甲政府对这件事也予以支持。同时马六甲有许多华人，他们多从事商务，其信仰是源自中国的儒、释的混合宗教和拜祭祖先等，比槟榔屿等地更富有中国传统。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于1818年11月11日在马六甲举行奠基礼。其创办的动机是“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中间。”如当初的设想不同，他们并没有培养出很多传教士，在马礼逊一生中，仅有四个中国信徒，只有一人在受洗礼后还协助信教工作，虽然如此，但马礼逊开启了新教传教士开办学校、从事教育活动，对中国从传统的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看在你一直追在我后面，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上，指点你一次，copy一万字和自己 思考 写一百字，那个更费力气?慢慢想想，别着急回答，一个不小心，又破坏了自己真善美的光辉形象今時今日的網路論壇
實在有不少只管「搬字」的勞苦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