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 抗日民族战争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 --- 毛泽东致蒋介石信原件
- 主题发起人 向问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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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是没经过战争的。
战争时为了迷惑敌人，穿敌方的军服都可以，何况图片上的又不是在作战。看看中间那个女的，普通人有那么穿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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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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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了，是851人。
日本公布的二战在华阵亡人员数据， “死于国军之手为31万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为851人，死于苏联红军之手为12万6607人，被苏联红军俘虏的关东军80余万，另被苏联红军拘押的日本侨民167万多。”上述数据“基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相吻合。” 中共击毙的851个日本人具体情况如下：百团大战毙敌302人；平型关大捷毙敌167人；38年晋察冀秋季反围攻毙敌39人......共击毙日寇599人，加上小战斗，合计851人。死者都有姓名年龄、家乡、部队、死亡地点、被谁所杀等详细记录。
查了一下， 这个谣言出自老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50047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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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
生平
1895年11月17日（阴历十月初一），生于安徽桐城后方乡一地主家庭（祖屋成为现在之育才村章家大屋）。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章伯韬、三弟章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少年就读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英文部。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安徽省宣城中学）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因聘恽代英、萧楚女任教，一年后被解职。1922年被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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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由于容易受“瞩目”，故渐渐少公开活动。多与右派成员聚会、聚餐。他于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右派貌似只是政治立场对立，可以保留参政职能，并不被视为敌我矛盾。
生平
1895年11月17日（阴历十月初一），生于安徽桐城后方乡一地主家庭（祖屋成为现在之育才村章家大屋）。6岁时其父章扬清不幸溺水而亡。与二弟章伯韬、三弟章伯仁由两位叔叔抚养。少年就读桐城中学，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英文部。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安徽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今安徽省宣城中学）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因聘恽代英、萧楚女任教，一年后被解职。1922年被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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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常委一职，出入有汽车，跟随有警卫，由于容易受“瞩目”，故渐渐少公开活动。多与右派成员聚会、聚餐。他于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右派貌似只是政治立场对立，可以保留参政职能，并不被视为敌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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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羽清隆有名的《中日十五年战争》说，日本陆军损失133.8万，其中41万为战死、病死。栋田博《军队日本史——满洲事变、中国事变编》也说，日军在中国战场死伤大约在133万余人。这个数字在中国大陆被较多引用，如上文提及的张廷贵《从若干材料看我军在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和宋时轮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所写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世界历史》1985年第8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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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八年抗战经过》中说，国军“先后与敌举行大会战二十余次，重要战斗之有关战略成败者，一千一百余次，小战斗三万七八千次，毙伤敌人两百余万，冻结其在我国战场之兵力，经常在三十个师团以上。”也就是说，国军造成了200万以上日军的伤亡。
http://qifeng727.blog.sohu.com/3053235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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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八年抗战经过》中说，国军“先后与敌举行大会战二十余次，重要战斗之有关战略成败者，一千一百余次，小战斗三万七八千次，毙伤敌人两百余万，冻结其在我国战场之兵力，经常在三十个师团以上。”也就是说，国军造成了200万以上日军的伤亡。
http://qifeng727.blog.sohu.com/305323555.html
地主，被打垮的农村精英
信力建 08:21
自所谓“土地革命”开始之后，地主就是一个被践踏甚至需要消灭的阶级。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罪恶的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这种经营活动算不算是不是一种罪恶？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现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和最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罗斯，他们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土地的主人，可以是自耕农，也可以雇佣农业工人。如果他们暂时不打算耕种土地，又不愿意出卖土地，他们可转租给别人耕种，收取一些租金。这里没有什么“剥削”“被剥削”的问题，更不应该是什么犯罪行为。如果收取地租，是剥削，那么，把钱存在银行里，拿利息是不是剥削？即使在“文革”期间，银行不是照样对存款者付给利息吗？
中国地主，其存在有几千年历史，就其土地来源而言，“地主”资产的原始积累也有一个过程，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地主”的资财是靠勤奋劳作积累出来的，有的是在外地经商赚了钱，回家买了地，也有的是来自祖辈的遗�b，不能说全是不义之财，不能说“地主”的资财都是抢劫来的、都是罪恶的产物。
历史地看，“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种田的“好把式”，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换言之，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也可称之为农村精英。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有地主这一阶级存在，中国传统的乡绅社会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从而也避免了中国乡村的空洞化。这些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
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就经济而言，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中有为非作歹之人，贫农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
还必须看到的是，正如上文所说，地主大都是“田秀才”——种地的“好把式”，因而当政府把土地从他们手中收来，并交给农村的二流子“赵光腚”之流耕种后，单位面积产量因此大降——这也是导致农村合作化后粮食产量大为下降，并最终导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场惨绝人寰大饥荒。这一隐患甚至流传至今，同样是因为农村失去真正能够靠种地致富的“好把式”，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只能靠种楼（卖地搞房地产）的方式来增加收入，这不仅推高的房价，同时还可能造成将来的粮食供给危机。
事实上，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不是房子，土地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只要扩大他们的地权鼓励产量大户和种田好把式（新使其地主），农民照样可要依赖种地发家致富。扩大农民地权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抓不住这两个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无论是什么“化”或是再延长承包权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权物权化，都可能是假保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是一种“制度性”欺骗农民、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权的“技术性”手段。这种情况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这一行为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赖以运转的乡绅社会破坏无遗，造成农村精英缺失，并进而演化成今天几乎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
其实，对消灭地主的所谓“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
在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被送进历史垃圾堆的今天，我们对资本家对地主都该有全新的认识。
（文章原写于2011年4月）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4523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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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所谓“土地革命”开始之后，地主就是一个被践踏甚至需要消灭的阶级。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罪恶的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地主”或者叫做“土地出租者”，出租自有土地，并从中收取地租，这种经营活动算不算是不是一种罪恶？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当的经营活动。就像把私有住房出租，从中收取房租是一样的性质。现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日本等，和最近实行土地私有化的俄罗斯，他们的耕地基本上都是私有。土地的主人，可以是自耕农，也可以雇佣农业工人。如果他们暂时不打算耕种土地，又不愿意出卖土地，他们可转租给别人耕种，收取一些租金。这里没有什么“剥削”“被剥削”的问题，更不应该是什么犯罪行为。如果收取地租，是剥削，那么，把钱存在银行里，拿利息是不是剥削？即使在“文革”期间，银行不是照样对存款者付给利息吗？
中国地主，其存在有几千年历史，就其土地来源而言，“地主”资产的原始积累也有一个过程，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地主”的资财是靠勤奋劳作积累出来的，有的是在外地经商赚了钱，回家买了地，也有的是来自祖辈的遗�b，不能说全是不义之财，不能说“地主”的资财都是抢劫来的、都是罪恶的产物。
历史地看，“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种田的“好把式”，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换言之，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绝大多数地主们青少年时期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也可称之为农村精英。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有地主这一阶级存在，中国传统的乡绅社会才能在农村真正建立，从而也避免了中国乡村的空洞化。这些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一代或者上新式大学，或者到外国留学，有的儒家思想深入骨髓，有的民主自由思想铸造人格，成为新的绅士，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具有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的善举，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经过较好教育进入官场、文坛、教育界、商场、工厂等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
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些读书不多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学问，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就经济而言，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中有为非作歹之人，贫农中何尝没有为非作歹之人？
还必须看到的是，正如上文所说，地主大都是“田秀才”——种地的“好把式”，因而当政府把土地从他们手中收来，并交给农村的二流子“赵光腚”之流耕种后，单位面积产量因此大降——这也是导致农村合作化后粮食产量大为下降，并最终导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场惨绝人寰大饥荒。这一隐患甚至流传至今，同样是因为农村失去真正能够靠种地致富的“好把式”，所以现在地方政府只能靠种楼（卖地搞房地产）的方式来增加收入，这不仅推高的房价，同时还可能造成将来的粮食供给危机。
事实上，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不是房子，土地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只要扩大他们的地权鼓励产量大户和种田好把式（新使其地主），农民照样可要依赖种地发家致富。扩大农民地权要抓住两个核心：一是要让农民占有更多地租增值，二是要让土地成为农民的发展资本。抓不住这两个核心的任何制度安排，无论是什么“化”或是再延长承包权70年或是永佃制或是永包制或承包权物权化，都可能是假保护农民地权之名，行剥夺农民地权之实，是一种“制度性”欺骗农民、便利强势阶层剥夺农民地权的“技术性”手段。这种情况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是一定要加以防范的。
从历史上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杀了两百多万地主。这一行为将中国农村千百年来赖以运转的乡绅社会破坏无遗，造成农村精英缺失，并进而演化成今天几乎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
其实，对消灭地主的所谓“土地改革”和“阶级斗争”国内外早有看法，美国学者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合著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说：“土改中的残酷行为破坏了农村的团结，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报复心极强的人在地方政治中当上了领导。传统文化中的丑陋部分强化了教条主义不合理政策中的残酷性。”菲力普・肖特在其所著《毛泽东传》中写道：“毛泽东逐步推行的土地改革，‘土豪劣绅’们被拖拽到群众大会上公审并处决。农村的阶级关系被人为地激化了，其目的是把农民中最贫苦的阶层赶上架，逼他们与共产主义事业共存亡。”学者胡适指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果时说：“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恨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需有的惨剧。”
在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被送进历史垃圾堆的今天，我们对资本家对地主都该有全新的认识。
（文章原写于2011年4月）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4523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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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会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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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困战初期守军严禁居民出城，“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中共军方拒绝一切人员出入城，并进行切实有效的严密封锁行动，围困战后期守城方因粮食不足需优先供给军队将长春居民疏散驱离至城外，“只需出哨卡，不许进哨卡”，解放军在继续围困的同时开辟通道，“紧急收容和救济“在敌我封锁区之间”的难民，由于大量难民出城之前早已粮食断绝，得到救助为时过晚，最终导致十余万至数十万难民饿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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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长春围困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