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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 抗日民族战争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真相 --- 毛泽东致蒋介石信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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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生：刘少奇和牛友兰、牛荫冠父子
作者: 刘小生发布时间: 2013-08-14 12:56
题记：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篇第十）
1912年9月17日，牛荫冠出生于山西省兴县蔡家崖的一个书香之家，其家境富足，时称全县首富。其父牛友兰，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42年5月至7月，牛友兰与兴县另一著名士绅刘少白率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访问两个多月，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的热情接见。1933年，牛荫冠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后又转入经济系。1934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部长等职。1936年底牛荫冠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山西参加了在薄一波领导下与阎锡山开展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总会（简称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并依托牺盟会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军。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后，他转赴晋西北根据地，先后担任过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晋中行署主任、党组书记等要职。以上据百度百科。
其父牛友兰早年于北京大学求学，后因病辍学，返回家乡办学，并成为兴县地区首富。抗战初期，八路军120师来到这里以后，牛友兰把自己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捐献出来，供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如今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就是他家的宅第。与此同时，他还捐献了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所捐大洋成了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基金总数3万元），所捐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后来，他又在“四大动员”（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活动中，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8- 1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39年“晋西事变”以后，牛荫冠返回家乡，担任了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卢沟桥事变”后，刘少奇到了太原，起草过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要在牺盟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牛荫冠在审稿时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于是，刘少奇对他说：“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牛荫冠纪念集》第296-297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
刘少奇对牛荫冠说的这番话，绝不可等闲视之。这可是领袖人物压箱底的绝活，共产党翻本的秘诀。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天下，那是以弱斗强，必须出奇招狠招绝招。当年刘邦发愁斗不过项羽，张良给他出主意说不妨把天下土地分封给韩信、彭越等人，刘邦采纳，“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后来果然势力日增最终取胜。道理类似：共产党“与天下同利”的办法是搞土改，给农民分地主的土地。农民的数量比地主多得多。他们斗杀了地主，分了土地房产，也就是向共产党纳了投名状，必须得跟着共产党走。这是共产党最最重要的斗争策略。事实证明，这策略非常成功。但农民一开始毕竟还在受传统道德约束，明杀明抢有些做不来。这就需要挑动阶级仇恨，发动群众，启发“觉悟”云云。当然，“点火”还需要“引火柴”，也就是牛荫冠眼里的“流氓”，刘少奇嘴里的“勇敢分子”。各地搞土改，都要依靠这些人打开局面，冲锋在前，最先撕下乡里乡亲温情脉脉的面纱。刘少奇心里何尝不知道不清楚这些人并不是“正派农民”！可党要夺天下，这就成了宝贝。
土改为这些不属于“正派农民”的“勇敢分子”放手一搏快意恩仇甚至为所欲为提供了难得一遇的机会。干柴遇到烈火，好不痛快！这火借风势，愈演愈烈。对于点起来的这把火，毛、刘这些人是心中有数的，但对于牛荫冠这个层次这种出身的人，不但心有抵触后知后觉，而且险些被烧死。而他的父亲牛友兰，这位上了毛选的开明士绅，就在他儿子也参与放的这把火中，被迫害致死。
据当事人回忆，在刘少奇直接指导的晋绥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不乏惨绝人寰之处。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在《山西通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据兴县1948年6月22日的统计，全县8个区290个村庄，土改中被打死的即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农345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共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农33人，中农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至于被揪斗、被批判者，更是不计其数。”（《山西通史》第9卷，第146-14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土改本来就是一剂猛药，充当药引子的，又非善良淳朴之辈。出现上述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一书里记载：“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当时的详情是：1947年9月18日，中共晋绥分局所在地蔡家崖行政村召开农民大会。会场“正面高悬着毛主席、朱德司令、贺司令员的巨像”，旁边的一条标语非常醒目，上面写着“农民组织起来，彻底平分土地！”此外，会场上摆放着“地主阶级用农民的血汗所制成的绫罗绸缎衣物及生了锈的四五千白洋和金镯等”物件。
大会开始后，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发表讲话。他说：“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地准备……”他指出：过去天天说老百姓翻身，但是因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翻了身的只是少数人，“所以共产党毛主席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意见”。他强调：在干部队伍中，有许多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今后老百姓要管干部，群众要撤干部的职就撤，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晋绥日报》，1947年9月25日）李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当天，牛荫冠作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坐在台上。李井泉作为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的话音刚落，牛荫冠随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晋绥日报》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小标题报道了当日的情景。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塄子村贫农郭增玉、刘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有位好心的领导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这成为牛荫冠终身难以言说的锥心之痛。
但牛荫冠必须得理解这其中的逻辑。刘少奇已经给他讲得再清楚不过。这策略是不正派，但是管用。牛友兰牛荫冠父子只能算是为革命“受了委屈”，可是不能因为他们受委屈而影响“勇敢分子”“勇敢”的热情。否则，党也是绝不客气的。当年我的老家昌潍地区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赵寄舟司令在阵前被判刑，罪名就是破坏土改！牛荫冠好歹总算过关，获得组织表扬：牛荫冠“对党毫无怨言”、“对党的路线无条件拥护并为之长期奋斗，大义灭亲，实为党员干部之榜样”。只有他最知心的朋友，才知道他这一关过得何其艰难，又何其漫长！
问题是，刘少奇晚年也尝到了“勇敢分子”的厉害。
“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当年这话说得挺轻松，刘少奇大概没有想到，这所谓的“淘汰”，其实已经不是“迟”“不迟”的问题。对这种策略的依赖，已经导致革命的成分或基因因此发生了变异。到头来，谁淘汰谁，这还真不好说。牛家父子能成为这种策略的牺牲品，刘家父子，还有那李井泉父子，当然也未必能例外。
20年后文革爆发，当刘少奇的一对儿女也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也贴出“打倒刘少奇”大肆爆料的大字报时，气愤填膺怒骂卑鄙的刘少奇，是否也掂出了牛友兰老先生“委屈”的分量？
刘少奇和牛友兰一样，死得都很惨。
“晋绥土改中犯的左倾错误的恶果是相当严重的，这样的恶果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相比较，好多地方是相类似的，所不同的是，晋绥土改发生在一个根据地，‘文化大革命’发生在全国。这说明，历史的错误不是不会重演的，要避免今后类似错误的发生，必须很好地研究党史，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且要深刻地对干部进行教育。不然的话，历史上的错误还会重演。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说出这个沉痛教训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老部下、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牛荫冠纪念集》，第322-323页）
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在当天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中，参加刘少奇追悼大会的各界人士名单中，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有一个不太起眼的人名：牛荫冠。
而迟至1989年夏，中共兴县委员会才为牛友兰平反昭雪。
牛荫冠是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父亲牛友兰平反昭雪三年后的1992年5月10日，在北京病逝。
结论：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篇第四）
注：本文只是读书笔记，史料详细内容请参阅山西历史：晋绥土改与牛荫冠及智效民：晋绥土改始末_共识网以及“斗牛”纠缠了牛荫冠一生_狂风暴雨_碧涛_文化读书频道_新浪网
http://m.baidu.com/from=844b/bd_pag...08LDxwzBAxf39kejhzjl0bd48rgx74GRwYeApkNNbWVS7
做共产党干部的亲儿子为了自己的前途，在亲爹的鼻子上穿孔, 亲自牵着亲爹游街示众。这个亲爹不是罪大恶极的地主，捐了很多很多钱给共产党的, 还是在延安接受了毛主席亲自接见的著名开明绅士，儿子刘荫冠, 卖爹以后，官至共产党的部长,
刘小生：刘少奇和牛友兰、牛荫冠父子
作者: 刘小生发布时间: 2013-08-14 12:56
题记：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篇第十）
1912年9月17日，牛荫冠出生于山西省兴县蔡家崖的一个书香之家，其家境富足，时称全县首富。其父牛友兰，是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1942年5月至7月，牛友兰与兴县另一著名士绅刘少白率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参观访问两个多月，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人的热情接见。1933年，牛荫冠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后又转入经济系。1934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部长等职。1936年底牛荫冠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山西参加了在薄一波领导下与阎锡山开展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总会（简称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并依托牺盟会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军。1939年山西“十二月事变”后，他转赴晋西北根据地，先后担任过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党组书记、晋中行署主任、党组书记等要职。以上据百度百科。
其父牛友兰早年于北京大学求学，后因病辍学，返回家乡办学，并成为兴县地区首富。抗战初期，八路军120师来到这里以后，牛友兰把自己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捐献出来，供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如今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就是他家的宅第。与此同时，他还捐献了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所捐大洋成了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基金总数3万元），所捐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后来，他又在“四大动员”（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活动中，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8- 1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39年“晋西事变”以后，牛荫冠返回家乡，担任了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卢沟桥事变”后，刘少奇到了太原，起草过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要在牺盟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牛荫冠在审稿时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于是，刘少奇对他说：“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牛荫冠纪念集》第296-297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
刘少奇对牛荫冠说的这番话，绝不可等闲视之。这可是领袖人物压箱底的绝活，共产党翻本的秘诀。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天下，那是以弱斗强，必须出奇招狠招绝招。当年刘邦发愁斗不过项羽，张良给他出主意说不妨把天下土地分封给韩信、彭越等人，刘邦采纳，“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后来果然势力日增最终取胜。道理类似：共产党“与天下同利”的办法是搞土改，给农民分地主的土地。农民的数量比地主多得多。他们斗杀了地主，分了土地房产，也就是向共产党纳了投名状，必须得跟着共产党走。这是共产党最最重要的斗争策略。事实证明，这策略非常成功。但农民一开始毕竟还在受传统道德约束，明杀明抢有些做不来。这就需要挑动阶级仇恨，发动群众，启发“觉悟”云云。当然，“点火”还需要“引火柴”，也就是牛荫冠眼里的“流氓”，刘少奇嘴里的“勇敢分子”。各地搞土改，都要依靠这些人打开局面，冲锋在前，最先撕下乡里乡亲温情脉脉的面纱。刘少奇心里何尝不知道不清楚这些人并不是“正派农民”！可党要夺天下，这就成了宝贝。
土改为这些不属于“正派农民”的“勇敢分子”放手一搏快意恩仇甚至为所欲为提供了难得一遇的机会。干柴遇到烈火，好不痛快！这火借风势，愈演愈烈。对于点起来的这把火，毛、刘这些人是心中有数的，但对于牛荫冠这个层次这种出身的人，不但心有抵触后知后觉，而且险些被烧死。而他的父亲牛友兰，这位上了毛选的开明士绅，就在他儿子也参与放的这把火中，被迫害致死。
据当事人回忆，在刘少奇直接指导的晋绥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不乏惨绝人寰之处。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在《山西通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据兴县1948年6月22日的统计，全县8个区290个村庄，土改中被打死的即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农345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共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农33人，中农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至于被揪斗、被批判者，更是不计其数。”（《山西通史》第9卷，第146-14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土改本来就是一剂猛药，充当药引子的，又非善良淳朴之辈。出现上述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据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一书里记载：“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当时的详情是：1947年9月18日，中共晋绥分局所在地蔡家崖行政村召开农民大会。会场“正面高悬着毛主席、朱德司令、贺司令员的巨像”，旁边的一条标语非常醒目，上面写着“农民组织起来，彻底平分土地！”此外，会场上摆放着“地主阶级用农民的血汗所制成的绫罗绸缎衣物及生了锈的四五千白洋和金镯等”物件。
大会开始后，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发表讲话。他说：“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地准备……”他指出：过去天天说老百姓翻身，但是因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翻了身的只是少数人，“所以共产党毛主席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意见”。他强调：在干部队伍中，有许多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今后老百姓要管干部，群众要撤干部的职就撤，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晋绥日报》，1947年9月25日）李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当天，牛荫冠作为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坐在台上。李井泉作为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的话音刚落，牛荫冠随即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晋绥日报》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小标题报道了当日的情景。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塄子村贫农郭增玉、刘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当时一些人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把铁丝牵在手里。牛荫冠刚把铁丝牵在手里，铁丝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断了，顿时鲜血直流，会场上的人都很震惊，以为是牛荫冠给用力扯断的。当牛荫冠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也很吃惊，当然也很生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下子就拉断了。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而且会场开始乱了起来，有位好心的领导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弃世而去。
这成为牛荫冠终身难以言说的锥心之痛。
但牛荫冠必须得理解这其中的逻辑。刘少奇已经给他讲得再清楚不过。这策略是不正派，但是管用。牛友兰牛荫冠父子只能算是为革命“受了委屈”，可是不能因为他们受委屈而影响“勇敢分子”“勇敢”的热情。否则，党也是绝不客气的。当年我的老家昌潍地区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赵寄舟司令在阵前被判刑，罪名就是破坏土改！牛荫冠好歹总算过关，获得组织表扬：牛荫冠“对党毫无怨言”、“对党的路线无条件拥护并为之长期奋斗，大义灭亲，实为党员干部之榜样”。只有他最知心的朋友，才知道他这一关过得何其艰难，又何其漫长！
问题是，刘少奇晚年也尝到了“勇敢分子”的厉害。
“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当年这话说得挺轻松，刘少奇大概没有想到，这所谓的“淘汰”，其实已经不是“迟”“不迟”的问题。对这种策略的依赖，已经导致革命的成分或基因因此发生了变异。到头来，谁淘汰谁，这还真不好说。牛家父子能成为这种策略的牺牲品，刘家父子，还有那李井泉父子，当然也未必能例外。
20年后文革爆发，当刘少奇的一对儿女也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也贴出“打倒刘少奇”大肆爆料的大字报时，气愤填膺怒骂卑鄙的刘少奇，是否也掂出了牛友兰老先生“委屈”的分量？
刘少奇和牛友兰一样，死得都很惨。
“晋绥土改中犯的左倾错误的恶果是相当严重的，这样的恶果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相比较，好多地方是相类似的，所不同的是，晋绥土改发生在一个根据地，‘文化大革命’发生在全国。这说明，历史的错误不是不会重演的，要避免今后类似错误的发生，必须很好地研究党史，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且要深刻地对干部进行教育。不然的话，历史上的错误还会重演。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说出这个沉痛教训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老部下、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牛荫冠纪念集》，第322-323页）
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
在当天新华社播发的新闻中，参加刘少奇追悼大会的各界人士名单中，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有一个不太起眼的人名：牛荫冠。
而迟至1989年夏，中共兴县委员会才为牛友兰平反昭雪。
牛荫冠是中共八大、十一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父亲牛友兰平反昭雪三年后的1992年5月10日，在北京病逝。
结论：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篇第四）
注：本文只是读书笔记，史料详细内容请参阅山西历史：晋绥土改与牛荫冠及智效民：晋绥土改始末_共识网以及“斗牛”纠缠了牛荫冠一生_狂风暴雨_碧涛_文化读书频道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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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共产党干部的亲儿子为了自己的前途，在亲爹的鼻子上穿孔, 亲自牵着亲爹游街示众。这个亲爹不是罪大恶极的地主，捐了很多很多钱给共产党的, 还是在延安接受了毛主席亲自接见的著名开明绅士，儿子刘荫冠, 卖爹以后，官至共产党的部长,
说抗日就别把其他事情扯进来. 不管对共产党有多恨, 但反共也要事实求是. 至少在抗日这件事上没必要把共产党说的一无是处. 至少他是一直坚决抗日, 从没妥协. 应该承认这一点 (老蒋秘密和谈多少次?). 至于歼灭多少日军很难有具体数字. 但那些类似851人的, 只要有大脑的就不应该相信. 至少共产党的地盘是从日本手里夺取的, 恐怕不是送的把? 而且120万共产党军队也不全在延安吧? 你动动脑, 120万军队要多大地盘才能容纳下, 而且还要躲避鬼子扫荡? 难道这地盘不打仗就能得到? 另外如果你查一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和"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 这基本上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被俘日军转化来的. 资料显示"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 --- 据1944年4月的统计，同盟成员已发展到253人，支部16个".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演变壮大后，到1945年8月，共发展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达1000余人". 从逻辑上推, 日军俘虏比例多少?(看看美军俘虏和击毙日军的比例.) 而且俘虏中愿意为共产党工作的比例有多少? 恐怕比例不会很大吧? 所以不管共产党以后做了什么让你痛恨的事, 但是抗日这件事上没做错.如果共产党不抗日,美国人也不会去延安.
Ve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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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是要休养生息
毕竟到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才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所谓黄金十年（1928-1937）其实十年都没满（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惊人，无奈时间太有限）
蒋公一再忍让日本，无非是要多争取一些休养生息的时间
但是帝国主义没有给中国喘息的机会。
中国从1840年到改革开放，是一部多灾多难的苦难史，处于统一状态且专心搞发展的时间昙花一现
毛最大的过错就是浪费了战后黄金的30年，这30年整个中国跟着他发神经，实实在在是太太太可惜了。
其实我本人并不排斥威权，威权在东亚地区近代化赶超过程中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韩国，台湾，新加坡）
吃都吃不饱，谈个鸡巴民主！
像印度菲律宾这种国家，搞了几十年民主，简直就是笑话。
近代化赶超阶段，必须要有一个高效率的政府主导。
如今国民党在台湾都hold不住局面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能看中共了。
从邓江胡习一路下来，共产党已经高效发展近40年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第一次。
中共能够hold住局面再稳定发展30年，近代化就基本完成了。
那么可以认为中共的历史作用还是功大于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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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ila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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