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的确是古代人的杰作，说明那时候的人还是挺聪明的。可是把这么个破东西来支撑中国古代逻辑的大厦，实在太寒碜了点。您那这个东西举例子，不是在给中国人挣脸面，而实在是有点埋汰中国人了，呵呵。
白马非马充其量是跟《墨辨》一样的萌芽状态的逻辑。之所以说他是萌芽状态，是因为公孙龙子本能地感觉到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论证中的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说白马非马是中国名学的重要论断。然而，正如学者曾祥云所指出的，名辨和逻辑毕竟不是一回事儿。公孙龙子不过是运用他聪慧的大脑发现了传统语言表述的不合理而已。他既没有系统地论述“白马非马”的尴尬如何解决，更没有像伯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等人那样系统地阐述概念、判断、演绎、归纳等逻辑概念。发现问题只是研究问题的第一步，却远远不是事情的全部。事实上，逻辑的三大问题――概念、判断、推理，中国古代没有一篇文字有过哪怕最初级形式的探讨。即便是公孙龙子的萌芽状态的逻辑，也很快淹没在中国浩瀚繁杂的典籍文章之中，人们再也懒得理会，说明逻辑这个东西在古代中国实在是有点水土不服。
一个“白马非马”就说中国古代有逻辑，就像拿着老子的“九九归一”来说中国古代就有了现代物理学一样无聊。事实上，中国人给自己祖宗脸上贴金从来都是不择手段，拿“白马非马”当做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其实也就是这个套路。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老师一口咬定毕达哥拉斯定理应该被称作勾股定理，因为是中国古代人商高第一个提出“勾三股四弦五”。其实，拿这个玩意儿说事实在是中国人的脸皮厚到了极点。毕达哥拉斯可是明确提出了直角三角形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一论述具有无可争议的普适性、必然性、规律性，而咱们的老祖宗商高只说了一句“勾三股四弦五”，那意思其实也就是说，当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分别是三和四的时候，斜边长就是五。这个东西充其量是经验主义的发现，是在极其特定情况下的现象总结而已，离数学定理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可咱中国人就是有那本事把它说成“勾股定理”、“商高定理”。
类似的例子还有老子的九九归一。现代物理学发现宇宙诞生于一个奇点，并且很可能还要坍缩回一个奇点。这个理论，是无数现代物理学家经过数十年间的实验、观察、数学计算才做出来的。可是就有脸皮比长城还厚的中国人，说我们老祖宗早就说过九九归一的话，其实那就是现代物理学的结论。我靠，实在TMD无话可说了。
中国人爱给祖宗脸上贴金，其根本原因是文化的贫乏和由此带来的自卑感。由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过于贫乏，中国人不得不从远古时期的生涩难懂的文字里找精神支柱。这和鲁迅笔下的阿Q“我家祖上比你家阔多了”其实是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精神、肉体绝望的嚎叫。中国人爱给祖宗贴金，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古代中国是夏，四方蛮荒是夷；而如今跟西方比起来这夷夏的位置换了个个儿，其巨大的反差不能不产生心理冲击，拿祖宗说事自然就成了民族的镇痛剂。
白马非马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都离逻辑学有着不小的距离，连国内对中国古代逻辑持肯定观点的学者都不太好意思拿白马非马说事儿，而是宁可用《墨辨》作证据。顺便告诉老先生一句，国内学术界目前正在对中国古代是否有逻辑争执不下，目前并没有定论说古代中国是有逻辑的，这可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任何人如果斩钉截铁地声称古代中国有逻辑，首先必须系统地把反对派的文章逐一驳倒，也包括芦笛的文章。也包括我转贴的曾项云的文章。芦笛不过是个业余时间写东西玩玩的网友，要是诸位连他这一关都过不去，国内反对派学者就更不用说了。
另外，不得不说说老先生您。如果您说不出几句话，而只是一味地贬低对手，其实并不明智，尤其是当对手是如日中天的网上名人的时候。您没有勇气把任何文字拿到芦笛面前去试试真金，而只是躲在渥太华的一个安全的角落里恶言恶语，似乎正是应验了您自己的那句“你讲道理，大家乐于奉陪；你跳脚，大家看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