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一百六十九）
萧振灜走了，宋哲元终于可以依自己的意愿行事了。
据刘家鸾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宋哲元延揽了大批汉奸如齐燮元、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王克敏、张璧等，委为委员、顾问等职。替宋牵线的大汉奸陈觉生被委为北宁铁路局长，另一个大汉奸潘毓桂被委为冀察政委会的政务处长，安置在宋的左右。就在冀察政委会成立的同一天，日本浪人猪上清四郎筹办的《新兴报》也在北平出版，并大肆宣传冀察政委会是“华北特殊化的新政权”。这当不是偶然的。”
对此，原29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戈定远也回忆：“所有华北较大的税收机关，如统税、关税、盐税等等，都由宋哲元一一派人接收过来，提用税款。南京政府管不了华北的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让出税收，因此冀察的军政各费，不愁支绌。”
“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不管宋哲元的真实思想和目的是什么，石友三、王克敏等人都是这个时候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石还担任了北平保安司令，王克敏则接替了萧振瀛“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另外，汉奸白坚武的通缉令也是这个时期取消的，宋还给了白坚武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的名义，每月送车马费200元。
1936年，宋哲元曾跟华北的日本鬼子吃了一顿饭。
这顿饭很出名，不亚于“鸿门宴”，司马迁在《史记》中可没有记载“鸿门宴”是哪一天吃的，在鸿门什么地方吃的，而且从他的记载看，想象的程度恐怕还比较多。
宋哲元的这顿饭可不一样，史书上可以查出来具体是哪一天、在哪里吃的。
1936年7月29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公署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联队连长以上的军官，事前通知29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军官作陪。
这顿饭吃得刀光剑影，热闹无比，29军许多人都有记载，流传最广泛的，是38师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和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的两份回忆。
这两份材料略有出入，笔者采用的，是李致远的记载。
李致远回忆，当时双方出席的，中国方面，有29军军长宋哲元；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38师副师长李文田；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114旅227团团长杨干三等。另外，宋哲元还邀请了在北平的“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
日本方面，有5月16日刚刚到任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北平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有3月7日接替土肥原贤二主持华北特务机关的松室孝良，还有顾问松岛、辅佐官樱井德太郎等30多人。
据李致远回忆：当时“每桌三四个日本军官坐客位，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相陪。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河边、松室、松岛、樱井、吴佩孚等共坐两席，是主坐席；其余的双方军官们分八张坐席入座。在两张坐席旁各设一张空桌，供上下菜肴使用。宴会开始，东道主宋哲元致祝酒词，松室孝良致了答词，大意是说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应该亲善之类的话，接着双方穿插排列队形一起照了相。”
“酒到半酣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立即上桌唱了一首《黄族歌》，以示应战。又有日军官唱日本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个桌下舞蹈。”
这时，冯治安看这些日本鬼子太过猖狂，于是走到董升堂这桌上来小声说：“谁出去打套拳？”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时董升堂上去，打了一套西北军流行的拳术。这时日本人又建议一人打一人唱。于是李致远站出来，又打了一套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引起席间中日主客们的注意。
李致远回忆：“当我归座的时候，好几个日本人都到我跟前来敬酒碰杯，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这时日方已舞过两三起倭刀了。董升堂也实在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好我的新柳叶刀也取到，我立即换上传兵令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
日本人比较尚武，看李致远又打拳又耍刀子，功夫了得，于是都向他敬酒，称他“李武术家”。李致远回忆，当时“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估计李致远不是太能喝酒，于是李“到厕所中吐干净酒之后，回来再喝。我想：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
眼看着喝酒、唱歌、练武都没有占到上风，日本人开始搞怪，“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
接着，日本人“又提出来要笔墨纸张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我们也写一张。我想写字用不着我们比啦，有吴佩孚那样的名流就能占上风了。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我们那吴佩孚的醉笔，他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写一行大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据李致远回忆：“这时，日本人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举了一阵子，又有几个日人把秦德纯也举了一阵，我们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不约而同地把日本河边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彼此使个眼色，把河边脱手往上甩，然后在下边接着。另有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冯治安怕出岔子，叫我们放下来。此刻席间确有一触即发之险！”
此时宋哲元看势头不好，再折腾一会儿恐怕就得打起来，于是赶紧讲了几句话，河边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会很好，应当“互相亲善”等等，宴会就此结束。
李致远在席间的表现，令日本人印象很深。据李回忆，散席以后，日本顾问松岛请他“出去转转”，被李拒绝，后来日本人说“不要害怕”。李心头火起，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于是就跟着他们走了。当时李“身上带着一把短剑，是专门定做的折叠钢刀，很锋利。我想万一他们要害死我，我也要拼他一个够本。”
令李致远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将他拉到了一个日本妓院，请他喝酒，并请他表演中国武术，李推说喝多了，于是又被他们硬按着喝酒到很晚。
此后不久，李致远的驻地调到北平南苑，松岛又找他，约他“到城里去玩玩”，被李谢绝。
李致远很有政治头脑，他后来总结说：“由此可见他（松岛）对我的工作是下了功夫的。为什么我到南苑驻防，他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能直接到我的住处找我？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想见日本人对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是如何熟悉。”
李还说：“当时日军方面，知道用硬的方法来对付第二十九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而采用卑鄙下流的软化办法，来从思想上、政治上分化第二十九军，另一方面利用大小汉奸来包围第二十九军上层人物。那时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而下级军官则生活朴素，埋头苦干，准备交锋。由于这些矛盾，日本人便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第二十九军的军官进行分化、拉拢、收买和软化工作。”
萧振灜走了，宋哲元终于可以依自己的意愿行事了。
据刘家鸾回忆：“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成立的。宋哲元延揽了大批汉奸如齐燮元、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王克敏、张璧等，委为委员、顾问等职。替宋牵线的大汉奸陈觉生被委为北宁铁路局长，另一个大汉奸潘毓桂被委为冀察政委会的政务处长，安置在宋的左右。就在冀察政委会成立的同一天，日本浪人猪上清四郎筹办的《新兴报》也在北平出版，并大肆宣传冀察政委会是“华北特殊化的新政权”。这当不是偶然的。”
对此，原29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戈定远也回忆：“所有华北较大的税收机关，如统税、关税、盐税等等，都由宋哲元一一派人接收过来，提用税款。南京政府管不了华北的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让出税收，因此冀察的军政各费，不愁支绌。”
“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
不管宋哲元的真实思想和目的是什么，石友三、王克敏等人都是这个时候进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石还担任了北平保安司令，王克敏则接替了萧振瀛“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另外，汉奸白坚武的通缉令也是这个时期取消的，宋还给了白坚武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的名义，每月送车马费200元。
1936年，宋哲元曾跟华北的日本鬼子吃了一顿饭。
这顿饭很出名，不亚于“鸿门宴”，司马迁在《史记》中可没有记载“鸿门宴”是哪一天吃的，在鸿门什么地方吃的，而且从他的记载看，想象的程度恐怕还比较多。
宋哲元的这顿饭可不一样，史书上可以查出来具体是哪一天、在哪里吃的。
1936年7月29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公署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驻北平联队连长以上的军官，事前通知29军驻北平部队团长以上军官作陪。
这顿饭吃得刀光剑影，热闹无比，29军许多人都有记载，流传最广泛的，是38师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和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的两份回忆。
这两份材料略有出入，笔者采用的，是李致远的记载。
李致远回忆，当时双方出席的，中国方面，有29军军长宋哲元；29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38师副师长李文田；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114旅227团团长杨干三等。另外，宋哲元还邀请了在北平的“社会名流”如吴佩孚、张怀芝等人。
日本方面，有5月16日刚刚到任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北平旅团旅团长河边正三、有3月7日接替土肥原贤二主持华北特务机关的松室孝良，还有顾问松岛、辅佐官樱井德太郎等30多人。
据李致远回忆：当时“每桌三四个日本军官坐客位，四五位中国军官坐主位相陪。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河边、松室、松岛、樱井、吴佩孚等共坐两席，是主坐席；其余的双方军官们分八张坐席入座。在两张坐席旁各设一张空桌，供上下菜肴使用。宴会开始，东道主宋哲元致祝酒词，松室孝良致了答词，大意是说中日两国同种同文，应该亲善之类的话，接着双方穿插排列队形一起照了相。”
“酒到半酣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跳到空桌子上，唱了一首我们听不懂的日本歌曲，进行挑战。接着又有两个日本军官上桌子唱歌。这时，何基沣旅长临机应变，立即上桌唱了一首《黄族歌》，以示应战。又有日军官唱日本歌，李文田副师长也立即上去唱了一段嗓音粗壮的京戏黑头腔。随后日方又出来两人，一人上桌唱歌，一个桌下舞蹈。”
这时，冯治安看这些日本鬼子太过猖狂，于是走到董升堂这桌上来小声说：“谁出去打套拳？”意在“不能输给日本人“。这时董升堂上去，打了一套西北军流行的拳术。这时日本人又建议一人打一人唱。于是李致远站出来，又打了一套花拳，表示“中国军人不可欺”，引起席间中日主客们的注意。
李致远回忆：“当我归座的时候，好几个日本人都到我跟前来敬酒碰杯，表示亲善。接着又有日本人用他们的倭刀，在席间挥舞一阵。我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立即招呼我的传令兵坐我的小汽车到永增厂，去取我定做的用最好的钢打成的柳叶刀。这时日方已舞过两三起倭刀了。董升堂也实在耐不住火气，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把西北军所习用的大刀片来，在席前劈了一趟刀法。恰好我的新柳叶刀也取到，我立即换上传兵令的布鞋，拿过刀来劈了一趟十多岁时学来的滚堂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
日本人比较尚武，看李致远又打拳又耍刀子，功夫了得，于是都向他敬酒，称他“李武术家”。李致远回忆，当时“酒杯用的是小饭碗，酒是中国花雕和日本啤酒”。估计李致远不是太能喝酒，于是李“到厕所中吐干净酒之后，回来再喝。我想：反正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人，顶多也不过是一死而已！”
眼看着喝酒、唱歌、练武都没有占到上风，日本人开始搞怪，“松岛将武装带捆到头上，前头打一个结，赤膊上去。把大酒壶放在头顶上，将点燃的纸烟，口叼三支，鼻孔中塞上两支，两个耳朵中各插一支，肚脐眼上按一支，他弄得几处可以同时冒烟，又可以同时不出烟。”
接着，日本人“又提出来要笔墨纸张写大字，日本人写一张，我们也写一张。我想写字用不着我们比啦，有吴佩孚那样的名流就能占上风了。日本人写的大笔汉字虽然不错，但总比不上我们那吴佩孚的醉笔，他当众挥毫写出一个大条幅，一笔写一行大字，真是龙飞凤舞，气势磅礴。”
据李致远回忆：“这时，日本人将宋哲元抬到酒席前，喊着号子举了一阵子，又有几个日人把秦德纯也举了一阵，我们中国方面的旅团长们，不约而同地把日本河边旅团长拽出来，也照样把他举起来。彼此使个眼色，把河边脱手往上甩，然后在下边接着。另有一些人也把松岛举起来。冯治安怕出岔子，叫我们放下来。此刻席间确有一触即发之险！”
此时宋哲元看势头不好，再折腾一会儿恐怕就得打起来，于是赶紧讲了几句话，河边也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天的联欢会很好，应当“互相亲善”等等，宴会就此结束。
李致远在席间的表现，令日本人印象很深。据李回忆，散席以后，日本顾问松岛请他“出去转转”，被李拒绝，后来日本人说“不要害怕”。李心头火起，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于是就跟着他们走了。当时李“身上带着一把短剑，是专门定做的折叠钢刀，很锋利。我想万一他们要害死我，我也要拼他一个够本。”
令李致远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将他拉到了一个日本妓院，请他喝酒，并请他表演中国武术，李推说喝多了，于是又被他们硬按着喝酒到很晚。
此后不久，李致远的驻地调到北平南苑，松岛又找他，约他“到城里去玩玩”，被李谢绝。
李致远很有政治头脑，他后来总结说：“由此可见他（松岛）对我的工作是下了功夫的。为什么我到南苑驻防，他如此熟悉？为什么他能直接到我的住处找我？从这些小事中，可以想见日本人对中国军队内部情况是如何熟悉。”
李还说：“当时日军方面，知道用硬的方法来对付第二十九军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而采用卑鄙下流的软化办法，来从思想上、政治上分化第二十九军，另一方面利用大小汉奸来包围第二十九军上层人物。那时第二十九军有些上层人物生活腐化，思想动摇，政治暧昧，而下级军官则生活朴素，埋头苦干，准备交锋。由于这些矛盾，日本人便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对第二十九军的军官进行分化、拉拢、收买和软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