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 （三百三十二)
唐英杰的武功，与别人不同，他也会两项“绝招”。
一是传说中的“轻功”。据陈恭澍说，唐英杰最拿手的，“是超距纵越的功夫，不仅穿房跃脊，如履平地，就是十丈高楼，也能够上下自如”。
另外，据别人告诉陈恭澍，曾亲眼看见唐英杰“手持一把普通雨伞，从三层高的楼顶上一跃而下，落在地上飘飘然，仅发出轻微声响”。
陈还说：“已经事实证明的也可以说是经过考验的，他在南京禁闭期间，为了防他脱逃，曾加戴刑具不料他竟而能够脱下手铐脚镣，皮肉丝毫无损。” 不知道唐英杰是会“缩骨术”还是会开锁，这是他的另一个绝招。
相处得时间长了，陈恭澍对唐英杰多少有些了解：“此君于二十一、二年曾在上海大舞台登台献艺，确曾轰动一时。其后为戴雨农先生所罗致，加以训练并灌输政治知识，遂加入工作，成为行动人员中干材。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守纪律，时常闯点小祸，也多次遭受处分。”
陈恭澍说：“唐英杰随世维和王文等来到天津后，故态复萌，经常彻夜不归，弄得我轻不是、重不是，大伤其脑筋。”
另外，唐虽是“武林”中人，却不甚注意自己的身体。陈恭澍说：“想不到此君迷信于采阴补阳之说，结果弄得一身花柳病，连走路都不方便。这些，暂且不去管他，但求能在工作上有所表现就好。”
还好，此后不久，唐英杰就被调走了。那是1937年初，即在陈恭澍第一次去北平见好友毛万里、商讨“制裁”殷汝耕一事、并协同处理尚小姐被捕又脱逃之后的事情。陈恭澍说：“我从北平返回天津不久，即接到上级电令：调白世维、唐英杰二同志回京。实不知为了何故，也许另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
对此，陈恭澍是一喜一忧。喜的是：“我对于唐英杰调走，内心如释重负，尽管他有通天的本事，可是由他带给天津站的麻烦实在太多了，又何况有好几件交给他侦办的事情，都是虎头蛇尾，一无交代，调走了也好。”
忧的，自然是得力助手白世维被调走。陈恭澍说：“世维兄和我有深交，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也是私底下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此番重聚未久，当然不愿意就此分手。”
相反，白世维倒是很愿意换个环境。陈恭澍回忆说：“在我们惜别闲话中，他透露了心声：他对于执行行动工作，实已缺乏兴趣，能够改变一个环境，更换一个工作岗位，倒也觉得不错。他的意思是此番回到南京后，决心打报告请求保送陆军大学深造，倘能如愿以偿，那就再好不过，若是办不到，也只有听任安排了。”
前面说过，白回到南京之后，即被派到蒋介石身边当侍卫，与张毓中成了同事。
白世维、唐英杰走了以后，南京特务处本部正式批复，同意天津站增设“行动组”，组长即王文，至此，王文才算正式加入“团体”——换句话说，从1934年就进入天津站，并参与刺杀吉鸿昌、石友三的王文，此前一直在为特务处“打黑工”。
王文的“编制”虽然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陈恭澍说：
“天津站呈报任用的行动组员,照编制只有三人，而实际上由王文在他家乡号召参加工作行列的，却有八、九个人，最大的难题就是以三个人的经费，要维持八、九个人的开支,真用得上捉襟见肘这句话了。天津站的经常费有固定的预算，虽然主管会计的王孟博挪东补西，尽可能予以支持，但也难为无米之炊。”
上级不拨钱，陈恭澍又“变“不出钞票来，没办法，王文只好从家里拿钱。前边说过，王文家里是天津宝坻的富户，“结果全靠王文的老太爷王老先生以毁家纾难的精神，按月予以支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前后将近两年之多。”
至于唐英杰，离开天津之后去了哪里，陈恭澍并不关心，也不清楚，没想到重逢于河内。他后来回忆说：“此番前来，我还真有点戒心，再一想，既然来了，总希望他能规矩一点，不要出纰漏，认真的工作就好了。”
很显然，对于唐英杰，陈恭澍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其实，他是河内刺汪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徐先生的指引下，陈恭澍等终于“找”到了汪精卫的住处——高朗街二十七号，并开始“监视”。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实际上，陈恭澍的“观察”，漏掉了一个重要细节，其实已经不能算是“细节”了，而是至关重要的“大节”——陈所说的“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意思是说，“高朗街二十七号”的旁边，是紧挨着另外一栋楼房的，即“高朗街二十五号”。
事实上，“二十七号”与“二十五号”之间——是打通了的。
在这里，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人，即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因为这个住处——就是陈昌祖觅得并改造的。
陈昌祖，生于1904年，广东新会人。
陈昌祖是陈璧君最小的弟弟，早年在法国学习航空，回国后曾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军械修造厂厂长，一直在昆明工作，是民国时期不多见的航空人才。
据陈昌祖回忆：“1938年底，我准备从香港返回昆明，途经河内，在那与曾仲鸣相遇，他也刚从重庆过来。曾仲鸣告诉我：将有事变发生，要我在河内帮他找到一套合适的住宅，因为四哥也许不久就会来到河内。
按：汪精卫在家里男孩中排行第四，所以陈璧君一直称其为“四哥”，她的弟弟们自然也都跟着这么叫。
陈昌祖是留法的，对于法国的殖民地安南非常熟悉，同时，由于业务的关系，陈昌祖经常往返于昆明和河内，因此，按照曾的吩咐，陈很顺利地在河内租赁下一幢公寓。
在回忆中，陈昌祖很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所在的情况。他说：
“这幢公寓位于高郎街25—27号，它由两套相毗连的半独立洋楼组成。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才刚刚修建完。一个法国人，名叫蒙塞尔·威廉，是河内一家杂志社的主编，他认识这套公寓主人，并向我推荐了它。我虽然觉得这幢楼并不完全适合我们，但是，它却是我察看过的五套住宅中最好的。况且，它也刚刚粉饰一新，随时可以住人。因此，我决定把它租下来，这套公寓楼四周围有高墙，位于较僻静地区，如果把两套相毗连的半独立洋楼打通，其大小足够我们使用。每一套洋楼都备有车库，在一层楼内是厨房，楼背后有仆人的居室，二层楼有会客室和餐厅，三层楼有两间大寝室。我在二楼的两套洋楼之间的隔墙上，安了一个通门，以便两幢楼可以相互联系。以后，又在三层的隔墙上也安装了一个通门。”
替汪准备好了“居停”，陈昌祖就回到了昆明。此后，陈回香港公干，此时，汪精卫已经成功“出走”河内，因此，在回昆明的途中，陈昌祖特地去看他。这一天，是1939年2月7日，即汪精卫派高宗武再次与日本人接触之后不久。
据陈回忆，汪精卫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为了和平事业，我已经脱离重庆。中国不能再象目前这样打下去了，人民正在为此蒙受巨大的灾难。日本人现在提出一项我们可以接受的和平建议，你从未与我一起工作过，现在你是否愿意跟我在一起?”
陈昌祖听了，“没有丝毫犹豫”，回答说：“四哥，我完全信任你，愿随你到任何地方去。”
很显然，作为汪精卫的内亲，陈昌祖的“落水”是在所难免了。
唐英杰的武功，与别人不同，他也会两项“绝招”。
一是传说中的“轻功”。据陈恭澍说，唐英杰最拿手的，“是超距纵越的功夫，不仅穿房跃脊，如履平地，就是十丈高楼，也能够上下自如”。
另外，据别人告诉陈恭澍，曾亲眼看见唐英杰“手持一把普通雨伞，从三层高的楼顶上一跃而下，落在地上飘飘然，仅发出轻微声响”。
陈还说：“已经事实证明的也可以说是经过考验的，他在南京禁闭期间，为了防他脱逃，曾加戴刑具不料他竟而能够脱下手铐脚镣，皮肉丝毫无损。” 不知道唐英杰是会“缩骨术”还是会开锁，这是他的另一个绝招。
相处得时间长了，陈恭澍对唐英杰多少有些了解：“此君于二十一、二年曾在上海大舞台登台献艺，确曾轰动一时。其后为戴雨农先生所罗致，加以训练并灌输政治知识，遂加入工作，成为行动人员中干材。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守纪律，时常闯点小祸，也多次遭受处分。”
陈恭澍说：“唐英杰随世维和王文等来到天津后，故态复萌，经常彻夜不归，弄得我轻不是、重不是，大伤其脑筋。”
另外，唐虽是“武林”中人，却不甚注意自己的身体。陈恭澍说：“想不到此君迷信于采阴补阳之说，结果弄得一身花柳病，连走路都不方便。这些，暂且不去管他，但求能在工作上有所表现就好。”
还好，此后不久，唐英杰就被调走了。那是1937年初，即在陈恭澍第一次去北平见好友毛万里、商讨“制裁”殷汝耕一事、并协同处理尚小姐被捕又脱逃之后的事情。陈恭澍说：“我从北平返回天津不久，即接到上级电令：调白世维、唐英杰二同志回京。实不知为了何故，也许另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
对此，陈恭澍是一喜一忧。喜的是：“我对于唐英杰调走，内心如释重负，尽管他有通天的本事，可是由他带给天津站的麻烦实在太多了，又何况有好几件交给他侦办的事情，都是虎头蛇尾，一无交代，调走了也好。”
忧的，自然是得力助手白世维被调走。陈恭澍说：“世维兄和我有深交，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也是私底下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此番重聚未久，当然不愿意就此分手。”
相反，白世维倒是很愿意换个环境。陈恭澍回忆说：“在我们惜别闲话中，他透露了心声：他对于执行行动工作，实已缺乏兴趣，能够改变一个环境，更换一个工作岗位，倒也觉得不错。他的意思是此番回到南京后，决心打报告请求保送陆军大学深造，倘能如愿以偿，那就再好不过，若是办不到，也只有听任安排了。”
前面说过，白回到南京之后，即被派到蒋介石身边当侍卫，与张毓中成了同事。
白世维、唐英杰走了以后，南京特务处本部正式批复，同意天津站增设“行动组”，组长即王文，至此，王文才算正式加入“团体”——换句话说，从1934年就进入天津站，并参与刺杀吉鸿昌、石友三的王文，此前一直在为特务处“打黑工”。
王文的“编制”虽然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陈恭澍说：
“天津站呈报任用的行动组员,照编制只有三人，而实际上由王文在他家乡号召参加工作行列的，却有八、九个人，最大的难题就是以三个人的经费，要维持八、九个人的开支,真用得上捉襟见肘这句话了。天津站的经常费有固定的预算，虽然主管会计的王孟博挪东补西，尽可能予以支持，但也难为无米之炊。”
上级不拨钱，陈恭澍又“变“不出钞票来，没办法，王文只好从家里拿钱。前边说过，王文家里是天津宝坻的富户，“结果全靠王文的老太爷王老先生以毁家纾难的精神，按月予以支持。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前后将近两年之多。”
至于唐英杰，离开天津之后去了哪里，陈恭澍并不关心，也不清楚，没想到重逢于河内。他后来回忆说：“此番前来，我还真有点戒心，再一想，既然来了，总希望他能规矩一点，不要出纰漏，认真的工作就好了。”
很显然，对于唐英杰，陈恭澍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其实，他是河内刺汪的另一个关键人物。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徐先生的指引下，陈恭澍等终于“找”到了汪精卫的住处——高朗街二十七号，并开始“监视”。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又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实际上，陈恭澍的“观察”，漏掉了一个重要细节，其实已经不能算是“细节”了，而是至关重要的“大节”——陈所说的“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意思是说，“高朗街二十七号”的旁边，是紧挨着另外一栋楼房的，即“高朗街二十五号”。
事实上，“二十七号”与“二十五号”之间——是打通了的。
在这里，我们要说到另外一个人，即汪精卫的内弟陈昌祖——因为这个住处——就是陈昌祖觅得并改造的。
陈昌祖，生于1904年，广东新会人。
陈昌祖是陈璧君最小的弟弟，早年在法国学习航空，回国后曾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军械修造厂厂长，一直在昆明工作，是民国时期不多见的航空人才。
据陈昌祖回忆：“1938年底，我准备从香港返回昆明，途经河内，在那与曾仲鸣相遇，他也刚从重庆过来。曾仲鸣告诉我：将有事变发生，要我在河内帮他找到一套合适的住宅，因为四哥也许不久就会来到河内。
按：汪精卫在家里男孩中排行第四，所以陈璧君一直称其为“四哥”，她的弟弟们自然也都跟着这么叫。
陈昌祖是留法的，对于法国的殖民地安南非常熟悉，同时，由于业务的关系，陈昌祖经常往返于昆明和河内，因此，按照曾的吩咐，陈很顺利地在河内租赁下一幢公寓。
在回忆中，陈昌祖很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所在的情况。他说：
“这幢公寓位于高郎街25—27号，它由两套相毗连的半独立洋楼组成。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才刚刚修建完。一个法国人，名叫蒙塞尔·威廉，是河内一家杂志社的主编，他认识这套公寓主人，并向我推荐了它。我虽然觉得这幢楼并不完全适合我们，但是，它却是我察看过的五套住宅中最好的。况且，它也刚刚粉饰一新，随时可以住人。因此，我决定把它租下来，这套公寓楼四周围有高墙，位于较僻静地区，如果把两套相毗连的半独立洋楼打通，其大小足够我们使用。每一套洋楼都备有车库，在一层楼内是厨房，楼背后有仆人的居室，二层楼有会客室和餐厅，三层楼有两间大寝室。我在二楼的两套洋楼之间的隔墙上，安了一个通门，以便两幢楼可以相互联系。以后，又在三层的隔墙上也安装了一个通门。”
替汪准备好了“居停”，陈昌祖就回到了昆明。此后，陈回香港公干，此时，汪精卫已经成功“出走”河内，因此，在回昆明的途中，陈昌祖特地去看他。这一天，是1939年2月7日，即汪精卫派高宗武再次与日本人接触之后不久。
据陈回忆，汪精卫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为了和平事业，我已经脱离重庆。中国不能再象目前这样打下去了，人民正在为此蒙受巨大的灾难。日本人现在提出一项我们可以接受的和平建议，你从未与我一起工作过，现在你是否愿意跟我在一起?”
陈昌祖听了，“没有丝毫犹豫”，回答说：“四哥，我完全信任你，愿随你到任何地方去。”
很显然，作为汪精卫的内亲，陈昌祖的“落水”是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