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零六）
钮先铭，1912年生于江西九江。
南京保卫战时，钮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他后来回忆说：“七七事变后一个月,我奉召自法返国,参加了上海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七年末的南京保卫战。不幸的是日军以野蛮人而加上文明的智慧与武器,我们打败了。而我个人则躲在庙里——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此后，张恨水以钮先铭的这段经历，创作了名为《大江东去》的长篇小说，从1939年开始，在香港的《国民日报》上连载，从此钮先铭名噪一时。
抗战当中，钮先铭曾在军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据该班第四期学员张赣萍回忆，当时这位“被张恨水写成‘小说人物’，曾一度被日本人追得削发为僧的钮先铭将军”，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赣萍说：“另一位最受我们欢迎的教官，是多次向我们讲解时事的钮先铭，他那时在军令部任职，在情报参谋业务上，他也是我们的上司。他来向我们讲解时事，由于大众受了张恨水的小说，以及有关他种种风流韵事的新闻影响，大家对他早已心仪神往，可说‘先声夺人’；但又耽心‘小说家言’，会言过其实，人不如文。故在他第一次来班讲演之先，同学们都在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下，一早便坐在课室里，屏息静气等候他的驾临。”
张回忆说：“钮先铭给我们的印象，堪称‘名不虚传’。言态潇洒，雄辩滔滔，风度好极了，口才也好极了；他一出台‘亮相’，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满堂彩’！他讲解时事的时候，也旁及战术。对敌我两军的部署，番号驻地，如数家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有条有理，层次分明。间中加插一些战场上的逸事趣闻，及敌我指挥的性格作风介绍，无不引人人胜，绘声绘影，令人忍俊不禁。听他演讲，对我们那种枯燥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来说，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心灵上的享受。再因为他所讲的，又有许多是内幕性的军事秘密，在报章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不但使我们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知识满足，并且听了就算，既不做纪录，又不必做作业，所以也是最轻松愉快的一堂课目。大家在全神贯注中，他每次来演讲的两个小时，都能在不知不觉中溜过了；连中间那十分钟休息，也认为是一种损失。”
按：钮先铭是蒙古族人，后举家迁徙到江西。其父即钮传善，前清进士，民国时曾任财政总长。因此，钮先铭既是官宦家庭出身，又是典型的“诗礼传家”，且14岁即“负芨东瀛”，毕业于“陆士”，回国后从基层军官干起，未几又赴法国留学，所以说，钮先铭是标准的“允文允武”。加之当时钮供职于军令部，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非常了解，给参谋人员做教官，实在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当时，大家都请钮先铭“加多一点时间或次数”，钮说：“你们是奉命听讲，我是奉命演讲，加多减少，都由上面决定，大家只有服从命令行事。”
还有的人请求他“现身说法”，“把他被迫做和尚及逃出陷区，与经历的风流韵事讲给我们听听。” 钮先铭说：“这不太好吧？在编定的时事演讲中说自己私事怎么行。你们既然欢喜听我的私事，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我请大家去到石头城里痛饮三杯吧，等待那时再说好了。”
张赣萍说：“这当然是张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
在这里多说一句，钮先铭的《还俗记》写得极为坦诚，他虽然是一位军人，但在那种人间鬼蜮的环境下，也会害怕，在回忆中，钮丝毫不惮于暴露自己当时的怯懦。
比如他说：见到日本鬼子进城，他会“过分惊恐”；日本鬼子来搜查，“前后虽不过十几分钟，可是紧张的情绪使得每个人都近乎昏厥，我也不例外。”当日本鬼子盘问他的时候，他会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丝毫矫饰和矫情，可谓君子坦荡荡。
此外，钮先铭的多才多艺和机警智慧，也给人留下深刻影响。比如他假扮和尚，引起日寇怀疑，令其背诵佛经，刚好钮在儿时，跟着母亲学过佛经，多少还记得一些，当即背诵了半部《心经》，这才蒙混过关，否则，没准早被日寇看出破绽。
再比如，他在南京鸡鸣寺的时候，看到很多来“朝拜”的日本鬼子都想盖一方鸡鸣寺的“印信”以“留念”，于是灵机一动，找了块石头，找了把修脚的刀子，刻了一个山寨版的“古鸡鸣寺”石章，以糊弄日本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刻图章发展到给日本人写字，还很受欢迎，既以此为自己、为寺庙加上一重保护色，避免了汉奸的骚扰，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定的“润笔”，以养活自己和僧人。
由于钮先铭的《还俗记》和张恨水的《大江东去》流传都很广泛，这里就不再更多引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吧，颇值得一读。
钱新民做的第二件事，是着手恢复与特务处本部的联络。潘光祥回忆说：
“在南京刚刚沦陷时，两位女报务员在亲戚的掩护下，进人了难民区暂时隐蔽起来。到1938年3月，城里秩序逐渐恢复正常，钱新民就派交通站站长刘汉臣在六合瓜埠镇开设五洋杂货店为掩护，开始与南京城里的组织联络；同时命令城里的军统电台开始架设，以便恢复通讯。由于技术问题，这两位女报务员未能架设成功，乃派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前往架设，并以夫妻名义与周光球在一起工作。电台架设成功以后，就与汉口航空委员会气象情报总台联络，报告气象情报和替军统局南京区收发电报。”
潘光祥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京沪区的，他后来回忆说：“关于南京区的电报，是由该区译电员翻译好送交电台报发的。当时我刚刚毕业于武汉特训班（这个班是电训班，正式名称是‘训练总监部军训电讯干部训练班’，该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魏大铭，教育长是董益三），暂时在汉口航空总台当报务员。因为我是南京人，便于掩护，乃派我到南京区工作。”
潘光祥说：“1938年5月，我从汉口出发到达淮阴时，南京区区长钱新民来接我了。他把我带到六合八百桥镇暂住下来，不久就派我到六合王子庙镇乡下建立航空第八十八分台。同时又将城里的女报务员周英杰调到我台当报务员，后来我们就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工作。为了加强南京城里的工作，把航空第八分台调进城里改为军统南京区城里电台。当时我台除与汉口航空总台联络外，还与城里电台通报，为南京区收发各种情报电报。我台虽然是属于航空委员会电台所管辖，但必须受军统南京区的支配，不得单独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情报。但汉口航空总台台长陈一白，多次要我台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的情报，为此，我曾多次口头向钱新民报告这一情况。因此，以后该区就陆续供给我台关于日本飞机场的情况和日本海军活动情况，为此曾受到汉口航空总台的嘉奖。”
京沪区策划的第三件事，就是“金陵毒酒案”。
钮先铭，1912年生于江西九江。
南京保卫战时，钮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营长。他后来回忆说：“七七事变后一个月,我奉召自法返国,参加了上海的淞沪战争和一九三七年末的南京保卫战。不幸的是日军以野蛮人而加上文明的智慧与武器,我们打败了。而我个人则躲在庙里——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此后，张恨水以钮先铭的这段经历，创作了名为《大江东去》的长篇小说，从1939年开始，在香港的《国民日报》上连载，从此钮先铭名噪一时。
抗战当中，钮先铭曾在军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据该班第四期学员张赣萍回忆，当时这位“被张恨水写成‘小说人物’，曾一度被日本人追得削发为僧的钮先铭将军”，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张赣萍说：“另一位最受我们欢迎的教官，是多次向我们讲解时事的钮先铭，他那时在军令部任职，在情报参谋业务上，他也是我们的上司。他来向我们讲解时事，由于大众受了张恨水的小说，以及有关他种种风流韵事的新闻影响，大家对他早已心仪神往，可说‘先声夺人’；但又耽心‘小说家言’，会言过其实，人不如文。故在他第一次来班讲演之先，同学们都在一种‘患得患失’的心情下，一早便坐在课室里，屏息静气等候他的驾临。”
张回忆说：“钮先铭给我们的印象，堪称‘名不虚传’。言态潇洒，雄辩滔滔，风度好极了，口才也好极了；他一出台‘亮相’，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满堂彩’！他讲解时事的时候，也旁及战术。对敌我两军的部署，番号驻地，如数家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有条有理，层次分明。间中加插一些战场上的逸事趣闻，及敌我指挥的性格作风介绍，无不引人人胜，绘声绘影，令人忍俊不禁。听他演讲，对我们那种枯燥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来说，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心灵上的享受。再因为他所讲的，又有许多是内幕性的军事秘密，在报章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不但使我们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知识满足，并且听了就算，既不做纪录，又不必做作业，所以也是最轻松愉快的一堂课目。大家在全神贯注中，他每次来演讲的两个小时，都能在不知不觉中溜过了；连中间那十分钟休息，也认为是一种损失。”
按：钮先铭是蒙古族人，后举家迁徙到江西。其父即钮传善，前清进士，民国时曾任财政总长。因此，钮先铭既是官宦家庭出身，又是典型的“诗礼传家”，且14岁即“负芨东瀛”，毕业于“陆士”，回国后从基层军官干起，未几又赴法国留学，所以说，钮先铭是标准的“允文允武”。加之当时钮供职于军令部，对敌我双方的情况都非常了解，给参谋人员做教官，实在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当时，大家都请钮先铭“加多一点时间或次数”，钮说：“你们是奉命听讲，我是奉命演讲，加多减少，都由上面决定，大家只有服从命令行事。”
还有的人请求他“现身说法”，“把他被迫做和尚及逃出陷区，与经历的风流韵事讲给我们听听。” 钮先铭说：“这不太好吧？在编定的时事演讲中说自己私事怎么行。你们既然欢喜听我的私事，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我请大家去到石头城里痛饮三杯吧，等待那时再说好了。”
张赣萍说：“这当然是张不会兑现的‘空头支票’。”
在这里多说一句，钮先铭的《还俗记》写得极为坦诚，他虽然是一位军人，但在那种人间鬼蜮的环境下，也会害怕，在回忆中，钮丝毫不惮于暴露自己当时的怯懦。
比如他说：见到日本鬼子进城，他会“过分惊恐”；日本鬼子来搜查，“前后虽不过十几分钟，可是紧张的情绪使得每个人都近乎昏厥，我也不例外。”当日本鬼子盘问他的时候，他会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丝毫矫饰和矫情，可谓君子坦荡荡。
此外，钮先铭的多才多艺和机警智慧，也给人留下深刻影响。比如他假扮和尚，引起日寇怀疑，令其背诵佛经，刚好钮在儿时，跟着母亲学过佛经，多少还记得一些，当即背诵了半部《心经》，这才蒙混过关，否则，没准早被日寇看出破绽。
再比如，他在南京鸡鸣寺的时候，看到很多来“朝拜”的日本鬼子都想盖一方鸡鸣寺的“印信”以“留念”，于是灵机一动，找了块石头，找了把修脚的刀子，刻了一个山寨版的“古鸡鸣寺”石章，以糊弄日本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从刻图章发展到给日本人写字，还很受欢迎，既以此为自己、为寺庙加上一重保护色，避免了汉奸的骚扰，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定的“润笔”，以养活自己和僧人。
由于钮先铭的《还俗记》和张恨水的《大江东去》流传都很广泛，这里就不再更多引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吧，颇值得一读。
钱新民做的第二件事，是着手恢复与特务处本部的联络。潘光祥回忆说：
“在南京刚刚沦陷时，两位女报务员在亲戚的掩护下，进人了难民区暂时隐蔽起来。到1938年3月，城里秩序逐渐恢复正常，钱新民就派交通站站长刘汉臣在六合瓜埠镇开设五洋杂货店为掩护，开始与南京城里的组织联络；同时命令城里的军统电台开始架设，以便恢复通讯。由于技术问题，这两位女报务员未能架设成功，乃派航空第二十六分会会长张云飞前往架设，并以夫妻名义与周光球在一起工作。电台架设成功以后，就与汉口航空委员会气象情报总台联络，报告气象情报和替军统局南京区收发电报。”
潘光祥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京沪区的，他后来回忆说：“关于南京区的电报，是由该区译电员翻译好送交电台报发的。当时我刚刚毕业于武汉特训班（这个班是电训班，正式名称是‘训练总监部军训电讯干部训练班’，该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魏大铭，教育长是董益三），暂时在汉口航空总台当报务员。因为我是南京人，便于掩护，乃派我到南京区工作。”
潘光祥说：“1938年5月，我从汉口出发到达淮阴时，南京区区长钱新民来接我了。他把我带到六合八百桥镇暂住下来，不久就派我到六合王子庙镇乡下建立航空第八十八分台。同时又将城里的女报务员周英杰调到我台当报务员，后来我们就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工作。为了加强南京城里的工作，把航空第八分台调进城里改为军统南京区城里电台。当时我台除与汉口航空总台联络外，还与城里电台通报，为南京区收发各种情报电报。我台虽然是属于航空委员会电台所管辖，但必须受军统南京区的支配，不得单独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情报。但汉口航空总台台长陈一白，多次要我台搜集有关日本海空军的情报，为此，我曾多次口头向钱新民报告这一情况。因此，以后该区就陆续供给我台关于日本飞机场的情况和日本海军活动情况，为此曾受到汉口航空总台的嘉奖。”
京沪区策划的第三件事，就是“金陵毒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