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 （四百二十一）
1932年，宁粤合流，汪精卫当上了行政院长，“改组派”的大小角色也都在政府或国民党的党务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的位置还相当不错，像顾孟余的铁道部长、陈公博的实业部长，都是肥缺。另外，谷正纲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很关键的位置。
陈公博同时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在上海时，陈公博就认识了姜豪，在“扩大会议”期间，陈还曾派姜豪担任他与石友三之间的信使，对他印象很深，于是令姜在“民运会”工人科当了一个干事。
当年秋天，陈公博把姜豪派回上海，担任“民运会”驻沪代表。姜豪说：“我回上海后面临的第一场国民党内部厮搏，就是C.C系利用工潮逼迫陈铭枢垮台。”
宁粤合流以后，陈铭枢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姜豪回忆说：“旧中国的交通部，统管邮电系统，于是C.C系的陆京士便秉承陈果夫、陈立夫的示意，首先发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然后扩大影响到全国邮务工人，意图搞垮陈铭枢。”
陈铭枢并不是“改组派”的人物，但他也是广东人，与陈公博同属“粤系”，同时，陈公博主管的“民运会”和实业部两个机构，都与工人罢工息息相关，于是，二陈联袂来到上海处理此事。
一到上海，陈公博便找到姜豪，令他设法平息罢工，于是，姜豪找到了他原来认识的一些“工人领袖”，到工人中去“串联”，要求他们不要支持邮务工人的罢工，并以工人名义发表通告，要求邮务工人复工，这样一来，陆京士的邮务工会就被孤立起来，成了少数派。同时，交通部与邮务工人谈判，给他们涨了点工资，一场罢工就此收场。
按：另外有一种说法，说这场罢工是王亚樵帮着陈铭枢平的，说王找到陆京士，“啪”地一拍桌子，说：“你不知道陈铭枢是我的朋友吗，为什么要跟他捣蛋！说，你想死还是想活？”陆京士被吓住了，马上结束了罢工。不过这个说法，笔者觉得更像“演义”。
经此挫折，陆京士深感在上海人微言轻，从此投入杜月笙门下。姜豪说：“通过这一次事情，C.C系加紧抓起上海的黄色工会工作，陆京士一批人都投拜杜门，由是由C.C系和杜月笙的联合势力，以陆京士等为中坚，搞起了上海黄色工会的统一组织。”
姜豪说：“帮会势力在上海的广泛存在，使国民党各派系利用帮会势力在操纵工潮工运成为一种政治需要，陆京士等人早操纵邮务工潮由兴而衰后，益加认识到这一点，便正式拜杜月笙为‘先生’，成为当时的一件新闻。
出于同样地原因，姜豪早就加入了帮会组织，不过他先加入的是洪门。姜豪说：“其实要论这种‘党’与‘帮’的结合，我的起步比陆京士更早。即以平复邮务工潮这件事来讲，我所以能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职工委系统之外，运用个人的影响迅速挫败C.C系的阴谋，主要也是靠帮会方面的关系。”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姜豪就入了“湖南帮”的“楚荆山”。姜豪说：“这个组织中的一些老人，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他一般成员也大都有正当职业，并无依靠帮会谋生的流氓。”
当时，“楚荆山”的一位老军人李午云对姜豪说：“你搞工人运动，需要加入帮会，楚荆山的成员都是正派的，我介绍你加入组织。”这时，正好“楚荆山”山主李华堂到上海，也很赞成，姜豪就这样加入了洪门。
在当时，加入帮会，有一整套很繁琐的程序，李华堂说：“大学生，就从简了吧。”于是就在李午云家摆了个“小香堂”，姜豪对着“关帝”鞠了三个躬，就算“入门”了，而且一下就是“内八堂”的“新服”。
按：洪门的组织因效法刘关张，故彼此间一律以“哥弟”相称，哥弟间分成十排，最高一级叫第一排，这也是一个洪门组织的核心领导体系，即所谓“内八堂执事”，职衔有山主、副山主、乡长、盟正、坐堂、新服等等，他们都是要承担具体“管理”事务的。从第二排到第十排，则是“外八堂”。
与清帮论辈分不同，洪门中人，彼此都以“兄弟”相称，第二排的见到第一排的，不论彼此谁打谁小，一律叫“大哥”，第三排的见到第二排的，也是如此，一律叫“二哥”，以此类推。
初入“洪门”的姜豪，一下就成为第一排的“新服”，第二排以后的“同门”，见了他都叫“大哥”。姜豪回忆说，他的太太印维纳见了这种情景，颇感不可思议，觉得他“堕入黑道”，学坏了。姜豪解释说，“连国父也当过大哥嘞。”
此后，姜豪认识了另一个洪门组织“民兴社”的山主汪禹丞，汪很看重姜豪这个大学生，于是便请他加入，帮他整理“整顿洪门”，于是姜豪便转到了民兴社。
1935年，汪禹丞将民兴社改为“五行山”，姜豪列在“坐堂”，仅次于山主汪禹丞，成为总管“山寨”事务的“左相大爷”。这时，27岁的姜豪，已俨然成为上海滩上的一位“人物”了。
姜比汪小40多岁，觉得跟他称兄道弟实在太不像话，因汪禹丞同时也是清帮“大”字辈弟子，于是汪提出介绍姜豪加入清帮，这样，他就名正言顺地比姜豪高出一个辈分，彼此两便。就这样，姜豪又成了清帮“通”字辈弟子，与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同辈。
按，清帮的“前24代”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无）觉（学）”排行，到上世纪30年代，最高的辈分就是“大”字辈了。除了汪禹丞以外，比较出名的还有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人称“天王老子”的张树生、张啸林的“老头子”樊瑾成、老同盟会会员徐朗西、还有陈世昌的“老头子”张仁奎。
汪禹丞与张仁奎是好友，曾带姜豪拜见过张，此后张去世，他的门徒“灵前孝祖”，为他代收了十个“门徒”，其中就有姜豪。
姜豪说：“陈世昌是张仁奎的徒弟，以后我‘过方’给张当徒弟，他就成了我师兄。这样，无论从辈分排列上讲，还是从师承关系上讲，杜都该尊我为前辈。但实际上他的气焰远比许多大字辈和通字辈还嚣张，我当然更不敢在他的面前摆谱。”
事实上，姜豪也无须在杜面前“摆谱”了，因为他已经搭上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关系。
汪禹丞与吴铁城是好朋友，还在1912年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汪就以吴的引荐，为孙担任警卫工作。因此，姜豪一回上海，汪即带他拜见了吴铁城，从此姜豪又成了吴的“小友”。姜豪说：
“看见‘吴铁老’把我当做座上朋友，市党政机关的其他牛头马面也对我另眼相看了。有时中央民运会驻沪办事处与地方上打交道不顺手，便让我出面。稍久，我这个本来只是工人科驻沪代表的小角色，竟成了整个民运会的驻沪‘代表’。不但办实事，也撑虚劲——就是俨然以中央机关代表的身份出席各种公众集会，用现在的媒界行话来讲，就是频频‘出镜’。”
1933年，国民党上海市执监委员换届选举，谷正纲派人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常委吴开先带话，请他确保汪派的林柏生当选执委。
吴开先是C.C系大将，号称上海的“党皇帝”，岂能容谷正纲这个小字辈在他面前指手划脚。选举结果一出来，林柏生连个“候补”都没有选上，反倒是姜豪被“选”为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
姜豪就此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对此，姜豪也感到很不安，马上赶到南京“解释”，谷正纲大骂吴开先“不讲信用”，同时，话里话外的意思，怀疑姜豪与吴开先暗地串通，“吃里爬外”。姜豪百口莫辩，只好表示自己不干这个监察委员，要出国读书。
到上海市党部“就职”典礼前夕，谷正纲给姜豪打电报，令他“暂勿就职”，结果姜的太太印维纳在翻译电报的时候，恰好漏掉了最关键的一个“勿”字，姜豪看电报让他“暂就职”，自然照办。把谷正纲气得七窍生烟，从此“改组派”与姜豪的关系就疏远了。
1932年，宁粤合流，汪精卫当上了行政院长，“改组派”的大小角色也都在政府或国民党的党务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的位置还相当不错，像顾孟余的铁道部长、陈公博的实业部长，都是肥缺。另外，谷正纲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很关键的位置。
陈公博同时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在上海时，陈公博就认识了姜豪，在“扩大会议”期间，陈还曾派姜豪担任他与石友三之间的信使，对他印象很深，于是令姜在“民运会”工人科当了一个干事。
当年秋天，陈公博把姜豪派回上海，担任“民运会”驻沪代表。姜豪说：“我回上海后面临的第一场国民党内部厮搏，就是C.C系利用工潮逼迫陈铭枢垮台。”
宁粤合流以后，陈铭枢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姜豪回忆说：“旧中国的交通部，统管邮电系统，于是C.C系的陆京士便秉承陈果夫、陈立夫的示意，首先发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然后扩大影响到全国邮务工人，意图搞垮陈铭枢。”
陈铭枢并不是“改组派”的人物，但他也是广东人，与陈公博同属“粤系”，同时，陈公博主管的“民运会”和实业部两个机构，都与工人罢工息息相关，于是，二陈联袂来到上海处理此事。
一到上海，陈公博便找到姜豪，令他设法平息罢工，于是，姜豪找到了他原来认识的一些“工人领袖”，到工人中去“串联”，要求他们不要支持邮务工人的罢工，并以工人名义发表通告，要求邮务工人复工，这样一来，陆京士的邮务工会就被孤立起来，成了少数派。同时，交通部与邮务工人谈判，给他们涨了点工资，一场罢工就此收场。
按：另外有一种说法，说这场罢工是王亚樵帮着陈铭枢平的，说王找到陆京士，“啪”地一拍桌子，说：“你不知道陈铭枢是我的朋友吗，为什么要跟他捣蛋！说，你想死还是想活？”陆京士被吓住了，马上结束了罢工。不过这个说法，笔者觉得更像“演义”。
经此挫折，陆京士深感在上海人微言轻，从此投入杜月笙门下。姜豪说：“通过这一次事情，C.C系加紧抓起上海的黄色工会工作，陆京士一批人都投拜杜门，由是由C.C系和杜月笙的联合势力，以陆京士等为中坚，搞起了上海黄色工会的统一组织。”
姜豪说：“帮会势力在上海的广泛存在，使国民党各派系利用帮会势力在操纵工潮工运成为一种政治需要，陆京士等人早操纵邮务工潮由兴而衰后，益加认识到这一点，便正式拜杜月笙为‘先生’，成为当时的一件新闻。
出于同样地原因，姜豪早就加入了帮会组织，不过他先加入的是洪门。姜豪说：“其实要论这种‘党’与‘帮’的结合，我的起步比陆京士更早。即以平复邮务工潮这件事来讲，我所以能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职工委系统之外，运用个人的影响迅速挫败C.C系的阴谋，主要也是靠帮会方面的关系。”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姜豪就入了“湖南帮”的“楚荆山”。姜豪说：“这个组织中的一些老人，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其他一般成员也大都有正当职业，并无依靠帮会谋生的流氓。”
当时，“楚荆山”的一位老军人李午云对姜豪说：“你搞工人运动，需要加入帮会，楚荆山的成员都是正派的，我介绍你加入组织。”这时，正好“楚荆山”山主李华堂到上海，也很赞成，姜豪就这样加入了洪门。
在当时，加入帮会，有一整套很繁琐的程序，李华堂说：“大学生，就从简了吧。”于是就在李午云家摆了个“小香堂”，姜豪对着“关帝”鞠了三个躬，就算“入门”了，而且一下就是“内八堂”的“新服”。
按：洪门的组织因效法刘关张，故彼此间一律以“哥弟”相称，哥弟间分成十排，最高一级叫第一排，这也是一个洪门组织的核心领导体系，即所谓“内八堂执事”，职衔有山主、副山主、乡长、盟正、坐堂、新服等等，他们都是要承担具体“管理”事务的。从第二排到第十排，则是“外八堂”。
与清帮论辈分不同，洪门中人，彼此都以“兄弟”相称，第二排的见到第一排的，不论彼此谁打谁小，一律叫“大哥”，第三排的见到第二排的，也是如此，一律叫“二哥”，以此类推。
初入“洪门”的姜豪，一下就成为第一排的“新服”，第二排以后的“同门”，见了他都叫“大哥”。姜豪回忆说，他的太太印维纳见了这种情景，颇感不可思议，觉得他“堕入黑道”，学坏了。姜豪解释说，“连国父也当过大哥嘞。”
此后，姜豪认识了另一个洪门组织“民兴社”的山主汪禹丞，汪很看重姜豪这个大学生，于是便请他加入，帮他整理“整顿洪门”，于是姜豪便转到了民兴社。
1935年，汪禹丞将民兴社改为“五行山”，姜豪列在“坐堂”，仅次于山主汪禹丞，成为总管“山寨”事务的“左相大爷”。这时，27岁的姜豪，已俨然成为上海滩上的一位“人物”了。
姜比汪小40多岁，觉得跟他称兄道弟实在太不像话，因汪禹丞同时也是清帮“大”字辈弟子，于是汪提出介绍姜豪加入清帮，这样，他就名正言顺地比姜豪高出一个辈分，彼此两便。就这样，姜豪又成了清帮“通”字辈弟子，与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同辈。
按，清帮的“前24代”按“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无）觉（学）”排行，到上世纪30年代，最高的辈分就是“大”字辈了。除了汪禹丞以外，比较出名的还有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人称“天王老子”的张树生、张啸林的“老头子”樊瑾成、老同盟会会员徐朗西、还有陈世昌的“老头子”张仁奎。
汪禹丞与张仁奎是好友，曾带姜豪拜见过张，此后张去世，他的门徒“灵前孝祖”，为他代收了十个“门徒”，其中就有姜豪。
姜豪说：“陈世昌是张仁奎的徒弟，以后我‘过方’给张当徒弟，他就成了我师兄。这样，无论从辈分排列上讲，还是从师承关系上讲，杜都该尊我为前辈。但实际上他的气焰远比许多大字辈和通字辈还嚣张，我当然更不敢在他的面前摆谱。”
事实上，姜豪也无须在杜面前“摆谱”了，因为他已经搭上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关系。
汪禹丞与吴铁城是好朋友，还在1912年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汪就以吴的引荐，为孙担任警卫工作。因此，姜豪一回上海，汪即带他拜见了吴铁城，从此姜豪又成了吴的“小友”。姜豪说：
“看见‘吴铁老’把我当做座上朋友，市党政机关的其他牛头马面也对我另眼相看了。有时中央民运会驻沪办事处与地方上打交道不顺手，便让我出面。稍久，我这个本来只是工人科驻沪代表的小角色，竟成了整个民运会的驻沪‘代表’。不但办实事，也撑虚劲——就是俨然以中央机关代表的身份出席各种公众集会，用现在的媒界行话来讲，就是频频‘出镜’。”
1933年，国民党上海市执监委员换届选举，谷正纲派人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委常委吴开先带话，请他确保汪派的林柏生当选执委。
吴开先是C.C系大将，号称上海的“党皇帝”，岂能容谷正纲这个小字辈在他面前指手划脚。选举结果一出来，林柏生连个“候补”都没有选上，反倒是姜豪被“选”为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
姜豪就此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对此，姜豪也感到很不安，马上赶到南京“解释”，谷正纲大骂吴开先“不讲信用”，同时，话里话外的意思，怀疑姜豪与吴开先暗地串通，“吃里爬外”。姜豪百口莫辩，只好表示自己不干这个监察委员，要出国读书。
到上海市党部“就职”典礼前夕，谷正纲给姜豪打电报，令他“暂勿就职”，结果姜的太太印维纳在翻译电报的时候，恰好漏掉了最关键的一个“勿”字，姜豪看电报让他“暂就职”，自然照办。把谷正纲气得七窍生烟，从此“改组派”与姜豪的关系就疏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