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布林肯对一份新冠病毒可能由实验室泄露的报告的研究方法表示存疑(题目仅对应最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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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机遇”:夹在中俄之间的蒙古为何不缺疫苗​

艾莎2021年5月21日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一所学校,一个新冠疫苗接种点。政府为每位接受完整疫苗接种的市民提供5万图格里克(约合113元人民币)。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一所学校,一个新冠疫苗接种点。政府为每位接受完整疫苗接种的市民提供5万图格里克(约合113元人民币)。 KHASAR SANDA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蒙古,一个拥有草原山丘、广袤沙漠和无垠天空的国家,人口并不比芝加哥多多少。这个民主小国习惯于生活在其强大的邻国俄罗斯中国的阴影下。
但在大流行期间,作为一个小国,夹在两个有全球抱负的疫苗制造大国之间可能会带来优势。

在大多数国家都在争抢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蒙古现在有了足够的疫苗给所有成年人口接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官员们对该国的疫苗资源非常有信心,他们向公民承诺一个“没有新冠的夏天”。

蒙古在几个月内成功地采购了疫苗,这对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许多贫穷国家一直在排队等待疫苗,希望能有好的结果。但蒙古利用其作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一个小小地缘政治参与者的地位,能够像更富裕的国家那样迅速抢购到疫苗

布鲁塞尔的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 Europe Asia Studies)主任特蕾莎·法伦(Theresa Fallon)说,“这说明蒙古有能力利用这两个大国,即使在这两个国家之间走钢丝,也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也是一场胜利,它们在蒙古拥有广泛的资源利益,而且有在结束疫情方面发挥作用的雄心,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它们生产的疫苗表示深深的怀疑

蒙古是俄罗斯东部和中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俄罗斯东部资源丰富,人烟稀少,而中国人口稠密,极度渴求资源。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经常保持一致,但它们也有冲突的历史,并且对彼此在蒙古的利益保持警惕。这些怀疑可以从他们的疫苗外交中看出来。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在首都乌兰巴托,97%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完全接种。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在首都乌兰巴托,97%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完全接种。 KHASAR SANDA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普京对中国在邻国的作为深感担忧,”法伦在谈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时说。

俄罗斯向蒙古出售了100万剂卫星五号(Sputnik V)疫苗。中国提供了400万剂疫苗,最后一批疫苗于本周抵达。蒙古与中国国有的国药控股集团最近达成的协议,是在该公司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紧急授权的几天前达成的。

在全球对新冠疫苗的争夺中,蒙古很晚才入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官员们都在吹嘘当地没有病例。然后11月暴发了疫情。两个月后,因对病毒处理不当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导致总理突然辞职。继续对新冠病毒实施限制的前景可能会使该国陷入进一步的政治动荡。

新总理奥云额尔登·罗布桑那木斯来(Oyun-Erdene luvannamsrai)承诺重启经济,该国经济曾受到封锁和边境关闭的影响,尤其是在南部,那里的蒙古卡车司机越过边境向中国钢铁厂运送煤炭。但这些计划因病例激增而变得复杂,每天的病例数从数百上升到数千。

“我们当时非常绝望,”总理的经济和发展政策顾问博洛玛·恩赫巴特(Bolormaa Enkhbat)说。

新总理承诺重启因新冠病毒而遭受封锁的经济。

新总理承诺重启因新冠病毒而遭受封锁的经济。 KHASAR SANDA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该国外交部长表示,蒙古首先接触了中国和俄罗斯,希望与这两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关系能够帮助蒙古国在寻求疫苗的国家中排在前列。官员们同时探索了外交和私人渠道——要求富裕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疫苗制造国提供捐赠。

他们联系了哄抬价格的中间商、国际卫生组织和较贫穷国家的疫苗联盟。恩赫巴特说,一家中介公司提出以120美元一针的价格出售辉瑞生物科技(Pfizer-BioNTech)的新冠病毒疫苗,这几乎是该国平均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蒙古于2020年7月加入了全球疫苗共享联盟Covax,该联盟承诺在秋季或冬季提供疫苗。
随着在俄罗斯取得的每一次突破,与中国的谈判进展也更加迅速。

2月初,蒙古批准了俄罗斯的卫星五号疫苗。三天后,中国国药集团Vero细胞疫苗获得批准。不久之后,中国又向蒙方捐赠了30万剂国药集团疫苗,并称动机来自于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

中国和蒙古官员在中国官方媒体上说,进一步开放中蒙边境也是疫苗谈判的一部分。蒙古需要中国购买其煤炭——对中国的煤炭出口占蒙古年经济增长的近四分之一。去年,这些收入帮助蒙古的预算增加了四分之一。

经过一个月的反复交涉,蒙古政府在3月也同俄罗斯的加马利亚研究所(Gamaleya Research Institute)达成协议,购买100万剂卫星疫苗。几天后,蒙古敲定了另一项购买33万剂国药集团疫苗的协议。

官员们对蒙古的大量疫苗非常有信心,他们向民众承诺一个“没有新冠的夏天”。

官员们对蒙古的大量疫苗非常有信心,他们向民众承诺一个“没有新冠的夏天”。 KHASAR SANDA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购买的中国疫苗在运送过程的最后一刻出现意外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与蒙古总理4月7日的一次通话帮助缓和了局面,让双方都放心下来。在此之前,蒙古是否能够依赖中国,或者是否需要转头向俄罗斯购买更多疫苗,依然是个未知数。

“这为协议的其他部分铺平了道路,”恩赫巴特谈到两人之间的电话时说。“我们阐明了情况,并表示,我们把赌注押在中国疫苗上,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这样。”

蒙古也得到了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辉瑞疫苗的供货承诺。到目前为止,由于生产延迟,蒙古只收到了6万剂卫星疫苗。但蒙古人口接种的大部分新冠疫苗都将来自中国。

“很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中国,他们在国内有接种需求的时候仍向我们提供了疫苗,”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巴孟(Battsetseg Batmunkh)说。

中国和俄罗斯驻蒙古大使馆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政府统计数据,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97%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第一针疫苗,超过一半的人已经接种完毕。在全国范围内,超过四分之三的蒙古人都已接种了第一针。

对中国的煤炭出口占蒙古年度经济增长的近四分之一。

对中国的煤炭出口占蒙古年度经济增长的近四分之一。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蒙古的疫苗接种工作仍面临着障碍。它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许多公民仍在担忧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以往两国关系出现紧张时,中国会关闭边境,并停止购买蒙古煤炭。

蒙古人也都表示更愿意接种俄罗斯的卫星疫苗。为了让民众接种国药疫苗,政府向每位接种完毕的公民提供5万图格里克(约113元人民币)的奖励。2020年蒙古的平均月薪为460美元(约2960元人民币)。

国药和卫星疫苗协议的条款和定价并未公开,蒙古外交部拒绝就定价置评。加马列亚研究所和国药集团的代表未回应置评请求。

尽管有全球卫生专家质疑国药是否能继续履行其在海外的承诺,但它已经交付了蒙古订购的所有剂量。中国曾表示,到今年年底可以生产多达50亿剂疫苗,不过官员们警告称,中国仍难以为其公民生产足够多的疫苗。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已经选择国药疫苗的政府可能必须提前于预期,推出第三剂加强针的接种。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研究蒙古政治的副教授朱利安·迪尔克斯(Julian Dierkes)表示,就中国而言,它或许在打一场持久战。尽管许多蒙古人可能仍然不信任中国,但蒙古政府将记住中国是如何在关键时刻提供疫苗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创造一个说法:‘小国之机遇’,”他说。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时报驻香港商业记者,报道中国企业巨头、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她。

翻译:Harry Wong、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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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去世:帮助世界解决饥荒和贫困​

KEITH BRADSHER, 储百亮2021年5月24日

袁隆平的发现对结束大多数水稻种植国家的饥荒有很大贡献。
袁隆平的发现对结束大多数水稻种植国家的饥荒有很大贡献。 ADRIAN BRADSHAW/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上海——中国植物科学家袁隆平周六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0岁。他在高产杂交水稻方面的突破性工作,帮助从亚洲到非洲的大片地区解决了饥饿和贫困问题。

据中国主要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报道,袁隆平的死因是多器官功能衰竭。湖南一家官方媒体曾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自从今年3月参观一个水稻育种研究基地时摔了一跤后,袁隆平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

袁隆平的研究让他成了一名民族英雄和中国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他的去世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哀悼。袁隆平身材瘦小,曾经清秀的面容由于年老略显干瘪,他在中国是名人,有数百人在停放他遗体的殡仪馆前献了鲜花

位于菲律宾洛斯巴诺斯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杂交水稻育种资深科学家焦哈尔·阿里(Jahar Ali)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种植方面有两项重大发现。这些20世纪70年代初的发现,加上美国植物科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小麦育种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了一场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结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饥荒的绿色革命。

布劳格已于2009年去世,他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袁隆平的研究按理说至少有同样广泛的影响,因为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而小麦是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的主要粮食。

2004年,袁隆平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在一起,布劳格在小麦种植方面做了突破性工作。

2004年,袁隆平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在一起,布劳格在小麦种植方面做了突破性工作。 BILL NEIBERGALL/DES MOINES REGISTER, VIA ASSOCIATED PRESS

1970年时,袁隆平对自己在提高水稻产量方面进展缓慢越来越感到懊恼。他突然有了一个改变策略的想法:去中国偏远地区寻找野生品种,以获得更有希望的遗传物质。

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袁隆平的团队在一条铁路附近找到一片野生水稻,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年,袁隆平在中国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描述了如何将野生水稻的遗传物质转移到商业品种中去的技术。

加入了野生稻遗传物质后,世界上高度自交的商业水稻品种就可以容易地进行杂交,从而大幅提高作物产量。

当时,世界水稻科学家都在讨论培育杂交品种的问题。1971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德里的印度农业研究所(Ind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加州的一个研究小组分别发表了三篇有关杂交水稻的类似论文。

但袁隆平的论文是这四篇论文中最实际、最详细的。“袁隆平的论文在技术方面好很多,”阿里说。“在杂交水稻是是中国在领跑。”

印度、菲律宾和美国的研究小组在发表了论文后继续做研究,而袁隆平第二年就马上培育出了杂交水稻品种,并在杂交水稻育种中使用了来自海南的野生稻。

到了1978年,袁隆平已在湖南负责杂交水稻的大规模种植工作。他有生之年的大部研究工作都是在那里进行的。他还负责了海南的研究工作,今年3月他也是在那里摔倒的。

在使用同样的插秧、施肥和灌溉技术下,杂交水稻品种的亩产量通常比非杂交品种的高出20%到30%。随着袁隆平及其不断壮大的水稻专家团队将杂交品种引进到亚洲和非洲各地,他们也向农民传授了一系列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让产量进一步提高。

在大多数种植水稻对国家,产量的大幅上升让饥荒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他挽救了很多很多生命,”占地207万平方米的上海辰山植物园园长胡永红说。

巧合的是,周六晚上,十几名中国顶尖植物育种专家正在阴沉的天空下聚集在植物园,坐在一场室外交响音乐会的中排。在音乐家们调试乐器时,科学家们轮番谈起了袁隆平。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一直在北大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许智宏说,袁隆平根本的才能一直都很明显:他对水稻及其生长方式有细致入微的观察。
“他本人的兴趣真的高度集中在水稻上,所以他把每年的很多时间花在田里,”许智宏说。自1980年以来,许智宏和袁隆平曾一起为好几个全国性的农业委员会工作。

这些植物学家一致认为,袁隆平对中国农业也有巨大影响,因为他既是一名好导师,也是团队的有力领导者。这让袁隆平最终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只将工作局限于实验室和写论文上。

袁隆平在中国是一位名人,是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

袁隆平在中国是一位名人,是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我认识他在湖南的一些同事,他们在他的指导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职位上退下来的中科院教授陈晓亚说。

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几十年后,作为一名做出了世界级贡献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从20世纪80年代起闻名全国。他的发现成了值得中国骄傲的东西,中国领导人难堪地意识到其他国家已在科学上领先。

“那些东西成了科学创新的象征,不只是农业,也对所有学科而言,”陈晓亚说。

袁隆平在20世纪70年的发现之后,一直强烈主张与世界共享他的突破性工作,而不是用这些突破来实现中国主导全球的水稻生产。

1980年,他主动向国际水稻研究所捐赠了关键的水稻品种,该研究所后来用这些品种开发出也可在热带国家生长的杂交品种。袁隆平及其团队向印度、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和其他地方的农民教授了杂交水稻种植技术。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在北京(当时称北平)一个对当时来说是受过异常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母亲华静是英文教师,父亲袁兴烈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当了铁路官员。袁隆平经常提到母亲为他树立的榜样。

“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袁隆平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

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战争、日本侵略和经济动荡迫使他的家庭辗转于中国南方。但他说,他的父母坚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1949年,他上了大学。在中共巩固对国家控制的时候,他选择了在西南的一所学校读农业科学,尽管他没有农村背景,父母对他学农也有所担忧。他选择农业科学的最初灵感部分来自一次学校组织的农场参观,还有部分来自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小流浪汉在自家门前吃葡萄、喝鲜牛奶的田园诗般的情景。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农业科学成了我一生的职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袁隆平选择专攻作物遗传学时,该学科在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雷区。毛泽东拒绝了现代遗传学,接受了苏联科学家的学说,后者坚持认为基因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比如温度)直接得到改造。苏联科学家声称,这将为大幅提高作物产量开辟道路。

但在课外,袁隆平在管相桓教授的鼓舞下学习了格里格·孟德尔(Gregor Mendel)和其他遗传学先驱的论著。管相桓因拒绝接受苏联的教条在1950年代被中共打成“右派”,于1966年自杀,那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他再次成为受迫害的对象。

袁隆平1953年大学毕业后在湖南省一所农学院当了教师,继续对作物遗传学保持着兴趣。20世纪50年代末,他献身农业的决心有了更大的紧迫感,毛泽东搞的“大跃进”——迫不及待的农业集体化和大炼钢铁的努力——让中国陷入了一场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袁隆平说,他曾在路边或田里看到过至少五具死于饥饿者的尸体。

“饿急了,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草根、树皮都吃,”袁隆平在回忆录中回忆道。“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目睹了毛时代的饥荒后,“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目睹了毛时代的饥荒后,“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 IMAGINECHINA, VIA ASSOCIATED PRESS

袁隆平很快决定研究水稻,这是许多中国人的主食。他寻找可以提高产量的杂交品种,去北京钻研他所在的小院校无法获得的科学期刊。就连在让中国陷入政治内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坚持自己的研究。

近几十年来,中共把袁隆平颂扬为科学家的榜样:他爱国、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即使到了老年也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他曾在77岁那年,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长沙附近传递过火炬

然而,对一位如此杰出的人来说不同寻常的是,袁隆平从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懂政治,”他2013年对一家中国杂志说。

尽管如此,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仍在周末的报道中将他称为“同志”,他的逝世在中国引起了公众的哀悼。他曾在2019年被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授予共和国勋章,这是中国最高的官方荣誉。据《湖南日报》报道,习近平在周日对袁隆平的家属致以哀悼,肯定袁隆平“对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袁隆平的遗属包括结婚57年的妻子邓哲和三个儿子。他的遗体送别仪式定于周一上午在长沙举行,届时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官方吊唁。

新华社报道,袁隆平直到今年年初仍在研究水稻新品种。

“这不是什么秘密,我的经历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知识、汗水、灵感和机会,”袁隆平去年在一段鼓励中国年轻人投身科学的视频中说。他还在英语引用了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话:“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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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Bradsher自上海、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曾任香港分社社长、底特律分社社长。他之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后驻纽约报道美国经济和通信行业,还曾担任航空业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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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已经谢幕,可我迟迟不愿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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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去世:帮助世界解决饥荒和贫困​

KEITH BRADSHER, 储百亮2021年5月24日

袁隆平的发现对结束大多数水稻种植国家的饥荒有很大贡献。
袁隆平的发现对结束大多数水稻种植国家的饥荒有很大贡献。 ADRIAN BRADSHAW/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上海——中国植物科学家袁隆平周六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0岁。他在高产杂交水稻方面的突破性工作,帮助从亚洲到非洲的大片地区解决了饥饿和贫困问题。

据中国主要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报道,袁隆平的死因是多器官功能衰竭。湖南一家官方媒体曾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自从今年3月参观一个水稻育种研究基地时摔了一跤后,袁隆平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

袁隆平的研究让他成了一名民族英雄和中国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他的去世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哀悼。袁隆平身材瘦小,曾经清秀的面容由于年老略显干瘪,他在中国是名人,有数百人在停放他遗体的殡仪馆前献了鲜花

位于菲律宾洛斯巴诺斯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杂交水稻育种资深科学家焦哈尔·阿里(Jahar Ali)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种植方面有两项重大发现。这些20世纪70年代初的发现,加上美国植物科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小麦育种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了一场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结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饥荒的绿色革命。

布劳格已于2009年去世,他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袁隆平的研究按理说至少有同样广泛的影响,因为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而小麦是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的主要粮食。

2004年,袁隆平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在一起,布劳格在小麦种植方面做了突破性工作。

2004年,袁隆平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在一起,布劳格在小麦种植方面做了突破性工作。 BILL NEIBERGALL/DES MOINES REGISTER, VIA ASSOCIATED PRESS

1970年时,袁隆平对自己在提高水稻产量方面进展缓慢越来越感到懊恼。他突然有了一个改变策略的想法:去中国偏远地区寻找野生品种,以获得更有希望的遗传物质。

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袁隆平的团队在一条铁路附近找到一片野生水稻,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年,袁隆平在中国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描述了如何将野生水稻的遗传物质转移到商业品种中去的技术。

加入了野生稻遗传物质后,世界上高度自交的商业水稻品种就可以容易地进行杂交,从而大幅提高作物产量。

当时,世界水稻科学家都在讨论培育杂交品种的问题。1971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德里的印度农业研究所(Ind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加州的一个研究小组分别发表了三篇有关杂交水稻的类似论文。

但袁隆平的论文是这四篇论文中最实际、最详细的。“袁隆平的论文在技术方面好很多,”阿里说。“在杂交水稻是是中国在领跑。”

印度、菲律宾和美国的研究小组在发表了论文后继续做研究,而袁隆平第二年就马上培育出了杂交水稻品种,并在杂交水稻育种中使用了来自海南的野生稻。

到了1978年,袁隆平已在湖南负责杂交水稻的大规模种植工作。他有生之年的大部研究工作都是在那里进行的。他还负责了海南的研究工作,今年3月他也是在那里摔倒的。

在使用同样的插秧、施肥和灌溉技术下,杂交水稻品种的亩产量通常比非杂交品种的高出20%到30%。随着袁隆平及其不断壮大的水稻专家团队将杂交品种引进到亚洲和非洲各地,他们也向农民传授了一系列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让产量进一步提高。

在大多数种植水稻对国家,产量的大幅上升让饥荒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他挽救了很多很多生命,”占地207万平方米的上海辰山植物园园长胡永红说。

巧合的是,周六晚上,十几名中国顶尖植物育种专家正在阴沉的天空下聚集在植物园,坐在一场室外交响音乐会的中排。在音乐家们调试乐器时,科学家们轮番谈起了袁隆平。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一直在北大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许智宏说,袁隆平根本的才能一直都很明显:他对水稻及其生长方式有细致入微的观察。
“他本人的兴趣真的高度集中在水稻上,所以他把每年的很多时间花在田里,”许智宏说。自1980年以来,许智宏和袁隆平曾一起为好几个全国性的农业委员会工作。

这些植物学家一致认为,袁隆平对中国农业也有巨大影响,因为他既是一名好导师,也是团队的有力领导者。这让袁隆平最终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只将工作局限于实验室和写论文上。

袁隆平在中国是一位名人,是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

袁隆平在中国是一位名人,是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我认识他在湖南的一些同事,他们在他的指导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职位上退下来的中科院教授陈晓亚说。

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几十年后,作为一名做出了世界级贡献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从20世纪80年代起闻名全国。他的发现成了值得中国骄傲的东西,中国领导人难堪地意识到其他国家已在科学上领先。

“那些东西成了科学创新的象征,不只是农业,也对所有学科而言,”陈晓亚说。

袁隆平在20世纪70年的发现之后,一直强烈主张与世界共享他的突破性工作,而不是用这些突破来实现中国主导全球的水稻生产。

1980年,他主动向国际水稻研究所捐赠了关键的水稻品种,该研究所后来用这些品种开发出也可在热带国家生长的杂交品种。袁隆平及其团队向印度、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和其他地方的农民教授了杂交水稻种植技术。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在北京(当时称北平)一个对当时来说是受过异常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母亲华静是英文教师,父亲袁兴烈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当了铁路官员。袁隆平经常提到母亲为他树立的榜样。

“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袁隆平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

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战争、日本侵略和经济动荡迫使他的家庭辗转于中国南方。但他说,他的父母坚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1949年,他上了大学。在中共巩固对国家控制的时候,他选择了在西南的一所学校读农业科学,尽管他没有农村背景,父母对他学农也有所担忧。他选择农业科学的最初灵感部分来自一次学校组织的农场参观,还有部分来自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小流浪汉在自家门前吃葡萄、喝鲜牛奶的田园诗般的情景。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农业科学成了我一生的职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袁隆平选择专攻作物遗传学时,该学科在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雷区。毛泽东拒绝了现代遗传学,接受了苏联科学家的学说,后者坚持认为基因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比如温度)直接得到改造。苏联科学家声称,这将为大幅提高作物产量开辟道路。

但在课外,袁隆平在管相桓教授的鼓舞下学习了格里格·孟德尔(Gregor Mendel)和其他遗传学先驱的论著。管相桓因拒绝接受苏联的教条在1950年代被中共打成“右派”,于1966年自杀,那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他再次成为受迫害的对象。

袁隆平1953年大学毕业后在湖南省一所农学院当了教师,继续对作物遗传学保持着兴趣。20世纪50年代末,他献身农业的决心有了更大的紧迫感,毛泽东搞的“大跃进”——迫不及待的农业集体化和大炼钢铁的努力——让中国陷入了一场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袁隆平说,他曾在路边或田里看到过至少五具死于饥饿者的尸体。

“饿急了,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草根、树皮都吃,”袁隆平在回忆录中回忆道。“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目睹了毛时代的饥荒后,“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目睹了毛时代的饥荒后,“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 IMAGINECHINA, VIA ASSOCIATED PRESS

袁隆平很快决定研究水稻,这是许多中国人的主食。他寻找可以提高产量的杂交品种,去北京钻研他所在的小院校无法获得的科学期刊。就连在让中国陷入政治内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坚持自己的研究。

近几十年来,中共把袁隆平颂扬为科学家的榜样:他爱国、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即使到了老年也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他曾在77岁那年,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长沙附近传递过火炬

然而,对一位如此杰出的人来说不同寻常的是,袁隆平从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懂政治,”他2013年对一家中国杂志说。

尽管如此,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仍在周末的报道中将他称为“同志”,他的逝世在中国引起了公众的哀悼。他曾在2019年被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授予共和国勋章,这是中国最高的官方荣誉。据《湖南日报》报道,习近平在周日对袁隆平的家属致以哀悼,肯定袁隆平“对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袁隆平的遗属包括结婚57年的妻子邓哲和三个儿子。他的遗体送别仪式定于周一上午在长沙举行,届时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官方吊唁。

新华社报道,袁隆平直到今年年初仍在研究水稻新品种。

“这不是什么秘密,我的经历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知识、汗水、灵感和机会,”袁隆平去年在一段鼓励中国年轻人投身科学的视频中说。他还在英语引用了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话:“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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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Bradsher自上海、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曾任香港分社社长、底特律分社社长。他之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后驻纽约报道美国经济和通信行业,还曾担任航空业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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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对一份新冠病毒可能由实验室泄露的报告的研究方法表示存疑​

2021年6月9日 02:53
  • 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2021年6月8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2021年6月8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6月8日)对《华尔街日报》引述的一份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的研究方法表示了疑问。那份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病毒从中国一家实验室泄露的假说有可能成立。

布林肯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就国务院预算要求所举行的听证会上被问到了这篇报道。他说:“我看到了这篇报道。我认为它在好几个层面都是不正确的。”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援引知情者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的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一份机密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病毒从中国武汉一家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假说是有可能成立的,应当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这篇报道说,这项研究是在2020年5月准备的,在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被转交给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当时就新冠疫情的起源展开了调查。

布林肯说,就他所了解,这份报告的源头是特朗普政府请求一家承包商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并特别聚焦疫情爆发是否为实验室泄露的结果。

布林肯说:“那项工作进行了,完成了,向国务院相关人员做了简报。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也被告知有这些结论。”

“我的了解是,特朗普行政当局对那项研究的方法、分析的质量、扭曲证据以适应先入为主的叙事有着切实的担心。那是他们的担心。这点也跟我们分享了。”

布林肯说,那份报告是一位或几位人员所进行的研究,不是拜登政府已下令的以情报界主导的病毒溯源调查的这种“全政府的努力”。

当被问到他是否支持解密有关病毒起源的信息时,布林肯表示,在保护情报来源的条件下,“不管我们发现到什么信息,我们应尽可能地透明”。

美国总统拜登5月26日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有关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起源的信息,并在90天后向他报告新冠病毒是来自动物源还是实验室事故。他还要求国家实验室和其它政府机构协助情报界的努力。

拜登在声明中说:“美国情报界已经‘围绕两种可能的情景形成共识’,但尚未就这个问题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是他们当前的立场:虽然情报界有两方面的人倾向于前者,一方面的人倾向于后者---每一方面的信心度都是低度或中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认为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哪一种情景比另一种情景更具可能性的评估。”

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份仍然保密的美国情报报告声称,武汉病毒研究所三位研究人员2019年生病去了医院。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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