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人类与病毒之战将会走向何方(题目仅对应最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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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机遇”:夹在中俄之间的蒙古为何不缺疫苗​

艾莎2021年5月21日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一所学校,一个新冠疫苗接种点。政府为每位接受完整疫苗接种的市民提供5万图格里克(约合113元人民币)。
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一所学校,一个新冠疫苗接种点。政府为每位接受完整疫苗接种的市民提供5万图格里克(约合113元人民币)。 KHASAR SANDA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蒙古,一个拥有草原山丘、广袤沙漠和无垠天空的国家,人口并不比芝加哥多多少。这个民主小国习惯于生活在其强大的邻国俄罗斯中国的阴影下。
但在大流行期间,作为一个小国,夹在两个有全球抱负的疫苗制造大国之间可能会带来优势。

在大多数国家都在争抢新冠病毒疫苗的时候,蒙古现在有了足够的疫苗给所有成年人口接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官员们对该国的疫苗资源非常有信心,他们向公民承诺一个“没有新冠的夏天”。

蒙古在几个月内成功地采购了疫苗,这对一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许多贫穷国家一直在排队等待疫苗,希望能有好的结果。但蒙古利用其作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一个小小地缘政治参与者的地位,能够像更富裕的国家那样迅速抢购到疫苗

布鲁塞尔的俄罗斯欧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 Europe Asia Studies)主任特蕾莎·法伦(Theresa Fallon)说,“这说明蒙古有能力利用这两个大国,即使在这两个国家之间走钢丝,也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这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也是一场胜利,它们在蒙古拥有广泛的资源利益,而且有在结束疫情方面发挥作用的雄心,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它们生产的疫苗表示深深的怀疑

蒙古是俄罗斯东部和中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俄罗斯东部资源丰富,人烟稀少,而中国人口稠密,极度渴求资源。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经常保持一致,但它们也有冲突的历史,并且对彼此在蒙古的利益保持警惕。这些怀疑可以从他们的疫苗外交中看出来。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在首都乌兰巴托,97%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完全接种。

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在首都乌兰巴托,97%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完全接种。 KHASAR SANDA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普京对中国在邻国的作为深感担忧,”法伦在谈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时说。

俄罗斯向蒙古出售了100万剂卫星五号(Sputnik V)疫苗。中国提供了400万剂疫苗,最后一批疫苗于本周抵达。蒙古与中国国有的国药控股集团最近达成的协议,是在该公司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紧急授权的几天前达成的。

在全球对新冠疫苗的争夺中,蒙古很晚才入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官员们都在吹嘘当地没有病例。然后11月暴发了疫情。两个月后,因对病毒处理不当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导致总理突然辞职。继续对新冠病毒实施限制的前景可能会使该国陷入进一步的政治动荡。

新总理奥云额尔登·罗布桑那木斯来(Oyun-Erdene luvannamsrai)承诺重启经济,该国经济曾受到封锁和边境关闭的影响,尤其是在南部,那里的蒙古卡车司机越过边境向中国钢铁厂运送煤炭。但这些计划因病例激增而变得复杂,每天的病例数从数百上升到数千。

“我们当时非常绝望,”总理的经济和发展政策顾问博洛玛·恩赫巴特(Bolormaa Enkhbat)说。

新总理承诺重启因新冠病毒而遭受封锁的经济。

新总理承诺重启因新冠病毒而遭受封锁的经济。 KHASAR SANDA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该国外交部长表示,蒙古首先接触了中国和俄罗斯,希望与这两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关系能够帮助蒙古国在寻求疫苗的国家中排在前列。官员们同时探索了外交和私人渠道——要求富裕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疫苗制造国提供捐赠。

他们联系了哄抬价格的中间商、国际卫生组织和较贫穷国家的疫苗联盟。恩赫巴特说,一家中介公司提出以120美元一针的价格出售辉瑞生物科技(Pfizer-BioNTech)的新冠病毒疫苗,这几乎是该国平均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蒙古于2020年7月加入了全球疫苗共享联盟Covax,该联盟承诺在秋季或冬季提供疫苗。
随着在俄罗斯取得的每一次突破,与中国的谈判进展也更加迅速。

2月初,蒙古批准了俄罗斯的卫星五号疫苗。三天后,中国国药集团Vero细胞疫苗获得批准。不久之后,中国又向蒙方捐赠了30万剂国药集团疫苗,并称动机来自于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

中国和蒙古官员在中国官方媒体上说,进一步开放中蒙边境也是疫苗谈判的一部分。蒙古需要中国购买其煤炭——对中国的煤炭出口占蒙古年经济增长的近四分之一。去年,这些收入帮助蒙古的预算增加了四分之一。

经过一个月的反复交涉,蒙古政府在3月也同俄罗斯的加马利亚研究所(Gamaleya Research Institute)达成协议,购买100万剂卫星疫苗。几天后,蒙古敲定了另一项购买33万剂国药集团疫苗的协议。

官员们对蒙古的大量疫苗非常有信心,他们向民众承诺一个“没有新冠的夏天”。

官员们对蒙古的大量疫苗非常有信心,他们向民众承诺一个“没有新冠的夏天”。 KHASAR SANDA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当购买的中国疫苗在运送过程的最后一刻出现意外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与蒙古总理4月7日的一次通话帮助缓和了局面,让双方都放心下来。在此之前,蒙古是否能够依赖中国,或者是否需要转头向俄罗斯购买更多疫苗,依然是个未知数。

“这为协议的其他部分铺平了道路,”恩赫巴特谈到两人之间的电话时说。“我们阐明了情况,并表示,我们把赌注押在中国疫苗上,世界其他地方还没有这样。”

蒙古也得到了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辉瑞疫苗的供货承诺。到目前为止,由于生产延迟,蒙古只收到了6万剂卫星疫苗。但蒙古人口接种的大部分新冠疫苗都将来自中国。

“很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特别是中国,他们在国内有接种需求的时候仍向我们提供了疫苗,”蒙古外长巴特策策格·巴孟(Battsetseg Batmunkh)说。

中国和俄罗斯驻蒙古大使馆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政府统计数据,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97%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第一针疫苗,超过一半的人已经接种完毕。在全国范围内,超过四分之三的蒙古人都已接种了第一针。

对中国的煤炭出口占蒙古年度经济增长的近四分之一。

对中国的煤炭出口占蒙古年度经济增长的近四分之一。 GILLES SABRI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蒙古的疫苗接种工作仍面临着障碍。它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许多公民仍在担忧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以往两国关系出现紧张时,中国会关闭边境,并停止购买蒙古煤炭。

蒙古人也都表示更愿意接种俄罗斯的卫星疫苗。为了让民众接种国药疫苗,政府向每位接种完毕的公民提供5万图格里克(约113元人民币)的奖励。2020年蒙古的平均月薪为460美元(约2960元人民币)。

国药和卫星疫苗协议的条款和定价并未公开,蒙古外交部拒绝就定价置评。加马列亚研究所和国药集团的代表未回应置评请求。

尽管有全球卫生专家质疑国药是否能继续履行其在海外的承诺,但它已经交付了蒙古订购的所有剂量。中国曾表示,到今年年底可以生产多达50亿剂疫苗,不过官员们警告称,中国仍难以为其公民生产足够多的疫苗。

还有一些迹象表明,已经选择国药疫苗的政府可能必须提前于预期,推出第三剂加强针的接种。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研究蒙古政治的副教授朱利安·迪尔克斯(Julian Dierkes)表示,就中国而言,它或许在打一场持久战。尽管许多蒙古人可能仍然不信任中国,但蒙古政府将记住中国是如何在关键时刻提供疫苗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创造一个说法:‘小国之机遇’,”他说。

艾莎(Alexandra Stevenson)是时报驻香港商业记者,报道中国企业巨头、跨国公司以及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和金融影响力。欢迎在TwitterFacebook上关注她。

翻译:Harry Wong、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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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去世:帮助世界解决饥荒和贫困​

KEITH BRADSHER, 储百亮2021年5月24日

袁隆平的发现对结束大多数水稻种植国家的饥荒有很大贡献。
袁隆平的发现对结束大多数水稻种植国家的饥荒有很大贡献。 ADRIAN BRADSHAW/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上海——中国植物科学家袁隆平周六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0岁。他在高产杂交水稻方面的突破性工作,帮助从亚洲到非洲的大片地区解决了饥饿和贫困问题。

据中国主要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报道,袁隆平的死因是多器官功能衰竭。湖南一家官方媒体曾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自从今年3月参观一个水稻育种研究基地时摔了一跤后,袁隆平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

袁隆平的研究让他成了一名民族英雄和中国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他的去世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哀悼。袁隆平身材瘦小,曾经清秀的面容由于年老略显干瘪,他在中国是名人,有数百人在停放他遗体的殡仪馆前献了鲜花

位于菲律宾洛斯巴诺斯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杂交水稻育种资深科学家焦哈尔·阿里(Jahar Ali)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种植方面有两项重大发现。这些20世纪70年代初的发现,加上美国植物科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小麦育种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了一场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结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饥荒的绿色革命。

布劳格已于2009年去世,他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袁隆平的研究按理说至少有同样广泛的影响,因为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而小麦是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的主要粮食。

2004年,袁隆平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在一起,布劳格在小麦种植方面做了突破性工作。

2004年,袁隆平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在一起,布劳格在小麦种植方面做了突破性工作。 BILL NEIBERGALL/DES MOINES REGISTER, VIA ASSOCIATED PRESS

1970年时,袁隆平对自己在提高水稻产量方面进展缓慢越来越感到懊恼。他突然有了一个改变策略的想法:去中国偏远地区寻找野生品种,以获得更有希望的遗传物质。

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袁隆平的团队在一条铁路附近找到一片野生水稻,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年,袁隆平在中国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描述了如何将野生水稻的遗传物质转移到商业品种中去的技术。

加入了野生稻遗传物质后,世界上高度自交的商业水稻品种就可以容易地进行杂交,从而大幅提高作物产量。

当时,世界水稻科学家都在讨论培育杂交品种的问题。1971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德里的印度农业研究所(Ind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加州的一个研究小组分别发表了三篇有关杂交水稻的类似论文。

但袁隆平的论文是这四篇论文中最实际、最详细的。“袁隆平的论文在技术方面好很多,”阿里说。“在杂交水稻是是中国在领跑。”

印度、菲律宾和美国的研究小组在发表了论文后继续做研究,而袁隆平第二年就马上培育出了杂交水稻品种,并在杂交水稻育种中使用了来自海南的野生稻。

到了1978年,袁隆平已在湖南负责杂交水稻的大规模种植工作。他有生之年的大部研究工作都是在那里进行的。他还负责了海南的研究工作,今年3月他也是在那里摔倒的。

在使用同样的插秧、施肥和灌溉技术下,杂交水稻品种的亩产量通常比非杂交品种的高出20%到30%。随着袁隆平及其不断壮大的水稻专家团队将杂交品种引进到亚洲和非洲各地,他们也向农民传授了一系列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让产量进一步提高。

在大多数种植水稻对国家,产量的大幅上升让饥荒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他挽救了很多很多生命,”占地207万平方米的上海辰山植物园园长胡永红说。

巧合的是,周六晚上,十几名中国顶尖植物育种专家正在阴沉的天空下聚集在植物园,坐在一场室外交响音乐会的中排。在音乐家们调试乐器时,科学家们轮番谈起了袁隆平。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一直在北大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许智宏说,袁隆平根本的才能一直都很明显:他对水稻及其生长方式有细致入微的观察。
“他本人的兴趣真的高度集中在水稻上,所以他把每年的很多时间花在田里,”许智宏说。自1980年以来,许智宏和袁隆平曾一起为好几个全国性的农业委员会工作。

这些植物学家一致认为,袁隆平对中国农业也有巨大影响,因为他既是一名好导师,也是团队的有力领导者。这让袁隆平最终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只将工作局限于实验室和写论文上。

袁隆平在中国是一位名人,是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

袁隆平在中国是一位名人,是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我认识他在湖南的一些同事,他们在他的指导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职位上退下来的中科院教授陈晓亚说。

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几十年后,作为一名做出了世界级贡献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从20世纪80年代起闻名全国。他的发现成了值得中国骄傲的东西,中国领导人难堪地意识到其他国家已在科学上领先。

“那些东西成了科学创新的象征,不只是农业,也对所有学科而言,”陈晓亚说。

袁隆平在20世纪70年的发现之后,一直强烈主张与世界共享他的突破性工作,而不是用这些突破来实现中国主导全球的水稻生产。

1980年,他主动向国际水稻研究所捐赠了关键的水稻品种,该研究所后来用这些品种开发出也可在热带国家生长的杂交品种。袁隆平及其团队向印度、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和其他地方的农民教授了杂交水稻种植技术。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在北京(当时称北平)一个对当时来说是受过异常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母亲华静是英文教师,父亲袁兴烈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当了铁路官员。袁隆平经常提到母亲为他树立的榜样。

“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袁隆平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

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战争、日本侵略和经济动荡迫使他的家庭辗转于中国南方。但他说,他的父母坚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1949年,他上了大学。在中共巩固对国家控制的时候,他选择了在西南的一所学校读农业科学,尽管他没有农村背景,父母对他学农也有所担忧。他选择农业科学的最初灵感部分来自一次学校组织的农场参观,还有部分来自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小流浪汉在自家门前吃葡萄、喝鲜牛奶的田园诗般的情景。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农业科学成了我一生的职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袁隆平选择专攻作物遗传学时,该学科在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雷区。毛泽东拒绝了现代遗传学,接受了苏联科学家的学说,后者坚持认为基因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比如温度)直接得到改造。苏联科学家声称,这将为大幅提高作物产量开辟道路。

但在课外,袁隆平在管相桓教授的鼓舞下学习了格里格·孟德尔(Gregor Mendel)和其他遗传学先驱的论著。管相桓因拒绝接受苏联的教条在1950年代被中共打成“右派”,于1966年自杀,那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他再次成为受迫害的对象。

袁隆平1953年大学毕业后在湖南省一所农学院当了教师,继续对作物遗传学保持着兴趣。20世纪50年代末,他献身农业的决心有了更大的紧迫感,毛泽东搞的“大跃进”——迫不及待的农业集体化和大炼钢铁的努力——让中国陷入了一场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袁隆平说,他曾在路边或田里看到过至少五具死于饥饿者的尸体。

“饿急了,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草根、树皮都吃,”袁隆平在回忆录中回忆道。“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目睹了毛时代的饥荒后,“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目睹了毛时代的饥荒后,“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 IMAGINECHINA, VIA ASSOCIATED PRESS

袁隆平很快决定研究水稻,这是许多中国人的主食。他寻找可以提高产量的杂交品种,去北京钻研他所在的小院校无法获得的科学期刊。就连在让中国陷入政治内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坚持自己的研究。

近几十年来,中共把袁隆平颂扬为科学家的榜样:他爱国、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即使到了老年也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他曾在77岁那年,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长沙附近传递过火炬

然而,对一位如此杰出的人来说不同寻常的是,袁隆平从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懂政治,”他2013年对一家中国杂志说。

尽管如此,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仍在周末的报道中将他称为“同志”,他的逝世在中国引起了公众的哀悼。他曾在2019年被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授予共和国勋章,这是中国最高的官方荣誉。据《湖南日报》报道,习近平在周日对袁隆平的家属致以哀悼,肯定袁隆平“对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袁隆平的遗属包括结婚57年的妻子邓哲和三个儿子。他的遗体送别仪式定于周一上午在长沙举行,届时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官方吊唁。

新华社报道,袁隆平直到今年年初仍在研究水稻新品种。

“这不是什么秘密,我的经历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知识、汗水、灵感和机会,”袁隆平去年在一段鼓励中国年轻人投身科学的视频中说。他还在英语引用了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话:“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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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Bradsher自上海、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曾任香港分社社长、底特律分社社长。他之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后驻纽约报道美国经济和通信行业,还曾担任航空业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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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已经谢幕,可我迟迟不愿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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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去世:帮助世界解决饥荒和贫困​

KEITH BRADSHER, 储百亮2021年5月24日

袁隆平的发现对结束大多数水稻种植国家的饥荒有很大贡献。
袁隆平的发现对结束大多数水稻种植国家的饥荒有很大贡献。 ADRIAN BRADSHAW/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上海——中国植物科学家袁隆平周六在湖南长沙逝世,享年90岁。他在高产杂交水稻方面的突破性工作,帮助从亚洲到非洲的大片地区解决了饥饿和贫困问题。

据中国主要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报道,袁隆平的死因是多器官功能衰竭。湖南一家官方媒体曾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中说,自从今年3月参观一个水稻育种研究基地时摔了一跤后,袁隆平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

袁隆平的研究让他成了一名民族英雄和中国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他的去世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哀悼。袁隆平身材瘦小,曾经清秀的面容由于年老略显干瘪,他在中国是名人,有数百人在停放他遗体的殡仪馆前献了鲜花

位于菲律宾洛斯巴诺斯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杂交水稻育种资深科学家焦哈尔·阿里(Jahar Ali)说,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种植方面有两项重大发现。这些20世纪70年代初的发现,加上美国植物科学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小麦育种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带来了一场使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结束了世界大部分地区饥荒的绿色革命。

布劳格已于2009年去世,他在197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袁隆平的研究按理说至少有同样广泛的影响,因为水稻是世界上一半人口的主要粮食,而小麦是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的主要粮食。

2004年,袁隆平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在一起,布劳格在小麦种植方面做了突破性工作。

2004年,袁隆平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曼·布劳格在一起,布劳格在小麦种植方面做了突破性工作。 BILL NEIBERGALL/DES MOINES REGISTER, VIA ASSOCIATED PRESS

1970年时,袁隆平对自己在提高水稻产量方面进展缓慢越来越感到懊恼。他突然有了一个改变策略的想法:去中国偏远地区寻找野生品种,以获得更有希望的遗传物质。

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袁隆平的团队在一条铁路附近找到一片野生水稻,这是第一个突破。第二年,袁隆平在中国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描述了如何将野生水稻的遗传物质转移到商业品种中去的技术。

加入了野生稻遗传物质后,世界上高度自交的商业水稻品种就可以容易地进行杂交,从而大幅提高作物产量。

当时,世界水稻科学家都在讨论培育杂交品种的问题。1971年,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德里的印度农业研究所(Ind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stitute),以及加州的一个研究小组分别发表了三篇有关杂交水稻的类似论文。

但袁隆平的论文是这四篇论文中最实际、最详细的。“袁隆平的论文在技术方面好很多,”阿里说。“在杂交水稻是是中国在领跑。”

印度、菲律宾和美国的研究小组在发表了论文后继续做研究,而袁隆平第二年就马上培育出了杂交水稻品种,并在杂交水稻育种中使用了来自海南的野生稻。

到了1978年,袁隆平已在湖南负责杂交水稻的大规模种植工作。他有生之年的大部研究工作都是在那里进行的。他还负责了海南的研究工作,今年3月他也是在那里摔倒的。

在使用同样的插秧、施肥和灌溉技术下,杂交水稻品种的亩产量通常比非杂交品种的高出20%到30%。随着袁隆平及其不断壮大的水稻专家团队将杂交品种引进到亚洲和非洲各地,他们也向农民传授了一系列先进的水稻种植技术,让产量进一步提高。

在大多数种植水稻对国家,产量的大幅上升让饥荒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他挽救了很多很多生命,”占地207万平方米的上海辰山植物园园长胡永红说。

巧合的是,周六晚上,十几名中国顶尖植物育种专家正在阴沉的天空下聚集在植物园,坐在一场室外交响音乐会的中排。在音乐家们调试乐器时,科学家们轮番谈起了袁隆平。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一直在北大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许智宏说,袁隆平根本的才能一直都很明显:他对水稻及其生长方式有细致入微的观察。
“他本人的兴趣真的高度集中在水稻上,所以他把每年的很多时间花在田里,”许智宏说。自1980年以来,许智宏和袁隆平曾一起为好几个全国性的农业委员会工作。

这些植物学家一致认为,袁隆平对中国农业也有巨大影响,因为他既是一名好导师,也是团队的有力领导者。这让袁隆平最终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只将工作局限于实验室和写论文上。

袁隆平在中国是一位名人,是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

袁隆平在中国是一位名人,是坚持科学追求的象征。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我认识他在湖南的一些同事,他们在他的指导下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职位上退下来的中科院教授陈晓亚说。

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几十年后,作为一名做出了世界级贡献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从20世纪80年代起闻名全国。他的发现成了值得中国骄傲的东西,中国领导人难堪地意识到其他国家已在科学上领先。

“那些东西成了科学创新的象征,不只是农业,也对所有学科而言,”陈晓亚说。

袁隆平在20世纪70年的发现之后,一直强烈主张与世界共享他的突破性工作,而不是用这些突破来实现中国主导全球的水稻生产。

1980年,他主动向国际水稻研究所捐赠了关键的水稻品种,该研究所后来用这些品种开发出也可在热带国家生长的杂交品种。袁隆平及其团队向印度、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和其他地方的农民教授了杂交水稻种植技术。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在北京(当时称北平)一个对当时来说是受过异常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母亲华静是英文教师,父亲袁兴烈也是一名教师,后来当了铁路官员。袁隆平经常提到母亲为他树立的榜样。

“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袁隆平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

袁隆平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战争、日本侵略和经济动荡迫使他的家庭辗转于中国南方。但他说,他的父母坚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1949年,他上了大学。在中共巩固对国家控制的时候,他选择了在西南的一所学校读农业科学,尽管他没有农村背景,父母对他学农也有所担忧。他选择农业科学的最初灵感部分来自一次学校组织的农场参观,还有部分来自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小流浪汉在自家门前吃葡萄、喝鲜牛奶的田园诗般的情景。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渴望变得更加强烈,农业科学成了我一生的职业,”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袁隆平选择专攻作物遗传学时,该学科在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雷区。毛泽东拒绝了现代遗传学,接受了苏联科学家的学说,后者坚持认为基因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比如温度)直接得到改造。苏联科学家声称,这将为大幅提高作物产量开辟道路。

但在课外,袁隆平在管相桓教授的鼓舞下学习了格里格·孟德尔(Gregor Mendel)和其他遗传学先驱的论著。管相桓因拒绝接受苏联的教条在1950年代被中共打成“右派”,于1966年自杀,那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他再次成为受迫害的对象。

袁隆平1953年大学毕业后在湖南省一所农学院当了教师,继续对作物遗传学保持着兴趣。20世纪50年代末,他献身农业的决心有了更大的紧迫感,毛泽东搞的“大跃进”——迫不及待的农业集体化和大炼钢铁的努力——让中国陷入了一场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死亡。袁隆平说,他曾在路边或田里看到过至少五具死于饥饿者的尸体。

“饿急了,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草根、树皮都吃,”袁隆平在回忆录中回忆道。“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目睹了毛时代的饥荒后,“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目睹了毛时代的饥荒后,“这时我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 IMAGINECHINA, VIA ASSOCIATED PRESS

袁隆平很快决定研究水稻,这是许多中国人的主食。他寻找可以提高产量的杂交品种,去北京钻研他所在的小院校无法获得的科学期刊。就连在让中国陷入政治内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坚持自己的研究。

近几十年来,中共把袁隆平颂扬为科学家的榜样:他爱国、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即使到了老年也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他曾在77岁那年,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长沙附近传递过火炬

然而,对一位如此杰出的人来说不同寻常的是,袁隆平从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不懂政治,”他2013年对一家中国杂志说。

尽管如此,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仍在周末的报道中将他称为“同志”,他的逝世在中国引起了公众的哀悼。他曾在2019年被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授予共和国勋章,这是中国最高的官方荣誉。据《湖南日报》报道,习近平在周日对袁隆平的家属致以哀悼,肯定袁隆平“对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袁隆平的遗属包括结婚57年的妻子邓哲和三个儿子。他的遗体送别仪式定于周一上午在长沙举行,届时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官方吊唁。

新华社报道,袁隆平直到今年年初仍在研究水稻新品种。

“这不是什么秘密,我的经历可以用四个词来概括:知识、汗水、灵感和机会,”袁隆平去年在一段鼓励中国年轻人投身科学的视频中说。他还在英语引用了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的话:“机会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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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th Bradsher自上海、储百亮(Chris Buckley)自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曾任香港分社社长、底特律分社社长。他之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后驻纽约报道美国经济和通信行业,还曾担任航空业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他成长于澳大利亚悉尼,在过去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居住在中国。在2012年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是路透社的一名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ChuBai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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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对一份新冠病毒可能由实验室泄露的报告的研究方法表示存疑​

2021年6月9日 02:53
  • 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2021年6月8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2021年6月8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6月8日)对《华尔街日报》引述的一份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的研究方法表示了疑问。那份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病毒从中国一家实验室泄露的假说有可能成立。

布林肯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就国务院预算要求所举行的听证会上被问到了这篇报道。他说:“我看到了这篇报道。我认为它在好几个层面都是不正确的。”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援引知情者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的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一份机密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病毒从中国武汉一家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假说是有可能成立的,应当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这篇报道说,这项研究是在2020年5月准备的,在特朗普总统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被转交给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当时就新冠疫情的起源展开了调查。

布林肯说,就他所了解,这份报告的源头是特朗普政府请求一家承包商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并特别聚焦疫情爆发是否为实验室泄露的结果。

布林肯说:“那项工作进行了,完成了,向国务院相关人员做了简报。我们来的时候,我们也被告知有这些结论。”

“我的了解是,特朗普行政当局对那项研究的方法、分析的质量、扭曲证据以适应先入为主的叙事有着切实的担心。那是他们的担心。这点也跟我们分享了。”

布林肯说,那份报告是一位或几位人员所进行的研究,不是拜登政府已下令的以情报界主导的病毒溯源调查的这种“全政府的努力”。

当被问到他是否支持解密有关病毒起源的信息时,布林肯表示,在保护情报来源的条件下,“不管我们发现到什么信息,我们应尽可能地透明”。

美国总统拜登5月26日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收集和分析有关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起源的信息,并在90天后向他报告新冠病毒是来自动物源还是实验室事故。他还要求国家实验室和其它政府机构协助情报界的努力。

拜登在声明中说:“美国情报界已经‘围绕两种可能的情景形成共识’,但尚未就这个问题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是他们当前的立场:虽然情报界有两方面的人倾向于前者,一方面的人倾向于后者---每一方面的信心度都是低度或中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认为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哪一种情景比另一种情景更具可能性的评估。”

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一份仍然保密的美国情报报告声称,武汉病毒研究所三位研究人员2019年生病去了医院。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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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什么都缺货的世界:全球陷入供应链大混乱​

PETER S. GOODMAN, KEITH BRADSHER2021年8月31日
科尔丝藤·杰斯达尔已放弃了为她在南达科他州布鲁金斯市的厨房用品店订购某些货物,因为她已厌倦了总告诉顾客她不知到什么时候到货。
科尔丝藤·杰斯达尔已放弃了为她在南达科他州布鲁金斯市的厨房用品店订购某些货物,因为她已厌倦了总告诉顾客她不知到什么时候到货。 TIM GRUB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一样,科尔丝藤·杰斯达尔(Kirsten Gjesdal)长期以来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有能力订购自己需要的任何东西,然后货会送上门来。她从未想过生产东西的工厂、运货的集装箱船,以及送货上门过程中的卡车。
不再是这样。

杰斯达尔在南达科他州布鲁金斯市经营一家厨房用品店,她已经放弃了备货餐具垫,因为她已厌倦了总告诉顾客她对更多的餐具垫何时到货只有猜测。她最近刚收到一个她八个月前就下了订单的锅盖。她已经习惯了为她订购的商品支付运费飞涨带来的附加费。她已经下了诸如门上挂的花环和烤盘等圣诞节商品的订单。

“这太疯狂了,”她说。“这肯定不会恢复正常。”

杰斯达尔的商店叫“胡萝卜种子厨房”(Carrot Seed Kitchen),她的商店面临的挑战显示了打乱全球经济的混乱范围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因为制造商和航运业都不得不应对没有减弱迹象的新冠大流行。

延误、产品短缺和成本上升继续困扰着大大小小的企业。消费者们面对一种现代社会曾经罕见的经历:没有库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货。

面对计算机芯片的持续短缺,丰田已在本月宣布削减其40%的全球汽车产量。世界各地的工厂都在限制产量——尽管产品需求强劲——因为工厂买不到金属部件、塑料和其他原材料。建筑公司正在为油漆、木材和五金支付更多的钱,但要等上数周甚至数月才能收到他们所需的东西。

本月停泊在迈阿密海滩迈阿密港的一艘集装箱船。货运是全球经济出岔子的核心问题。

本月停泊在迈阿密海滩迈阿密港的一艘集装箱船。货运是全球经济出岔子的核心问题。 SCOTT MCINTYR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英国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最近告诫民众,由于所需设备短缺,必须推迟一些血液检测项目。英国工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了有史以来最糟的零部件短缺指数,该指数是从1977年开始发布的。

全球经济前景中继续存在着异常的不确定性,“供应链大混乱”(Great Supply Chain Disruption)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核心因素。如果短缺一直持续到明年,有可能会推动一系列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从美国到澳大利亚的中央银行都在讨论对通货膨胀的适当关注程度时,它们必须考虑一个没有人可以完全自信回答的问题:短缺和延迟只是随着商业复苏而出现的短暂问题,还是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的更严重隐患?

“这里面确实存在不确定性,”曾任英国央行利率制定委员会成员、现为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所长的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说。他还表示,可能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

今年3月,随着全球航运成本飙升,许多商品变得稀缺,传统观点曾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订单过剩的结果,反映的是需求的异常变化。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消费者被新冠大流行限制在家中,驱使他们为家里添购游戏机和健身自行车,导致大批集装箱让航运业应接不暇,也导致许多零部件的供应耗尽。许多人曾认为,几个月后,工厂生产会赶上需求,货船也会把积压下来的货物运完。

建筑公司要为购买木材和五金支付更多的钱,但要等上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拿到他们所需的东西。

建筑公司要为购买木材和五金支付更多的钱,但要等上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拿到他们所需的东西。 KAREN E. SEGRAV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并没有发生。

正如公共卫生危机已被证明难以对付且不可预测,国际贸易的混乱也比许多人预期的时间持续得更久,因为一些产品的短缺和延误让其他产品的生产变得不可能。

与此同时,许多公司都曾在最近几年里大幅削减库存,为削减成本、提高利润采用了精益生产模式,给出差错留下最小的余地。

今年早些时候,一艘巨型货轮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导致连接欧洲与亚洲的重要航道交通中断了一周,加剧了海运业的混乱。中国的一系列与新冠疫情有关的港口临时关闭也加剧了这种混乱。

世界已得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相隔万里的经济体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至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延误和短缺都会波及到几乎所有地方。

由于太多的码头工人被隔离,运到洛杉矶的集装箱无法卸货,导致爱荷华州的大豆没有集装箱可运,印度尼西亚的买家只能等待,于是引发东南亚动物饲料短缺的可能。

加拿大或日本的电视机订单的意外增长,加剧了计算机芯片的短缺,迫使汽车制造商放慢从韩国到德国再到巴西的生产线。

“看不到结束的时间,”总部位于爱尔兰科克的Keelvar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伦·霍兰德(Alan Holland)说,这家公司生产用于管理供应链的软件。“每个人都应该假设,我们将面临一段较长的混乱期。”

PP Control & Automation公司为一系列行业的机械制造公司设计和制造系统。

PP Control & Automation公司为一系列行业的机械制造公司设计和制造系统。 MARY TURN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英格兰的西米德兰兹,托尼·黑格(Tony Hague)已厌倦了试图预测这种疯狂何时会结束。

他的公司PP Control & Automation为从食品加工到发电等一系列行业的机械制造公司设计和制造系统。对他产品的需求正在扩大,他的大约240名员工一直在满负荷工作。尽管如此,他面临着短缺的问题。

英国一家生产包装食品密封机器的公司因无法确保其所需部件的供货而步履维艰。公司在日本的供应商过去四到六周就能交付关键设备,现在需要半年。那家日本供应商一直在努力确保其所需的电子元件,这些元件多数在亚洲生产,使用的是计算机芯片。汽车制造商们不顾一切获得芯片,让这些零部件更难获得。

“情况肯定是越来越糟,”黑格说。“还没到最糟的时候。”

航运是解释全球经济出了什么问题的核心所在。

随着不能出家门的美国人都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装跑步机,给他们的厨房添加搅拌器,他们给制造这些产品的中国工厂产生了额外的需求。与此同时,海上货运的组成部分——数以百万计的海运集装箱,为运送口罩等防疫设备分散在全球各地。

为了减慢大流行的传播速度,码头工人们被隔离在家中,导致美国港口卸货延误,加剧了集装箱短缺的问题。

后来,今年3月底又发生了苏伊士运河被堵住的情况,那是占世界贸易约12%的货物的通道。数百艘货船受阻,影响持续了好几个月。

今年5月发生了一次新冠病毒变异株的小规模暴发后,中国关闭了主要工业城市之一深圳附近的一个大型集装箱港口。港口几个周后才恢复运行。

再后来,在8月中旬,由于一名员工的病毒检测呈阳性,中国当局关闭了宁波附近的一个集装箱码头。宁波是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该港口的关闭有可能成为波及全球的滚雪球事件,甚至会威胁美国商店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促销活动的商品供应。

宁波码头已在上周三恢复运行。但中国因一例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就关闭港口的决定,给外界敲响了中国政府可能关闭其他港口的警钟。

埃里克·波赛斯已经看到自己桌面游戏的国际运输费用从大流行前的6000到7000美元增长到现在的2.6万美元,而且这个费用预计会涨到更高。

埃里克·波赛斯已经看到自己桌面游戏的国际运输费用从大流行前的6000到7000美元增长到现在的2.6万美元,而且这个费用预计会涨到更高。 SCOTT MCINTYR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迈阿密海滩,桌面游戏的发明者埃里克·波赛斯(Eric Poses)开发了一款以大流行现状命名的产品:最坏情况纸牌游戏(The Worst-Case Scenario Card Game),这个名字也可以用于他依靠中国来制造和运输产品的经历。

波赛斯说,新冠大流行前,把一个40英尺集装箱从上海运到他在密歇根的仓库需要花6000至7000美元。他定于9月中旬离开中国的下一批货物运费已至少是2.6万美元。货运代理警告他,由于美国铁路和卡车运输的困难,运费很可能会涨到3.5万美元。

长期以来,廉价可靠的海运一直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制造商们能为寻找低工资劳动力和廉价原材料将生产在世界各地转移。

哥伦比亚运动服饰公司(Columbia Sportswear)是这个趋势的典型,这家公司已从其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基地扩张为一个全球户外装备品牌。该公司一直靠亚洲的工厂为其生产产品,并把海上货运网络当成想当然的东西。

“有点像是每天早上你起床将灯打开,灯总在工作那样,”哥伦比亚的首席执行官蒂莫西·博伊尔(Timothy Boyle)说。

但自新冠大流行以来,从亚洲向美国运输货物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0倍之多,哥伦比亚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传统模式。

“一个问题是,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博伊尔说。

一场小规模的新冠病毒暴发导致深圳附近的一个大型集装箱港口从今年5月下旬一直关闭到6月下旬,让中国其他地方的港口(比如图中的上海港)对大量额外的集装箱应接不暇。

一场小规模的新冠病毒暴发导致深圳附近的一个大型集装箱港口从今年5月下旬一直关闭到6月下旬,让中国其他地方的港口(比如图中的上海港)对大量额外的集装箱应接不暇。 KEITH BRADSHER/THE NEW YORK TIMES

一些贸易专家认为,对近期事件的合理反应正在加剧产品短缺问题。由于新冠大流行,人类现在有了厕纸用完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会促使消费者和企业更早地订购比以前更多的物品。

通常情况下,跨太平洋的货运需求高峰始于夏末,结束于冬季,也就是年底节假日期间的货物备全之后。但去年冬季,货运需求的高峰一直没有结束,现在又与今年节假日期间购物高潮汇合在一起,加剧了工厂、仓库、货船和卡车的压力。

“我们有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所有的人类本能反应,让问题变得更糟,”哈佛商学院国际贸易专家史兆威(Willy C. Shih)说。“我看不出来情况会在明年之前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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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ou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Peter S. Goodman是常驻伦敦的欧洲经济记者。他此前曾是纽约的国内经济记者。他曾在《华盛顿邮报》担任驻华记者,还曾是《国际财经时报》的国际主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petersgoodman
Keith Bradsher是《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曾任香港分社和底特律分社社长。他之前曾驻华盛顿报道国际贸易新闻,后驻纽约报道美国经济和通信行业,还曾担任航空业记者。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KeithBradsh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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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猜猜通胀会涨到什么程度,房价会涨还是会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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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环境绿色的方面考虑, 到发展中国家去生产东西和在发达国家生产东西的消耗能源是相同的, 甚至会因为能源利用率低而使用更多能源。

并且由于海运的时效性, 全球贸易链不能解决急需产品的马上供应。 未来的供应链应该在本国, 本洲和世界供应链用一定的比例来形成新的平衡, 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制与人, 美国加拿大也不会受制于中国, 中国同样不会受制于美国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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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缺货,据说还有台湾货船堵了运河的余毒,现在情况仍然严重,会不会和中国局势动荡有关了?
中国有什么局势动荡?漂亮国拉不出来屎,怨地球呗!国内生产完全没有问题,CPI 1.1, 稳得一匹,郑州那么大的水灾,苹果还如期推出,增产到一亿台。主要原因是绿纸印多了,不好用了。而且叫唤半天,怎么不先取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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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什么局势动荡?漂亮国拉不出来屎,怨地球呗!国内生产完全没有问题,CPI 1.1, 稳得一匹,郑州那么大的水灾,苹果还如期推出,增产到一亿台。主要原因是绿纸印多了,不好用了。而且叫唤半天,怎么不先取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
美国通胀压力山大,拜登想取消,但是又南海到处添堵,中国不急着谈,没有谈判中国不做些姿态让步,取消关税,共和党和川普会批评他软弱
 

茶马盐铁

我想看看自定义头衔到底能有多少字。继续加,看系统什么时候把这个字符串截断。呃,居然还有?那就继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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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 有一句说一句。 中国这次真的是全球供应大户。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供应了整个世界的需求。

不过也不算白白贡献, 毕竟, 真金白银的收入是啪啪的往上翻。 估计中国外贸老板们数钱要数到手抽筋了。 中国也不算亏, 这一波下来, 赚得盆满钵满也是应该的。

现在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的供应基地了, 谁也离不开,少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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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到中国去制造当然是计算了各种成本,利润以后的主动选择。

以前工作过的一个小公司,鼎盛期间不过70多人,我们去的时候仅剩下30多人了,迎新发的保温水杯,带有公司logo的日历等印刷品都是Made in China。

我当时感觉很奇怪,这么小批量的产品,为什么要远涉重洋去生产,本地找不到合适的打印日历的小公司吗?
 

baima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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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胀压力山大,拜登想取消,但是又南海到处添堵,中国不急着谈,没有谈判中国不做些姿态让步,取消关税,共和党和川普会批评他软弱
米国对付竞争对手手段而已。想用大棒子敲打TG,以期TG害怕服软,然后大买美债接盘。(以前美国惯用胡萝卜加大棒手法,所到之处无有匹敌,如今只有大棒,胡萝卜自己也不够吃了)

TG到目前为止没按美国剧本走,美国有点下不来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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