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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木道人老刀把子 提交日期：2005-8-11 14:37:00
＿＿2004年，我联系到一个加拿大大学的博士后位置。以前从没有出国过，所以既兴奋又有些许紧张，虽然我在国内已经拿到了化学博士学位，但是化学或者说整个现代科学是起源于西方，自己一方面是去工作挣钱，检验自己的学识到底如何，另一方面是去学习和感受科学的氛围和精神。
到了那所大学，那里的中国人告诉我，这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学之一，除了多伦多大学，下来就属这所大学了，与多大并称，中国人常称他和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的清华北大。我的老板是一个犹太人，他给我的工作是光致变色的动力学研究，接着他以前一个硕士的工作，巧了，他的那个硕士刚好是中国北大毕业的。她当时在多伦多大学读博士。
一开始老板的一些言谈举动让我不痛快，他让我做的实验极其简单，说是我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我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是他是老板，你只能证明给他看了。这种工作自然是小菜一碟，很快搞定，接着老板让我重复那个硕士的工作：酸在甲醇里对光致变色的影响。我一重复，不禁大惑不解：我所测到地反应方向和那个硕士是相反的！这不仅仅是速率上的差别了，连方向都是相反的！我虽然心里吃惊，但是还是仔细考察了自己的操作，又重复了几遍，我的结果是能重复的。只能考察试验了。这个实验首先用紫外光照射染料，使之开环显色，然后注射酸液，观察酸对质子化的染料闭环的速率的影响。我仔细阅读了这个组以前一个博士的工作，发现那个博士只用酸就使相同的染料在暗中全部开环了。从热力学平衡的角度，这个博士和这个硕士的工作是矛盾的！因为不管起始状态如何，相同条件下最终的平衡状态只有一个。这两位却一个得到开环状态，一个得到闭环状态。我心里有了底，我猜想由于使用的酸是强酸，那个北大学生把酸的备用溶液放置了很长时间，这样强酸酯化后酸的浓度自然降低了很多，这样她也就观察到了开环染料的闭环现象了。我一查文献，果然，实验用的三氟乙酸是个极强的酸，与甲醇的酯化反应是给大学生作的演示试验，相关文章发表在《化学教育杂志》(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上。我心里有点高兴，自己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有点幸灾乐祸：“你不是看不起我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么？可是看看你们的工作都是些什么？当时我借宿在一个博士后的宿舍，我在和他闲聊的时候还用开玩笑的口气漫不经心的说：“有可能这个老板的反应方向都搞错了。”对于他脸上闪过的担忧的表情我并未在意：科学最基本的是发现事实，这老板是西方人，这点常识不会没有的。
那个博士后比我早来这里两年，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第一次和老板讨论工作，他就大怒质问我做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是重复你的学生的工作，但是反应方向截然相反。他说你这是户做嘛，问我：那你说你的工作说明了什么？我一直以为西方人都是理智的，但头一次讨论工作就碰上这种气氛，还真有些慌乱。我压住心慌，说，在这个条件下，我观察到的是染料开环，光照并没有使染料全部开环，酸使它继续开环。老板简直要气疯了，先是把我的报告挑剔一通，图应该怎样画啦，标题应该怎样写啦，等等等等，然后说要看我的实验纪录，下次讨论带着。第二次讨论，先把我的实验纪录大大挑剔一通，胡吹什么“做实验遵循欧洲传统，这个传统传到美国，而加拿大也遵循美国传统”。我的实验记录自然是不合传统了，所以接下来一个星期我先把自己的实验记录整理的符合美国传统。接下来的讨论，这老板总是跟我讨论什么报告的格式啦，字体的大小啦，全是这些无聊的内容，只要有一点他不顺眼就让我改，改完了下次再讨论。最后终于讨论工作本身了，他却总问我实验操作，这个他可挑不出我的毛病，每次都是废然而返。他根本不讨论他的学生可能犯错，因为他下了结论，只可能是我犯错。那段日子真是无聊透顶的日子，每天重复相同的实验。后来我复印了化学教育杂志的文章给他看了，我说：“三氟乙酸在甲醇里的酯化反应是绝对存在的。”他没有办法，相信了这个，但是仍然不相信染料会开环。我因为在那里的时间不长，说话不好太强硬，只好寄希望于他自己能明白过来，给我换个题目。可是在等待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这个老板的看法，我决定主动出击，不能被动等待。
我们研究组和另一个研究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共同组会（Group meeting），每次由一个学生或者博士后讲自己近期的工作进展。在等待期间，有一次是本组一个中国女孩来讲，她独自一个人移民至加拿大已经三四年了。她的题目是在高分子树脂小球上的光传递系统。她开始一直讲得很顺利，讲到一大半时，另一个组里的Scott提问到，“这高分子小球不能溶于任何有机溶剂是吗？”她说，是啊。Scott接着问：“我记得一般检测能量传递都是在溶液里面，你这样最后检测手段是什么？”那女孩本来很紧张，听到这个问题一下子愣在那里，什么话也没有了，估计脑子一片空白了。这时大家有的面面相觑，有的就看着我的老板，学生不知道，老板应该高明一些吧。老板开口了，慢条斯理却让我目瞪口呆：“是啊，Sammy,（那女孩的英文名字）你想没有想过最后如何检测光传递效率啊？”那女孩本来就答不上来，这下更是呆在前台，情形非常尴尬。我一看这个老板实在是无耻的可以，赶紧开口解围：“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在溶液里才能检测，你可以把你的产物做到某些高分子材料里面，比如有机玻璃，然后作成薄膜（film），不就能检测了？”老板先是情不自禁地说：“薄膜，是个好主意呀。Film, it’s a good idea.” 马上他醒过神来，开始大谈特谈什么和施乐公司的合作，“你们知道工业界的人，他们是不检测溶液里的情况的，他们直接就做成薄膜，应用性很强啊。”这时候他又什么都想起来了。让我又可气又可笑的是那个中国女孩，报告圆满解围，她非常兴奋，下来以后向我不住口地夸赞Scott是多么的聪明，而老板是多么渊博。我冷笑着问她：“你不觉得这个老板很无耻吗？”她一下子失去了兴奋劲，勉强承认了。我心说：“你对我没有一个谢字倒也罢了，这种赞扬老板渊博的话你却如何能说出口？你是他无耻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呀。”
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了这个老板是那种死要面子死不要脸的人。他的想法是：他是教授。所以不能有一点点错误和疏漏，即使有，那也全是别人的。在组会上的提问，他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也就罢了，但是对中国女孩落井下石，可是为了自己的教授面子的无耻行为，只要他成为提问者，他就摆脱了被提问的状态，他才不会顾忌那个女孩会有多么困难呢。我的工作他怕是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一直找碴，不讨论工作。他想通过这些找茬让我屈服，我承认自己错了，他才达到目的。可是那个错误实在是太低级了，简直是白痴才能犯的错误，要让我说自己错了，简直就是让我承认自己根本就不是人，为了那点薪水出卖人格实在做不出来。现在我要主动，越等越被动，这杂种迟迟不讨论正题，越等他越能找到那些无聊的错误，他也越有借口说我拿钱不干活。
现在的情形是老板承认三氟乙酸的酯化反应，那是给大学生的演示试验，他脸皮再厚也不敢否定。但是他还是不认为自己的学生工作是错误的，仍然认为我是错的（这狗脑子就玩文字游戏是行家里手）。我在第二天马上给他一封email,提出改变实验设计，改变强酸为弱酸，或者改换溶剂以避免强酸的酯化反应。这样环境稳定了结果才有意义。而这在战略上对我也有好处，一者我提出设想，这也是工作，即使他不同意我的想法，那么问题也简单了，就是这个条件，我对还是他对，单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团乱麻的局面正是他所喜欢的，因为他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只有他承认自己错了，我才有出路。
老板见了我的信，找我谈了一次，他冷冷地说我的想法是馊主意，（bad idea），他就是要在甲醇里，三氟乙酸作用下观察到染料的合环现象。他口气很难听，但是我耸了耸肩，跟这蠢驴计较这些正中他的下怀，只有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我才赢了，口舌之争争的是地利人和，这些我一点优势都没有，而且向来也不习惯仗势欺人。他否定了建议，无所谓，在讨论真相的路上已经前进一步了，事情已然简单了。到时候这杂种就知道这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了。我又重复了试验，照旧。接着我计划了自己的第二步行动计划：将结果拿到组会上讨论。本来离我讲还有两个月，但是下个礼拜轮到的阿拉伯小姑娘因为度假试验结果不多，所以不愿讲。我提出和她对调，小丫头高兴死了。我也很高兴，公之于众，让所有人来判断事情的真相，科学是让所有人来判断的，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的！不论谁来做都是一样的，科学不是巫术！我敢让任何人来重复我的试验，看看得到的是我的结果还是他的学生的结果！过了两天，阿拉伯小姑娘跑来告诉我说，老板对我们对调也说好。我心里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这个无耻的杂种一定不能对他有太高的期望值。果然下午他找我谈话来了。
一见面，先是扯了些蛋，问了工作，然后谈到组会。他一下子充满敌意，问道：“听说你和Daliah对调了？”我说是。他问：“那你打算讲些什么？”我说：“这些日子的工作。”他很阴险地说：“你去讲什么？你什么结果都没有！你的工作什么意义都没有！”他想触怒我，这狗杂种！我要是和他吵起来，他就是不把我赶出这个组，我也大大被动。我心里暗骂：“该死的犹太杂种！现在你先猖狂着，有你倒霉的日子！”我调整了一下呼吸，平静地说：“是呀，也许我的工作如您所言，但是现在工作卡在这里了，我想到组会上讲是想寻求一些建议，这样也许工作就能继续了，您也想工作继续下去吧。”这杂种肯定知道如果讲出去他会大丢面子，他现在否定我的借口已经是穷极无聊之余的无可奈何之举了。我则是要用众人的判断逼他承认我的工作。俩人都心知肚明，但是这种话谁也不能说到明面儿上，各自说着“官话”。说官话，对中国人可不是难事儿，何况我占着理呢。我的理由光明正大，这杂种竟然没词儿了。我还是蛮得意的，讨论工作时这个杂种总嘲笑我的英语，什么口音啦，什么遣词造句啦，没想到也有被我用英语说的没词儿的一天。他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耍赖：“我不让你去。I don’t let you present.”我耸了耸肩：“好吧。OK.”回头我告诉阿拉伯小姑娘：“准备你的报告吧，老板不让我作报告。”她大吃一惊：“为什么？”我说：“No reason, 没理由。”小姑娘人情世故极精熟，也极会演戏：“真奇怪呀。”
我这下心里有底了，这个杂种不敢让我跟人说我的工作，他早就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就是想圆谎！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可要难受了，他肯定会找麻烦。果不其然，接着他找我“讨论工作”的频率大大增加。跟他讨论工作非常麻烦，什么都得准备：纸笔，报告，试验纪录，以及凡是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因为他是一种挑刺的态度，我得在最短时间拿出相关材料，否则他就在旁边说一些很难听的怪话。而这杂种就是看中这一点，故意不和我约时间，每次都在我工作时找我“讨论”，他就是喜欢看我手忙脚乱，学术上他一败涂地，靠这个他才觉得自己是个教授。有一次我工作台附近没有纸笔，我找的时间就长了一点，他就怪声怪气地说：“我希望你在这里干活时出于好的意向。（Good will）”弄得我极恼火，我说：“什么叫Good will?我工作非常努力认真。。。。。。。”我还没有说完，这杂种抬屁股就走。他根本没想“讨论”只是要我出丑。讨论只是一个借口，脱裤子放屁而已。
这次事件是一个教训，这个杂种就利用我言语上的任何不恭敬来解决学术争执。什么他妈的西方精神，你只能证明他是正确伟大的，你若是证明他错了，什么无耻的招数都使得出来。这个杂种让我鄙视到底，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就这么回国，不证明他错了，给他们一个耳光，他还以为我是怕了他了。忍得眼前一点闲气，将来狠狠给他一个耳光，让他当着人承认自己错了，那才叫解气，这是迟早的，他逃不了！从那以后他再说什么这类屁话，就真当他放屁，多捂点鼻子，不予理会。不过，他也有一次让我抓住痛脚，大大地出了回丑。
那是一次“工作讨论”，但是这一次他一上来就臭贬我的工作。他以为推迟我的组会报告会让他逃脱，但是我现在静静地等着那把刀一厘米一厘米地想他靠近，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而他就象笼子里的老鼠，越是离挨刀的日子越近就越是慌乱。这一次显然他是失去理智了，一上来就语无伦次：“我的学生再差，她的工作也比你的强！你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她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The results we wanted）你的什么也不是！…….”就那么几句话，他翻来覆去说了二十多分钟，就一个意思：我就是错了，没有理由，因为他找不出理由。我听着，心里开始大笑：“你们想要的结果？狗杂种，你也配谈科学？”等他停下来，我说：“你的学生也许了不起，但工作首先得确定真假对错吧。”他狂怒地说：“你不要和我争论（argue）！”我平静地说：“我没和你争论，是讨论。 I’m not arguing, but discussing.”这下他干脆把头往另一边一扭，一言不发。这样僵持了两分钟，我心说跟这个王八蛋没法讲理，我可不能这样一直耗着呀，这里是他的一亩三分地，最后肯定我吃亏呀。我换了一种结束讨论的口气说：“那我下一步干什么工作呀。”他点着一张纸说：“重复这两个实验，直到得到…….”正好这时候他抬起头来，看到我双眼正静静地，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说“我们想要的结果”！“The results we wanted”！他一下子张口结舌呆在那里。我不错眼珠越来越狠地盯住他，也不说话，这样足有三四分钟。而他完全乱了阵脚，竟然就那么张口结舌地呆站了三四分钟，整个办公室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我觉得自己占足了上风，才冷冷地把他的话接完：“The results we wanted.”最后一个单词的音调略微扬起，听起来又象提问，又象嘲讽，但是又不夸张，让他抓不住把柄，发挥绝对完美！这蠢驴已经完全乱了阵脚，眼睛一逃脱控制，立刻四下乱扫，再也不敢看我。听到我的话，他赶忙说：“No, en------the best results.（最好的结果）”我在暗中把肚子都笑疼了，可是明面上还不能流露出来。在和他道别之后，我快步走出办公室，在大厅里放声大笑。这杂种终于意识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实在太荒谬，但是急切之间又不知道怎么改口，若改口则是认错，要让他在中国人面前承认自己错了，杀了他也不干；但是那句“我们想要的结果”他脸皮再厚也再说不出口了。他张口结舌就是意识到，我早就听出这句话何其可笑了，最糟糕的不是“他是蠢驴”这个事实，而是我早就意识到他是蠢驴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科学工作最基本是发现事实，成绩是下一步的事情。我在那个组里干了一年，发现那个组十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都是错的！但是居然硕士和博士的文凭就这样发下来了！我回来告诉自己的朋友，朋友大笑：“原来外国人也有混日子的！”我也想要成绩，但是头上三尺有神明，昧着良心说假话却干不来。
这些老外若只是愚蠢也就罢了，但是他们无耻之极。他们不说，但是行为里外显示了他们的想法：你身为中国人就是比西方人愚蠢，没有理由。他们从来不去想自己可能犯错，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中国人！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就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以前北大学生的身上。这种人叫他杂种应该不过分。
我在那里一年，可能运气不好吧，碰到的老外几乎全是很蠢的。倒是中国的教授我还没有碰到无耻到这种地步的。
＿＿2004年，我联系到一个加拿大大学的博士后位置。以前从没有出国过，所以既兴奋又有些许紧张，虽然我在国内已经拿到了化学博士学位，但是化学或者说整个现代科学是起源于西方，自己一方面是去工作挣钱，检验自己的学识到底如何，另一方面是去学习和感受科学的氛围和精神。
到了那所大学，那里的中国人告诉我，这是加拿大最好的大学之一，除了多伦多大学，下来就属这所大学了，与多大并称，中国人常称他和多伦多大学是加拿大的清华北大。我的老板是一个犹太人，他给我的工作是光致变色的动力学研究，接着他以前一个硕士的工作，巧了，他的那个硕士刚好是中国北大毕业的。她当时在多伦多大学读博士。
一开始老板的一些言谈举动让我不痛快，他让我做的实验极其简单，说是我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我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是他是老板，你只能证明给他看了。这种工作自然是小菜一碟，很快搞定，接着老板让我重复那个硕士的工作：酸在甲醇里对光致变色的影响。我一重复，不禁大惑不解：我所测到地反应方向和那个硕士是相反的！这不仅仅是速率上的差别了，连方向都是相反的！我虽然心里吃惊，但是还是仔细考察了自己的操作，又重复了几遍，我的结果是能重复的。只能考察试验了。这个实验首先用紫外光照射染料，使之开环显色，然后注射酸液，观察酸对质子化的染料闭环的速率的影响。我仔细阅读了这个组以前一个博士的工作，发现那个博士只用酸就使相同的染料在暗中全部开环了。从热力学平衡的角度，这个博士和这个硕士的工作是矛盾的！因为不管起始状态如何，相同条件下最终的平衡状态只有一个。这两位却一个得到开环状态，一个得到闭环状态。我心里有了底，我猜想由于使用的酸是强酸，那个北大学生把酸的备用溶液放置了很长时间，这样强酸酯化后酸的浓度自然降低了很多，这样她也就观察到了开环染料的闭环现象了。我一查文献，果然，实验用的三氟乙酸是个极强的酸，与甲醇的酯化反应是给大学生作的演示试验，相关文章发表在《化学教育杂志》(Journal of Chemical Education)上。我心里有点高兴，自己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有点幸灾乐祸：“你不是看不起我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么？可是看看你们的工作都是些什么？当时我借宿在一个博士后的宿舍，我在和他闲聊的时候还用开玩笑的口气漫不经心的说：“有可能这个老板的反应方向都搞错了。”对于他脸上闪过的担忧的表情我并未在意：科学最基本的是发现事实，这老板是西方人，这点常识不会没有的。
那个博士后比我早来这里两年，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第一次和老板讨论工作，他就大怒质问我做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是重复你的学生的工作，但是反应方向截然相反。他说你这是户做嘛，问我：那你说你的工作说明了什么？我一直以为西方人都是理智的，但头一次讨论工作就碰上这种气氛，还真有些慌乱。我压住心慌，说，在这个条件下，我观察到的是染料开环，光照并没有使染料全部开环，酸使它继续开环。老板简直要气疯了，先是把我的报告挑剔一通，图应该怎样画啦，标题应该怎样写啦，等等等等，然后说要看我的实验纪录，下次讨论带着。第二次讨论，先把我的实验纪录大大挑剔一通，胡吹什么“做实验遵循欧洲传统，这个传统传到美国，而加拿大也遵循美国传统”。我的实验记录自然是不合传统了，所以接下来一个星期我先把自己的实验记录整理的符合美国传统。接下来的讨论，这老板总是跟我讨论什么报告的格式啦，字体的大小啦，全是这些无聊的内容，只要有一点他不顺眼就让我改，改完了下次再讨论。最后终于讨论工作本身了，他却总问我实验操作，这个他可挑不出我的毛病，每次都是废然而返。他根本不讨论他的学生可能犯错，因为他下了结论，只可能是我犯错。那段日子真是无聊透顶的日子，每天重复相同的实验。后来我复印了化学教育杂志的文章给他看了，我说：“三氟乙酸在甲醇里的酯化反应是绝对存在的。”他没有办法，相信了这个，但是仍然不相信染料会开环。我因为在那里的时间不长，说话不好太强硬，只好寄希望于他自己能明白过来，给我换个题目。可是在等待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这个老板的看法，我决定主动出击，不能被动等待。
我们研究组和另一个研究组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共同组会（Group meeting），每次由一个学生或者博士后讲自己近期的工作进展。在等待期间，有一次是本组一个中国女孩来讲，她独自一个人移民至加拿大已经三四年了。她的题目是在高分子树脂小球上的光传递系统。她开始一直讲得很顺利，讲到一大半时，另一个组里的Scott提问到，“这高分子小球不能溶于任何有机溶剂是吗？”她说，是啊。Scott接着问：“我记得一般检测能量传递都是在溶液里面，你这样最后检测手段是什么？”那女孩本来很紧张，听到这个问题一下子愣在那里，什么话也没有了，估计脑子一片空白了。这时大家有的面面相觑，有的就看着我的老板，学生不知道，老板应该高明一些吧。老板开口了，慢条斯理却让我目瞪口呆：“是啊，Sammy,（那女孩的英文名字）你想没有想过最后如何检测光传递效率啊？”那女孩本来就答不上来，这下更是呆在前台，情形非常尴尬。我一看这个老板实在是无耻的可以，赶紧开口解围：“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在溶液里才能检测，你可以把你的产物做到某些高分子材料里面，比如有机玻璃，然后作成薄膜（film），不就能检测了？”老板先是情不自禁地说：“薄膜，是个好主意呀。Film, it’s a good idea.” 马上他醒过神来，开始大谈特谈什么和施乐公司的合作，“你们知道工业界的人，他们是不检测溶液里的情况的，他们直接就做成薄膜，应用性很强啊。”这时候他又什么都想起来了。让我又可气又可笑的是那个中国女孩，报告圆满解围，她非常兴奋，下来以后向我不住口地夸赞Scott是多么的聪明，而老板是多么渊博。我冷笑着问她：“你不觉得这个老板很无耻吗？”她一下子失去了兴奋劲，勉强承认了。我心说：“你对我没有一个谢字倒也罢了，这种赞扬老板渊博的话你却如何能说出口？你是他无耻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呀。”
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了这个老板是那种死要面子死不要脸的人。他的想法是：他是教授。所以不能有一点点错误和疏漏，即使有，那也全是别人的。在组会上的提问，他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也就罢了，但是对中国女孩落井下石，可是为了自己的教授面子的无耻行为，只要他成为提问者，他就摆脱了被提问的状态，他才不会顾忌那个女孩会有多么困难呢。我的工作他怕是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一直找碴，不讨论工作。他想通过这些找茬让我屈服，我承认自己错了，他才达到目的。可是那个错误实在是太低级了，简直是白痴才能犯的错误，要让我说自己错了，简直就是让我承认自己根本就不是人，为了那点薪水出卖人格实在做不出来。现在我要主动，越等越被动，这杂种迟迟不讨论正题，越等他越能找到那些无聊的错误，他也越有借口说我拿钱不干活。
现在的情形是老板承认三氟乙酸的酯化反应，那是给大学生的演示试验，他脸皮再厚也不敢否定。但是他还是不认为自己的学生工作是错误的，仍然认为我是错的（这狗脑子就玩文字游戏是行家里手）。我在第二天马上给他一封email,提出改变实验设计，改变强酸为弱酸，或者改换溶剂以避免强酸的酯化反应。这样环境稳定了结果才有意义。而这在战略上对我也有好处，一者我提出设想，这也是工作，即使他不同意我的想法，那么问题也简单了，就是这个条件，我对还是他对，单挑，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团乱麻的局面正是他所喜欢的，因为他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只有他承认自己错了，我才有出路。
老板见了我的信，找我谈了一次，他冷冷地说我的想法是馊主意，（bad idea），他就是要在甲醇里，三氟乙酸作用下观察到染料的合环现象。他口气很难听，但是我耸了耸肩，跟这蠢驴计较这些正中他的下怀，只有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我才赢了，口舌之争争的是地利人和，这些我一点优势都没有，而且向来也不习惯仗势欺人。他否定了建议，无所谓，在讨论真相的路上已经前进一步了，事情已然简单了。到时候这杂种就知道这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了。我又重复了试验，照旧。接着我计划了自己的第二步行动计划：将结果拿到组会上讨论。本来离我讲还有两个月，但是下个礼拜轮到的阿拉伯小姑娘因为度假试验结果不多，所以不愿讲。我提出和她对调，小丫头高兴死了。我也很高兴，公之于众，让所有人来判断事情的真相，科学是让所有人来判断的，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的！不论谁来做都是一样的，科学不是巫术！我敢让任何人来重复我的试验，看看得到的是我的结果还是他的学生的结果！过了两天，阿拉伯小姑娘跑来告诉我说，老板对我们对调也说好。我心里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这个无耻的杂种一定不能对他有太高的期望值。果然下午他找我谈话来了。
一见面，先是扯了些蛋，问了工作，然后谈到组会。他一下子充满敌意，问道：“听说你和Daliah对调了？”我说是。他问：“那你打算讲些什么？”我说：“这些日子的工作。”他很阴险地说：“你去讲什么？你什么结果都没有！你的工作什么意义都没有！”他想触怒我，这狗杂种！我要是和他吵起来，他就是不把我赶出这个组，我也大大被动。我心里暗骂：“该死的犹太杂种！现在你先猖狂着，有你倒霉的日子！”我调整了一下呼吸，平静地说：“是呀，也许我的工作如您所言，但是现在工作卡在这里了，我想到组会上讲是想寻求一些建议，这样也许工作就能继续了，您也想工作继续下去吧。”这杂种肯定知道如果讲出去他会大丢面子，他现在否定我的借口已经是穷极无聊之余的无可奈何之举了。我则是要用众人的判断逼他承认我的工作。俩人都心知肚明，但是这种话谁也不能说到明面儿上，各自说着“官话”。说官话，对中国人可不是难事儿，何况我占着理呢。我的理由光明正大，这杂种竟然没词儿了。我还是蛮得意的，讨论工作时这个杂种总嘲笑我的英语，什么口音啦，什么遣词造句啦，没想到也有被我用英语说的没词儿的一天。他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耍赖：“我不让你去。I don’t let you present.”我耸了耸肩：“好吧。OK.”回头我告诉阿拉伯小姑娘：“准备你的报告吧，老板不让我作报告。”她大吃一惊：“为什么？”我说：“No reason, 没理由。”小姑娘人情世故极精熟，也极会演戏：“真奇怪呀。”
我这下心里有底了，这个杂种不敢让我跟人说我的工作，他早就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就是想圆谎！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可要难受了，他肯定会找麻烦。果不其然，接着他找我“讨论工作”的频率大大增加。跟他讨论工作非常麻烦，什么都得准备：纸笔，报告，试验纪录，以及凡是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因为他是一种挑刺的态度，我得在最短时间拿出相关材料，否则他就在旁边说一些很难听的怪话。而这杂种就是看中这一点，故意不和我约时间，每次都在我工作时找我“讨论”，他就是喜欢看我手忙脚乱，学术上他一败涂地，靠这个他才觉得自己是个教授。有一次我工作台附近没有纸笔，我找的时间就长了一点，他就怪声怪气地说：“我希望你在这里干活时出于好的意向。（Good will）”弄得我极恼火，我说：“什么叫Good will?我工作非常努力认真。。。。。。。”我还没有说完，这杂种抬屁股就走。他根本没想“讨论”只是要我出丑。讨论只是一个借口，脱裤子放屁而已。
这次事件是一个教训，这个杂种就利用我言语上的任何不恭敬来解决学术争执。什么他妈的西方精神，你只能证明他是正确伟大的，你若是证明他错了，什么无耻的招数都使得出来。这个杂种让我鄙视到底，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就这么回国，不证明他错了，给他们一个耳光，他还以为我是怕了他了。忍得眼前一点闲气，将来狠狠给他一个耳光，让他当着人承认自己错了，那才叫解气，这是迟早的，他逃不了！从那以后他再说什么这类屁话，就真当他放屁，多捂点鼻子，不予理会。不过，他也有一次让我抓住痛脚，大大地出了回丑。
那是一次“工作讨论”，但是这一次他一上来就臭贬我的工作。他以为推迟我的组会报告会让他逃脱，但是我现在静静地等着那把刀一厘米一厘米地想他靠近，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而他就象笼子里的老鼠，越是离挨刀的日子越近就越是慌乱。这一次显然他是失去理智了，一上来就语无伦次：“我的学生再差，她的工作也比你的强！你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她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The results we wanted）你的什么也不是！…….”就那么几句话，他翻来覆去说了二十多分钟，就一个意思：我就是错了，没有理由，因为他找不出理由。我听着，心里开始大笑：“你们想要的结果？狗杂种，你也配谈科学？”等他停下来，我说：“你的学生也许了不起，但工作首先得确定真假对错吧。”他狂怒地说：“你不要和我争论（argue）！”我平静地说：“我没和你争论，是讨论。 I’m not arguing, but discussing.”这下他干脆把头往另一边一扭，一言不发。这样僵持了两分钟，我心说跟这个王八蛋没法讲理，我可不能这样一直耗着呀，这里是他的一亩三分地，最后肯定我吃亏呀。我换了一种结束讨论的口气说：“那我下一步干什么工作呀。”他点着一张纸说：“重复这两个实验，直到得到…….”正好这时候他抬起头来，看到我双眼正静静地，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说“我们想要的结果”！“The results we wanted”！他一下子张口结舌呆在那里。我不错眼珠越来越狠地盯住他，也不说话，这样足有三四分钟。而他完全乱了阵脚，竟然就那么张口结舌地呆站了三四分钟，整个办公室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我觉得自己占足了上风，才冷冷地把他的话接完：“The results we wanted.”最后一个单词的音调略微扬起，听起来又象提问，又象嘲讽，但是又不夸张，让他抓不住把柄，发挥绝对完美！这蠢驴已经完全乱了阵脚，眼睛一逃脱控制，立刻四下乱扫，再也不敢看我。听到我的话，他赶忙说：“No, en------the best results.（最好的结果）”我在暗中把肚子都笑疼了，可是明面上还不能流露出来。在和他道别之后，我快步走出办公室，在大厅里放声大笑。这杂种终于意识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实在太荒谬，但是急切之间又不知道怎么改口，若改口则是认错，要让他在中国人面前承认自己错了，杀了他也不干；但是那句“我们想要的结果”他脸皮再厚也再说不出口了。他张口结舌就是意识到，我早就听出这句话何其可笑了，最糟糕的不是“他是蠢驴”这个事实，而是我早就意识到他是蠢驴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科学工作最基本是发现事实，成绩是下一步的事情。我在那个组里干了一年，发现那个组十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都是错的！但是居然硕士和博士的文凭就这样发下来了！我回来告诉自己的朋友，朋友大笑：“原来外国人也有混日子的！”我也想要成绩，但是头上三尺有神明，昧着良心说假话却干不来。
这些老外若只是愚蠢也就罢了，但是他们无耻之极。他们不说，但是行为里外显示了他们的想法：你身为中国人就是比西方人愚蠢，没有理由。他们从来不去想自己可能犯错，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中国人！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就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以前北大学生的身上。这种人叫他杂种应该不过分。
我在那里一年，可能运气不好吧，碰到的老外几乎全是很蠢的。倒是中国的教授我还没有碰到无耻到这种地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