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 （三百一十七)
次日凌晨，戴笠回到住处，随即召集陈、方、王三人开会。
陈恭澍说：“戴先生为了说明此行的任务，他首先提示了汪兆铭（精卫）背离重庆的经过概略，并特地寻出一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某指使林柏生等在香港所发表的那一通‘艳电’的剪报，给我们几个人看。惟独对于汪某在离渝出走之前，就与日本方面有所勾结的情形，却绝口不谈。”
陈恭澍是“职业特工”，属于“埋头拉车”的人，因此，对汪精卫的事情，琢磨的不多。他后来回忆说：
“说起来也很难令人置信，在此以前，不知道方、王他们二人对汪精卫这件事了解多少，单以我个人来说，顶多在耳朵旁边刮到一点点，根本上就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这倒是很简单，基本上自己已经有了许多做不完的工作，实在无暇旁顾；其次是我们在沦陷区，距离太远了，有些消息也够不到；还有，那就是像我这般职位的工作者，如果说在问题没有明朗之前，关心国事到那么高的层次，也是不经之谈。”
后来，陈恭澍以军统的基本干部而竟然落水当汉奸，与他这种“埋头拉车不看路”思维方式，应该是有一定关联的。
当夜的所谓“开会”，其实是大家听戴笠唱独角戏——凡戴老板在场，别人就不要想有开口的份。轮不着你说话，老老实实听着就行了。
讲完了国际国内形势，戴笠接着说：“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某仍在不断的与日本方面保持接触中。最近这两天，我虽然和此地的几个关系人碰过面，也多少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可是总觉得还不够充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
说到这里，戴笠顿了一下，看了陈恭澍一眼，接着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的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恭澍在回忆中说：“我懂，这是说给我听的。当然也是说给大家听的。话里，含有责备和告诫的意味，指的是我在平津工作的不力；最少也对我的工作成绩不大满意。另外，他要在交赋任务之前，为利便工作的进行，而在无形之中加重我们的责任感，同时也有意暗示在座的同志能同心协力，服从指挥。”
戴笠接着说：“希望大家能体认到这件事的特殊性和严重性，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们处置失当，将会惹出麻烦，甚至产生反效果；你们可要特别小心谨慎。”
这“会”开了半天，戴笠也没有说出各所以然来，到底此行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陈恭澍依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
“他（指戴笠）的话说说停停似乎是言不尽意。我和炳西、鲁翘交换过眼色，谁也不明白问题的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其实，只要耐心的听，他一定有个明确指示的，像这么重要的事，岂能单凭臆测。他之所以说得这么婉转，想必也是一种领导方式；要不那就是事态尚未明朗，还不便畅所欲言。”
这时，戴笠站起来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杯。陈恭澍说：“想是边喝边说，好把凝结住的气氛冲淡一点，而且夜深了，也该提一提精神。这杯酒，在灯光照耀之下，黄澄澄的金光闪烁，煞是好看；端起来闻一闻，有一股怪怪的气味冲鼻子；先用舌尖舔舔，不甜不辣，实在形容不出是什么味道。这种酒从前没有喝过，我猜大概是一种很普通的水果酒吧？酒的味道既差，像这种喝法，也非常的不自然。”
“大家勉强喝了一杯”，这时戴笠开始交代任务：“我今天上午七点半的飞机就要赶回重庆，这里的事，由××兄负责处理，我在短期之内是否能够回来，此刻还不一定，希望炳西兄和鲁翘尽心尽力的协助××兄。”
按：“××兄”即指陈恭澍。对承担方面责任的下级，无论是说话、写信、发电，不论对方岁数大小，戴笠一律称之为“兄”，以示尊重。但对于王鲁翘这样的小字辈、或者是级别极低的下级、或者是各类特训班学员出身的，戴笠就直接叫名字了，显得亲近。
为表谦逊，陈恭澍在回忆录的行文中，略去“恭澍“二字。
戴笠明确指示说：“在任务方面，我现在可以决定的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份子的活动。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马上就通报。我们经常保持联络。”
接着，戴笠又对陈恭澍说：“××兄，希望能集中全副精神主持这件工作，有关一般事务，可由炳西兄去办，无须分心；鲁翘的工作，看将来情况需要，由你来分派。我很了解实际中的困难，等我回去之后，会立即抽调得力同志，火速前来协助，一切放心好了。”
说到这里会议结束，戴笠又叫陈恭澍到他房间里去单独谈话。陈恭澍回忆说：
“其实，我有一肚子的话，已经憋了好几天，早就想找个机会问问他了。而且他就要离去，有必要再和他多订规几句，无论在公在私，心里也好有个准则。”
于是陈问道：“对汪的工作，除了刚才所指示的那两点之外，是否还需要作进一步或是应变的准备？”
陈是杀手出身，他的意思是问，对于汪精卫，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会走到“制裁”的那一步。
陈说，当时“戴先生两眼望着我，但不作答”，于是陈又问：“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们调来？”
戴笠想了想，说：“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无法控制时间，我看不必了。等我回去之后，我会作适当的人事调排。”
陈恭澍忍不住又问：“此地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是否还回天津去？”
作为一个特工来讲，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当晚，陈恭澍的话已经问得太多了。果然，戴笠不高兴了，他没有回答陈的问题，反而谈起另一件事：“你结婚为什么不照规定报告团体许可？”
陈恭澍心想：“这又从何说起？事实上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孩子都生了两个，怎么到现在还提这些？”
想到这里，陈恭澍也生气了：“既然答非所问，索性就什么话都不说了。”
整个军统，高级干部当中，最不怕戴笠的，除了他的六期同学乔家才，好像就属陈恭澍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戴笠“惯”的，还敢给戴老板“脸子”看。
陈恭澍回忆说：“他也看得出我的态度不自然，于是他又展开一丝笑容，鼓励我认真工作，等到告一段落，一定会考虑今后的出处，在有所决定之前，也会征求我的意见。至此，我们又把话题引回到当前的实际工作上去。”
戴笠拿出一张名片，交给陈恭澍说：“这几天接触到一位对我们大有帮助的人，他的地位非常特殊，我已经和他约好，指定由你亲自和他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去找他。最主要的，是他可以提供高级情报，同时也可以供给我们行动线索。”
陈看了看名片，问：“这就是那个人？”
戴笠摇摇头，说：“你只要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一定会接见你，你和他洽商一切就行了。以后如何连系，你们自行约定就是。”
戴笠特别提醒陈恭澍：“请你留意，他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对他要有礼貌，也要保持分寸。”
戴笠的意思，陈恭澍明白，“有礼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说话要留神，不要泄露了机密。
最后，戴笠再一次叮嘱陈恭澍“千万可不能轻举妄动”，随即赴机场离开河内，陪同的，依然是方炳西。
几天之后，戴笠果然做出了“适当的人事调排”——令陈恭澍打死也想不到的是，戴笠派给他的两位助手，居然是余乐醒和岑家焯。
次日凌晨，戴笠回到住处，随即召集陈、方、王三人开会。
陈恭澍说：“戴先生为了说明此行的任务，他首先提示了汪兆铭（精卫）背离重庆的经过概略，并特地寻出一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汪某指使林柏生等在香港所发表的那一通‘艳电’的剪报，给我们几个人看。惟独对于汪某在离渝出走之前，就与日本方面有所勾结的情形，却绝口不谈。”
陈恭澍是“职业特工”，属于“埋头拉车”的人，因此，对汪精卫的事情，琢磨的不多。他后来回忆说：
“说起来也很难令人置信，在此以前，不知道方、王他们二人对汪精卫这件事了解多少，单以我个人来说，顶多在耳朵旁边刮到一点点，根本上就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这倒是很简单，基本上自己已经有了许多做不完的工作，实在无暇旁顾；其次是我们在沦陷区，距离太远了，有些消息也够不到；还有，那就是像我这般职位的工作者，如果说在问题没有明朗之前，关心国事到那么高的层次，也是不经之谈。”
后来，陈恭澍以军统的基本干部而竟然落水当汉奸，与他这种“埋头拉车不看路”思维方式，应该是有一定关联的。
当夜的所谓“开会”，其实是大家听戴笠唱独角戏——凡戴老板在场，别人就不要想有开口的份。轮不着你说话，老老实实听着就行了。
讲完了国际国内形势，戴笠接着说：“我们这一次到河内来，就是为了这件事！目前，汪某仍在不断的与日本方面保持接触中。最近这两天，我虽然和此地的几个关系人碰过面，也多少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可是总觉得还不够充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务求发挥我们的工作效能，以不负上峰对我们的期待。”
说到这里，戴笠顿了一下，看了陈恭澍一眼，接着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好好的掌握，也应该做出表现，否则，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
陈恭澍在回忆中说：“我懂，这是说给我听的。当然也是说给大家听的。话里，含有责备和告诫的意味，指的是我在平津工作的不力；最少也对我的工作成绩不大满意。另外，他要在交赋任务之前，为利便工作的进行，而在无形之中加重我们的责任感，同时也有意暗示在座的同志能同心协力，服从指挥。”
戴笠接着说：“希望大家能体认到这件事的特殊性和严重性，这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工作，假如我们处置失当，将会惹出麻烦，甚至产生反效果；你们可要特别小心谨慎。”
这“会”开了半天，戴笠也没有说出各所以然来，到底此行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陈恭澍依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
“他（指戴笠）的话说说停停似乎是言不尽意。我和炳西、鲁翘交换过眼色，谁也不明白问题的中心究竟在什么地方。其实，只要耐心的听，他一定有个明确指示的，像这么重要的事，岂能单凭臆测。他之所以说得这么婉转，想必也是一种领导方式；要不那就是事态尚未明朗，还不便畅所欲言。”
这时，戴笠站起来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杯。陈恭澍说：“想是边喝边说，好把凝结住的气氛冲淡一点，而且夜深了，也该提一提精神。这杯酒，在灯光照耀之下，黄澄澄的金光闪烁，煞是好看；端起来闻一闻，有一股怪怪的气味冲鼻子；先用舌尖舔舔，不甜不辣，实在形容不出是什么味道。这种酒从前没有喝过，我猜大概是一种很普通的水果酒吧？酒的味道既差，像这种喝法，也非常的不自然。”
“大家勉强喝了一杯”，这时戴笠开始交代任务：“我今天上午七点半的飞机就要赶回重庆，这里的事，由××兄负责处理，我在短期之内是否能够回来，此刻还不一定，希望炳西兄和鲁翘尽心尽力的协助××兄。”
按：“××兄”即指陈恭澍。对承担方面责任的下级，无论是说话、写信、发电，不论对方岁数大小，戴笠一律称之为“兄”，以示尊重。但对于王鲁翘这样的小字辈、或者是级别极低的下级、或者是各类特训班学员出身的，戴笠就直接叫名字了，显得亲近。
为表谦逊，陈恭澍在回忆录的行文中，略去“恭澍“二字。
戴笠明确指示说：“在任务方面，我现在可以决定的有两点：第一、严密监视汪某的行动；第二、要多方注意汪派份子的活动。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马上就通报。我们经常保持联络。”
接着，戴笠又对陈恭澍说：“××兄，希望能集中全副精神主持这件工作，有关一般事务，可由炳西兄去办，无须分心；鲁翘的工作，看将来情况需要，由你来分派。我很了解实际中的困难，等我回去之后，会立即抽调得力同志，火速前来协助，一切放心好了。”
说到这里会议结束，戴笠又叫陈恭澍到他房间里去单独谈话。陈恭澍回忆说：
“其实，我有一肚子的话，已经憋了好几天，早就想找个机会问问他了。而且他就要离去，有必要再和他多订规几句，无论在公在私，心里也好有个准则。”
于是陈问道：“对汪的工作，除了刚才所指示的那两点之外，是否还需要作进一步或是应变的准备？”
陈是杀手出身，他的意思是问，对于汪精卫，必要的时候，是不是会走到“制裁”的那一步。
陈说，当时“戴先生两眼望着我，但不作答”，于是陈又问：“是不是把天津的王文他们调来？”
戴笠想了想，说：“发电报、候船期、办手续，耽搁太多，无法控制时间，我看不必了。等我回去之后，我会作适当的人事调排。”
陈恭澍忍不住又问：“此地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是否还回天津去？”
作为一个特工来讲，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不问，当晚，陈恭澍的话已经问得太多了。果然，戴笠不高兴了，他没有回答陈的问题，反而谈起另一件事：“你结婚为什么不照规定报告团体许可？”
陈恭澍心想：“这又从何说起？事实上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孩子都生了两个，怎么到现在还提这些？”
想到这里，陈恭澍也生气了：“既然答非所问，索性就什么话都不说了。”
整个军统，高级干部当中，最不怕戴笠的，除了他的六期同学乔家才，好像就属陈恭澍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戴笠“惯”的，还敢给戴老板“脸子”看。
陈恭澍回忆说：“他也看得出我的态度不自然，于是他又展开一丝笑容，鼓励我认真工作，等到告一段落，一定会考虑今后的出处，在有所决定之前，也会征求我的意见。至此，我们又把话题引回到当前的实际工作上去。”
戴笠拿出一张名片，交给陈恭澍说：“这几天接触到一位对我们大有帮助的人，他的地位非常特殊，我已经和他约好，指定由你亲自和他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去找他。最主要的，是他可以提供高级情报，同时也可以供给我们行动线索。”
陈看了看名片，问：“这就是那个人？”
戴笠摇摇头，说：“你只要拿这张名片去找他，他一定会接见你，你和他洽商一切就行了。以后如何连系，你们自行约定就是。”
戴笠特别提醒陈恭澍：“请你留意，他不是我们的工作同志，对他要有礼貌，也要保持分寸。”
戴笠的意思，陈恭澍明白，“有礼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说话要留神，不要泄露了机密。
最后，戴笠再一次叮嘱陈恭澍“千万可不能轻举妄动”，随即赴机场离开河内，陪同的，依然是方炳西。
几天之后，戴笠果然做出了“适当的人事调排”——令陈恭澍打死也想不到的是，戴笠派给他的两位助手，居然是余乐醒和岑家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