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献羔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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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從小到大
在我的一生中，無時不印證著下列兩節經文：
「眾海島啊，當聽我言；遠方的眾民哪，留心而聽。自我出胎，耶和華就選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賽49：1）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詩46：1）
一、自出母腹，祂就提名召我
當我還在母腹時，父親就把我獻給了神，並替我起名獻羔──獻給羔羊基督之意。後來，他又為我取了一個英文名字：撒母耳，而廣東話的「林」字，英文的拼音是Lum，我把它稍為一改，變成了Lamb（羔羊之意），合起來便成了我的英文全名──Samuel Lamb.
我祖籍廣東省台山縣大岭東升里。1924年10月4日，我在澳門白馬行出生。1923-1928年，我父親林保羅（原名林權章）是澳門白馬巷浸信會 的牧師，外祖父張允文亦是浸信會牧師，加上祖父母、母親（張眷西）、叔父及三個妹妹愛靈、愛恩、愛真，堂妹愛洁，堂弟耀基等，整個大家庭的成員都是基督 徒。為了方便每晚參加聚會，我們的家甚至曾隨著家庭聚會點的遷移而搬遷；這樣的環境，使我從小就愛上了聚會，而這樣的家庭背景，更成為我日後事奉神的根 基。
二、撒但尋索我的命，我的神卻保守我
童年往事大都已經遺忘，但有兩件事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第一件發生在澳門：一位熱心愛主的陸鏡輝醫生找房子時，尋得一棟三層大樓，月租只需50元，但有人告訴他那是鬼屋，人在三樓睡覺，晚上會被搬到樓下 去。陸醫生認為他是基督徒，不用怕，所以當晚他就在三樓睡覺，結果卻沒有鬼來攪攏他，於是他全家就搬進去住了。別人知道後都說：「耶穌真奇妙！」
第二件是：我五歲（1929年）在廣州時，患了嚴重的白喉症，父親把我送到兩廣浸信會醫院，經美國眼耳喉鼻專科醫生夏查理診斷後，把我安置在殮房隔 壁。在最危急時，夏醫生建議到柔濟醫院（市二）借部割喉機，把我的喉嚨割開，再插入一根管子藉以呼吸，但即使這樣做，也沒有把握能好轉。我父親眼看我不能 活了，便立刻抱我回家，請了許多信徒來整夜祈禱，想不到，天亮我便痊愈了。夏醫生替我檢查後，也直說：「神跡！神跡！」還有更奇妙的，是陸鏡輝醫生在我出 院時，及時赶來，交給父親白銀60元，說是給他結賬用的。而當時父親正為著出院費用仰望神，所缺的款項亦剛好是白銀60元，但事前他並沒有透露過任何消 息；我們知道，這全是出於神！
在患白喉症這事上，神給了我兩個寶貴的看見：第一，撒但在我年少時就要奪我的命，讓我即使不死也壞了咽喉，將來不能講道；第二，我本來死了，但神把我救活，我的餘生就該為主而活，為主受苦，為主而死。
不久，我們搬進惠愛中路（現在的中山五路）大馬站35號。這幢樓房有兩層，分前、後座，是祖父從美國回來後買的，前座分給父親，後座分給叔父。它座落在廣州中心，旺中帶靜，實在是神在幾十年前便為我們預備的聚會地點。
三、「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我雖然在基督教家庭長大，一直都愛主，但也愛世界。
1936年夏，父親、叔父和我到香港長洲避暑，在浸信會張云如老牧師的主禮下，我在海邊受浸歸主。
1937年夏，我小學畢業。當我在長洲避暑時，爆發了「七七盧溝橋」事變，父親連忙帶著全家到長洲避難，他自己則轉往廣西梧州工作，以後再轉到南洋巡回佈道。我則進入皇家書院讀書，後轉到香港皇仁書院。
這時，父親從新加坡來信叫我讀神學，我推托說：等讀完書再說吧！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亦不斷遭到炮轟，我躲在石塘咀親戚家中，禱告、讀經，愛世界的心才開始轉變。
一天，石塘咀被炮擊中，發生大火，我只好到堅道浸信會去避難。平時，我都是抄著山路的捷徑走，但那天卻改走皇后大道；當我抱著頭橫過馬路時，看到一響炮剛好擊中我平常走的山路。若我當天仍走山路的話，恐怕便遭活埋了。感謝神，是他引導我走皇后大道的。
香港、新加坡相繼淪陷，我們與父親斷了聯系，生活日漸困苦，最後決定往肇慶外婆家避難。乘船時，海面波濤洶涌，海盜洗劫了前面三艘船，我們的船走在最後，竟逃過劫難，我又再次經歷神的保守。
四、「眾人中祂揀選了我，將我分別出來」
由於外祖父有很多屬靈書籍，在肇慶時我閑著無事，便拿著看，想不到越看心裡越火熱，我於是不能再愛世界了。
不久，梧州林達榮牧師來信，叫我去晒父親所留下的衣物，我便到了建道聖經學院，見到劉福群院長和趙柳塘副院長。趙牧師勸我讀神學，我經過祝禱告，得 著聖靈的感動，於是便回肇慶，將我的決定告訴母親。1942年9月我正式入學，先讀預科，一年後才升讀本科。後來，母親和妹妹也同到梧州生活。母親以典賣 舊衣服為生，生活十分艱苦，但神卻供給我們一切所需，我的學費和以後幾次逃難的費用，都是神感動別人供給我們的。
可惜，一年本科的暑假還沒有完，梧州便宣告大疏散，我們輾轉到了鵬化。原來鵬化是個賊窩。逃到這裡的廣東人多半是基督徒，其中有幾位建道的同學。我 們晚上常聚在一起唱詩、禱告、交通，白天則到墟市佈道。有一次，我們到一條村莊佈道，被誤為是漢奸，拉到鄉公所，囚在房內，後來所長見我們著長衣，穿草 鞋，便說：「拉他們作甚麼呢？他們是'講耶穌'的，快放他們回去吧！」當下我們滿心歡喜，算是配為主名受苦。
當年年底，為怕土民搶劫，我們便又挑起行李回梧州，途中差點又被洗劫；抵梧州後才知道我們起航的第二天，梧州船都被炸得厲害，感謝神！不遲不早，我們的腳步，神早已定了！
回到建道，聞說李啟榮牧師在廣州辦孤兒院和學校，又主領萬善禮拜堂，我便請劉院長寫信介紹我去作助理傳道。當時廣州十分危險，常被美機轟炸，但我去是為了傳福音，並非玩樂，所以不怕。1945年2、3月間，我便回到大馬站，與祖父、二嬸、堂弟妹相聚。
當年8月14日，日本宣佈投降。9月，我成為光復北第六甫水腳萬善堂支堂的助理傳道。1946年初，轉到豐寧路（人民路）錫安堂傳道，開設青年聚會，組織詩班。1949年再轉到興華浸信會做傳道。
1947年，我父親從新加坡回到廣州，見我讀神學又做傳道，心裡歡喜到不得了。不久，劉福群院長來廣州，表示願送我去紐約宣道會神學院讀書，畢業後 回建道授課。但我不想去，因為我感到時候已經無多，主快再來，應爭取機會多作主工。後來，叔父替我訂了「慕迪函授」課程，讓我進修。
我的學業可說一波數折，生平只得過一張小學文憑，而香港皇仁書院、廣西梧州建道聖經學院的修讀，都因淪陷而沒有畢業，最後的美國慕迪函授課程，也因1949年解放廣州，而無法完成。
五、回大馬站，與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1950年4月23日，我在廣州家裡開始聚會，後搬到解放北。10月間，由於解放北的聚會地點受到一些因素影響，而大馬站樓下的住戶剛好要搬遷，我 們便決定搬回大馬站聚會。我們不主張用公會名稱，我們也不是「基督徒聚會處（所）」，於是便采用「大馬站福音會堂」為名，直到現在。
樓下住戶搬走原來是因為鬧鬼，不過，我們一到那裡聚會，鬼便不敢來了。但地方仍不夠用，叔父對我說：「你禱告吧，求神叫後座（祖父分給叔父的地方） 住客搬走，我便把地方奉獻出來。」結果，後座住戶也全部搬走，我們便把樓下和二樓前、後座打通，除二樓後座作住房外，其餘都作聚會用（有時住房也需用 上）。
1950年底，我最後一次到香港講道。回廣州不久就收到長洲神召會神學院請我作教員的信件，但我已經清楚神呼召我是要在廣州傳福音，於是便用神給我 的一節經文回覆他們：「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來11：25）以後他們又一次來信邀我。我明知留在廣州，早晚是要坐牢 的，但我還是留在廣州傳道，因為這是神對我的呼召！
1951年7月4日，在我經過慎重的禱告，並得到十個證據的印證後，我與李穗玲姊妹（原名李聖賢）在廣大堂舉行婚禮。次年生了一個男孩，只活了33個小時。1953年3月6日大女兒哈拿出生，1954年12月26日小兒出生，取名以諾。
六、為守真道，成為廣州危險人物
1953年初，因送堂弟林耀基回校，順道往訪王明道先生。我很喜歡讀他的著作，更佩服他抗戰時期持守真道，寧死不屈的精神，所以早就寫信自我介紹，並透過書信不斷與他交通。
我們見面後，他對我說：「我是北京的危險人物，你是廣州的危險人物。你來這裡，真是危上加危！」我們經過兩個星期的歡聚並拍了合照（這合照後來成為 我是王明道爪牙的證據），他買月台票送我進火車站，並對我說：「近年來，我很少送人到車站，因為很多人都變節了！」火車走遠了，我還看見他的白色手帕在揮 個不停……
七、肅反運動時，第一次被捕入獄
局勢瞬息萬變，1955年上半年展開的「反胡風運動」演變成「肅反運動」。8月8日，傳來王明道被捕的消息，大家都各自心裡有數，早已把一些衣服、毛巾、牙刷等日用品包成小包，隨時準備就義。
9月14日晚，聚會完畢，約10時左右，突然來了10多人，喝令我們坐下，不許說話，又把我和王國顯、張耀生帶到不同的房間問話。最後，除了傅榮光和黃煥玨外，同工都把預備好的衣物取出，被扣上手鐐逮捕了。
我被帶往黃華路第一看守所，以反革命分子罪名通宵審訊。廣州《南方日報》更以醒目標題刊登「廣州的基督教內破獲了一個以林獻羔、王國顯、張耀生為首 的反革命集團」。三自會亦於9月27日開了一個控訴「大馬站反革命集團」大會，上台控訴的都不是我們福音會堂的肢體。當我們的老姊妹李師太被叫上台控訴我 時，她很鎮定地說：「以前我不認識真理，也不知得救的事，他教導我認識這些，他很好……」當然她是被攆下來了。那些人找不出我反革命的證據，便放錄音帶來 誣告我。那錄音帶是預審員修改我的材料後，叫我讀給上級聽的。當時我已提出這些不是事實，但他們說那不是審訊，讀過就算的。想不到竟被錄下作「證據」。
12月18日，我被調到倉邊路第二看守所，肢體們在院子裡再次相見，但因為不許交談，我便對著王國顯和張耀生指指天，他們都會意地點點頭。
5月22日，我們又被解回黃華路第一看守所。10月間，預審員把一期《天風》給我看，內有王明道的檢討書，我看後很難過。不過，我把握機會將《天風》裡引用的經文抄錄，讓同囚的梁樹棟有機會讀些聖經，他後來在大馬站受浸。
1957年1月28日，我們獲得釋放。詢問之下，卻沒有被定罪，於是我們再回大馬站作工，過著自由的傳道生活。
八、三自革新運動中，第二次入獄
1957年底，形勢又再次急轉直下，我被通知參加58年2月底的「基督教大會」，大會為期9天，出席會議的有24個教派的教牧人員和信徒共100 人。參加之後，才知道是基督教主辦的，會中以各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來說服我們參加三自。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我也被蒙蔽了，以為參加三自便可以自由去傳講純正 真理，於是我就答應回去說服同工。
感謝神，藉著3月12日《南方日報》登載我是廣東省基督教9個右派分子之一，排名第三。5月30日晚10時多，我第二次被捕（右派分子原不會被捕，除非犯了該逮捕的罪），我終於清醒過來。
我又一次被解到黃華路第一看守所，經簡單審訊後，於9月轉解倉邊路第二看守所。我已經作了可能被判死刑或無期徒刑的心理準備，所以心情並無异樣，還拿出帶進去的希臘文字典來看。
九、二十年刑期，神存留我命
1958年11月20日，接到了判決書：刑期20年，另5年剝奪政治權利，罪名是「反革命、親帝、反蘇、王明道的爪牙。」3天後我上訴，但沒有結果。
1959年1月25日，我被送到韶關犁市第二監獄，再轉茶山農場，在重勞動農業組裡做挑土工作。我的體力不足，常不能完成任務。我想，我活不過20 年了；但為主受苦，死在監裡應是神所喜悅的。兩個月後，我被調到老弱殘組，勞動量減輕了許多。後來又因表現良好，被調作記錄員，更做過小組長。9月，竟被 分派作一自由工作--替老弱殘組成員理發；以前為建道全校師生理發的訓練，此時派上用場了。
1963年1月，我為興華浸會傳道王永昊理發時，知道他有一本小新約聖經，便借來抄，結果被人舉報，因而轉調到集訓隊去。集訓隊是一支各隊違法亂紀 壞分子集中訓練的隊伍。我在那裡不用勞動，便背聖經。以前我在建道時背了全部保羅書信、許多篇詩篇等，當時並不明白為甚麼，至今才明白是為了坐牢時候用 的。
之後，我被調去山西省太原市西峪煤礦采煤，由於體力較弱，調組幾次後，便擔任較輕松但十分危險的工作--挂小鉤，即是把一輛輛的運煤卡車挂連，這是需要十分靈活的雙手，否則隨時會被碰掉指頭。我這工作一幹便15年，共挂了200多萬車次，感謝神，我的十個指頭還在！
1969年底，我站在柱旁數點進車車皮。突然電車頭頂翻車皮，其中一個車皮一邊壓在柱子上，另一面挨帖我頸項上，這時車頭停住。若車頭再頂半寸，我 就完了，因我背後就是煤牆，根本無法逃避。感謝神，我沒有損傷流血、沒有痛苦、呼吸也自如。我不明白，為甚麼神不把我收回天家，因我不敢夢想能有機會出監 再為神作工。
1970年的一天，我站在煤車前，待電車頭開到跟前，我把車挂上，讓電車頭拉走電車，誰知司機沖車，立刻急剎，把我夾在中間：右邊是一列煤車，左邊是電車頭。感謝神，我又一次沒有損傷流血、沒有痛苦、呼吸也自如。目擊者說我「行運」。我說：「不！乃是我有神！」
一次我站在空車與重車道中間，與一位同犯談話。電車頭把重車頂進來，我突然往前走幾步，回頭一看，後面頂翻了車。如果我遲一秒鐘离開，我就喪命了。但事前，沒有一點跡象，否則誰也會离去。感謝神，他又一次把我救活了！
還有一次，我站在空車重車道之間，和一位同犯談話。電車頭在後面頂空車皮進來。我突然掉在兩卡車之間，我若不死，也會被壓斷腳。感謝神！我打個筋 斗，翻過那邊。那同犯以為我沒有了。我說,「不是沒有了，而是沒有事！」我本不會打筋斗的。如果叫我再試一次，我不敢試探神。這完全是神差遣天使把我送過 那邊！
神一直保守，雖經多次喪命之危，居然奇跡般地安然無恙。他再三存留我的性命，叫我知道今後活著是要更好地事奉他，甚至為他舍命。
十、批判運動，神保守我不失腳
1974年,「批林批孔」進行得如火如荼，指導員叫我寫稿批判基督教。我回到房裡禱告，求神給我要說的話，不過心裡已準備接受無期徒刑了。神果然垂 聽我的禱告，我寫下了一篇這樣的批判稿：「那怕是英、美等地，都有這樣的人--他們利用基督教來達到政治目的，這樣的基督教不只世人不歡迎，連我們真信的 人也反對。」我沒有批判基督教和基督，只批判假基督徒、假先知、社會福音等。結果，領導說我批判得不錯，刑期沒有加，但也沒有減。神再一次保守我的信心， 保守我不失腳。
之後，接連有幾次死裡逃生的經歷，更印證了神大能的護庇。他叫我為主多受苦難，並在苦難中學習讚美，以便我能更好地事奉他。
十一、刑期屆滿，獲准返回廣州
1978年5月29日，20年刑期滿了，我被調到「待遷隊」等候分配工作。有一天，我看見4個人抬著一具尸體出來，正是那個接替我「挂小鉤」的年輕人，他只挂了兩三個月，身手又比我靈活，而他死了，我還活著。除了讚美，我還能說甚麼呢！
等候分配期間，領導一直說我回不了廣州，但「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6月14日早上，我被叫到領導辦公室去，通知我獲准返回廣州。當時 我的心情就像「雅各聽到約瑟還在」時的一樣。回到家裡，我發覺我的母親在中年時，所患上的心臟病和肺病，卻蒙神保守她存活，讓我有理由准回廣州。當我回到 廣州11個月之後，她才离世歸父，享年78歲。
可是，在我出監前7年，我父親已离世歸父；在我出監前兩年，我的妻子也离世歸父了。
十二、恢復大馬站事奉，要作無愧的工人
回家後，我先在家裡教英文，來的多半是信主的。以後我才逐漸去主領家庭聚會，為人施浸，並恢復「靈音叢書」的寫作。出監後第一本書是《一次得救永遠 得救》，於1979年5月8日出版，之後陸續又寫了幾本，另寫了一些詩歌並填上詞，加上被捕前和在監牢時寫的，我寫作的詩歌共有30多首。
1979年9月，大馬站恢復聚會，開始時每次只有4、5人。之後，便迅速增長。我們把天台蓋起來，作聚會用；到1981年2月，已經是在三樓講道， 二樓以播音器播音了。後來雖因我尚有5年附加刑，沒有集會自由，而暫停大聚會半年，但卻藉著這半年的時間，把破舊不堪的樓房重新修建，實在是神巧妙的安 排。至此，在這裡受浸的弟兄姊妹已有43批，共1364人（1980年7月6日至1988年10月4日），每主日均有300多人聚會，還有不少外國信徒到 我們中間交通。美國總統列根也托人送來一枝筆、一本聖經和一張照片給我。海外信徒的支持也成為我們的激勵，這一切都是出於神！
1988年8月至12月，公安局6次找我談話，要我登記加入三自愛國組織，但我說聖經怎樣說，我就怎樣做；我們既不屬任何宗派，也不混合在「大聯合」裡，只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正意分解真道。
十三、受苦不用怕，務要至死忠心
我雖然經歷了一些苦難，但距离神對我的要求尚遠，我一直求神保守我，叫我不致後退。王明道於1982年到廣州時對我說：「今日許多人不是被魔鬼打 倒，而是被嚇倒。」確是不錯的。我告誡弟兄姊妹不要因苦難而灰心，不要在受苦後失敗，也不要因物質享受而愛世界；盼望外國信徒也不要因物質豐富而落到不冷 也不熱的境地，而是要隨時準備受苦。然而,「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 我就要賜你那生命的冠冕。」（啟2：10）--那自始至終都幫助我的神，也必幫助保守你們，直到你們安然見主。
十四、又是恩典
我自幼健康不算好。自5歲時染過白喉症後沒有住院。現在我65歲，再度住院。
1989年4月28日，右腎絞痛，到10時許到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診治，無效。由於我不能排便，所以在吊葡萄糖的同時，給插上尿管，放了一小袋尿。 回家後，腎絞痛還是很厲害，真是要打床發泄；但不敢，只得兩手握著拳頭上下擺動地強忍！我真願回天家，但又不敢求死。我只有學功課；學習在苦難中不發怨 言，反倒闢美神！
疼痛一直沒有离開。到晚上，我突然嘔吐起來。弟兄姊妹多代禱，痛楚消減了，我才一覺睡到天亮，感謝神！
早上醒來，尿管脫落了，不能小便，腹內漸漲。一位楊姊妹建議我到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市二）求醫。這所醫院以前是基督教醫院，稱「柔濟醫院」。
約在上午10時，我們分坐計程車前往市二。我們坐的車先起程，不久楊姊妹發覺司機把車子駛到河邊沿江路，繞道到仁濟路中山二院。那時楊姊妹立即糾正 說，不是「仁濟」而是「柔濟」；不是「中山二」而是「市二」。大概司機取巧繞長路。這時腹漲，實在難當，苦不堪言！後來，司機再把車子開往市二，可是仁濟 路一帶交通堵塞。唉！繞路加塞車。如果不是神特別怜憫，我「雖不死，亦不遠矣」！
我們下了車，楊姊妹急不及待地請醫生先給我放尿，再辦其他手續。我首次坐上輪椅，由別人推我入診室。
醫生用尿管給我放了一小袋尿，才送入外科103房1床。臥在床上，連續放了兩袋尿這才真正輕松下來。但因第二次插上尿管，極之難受，故此，在尿液中夾雜了血絲和濃漿。這次的尿管不好，漏濕了床，只得用尿布當床褥。
當天是禮拜六，已請了一位弟兄代講道。我囑人對他說，今晚，聚會後宣佈，免人誤認我「失蹤了」。
尿管繼續漏，床上的尿布全濕透，換不胜換。半夜，尿管又脫落了，所以不能排放小便，加上兩天沒有大便，我的腹部再次漲痛難受，只得請陪伴的弟兄通知 值班護士來。等了15分鐘，不見人來；再去請，15分鐘又過了，仍不見來；第三次去請，護士小姐來了。她見我這樣，說，「我去看看病歷。」一去又15分 鐘。這時我肚漲得厲害，護士小姐終於來叫我到醫療室。半路上，我支持不住，立刻轉往洗手間，嘔了一大堆後，才去診室。第三次插尿管。回房後，成功地排了兩 大盆。闢美主！
回想大衛被示每咒罵與石砍，他認為是出於神的（撒下16：10）。同樣，是神使司機繞路、使交通阻塞；又使值班護士再三遲延15分鐘（撒下16：12），所以我就充滿喜樂。
5月5日下午4時我出院了！入院時，原定至少要住三個星期，但實際上只住了一個星期，從4月29日到5月5日。神的恩典實在豐厚。
柔濟（市二）對我特別有意義。我5歲患白喉症入住廣州東山兩廣浸信會醫院，直到最後關頭，醫生向我父親建議：最好到柔濟醫院借一部割喉機以防萬一。雖然那次沒有借，但與「柔濟」有關。
1947年間，柔濟護士請我到肺病房講道。那時候肺病十分猖獗，傳染性極強，有如現在的肝炎一樣。肺病比肝炎還容易傳染，因為肺病菌透過空气就可以 傳播。醫生進入病房都戴口罩；但我去講道，怎能戴上口罩呢？感謝神，直到現在，我的肺功能仍然健壯。這次在柔濟醫院，回想當年，覺得頗有意思。
5歲至65歲這60年，我沒有住過院，對醫院術語、慣用語，一竅不通。有一天，一位護士進入我們病房，問道：「一床有沒有事？」我說：「我的床沒有什麼問題，就是有點濕。」
一位有醫療經驗的姊妹剛在，她立刻解釋，「問你有沒有事，不是問床。一床就是你。」大家都笑起來！
我在醫院時，讀了部分蔡蘇娟女士所寫的《暗室之後》，想到自己所受的苦難雖多，但「痛苦」和蔡女士所受的相差太遠了。我從她的經歷得到很大的幫助和安慰，也學了不少的功課。
我記得有人說過：「一個不信的人，一生享盡榮華富貴，死後在地獄半小時，就抵消一切了；一個基督徒一輩子為主受盡人間的苦難，在天家半小時，就給他補還一切了。」神是公義的，揹必按人所作的報應人或賞賜人。我們應當尊主為大，凡事順服，凡事謝恩。
十五、其它
承蒙洛桑福音事工委員會國際主任王永信牧師邀請於1989年7月11-20日參加洛桑福音會議。但我沒有去。
第二章 抄家
號外
廣州大馬站家庭教會林獻羔被指進行非法宗教活動，於1990年2月22日晚遭抄家拘禁，21小時後才獲釋放。
2月22日晚大馬站福音聚會散會後，到11時半，數十名公安人員上樓，出示搜查令，將聚會用的麥克風、錄音機、聲帶、詩歌及所有書本等用品全部沒收，並帶走該教會傳道人林獻羔。臨走前在門口貼出告示，謂該處是非法宗教活動，屢勸不聽，實行取締。
得悉林獻羔被拘留消息後，再接獲另一消息，於2月22日林獻羔被逮捕當晚，分別於廣州及廣州市郊兩聚會點亦遭搜查，屬靈書籍被扣，與市效聚會點相關的其他聚會點也停止了聚會。就此事件，我們作出了以下一些分析：
一、逮捕因由探究
廣東政府究竟以甚麼理由拘查林獻羔及取締大馬站聚會？依文匯報報道，是據1988年3月廣東省人民政府所頒佈的《廣東省宗教活動場所行政管理規 定》（簡稱《三十三條》）取締林獻羔非法傳教點。《三十三條》規定：「經人民政府批准開放的宗教活動場所，凡未履行登記手續的，須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部門 補辦登記手讀……未經批准而擅自……組織宗教活動的，由人民政府主管宗教事務部門責令停止。不服從者由公安機關根據情節輕重強判處理。」
《三十三條》屬地方文件，反觀中央頒發的宗教文件──《十九號文件》（1982年3月）則謂：「關於基督徒在家裡聚會舉行宗教活動，原則上不應允 許，但也不應硬性制止。」《十九號文件》自1982年發出後，至今仍是中國宗教政策的主導文件。至於中國憲法第三十六條亦明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 教信仰自由。」
依此看來，廣東地方與中央的宗教政策有明顯的出入。如今取締林獻羔的家庭聚會就是根據地方的宗教文件，令人置疑的是地方為何有這樣大的權力？地方政 府的《規定》究竟有否經中央的程序立法？當中央與地方看法不同的時候，究竟甚麼是最終的依據？現正草擬的《宗教法》究竟將會帶來更大自由抑或是限制？
二、非法的定義
林獻羔被指為非法傳教，大馬站被定為非法傳教點。這裡涉及一個問題，究竟何謂「非法」。依《十九號文件》的意思：家庭教會只要不作違法的事，不危害人民身體健康，就是合法的活動。（注：如此看來，取締家庭教會便是不當的。）
若依《三十三條》非法的意思似乎是指未向人民政府主管宗教事務部門登記，故對未辦理登記手續的聚會點要強制處理。事實上，若宗教活動必須向有關當局登記的話，那就不能算作宗教自由。從這角度看來，中央的《十九號文件》要比地方的《三十三條》開明得多。
三、逮捕懸案
對林獻羔遭拘留的事件，傳媒的報導亦各有出入。據路透社北京26日電謂：廣州一宗教事務處官員否認香港報紙的報導謂林獻羔已被捕，只承認他會遭警告 勿繼續宗教活動。據一位於24日親往探訪林獻羔的信徒證實，他曾直接從林獻羔口中得悉整件事情的始末。大馬站確於22日晚遭持有搜查令的公安人員進入抄 家，林獻羔被拘留查詢達21小時才獲釋。從時間角度來看，路透社發電時，林獻羔確已在家中，而不在獄中，但問題是該官員沒有透露林曾被拘留。從用語來看， 有關當局的觀念是未作檢控，不算逮捕。問題同樣是該則新聞未有詳盡報導整件拘留事件。
目前林獻羔已獲釋，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教會遭禁。究竟人民的信仰何日才得到合理的保障？弟兄姊妹何日才能得到真正貫徹憲法的宗教自由？更甚的是這事件會否被當局染上政治色彩，看成與國外有關連，因而有藉口進一步限制宗教活動？
注釋：見林獻羔口述：（中流砥柱……林獻羔），《守望中華》第九十二期，1989年9月。
林獻羔的拘留紀實
1. 搜查過程 1990年2月22日（星期四）
半夜11時30分，聚會後交通完畢，各人都离去，最後兩位外國信徒离去不久，有4人（以前曾與我談話叫我登記交兩會管理者）上三樓，談了幾分鐘，一 人下樓通知公安人員，跟著搜查者約60人接踵上來，其餘3人也就离開。這時正如兵臨城下，領導人把「搜查證」拿出來叫我簽字。有人叫我把所有的柜鎖開啟， 沒有鎖匙開的，他們就鑽開。3人拿手提攝像機到處拍照。把所有屬靈書籍、外來聖經、油印《靈音小冊》數千本、油印《靈音詩歌》（1至5冊）和油印《擘餅詩 選》約3000多本拿走。另外錄音機10部、閉路電視全套、新舊擴音機、微聲器7個、錄音帶（包括已錄和未錄的）幾千盒、電子琴、發電機、油印機、謄印 機、全部揚聲器、電話機（後發放回來）、所有現款萬多元人民幣、幾千元港幣、約千元兌換券（後來把屬於我的那部份金錢交回）、列根總統送的筆、聖經、照 片、葛培理送的筆和聖經等都全部被拿走。這實在是「抄家」。
2. 拘留所裡作供 1990年2月23日（星期五）
搜查一直進行到23日早上4時，然後拿出「拘傳證」叫我簽字。簽字後叫我把手巾、牙刷、衣物帶去。他們用車載我去黃華路接待室，詢問了21個小時， 中途只歇息了15分鐘。我坐在椅子上，頭靠牆，有點冰涼，睡不著，但不感到頭痛。連同搜查和查詢計25個小時多，我沒有睡過覺。
3. 早料有今天
他們查詢我們沒有登記，違反了廣東省《四十四號文件》（廣東三十三條），所以取締大馬站聚會點。
我說：「我們沒有參加遊行，我又叫信徒不要遊行，你們對我們應當放心。」他們說：「我們對你們不放心。我們現在不談遊行，我們說你違反政策。」我說,「這是拾了芝麻，丟了西瓜」。
我說：「政策沒有不許家裡聚會。1983年1月27日《人民日報》、《十九號文件》等都說家庭聚會是合法的。1989年9月14日《人民日報》王震 說：『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變。』1990年1月21日《人民日報》說：『有些地方借著掃黃和除六害攪宗教，我們要批判糾正。』1990年1月25日《人民 日報》說：『不要錯搜查、錯逮捕，不要勉強人信教或退教，也不要勉強人信那一派。』」
我們不遊行，丁光訓支助學運，但最近熊真沛（全國三自副主席和廣東省三自主席）死的時候，丁光訓以政協副主席身份出現。
他們說：「丁光訓反思得好。」
我說：「我不用反思，我們不遊行。南京神學院也參加遊行。他們沒有問題，我們反被取締。我們不反政府，不遊行。很長一段時間，政府對我們沒有甚麼。萬萬想不到會這樣，但我也早預料有今天。」
他們說：「你為甚麼不和三自合作？你不要說你真，他們假。」
我說：「不是他們都假，而是有假有真。我們是不和真假混合的。」
我說：「要登記，就交兩會（三自會和基督教協進會）管理，這就無形中叫我們參加了『三自』。憲法沒有這一條，只是廣東在1988年才搞『登記』。要搞宗教，倒不如搞好治安。」他們說：「全面搞好」。
我說：「這是疲勞轟炸。」他們不作聲。
有時他們一直問我，我不作答。記錄員在供詞寫上「沉默」二字。
我說：「全世界古今中外都沒有『三自』組織。而且當初成立三自時，是自由參加的。」
4. 外人不干預我們的「自治」
他們認為我是靠外國教會的供給，違反了「三自」，他們認為如果我們沒有外援，大馬站是不能維持開支的。
我說：「我們沒有外國或香港教會固定的供給。外國人來聚會，奉獻是有的。三自會也是這樣，他們甚至有人向外國人要錢。我們每星期約有千人聚會，是能 夠供給每月開支的。外面有人叫我們代錄音，送給需要的人，我們沒有要他們的工費，因為凡與福音有好處的事，我們就作。這不是他們插手，他們不干預我們的 『自治』；我們只是幫助罷。」
他們說：「你們有外國人講道。」
我說：「聚會是我講道，有別人在我講道後說勉勵的話，帶來問安或見證。這是交流（交通）。」
他們問：「為甚麼把聖經、書籍帶來？」
我說：「外來聖經和本國印的完全一樣。文革時洗劫一空。傳道人和信徒需要屬靈書籍，因為這是積累千多年人們的研究。得了屬靈書籍，就不致講异端。為甚麼說是『滲透』？而外面的科技、文學、英語等書籍進來就叫『交流』？」
「送來錄音機、擴音機等，都是為傳福音用的。他們送來後，並沒有干預我們的『自治』。」
5. 見證信仰
他們問：「是否真的有神？耶穌是否真的復活？」
我說：「真的有神，耶穌真的復活了，這是福音。」我就講福音，接著講我白喉的見證和我父親的見證給他們聽。
他們說：「可能你不是真信耶穌復活。有些牧師說：『講復活是這樣講，不一定是真的。』」我說：「以前我說三自有真有假，你叫我不要說自己真別人假， 現在你可以作證他們有假的了。我若不是真信耶穌復活，在我第一次被捕後，我就會把『不復活』的耶穌丟了，甚至在未逮捕我就丟了祂。但我一再被捕，不只堅 信，還要傳講復活的基督，因為這是真的。我們信，現在得救，將來就要到天家。」
他們說：「人死如燈滅，倒不如過個好晚年。你信有神，昨晚我們叫你來時，神怎樣？」我說：「神許可」。他們說：「甚麼神許可？我不叫你，你來不來？」我說，「這是神沒有許可」。
他們給我吃三兩飯，我說：「二兩已夠了」。我禱告，他叫我吃。我說：「我先禱告」。他說：「好」。
6. 簽訂文件
最後，他們叫我簽：（1）順從區政府取締大馬站聚會點。（2）不作對政府和人民有害的事（他說「不再」，我寫「不」）。（3）隨叫隨到。這雖不是管制我行動，卻是「軟禁」。
我說：「我自己不會停止聚會，現在是你們『取締』聚會，我是口服心不服的。」
他們叫我寫檢討，我沒有寫。我說：「我沒有『違法』，只『違文件』。」
7. 回家後的境況 1990年2月24日（星期六）
零時40分，他們用車把我送回家。他們囑咐我不要亂對來訪者說。我說，我不會加多，也不會減少。前後拘留共21個小時。我回到家一看，亂極，滿地煙頭。晚上2時多才睡。第2天，多人來探望，第一位是朱全。到中午大家搞好衛生。
感謝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伯1：21）
我們不怨甚麼人。神在創世以前已定了今天。我們應當感謝和讚美！
晚上多人來，但沒有聚會，有人站在外面禱告，有人流淚。
這一次的考驗，是「安靜」、「煉淨」、「篩淨」。撒但要篩麥子，但神要篩稗子。
8. 外人探訪 1990年2月25日（星期日）
早上，東方賓館美領事葛天豪David J. Keegan來訪。3月4日（星期日）早上，英國倫敦《獨立報》駐京記者來訪。我說：「不要歪曲事實為要」。
「人為人子恨惡你們，拒絕你們，辱罵你們，棄掉你們的名，以為是惡，你們就有福了。當那日要歡喜跳躍，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他們的祖宗待先知也是這樣。」（路6：22-23）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路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