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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子女的緣份---------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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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
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
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 ※ ※ ※ ※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
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
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
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
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
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
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
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
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
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
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
直逼到呼吸里来。
<script>mpanel(1);</script>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
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
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
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
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
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
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
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
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
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
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
们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
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
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
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
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
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
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
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
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
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
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
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
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
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pre>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
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
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 ※ ※ ※ ※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
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
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
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
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
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
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
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
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
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
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
直逼到呼吸里来。
<script>mpanel(1);</script>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
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
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
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
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
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
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
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
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
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
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
们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
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
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
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
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
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
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
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
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
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
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
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
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
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pre>
WalkInD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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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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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台湾是个标语地区。走上街，看见“两个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桥，读到“迎
头赶上”，经过电线杆，瞄见“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在公车里坐下，猛抬头就
是“敬老尊贤”，走进教室，有熟悉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进了厕所，大概
是“养成洗手好习惯”，路过公家机关，就看见“民主、伦理、科学”、“检举坏
人就是保障好人”。还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横挂在车马杂乱
的大街上，好像鼓励开车的人要冲锋陷阵。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标语这么多？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努力造出
一句话来，然后写在纸上、涂在墙上使我们在生活空间中想逃也逃不掉？他的动机
在哪里？
答案当然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很脏，所以贴个“整洁为强身之本”。
有人逃兵役，所以横街挂个大布幅：“兵役是光荣的义务”。因为拼命三郎开车喜
欢追撞，所以车窗后贴个“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因为中国人自信心低落，所以
在校门柱刻上“作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每一个标语背面都有一个我们希求解决
的问题。而台湾标语之无所不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一个标语。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伦理、科
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就打扫庭院？又
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在“倒垃圾者是畜生
××”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
移默化的效果呢？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拿一个极
其严重的问题来看：大家都说，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学到
皮毛，而且不能消化，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已完全抛弃。怎么办？很简单！首先，到
街头、学校、车站，贴上千千百百个标语：“复兴中华文化！”
然后，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
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一亿元以上。铜像用来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改善人
民文化气质，更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
我不是在说笑话；你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
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变得阴暗
封闭。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道，大
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游客的往来而
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我
非常迷惑。
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我们不是要培养
书香社会吗？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军舰还大的书怎么样？要发展尖端科技吗？
在鹅銮鼻头造个比山还高的塑胶火箭模型吧！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吗？何不在玉山顶
上刻几个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见的字：“中国第一”。如果你觉得这些例子很荒谬，
那么用几亿元铸个铜像来宣扬中华文化就不荒谬吗？希望一个巨无霸的雕像能解救
文化的危机，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是狗”的牌子去解决垃圾问题一样的愚蠢。
但是这种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的心态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表露出来。学生头
发长一时或短一时，似乎比他脑袋里的知识来得重要；制服上多一个钮扣或少一个
钮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与否要严重得多。要招徕国际观光客，不先默默地把环
境整治干净，把古迹保存原色，把都市环境美化，却先大声嚷嚷“美丽的宝岛”，
努力于宣传。听说要推行绿化运动，好，把树林都砍了，水泥铺上去，再用绿色的
油漆把水泥涂绿。我们的小学生，上学时有憋一整天不上厕所的，因为学校的厕所
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
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有个朋友在我出国前夕，带来几卷中国画，语重心长地说：“送给外国人，宣
扬一下中华文化之美！”我听了只有深沉的悲哀——今天的中国人如此渴求别人的
认可？如此盼望别人拍我们的肩膀说：“还可以？！”今日的台湾若真有厚实的文
化传统，不需要努力地“宣扬”，人家自然会慕名而来。台湾的内在若是空虚浅薄，
我们再“宣扬”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迫切地要求别人的注意，本身就是一个心
虚、缺乏自信的表现。可是缺乏自信便也罢了，何不勇敢地承认自己的心虚与弱点，
实实在在地去提升自己！相反的，我们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
作宣传、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
是什么？
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
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
走过阴暗狭窄的小巷，我又看见驼着背的老头坐在板凳上，用枯干的手一针一针缝
着一只破旧的皮鞋——他知不知道某个衣履光洁的市府官员要从他口袋里拿出钱去
造一个巨无霸的铜像“复兴中华文化”？如果报税单上有这么一个名目，我也会和
梭罗一样拒绝缴纳这笔铜像税，我宁可坐牢，也不愿支持这样愚蠢的好大喜功。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
个清静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个儿童图书馆，
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份日《中国时报·人间》
台湾是个标语地区。走上街，看见“两个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桥，读到“迎
头赶上”，经过电线杆，瞄见“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在公车里坐下，猛抬头就
是“敬老尊贤”，走进教室，有熟悉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进了厕所，大概
是“养成洗手好习惯”，路过公家机关，就看见“民主、伦理、科学”、“检举坏
人就是保障好人”。还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横挂在车马杂乱
的大街上，好像鼓励开车的人要冲锋陷阵。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标语这么多？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努力造出
一句话来，然后写在纸上、涂在墙上使我们在生活空间中想逃也逃不掉？他的动机
在哪里？
答案当然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很脏，所以贴个“整洁为强身之本”。
有人逃兵役，所以横街挂个大布幅：“兵役是光荣的义务”。因为拼命三郎开车喜
欢追撞，所以车窗后贴个“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因为中国人自信心低落，所以
在校门柱刻上“作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每一个标语背面都有一个我们希求解决
的问题。而台湾标语之无所不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一个标语。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伦理、科
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就打扫庭院？又
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在“倒垃圾者是畜生
××”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
移默化的效果呢？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拿一个极
其严重的问题来看：大家都说，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学到
皮毛，而且不能消化，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已完全抛弃。怎么办？很简单！首先，到
街头、学校、车站，贴上千千百百个标语：“复兴中华文化！”
然后，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
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一亿元以上。铜像用来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改善人
民文化气质，更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
我不是在说笑话；你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
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变得阴暗
封闭。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道，大
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游客的往来而
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我
非常迷惑。
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我们不是要培养
书香社会吗？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军舰还大的书怎么样？要发展尖端科技吗？
在鹅銮鼻头造个比山还高的塑胶火箭模型吧！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吗？何不在玉山顶
上刻几个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见的字：“中国第一”。如果你觉得这些例子很荒谬，
那么用几亿元铸个铜像来宣扬中华文化就不荒谬吗？希望一个巨无霸的雕像能解救
文化的危机，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是狗”的牌子去解决垃圾问题一样的愚蠢。
但是这种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的心态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表露出来。学生头
发长一时或短一时，似乎比他脑袋里的知识来得重要；制服上多一个钮扣或少一个
钮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与否要严重得多。要招徕国际观光客，不先默默地把环
境整治干净，把古迹保存原色，把都市环境美化，却先大声嚷嚷“美丽的宝岛”，
努力于宣传。听说要推行绿化运动，好，把树林都砍了，水泥铺上去，再用绿色的
油漆把水泥涂绿。我们的小学生，上学时有憋一整天不上厕所的，因为学校的厕所
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
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有个朋友在我出国前夕，带来几卷中国画，语重心长地说：“送给外国人，宣
扬一下中华文化之美！”我听了只有深沉的悲哀——今天的中国人如此渴求别人的
认可？如此盼望别人拍我们的肩膀说：“还可以？！”今日的台湾若真有厚实的文
化传统，不需要努力地“宣扬”，人家自然会慕名而来。台湾的内在若是空虚浅薄，
我们再“宣扬”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迫切地要求别人的注意，本身就是一个心
虚、缺乏自信的表现。可是缺乏自信便也罢了，何不勇敢地承认自己的心虚与弱点，
实实在在地去提升自己！相反的，我们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
作宣传、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
是什么？
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
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
走过阴暗狭窄的小巷，我又看见驼着背的老头坐在板凳上，用枯干的手一针一针缝
着一只破旧的皮鞋——他知不知道某个衣履光洁的市府官员要从他口袋里拿出钱去
造一个巨无霸的铜像“复兴中华文化”？如果报税单上有这么一个名目，我也会和
梭罗一样拒绝缴纳这笔铜像税，我宁可坐牢，也不愿支持这样愚蠢的好大喜功。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
个清静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个儿童图书馆，
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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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信 龙应台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 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 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 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 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 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 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 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 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 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 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 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 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 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 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 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 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 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 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 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 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 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 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 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 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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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美国佬学学，胡萝卜加大棒 。以德服人只能服有德之人，对冥顽不灵者，必须用大棒。要和平必须先武备，要民主必须先专制。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
嗯，这方面要多向美国学习。
虽然人类已进入文明社会，可相信大棒，武备和专制的人仍然存在。靠愚昧和野蛮的战争得不到和平，从专制也得不到民主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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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类已进入文明社会，可相信大棒，武备和专制的人仍然存在。靠愚昧和野蛮的战争得不到和平，从专制也得不到民主和自由。
请问捧支持台独的丑陋文人龙应台的臭脚的神父：台独能得到和平吗？
胡萝卜加大棒不是美国一直运用的策略吗？难道神父才发现？要不神父给奥巴马上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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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D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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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普通人的文明和野蛮
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这一幕。
台湾南部乡下小镇，半夜十二点，十字路口，一家二十四小时豆浆店。这大概是台湾对中华文化最美好的贡献，三更半夜，你可以随时从幽黑寒冷的巷道走进这温暖明亮的地方，看着平底大锅上锅贴在滋滋煎烧，新鲜的豆浆气息在空气里弥漫，脆脆的油条、松松的烧饼、香得让人受不了的葱油饼，全在眼前。忙碌 工作的几个年轻妇人用轻快的语音问客人要吃什么。整个小镇都沉在黑暗中，这简陋的小厅就像个光亮的橱窗，正在展出生活的温煦和甜美。
一个穿着拖鞋的客人大踏步进来，显然认出了正在低头喝豆浆的朋友，用力拍了他肩膀，说：“怎样？我们来赌吧。赌你们赢我们六十万票？”
喝豆浆的那人抬起头，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唉呀，八年都给你们玩光了，还要怎么赌？”
穿拖鞋的楞了一秒钟，然后陡然变脸，冲口而出：“你娘！外省的，你们滚回去！”
喝豆浆的跳了起来，看见那穿拖鞋的已经抓起凳子，高高举在头上，马上要砸下来的千钧态势。他也红了脸粗了脖子，怒声回说：“谁滚回去？跟你一样缴税，你叫谁滚回去？”
穿拖鞋的高举凳子就要冲过来，旁观者死命拉住，他挥舞着凳子大吼：“不是台湾人，给我回去！”
那“外省的”──这回我看见了，他也穿着拖鞋，边往外走边用当地的闽南语回头喊：“好啊，台湾人万岁！台湾人万岁！”
我一直紧握母亲的手，附在她耳边说：“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只是在闹着玩的。”母亲已经无法明白那两人在说什么：相信了我的解说，只是皱着眉头说，“玩得这么大声，小孩子一样，不像话。”我把油条分成小块，放到热豆浆里浸泡，泡软了，再让她慢慢嚼。
回 到家，反正睡不着，打开计算机看网上新闻。德国的《明镜》首页报导是这一则：从医生到歌剧演员， 从老师到逃学的学生，都曾经是二战时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帮手。约有二十万的普通人参与其中。一个进行多年的研究快要出炉，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国民可以在一 个邪恶的政权领导下做出可怕的事。
马特纳，一个维也纳来的小警察，1941年在白俄罗斯执行勤务，就参与了枪毙2273名犹太人的任务。他当时 给他的妻子写信：“执行第一车的人时，我的手还发抖。到第十车，我就瞄得很准了，很镇定，把枪对准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还有很多婴儿。我自己有两个小宝 宝在家，可是我想，我的小宝宝要是掉到眼前这批人手里，可能会更惨。”
二战后，主流意见认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都是一些特别病态的人，在少数大战犯的领导之下做出的。这样来理解，让人比较宽心，因为，一般善良普通人是不在其中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的这个大型研究却有重大发现：具体证据显示，起码有20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
天色有一点点灰亮。大武山美丽的棱线若有若无，混在云里淡淡地浮现，滴溜溜的鸟声，流转进窗来。
豆浆店的人说，那两个差点打架的人，一个是在市场卖鲜鱼的，一个是中学老师，本来是不错的朋友。可能喝了点酒，也许过两天就和好了也说不定。
可是我感觉丝丝的不安。毕竟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会断。
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这一幕。
台湾南部乡下小镇，半夜十二点，十字路口，一家二十四小时豆浆店。这大概是台湾对中华文化最美好的贡献，三更半夜，你可以随时从幽黑寒冷的巷道走进这温暖明亮的地方，看着平底大锅上锅贴在滋滋煎烧，新鲜的豆浆气息在空气里弥漫，脆脆的油条、松松的烧饼、香得让人受不了的葱油饼，全在眼前。忙碌 工作的几个年轻妇人用轻快的语音问客人要吃什么。整个小镇都沉在黑暗中，这简陋的小厅就像个光亮的橱窗，正在展出生活的温煦和甜美。
一个穿着拖鞋的客人大踏步进来，显然认出了正在低头喝豆浆的朋友，用力拍了他肩膀，说：“怎样？我们来赌吧。赌你们赢我们六十万票？”
喝豆浆的那人抬起头，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唉呀，八年都给你们玩光了，还要怎么赌？”
穿拖鞋的楞了一秒钟，然后陡然变脸，冲口而出：“你娘！外省的，你们滚回去！”
喝豆浆的跳了起来，看见那穿拖鞋的已经抓起凳子，高高举在头上，马上要砸下来的千钧态势。他也红了脸粗了脖子，怒声回说：“谁滚回去？跟你一样缴税，你叫谁滚回去？”
穿拖鞋的高举凳子就要冲过来，旁观者死命拉住，他挥舞着凳子大吼：“不是台湾人，给我回去！”
那“外省的”──这回我看见了，他也穿着拖鞋，边往外走边用当地的闽南语回头喊：“好啊，台湾人万岁！台湾人万岁！”
我一直紧握母亲的手，附在她耳边说：“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只是在闹着玩的。”母亲已经无法明白那两人在说什么：相信了我的解说，只是皱着眉头说，“玩得这么大声，小孩子一样，不像话。”我把油条分成小块，放到热豆浆里浸泡，泡软了，再让她慢慢嚼。
回 到家，反正睡不着，打开计算机看网上新闻。德国的《明镜》首页报导是这一则：从医生到歌剧演员， 从老师到逃学的学生，都曾经是二战时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帮手。约有二十万的普通人参与其中。一个进行多年的研究快要出炉，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国民可以在一 个邪恶的政权领导下做出可怕的事。
马特纳，一个维也纳来的小警察，1941年在白俄罗斯执行勤务，就参与了枪毙2273名犹太人的任务。他当时 给他的妻子写信：“执行第一车的人时，我的手还发抖。到第十车，我就瞄得很准了，很镇定，把枪对准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还有很多婴儿。我自己有两个小宝 宝在家，可是我想，我的小宝宝要是掉到眼前这批人手里，可能会更惨。”
二战后，主流意见认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都是一些特别病态的人，在少数大战犯的领导之下做出的。这样来理解，让人比较宽心，因为，一般善良普通人是不在其中的。
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的这个大型研究却有重大发现：具体证据显示，起码有20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平的人，都有。
天色有一点点灰亮。大武山美丽的棱线若有若无，混在云里淡淡地浮现，滴溜溜的鸟声，流转进窗来。
豆浆店的人说，那两个差点打架的人，一个是在市场卖鲜鱼的，一个是中学老师，本来是不错的朋友。可能喝了点酒，也许过两天就和好了也说不定。
可是我感觉丝丝的不安。毕竟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会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