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解不开的义和团情结
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很久以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青年时代时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却仇恨基督教，并且，把它视为“洋教”呢？我被意识形态的宣传骗了，这不假，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我有可能了解基督教时，我对它的敌视反而加深了。难道我心中真的有一种力量，它以仇恨基督为目标吗？
我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高中。那时，我没听说过上帝。不是我想知道上帝而无法知道，也不是知道了上帝而不承认他，只是知道上帝的途径一时被封锁了。我被“洗脑”洗得如此之彻底，以致于我不但毫无兴趣证明上帝的存在，连否认他存在的念头都没有。这不是我敬畏上帝不敢否认他，而是洗我大脑的那架机器，连否认上帝的存在都不鼓励，生怕人们在认真地否认上帝的过程中，产生对上帝存在与否的兴趣。尽避如此，我从民间还是得到了一些关于神明的观念，诸如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灶王爷等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心里接受了意识形态宣传，把宗教信仰统统都看成是迷信。于是，我把童年时听说的神明，都归为迷信。就这样，在意识形态教育下，我在心中清除了迷信的信仰，从而把整个心灵都献给了“伟大领袖”，把他当做神来崇拜，任由他塑造我那幼稚的心灵。
就这样，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就连“福音”这个词也没听过。我把《毛主席语录》当成“红宝书”，经常背诵它。饮下了鸩酒，反以为是香摈。正是在响应毛“批林批孔”的指示的过程中，我形成了对基督教的强烈偏见。(注1)
那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间的事。那时，整个中国没有几本书不被视为“毒草”而允许人们阅读。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郭沫若等人的若干中国历史著作，还有几本关于鸦片战争、义和团的小册子。在那个扫荡文化的年代，读这些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享受。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我常读它们至深夜。对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我毫不怀疑，更无法想像学者可以选择一定的历史资料来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教科书历史的影响下，我对基督教在华作用形成了如下的看法：传教士是在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是一路货，都要瓜分中国，把中国转成他们的殖民地；华人基督徒是中国人的败类，帝国主义的走狗。(注2)
这些观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从没考察它们是否合历史真相，也没有想到这是意识形态的结论，还以为那是我的独立见解。我在理智上形成的这些偏见，和在情感上对督教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使我视基督教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仇敌。
到美国后，我曾哀叹自己出生在一个仇恨基督教的世界中，我能够反思自己的偏见之前，就已经成了偏见的俘虏。但是，有什么好值得埋怨的呢？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在偏见的束缚下，后来，我虽接触了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正面作用的历史资料，但对它们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明其义。我拒绝重新审查自己的偏见，更没有反省我那扭曲了的情感。我顽固地抱着偏见不放，还自认为是坚持真理！
我本一微不足道的书生，既不能救天下百姓于水火，又不能传一己之言于百世，但为什么却总是固执己见？并且，这所谓的“己见”也大都是他人之见！这只因为，在我的心灵中，潜藏着一个邪恶的灵，它恨天国，恨上帝的儿女，恨上帝的道。它恨上帝！它喜欢偏见，它用偏见扭曲我的心灵，要把我引向永久的死亡，彻底地毁灭我。
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于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进入八十年代后，我逐渐开始独立地探索人生。在这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耶稣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在大学期间，我所景仰的一位教授的教诲，使我明白了；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其独特的崇高价值。只要人类存在，宗教是不会消亡的。读研究生时，一位著名学者指教我说：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特点，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笼统地谈西方文化而不加以缜密的区别和分析，无益于理解文化的中外古今之别。(注3)
这些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我认识到：我大谈西方人、西方文化、西方信仰，根本没有深思细辨这些概念的确切所指，说话大而不当，空而无实，不仅不同西方国家的精神生活，各具特色；即使一国内部，不同的民族及社会阶层之间，精神生活也有显著的差别。百万富翁和芝加哥街头的流浪汉虽然吃同样的汉堡包，听同样的爵士音乐，但怎能想像他们的所居、所行、所思、所愿，会在同一个世界？
我也不再相信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宣传了。为了表现我的独到见解，我高扬宗教在道德生活中的伟大价值。在向我的学生━━中层干部授课中，我从正面的意义引用过耶稣的话。我这样作，当然不是为了彰显上帝的真理，而是标新立异。这又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毕竟走进了我的精神视野，使我在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看到：耶稣，是我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耶稣虽然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但我并不让他占据我精神天地的中心。我自以为开明地把基督教放在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同等的地位，视耶和华与佛、真主、梵天为异名而同实的最高实体，是居住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名字敬拜的同一位神。所以，我坚持认为：基督教是西方人的信仰，是维系其伦理道德的基石。虽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耶稣的某些教诲，是人类共同需要接受的精神宝藏。
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加深，我发现：我不能说基督信仰是西方人的信仰。在西方，基督信仰从来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全体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在信仰基督的人中，虽然有一部分是西方人，但他们只是西方人的一部分。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我问自己，在人看来，基督徒有东方人、西方人之分；但在基督的眼中，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是东方人与西方人？还是富人与穷人，有权人与无权人？根据我对基督信仰的了解，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区别。在耶稣的面前，人都是罪人。所不同的只是有两种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信耶稣并且愿意悔改新生的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信耶稣并且固执地按己意而行的罪人。
当我固执地把信耶稣同西方人联系起来时，我的眼睛只盯在地域和人的肤色上。由此，我也就限定了自己，把我等同于一个地区━━中国；一种肤色━━黄色；一种人━━在茫茫的宇宙中找不到一己之根的孤儿，无可奈何走向永恒灭亡的逆子！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虽然承认基督信仰的价值，但还是受到把基督教视为“洋教”的影响，担心信了耶稣后，中国人的言谈、举止和心灵就会被“洋化”了。我编织了这噩梦，自己吓自己。但是，自从来到美国后，我却亲眼见到了另一幅图景：在北美的一些华人，他们是基督徒，但心仍挚爱着中华；一些华人很西化，但并不信耶稣。无论信或不信，从大陆以外来美的华人，大都显得比自己更好、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人的礼节。
在当代生活，怎可能一点也不西化？西化与否，这只是文化影响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生命取向的问题。但是，当圣经宣布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时，它留给我的是，而且仅仅是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生命基督化，还是非基督化；不与上帝同心，就是与上帝为敌。
对我最具讽刺意味的图景是：我亲眼看到我所认为的“洋教”，并不是“洋人”必然相信的自己的宗教。在美国人中，信佛的有之，信真主的有之，信梵天的有之，什么也不信的，亦大有人在。当我和他们诋毁基督教时，我们的心相通了。东西方之别消逝了，我们共享一个信条：相信自己。我，就是我的上帝！
从东方到西方，一大批政治信念绝然不同的人们，竟在与耶稣为敌上结成了同盟！东方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政治集团，用宣传机器围剿基督信仰，用批斗、监禁、杀头对基督徒进行暴力的迫害；西方舞文弄墨的文人和政客，则运用讲演、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介，或是玩弄基督信仰，或是打着耶稣的招牌牟利。在东方，基督徒被视为社会公敌，十字架乃是被诅咒的标记；在西方，信仰基督成了见不得人的个人隐私，十字架变为被欣赏的装饰品。
包令我吃惊的是，我在读书中发现，一些认真地寻找证据去推翻基督信仰的西方文化人，他们诚实地、小心地求证关于耶稣死后复活的记载是荒诞的神话。但求证的结果却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无可否认。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征服了他们那一颗诚实的心灵，使他们写出了捍卫上帝真道的鸿篇巨著。(注4)
耶稣是何等伟大！竟有人通过认真地否定他而找到了他。令这些西方人转变的，不是因为他们是西方人，而是因为耶稣死后复活；不是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基督信仰，而是他们不得不向真理投降；不是他们认同于与其同文同种的西方宗教，而是他们找到了在天上的父━━上帝。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当面对着这个绝对性的问题时，我一下子变得赤裸裸了：我是一个人，仅此而已。什么东方人西方人，无关紧要。
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在美国，我平生第一次可以自由地阅读有关基督信仰的书籍，这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天地，一再突破了我以往那狭隘的视野。当我读完戴德生传时，他那颗挚爱中华的心灵，活生生地面对着我，刺得我的心发酸，发痛。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了自己心灵的渺小以及生命的卑微。戴德生如此挚爱耶稣，挚爱中国人，任我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之动情！
义和团事件中，在戴德生创立内地会工作的传教士中，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注5)
读至此，我的心实在无法平静。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再三地侵略我的祖国，烧杀掠夺，割地赔款，中国几度面临亡国的危险。但是，在中华儿女大难临头之际，基督的儿女竟拒绝中国政府送上门的赔款。这能是帝国主义侵华先锋的作为吗？如果戴德生爱中华不是出于至诚、至性，他能作得到吗？
我突然感到：戴德生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他挚爱耶稣使我看到了上帝之子的神圣之爱。他那颗爱中国人的心，若不是从上帝那里得到无穷的光源，怎能源源不断地放出灵性的光芒？怎能说出：“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注6)
扪心自问：假如我有十万美金，我能让祖国全数支取吗？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我的骨肉同胞吗？假如我的亲友家人遭此横祸，我能连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也不说吗？戴德生的豪言壮语，我说得出，但作不到。
我爱中华，并没有像戴德生爱得么投入，那么真挚，那么专一。他爱中国人，是由于他首先并且始终爱耶稣；我爱中国人，是由于我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他爱中华，可以舍弃一切，因他把一切交给了上帝；而我即使舍弃一点东西，也难以忘记那是我的。
以往，我曾忘情地低吟：“我的中国心”。但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谁能告诉我啊，外国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在了哪里！
若不是来到海外，置身于肤色、种族、语言、文化与自己大都不相同的环境中，我很难对传教士产生恻隐之心。正是这设身处地，使我在了解第一位更正教的传教士━━马礼逊的事迹时，心肠不由自主地变软了。
马礼逊于一八一七年来华传福音。当他告别不同意他来华传教的父老、亲友、师长时，那生离死别的痛苦，他除了向耶稣诉说，还能向谁倾诉？在华传福音，他遭到我的同胞和他的同胞的共同反对，面对那些杲滞、怀疑、冷漠、嘲笑、仇恨的目光，若不是从神那得到安慰，他怎能忍受心中的孤独？他离国十七年后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归故里。这期间，他望了多少月圆月缺。他用了十二年的心血，为我们中国人译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圣经。但当他死于广州时，竟无葬身之地，不得不移灵柩于澳门。
了解这一切后，令我齿寒、意寒、心寒，人死于异乡，已很悲哀了。但死于异乡竟无葬身之地，这岂是一个哀字能了得。而这人竟是为爱异乡人而死的，死无怨言。且唯有这一死，才能表达他对异乡人至死不渝的爱。异乡人━━我和我的同胞啊，我们至今还以中国人的名义诅咒他们，我们的良心何在！
读过戴德生、马礼逊等人的传记后，我又阅读了一些书籍，渴望更进一步地了解更多的西方传教士的心态。在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他们为什么会从先进的欧美来到我落后的祖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传教这条艰难的道路？“剑桥七杰”（一八八五年来华传教的七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的传记，使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为了拯救我的同胞的灵魂而走上了到中国传教这条道路。为此，他们舍弃了在英国的绵绣前程，甚至变卖了自己庞大的家产。选择走这条路，他们的灵魂不是没经过痛苦的挣扎，但最终，他们还是顺从了耶稣的召唤：向万民传福音。
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决定性的事实，赢得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决心告别当时英国人那种马马虎虎的信仰，为信仰耶稣而付出生命的代价。“除非你对上帝完全降服，你不能知道他的心意；然而，一旦你降服了，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作什么。”(注7)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将心比心，谁不爱自己的父老乡亲？谁不恋生我养我的那一片故土？谁人无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哪个情郎不思与心上人绵绵细语？茶一盅、酒一壶，即便是生死之交的君子，亦渴望友谊地久天长。热血好儿女，谁不想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走遍海角天涯，谁不觉乡音最亲？但是，听到了耶稣那一声轻轻的呼唤：跟我来！他们就放下了这一切，走上了传福音这条由荆棘和鲜花铺成的小路。
要是我，能放下这一切而走上这条不归路吗？不能。因我根本不想听耶稣的呼唤，所以，我走我自己的路；因我内心一无所有，所以，我想拼命抓住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因我舍弃不了自己，所以，我不容神进入我的生命。
那么，我过去确信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了，根据在哪里呢？是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还是他们错误地接受了传福音的命令？如果我认为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我必须证明：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没有一个中国人需要福音。否则，即使有一个人，就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利禁止传教士向他传福音。我有权选择自己不去天堂，但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伴我进入地狱。如果我认为传教士所服从的那个叫他们传福音的命令错了，我还必须证明：无人有权下达这个命令。但这个命令不是来自哪个王卿侯爵，总统首相，而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15～16）因此，耶稣是谁，他是否有权力发布这个命令？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若我不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命令，我就无权责备传教士服从耶稣，而只能责备他们完成这命令时表现的好坏。我问自己，我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个命令吗？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想证明这一点，但最终都失败了，难道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不自量力吗？
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回顾历史我也看到，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史中，确实有许多不光彩之处。有些基督徒不愿正视它，这只能进一步地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因鸦片战争以来那至深至痛的历史创伤，还在中国人心中流血流泪！
如何看待这些不光彩的历史篇章呢？
中华民族素无嫉妒排斥不同宗教之心，佛教和回教来华上千年，虽遭文人的笔伐，但民间百姓则大都能与佛教徒、回教徒平安相处，但鸦片战争后，中华儿女之所以视基督教为洋教，主要不是源于宗教原因，而是起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始终和中国的国耻相连，和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相伴。(注8)
我忘不了啊，列强以武力迫使中国对基督教开放，以传教和保护传教士为借口，一再向祖国发动侵略战争。多少中华好儿女，因此流血丧命；多少大好的锦绣河山，因此归为强盗的版图；多少黄金白银，因此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真是伤天害理啊！
我不能不愤慨！在传教士中，有人卷进了参与制定侵华不平等条约，有人成了侵华军队的情报员、翻译官！他们的活动怎能不使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呢？ 他们传给中国人的是祸音，这祸音至今余音未绝。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的行径。我想，若是耶稣在这种情境，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宁肯再次走上十字架，也不屈服于强权，与刽子手合作。在被压迫者遭欺凌受迫害时，耶稣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我不能不耻辱！有的传教士竟打着传教的旗号欺压中国的平民百姓，干涉官府诉讼，在动乱中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注9)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中华儿女感受不到耶稣是爱，他们由此而仇恨基督教，不在情理之中吗？耶稣的榜样使我明白了，传教士到中国，不应是中国人伺候他们，作他们的奴仆；而应是他们为中国人服务，作中国人的仆人。那些欺压百姓的传教士们，他们不配作耶稣的儿女。他们的坏榜样，导致了一些中国人拒绝十字架。
我不能不羞愧痛心！许多传教士用不平等条约保护他们传福音，心安理得地居于特权地位。既然如此，他们能全心全意地依靠耶稣吗？他们能使中国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徒的真正依靠吗？那强大的特权是他们软弱的象征。我同情他们的软弱，但不能不批评他们使基督的福音由此而蒙羞。福音最初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传到西方，靠的是什么？是刀剑吗？是权力吗？是金钱吗？是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统统不是！它靠的是基督徒的忠心，是殉道者的鲜血，是基督与基督徒同在。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我很遗憾地看到：某些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怀着西方文化优越的感觉，歧视、贬低中国和中华文化，把传播福音和传播西方文化混淆在一起。从而，使我的同胞把福音误认为是属于西方的。他们羞于与中国人为友，这深深地羞辱了中国人，并阻碍了福音的传播。他们的可悲并不在于他们没有以爱心和患难中的炎黄子孙站在一起。而在于，他们没有像耶稣那样以信心背上十字架，走向上帝。
但是，在我也亲身踏上传福音这条艰难曲折的路，并碰了许多钉子之后，我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态：即虽然那些真心爱耶稣并传福音的传教士并不完美，但我视他们是我的至亲兄弟姐妹，并以此为荣。他们的某些行动伤害过我的同胞，我愿意为此而向我的同胞道歉，因他们来华传福音不止于是为了我的父老乡亲，也是为了我。若没有他们当年传来的火种，不会有我今天的得救。
我渴望我的同胞能接受我的道歉。这绝不是我虚伪地故作姿态，而是出于我的信仰。我的道歉是真诚的，因我和他们传的是同一个福音，尽避我们对这福音的理解在细节上有所分别，但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主，同一个上帝，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他们的错误上也有份。我不推卸我的责任。
我渴望我的同胞不要继续因对往事还耿耿于怀而拒绝福音。若你们对传教士的怨气、火气和怒气还没有消掉，就把它们统统倾泻到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头上吧。我乐意承受这一切，因为我今天作的，正是继承西方传教士们昨日未竟的大业：向你们传福音。我的同胞啊，不要再被偏见、误解和仇恨蒙蔽你们的心了！向耶稣敞开心灵吧！他是我的主，也是你们的主。他是天地万物的主！
铁的历史事实是我无法否认的：即众多的西方传教士是出于爱耶稣而来到了我的祖国，向华夏儿女传福音。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的最大依靠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耶稣。他们手中拿的是圣经，不是枪炮；他们播种的是福音，不是罂粟。尽避由于语言、文化、教育、历史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使他们对中华文化有许多误解，但他们爱中国人的心是真诚无伪的。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当然，有些历史事实至今还使我困惑：为什么坚船利炮随圣经相继而来，鸦片与福音接踵而至？但我至少明白一点：没有那炮声，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不会自动打开，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不会从因循守旧的停滞中惊醒，现代化的基础科技器物文明的建设，不会迈出第一步。
反覆阅读圣经后我更坚信，列强的强权意志不仅丝毫代表不了耶稣的意志，反而违背了他的意志。列强侵华，源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鸦片糟蹋了中国人的性命，也玷污了福音。强盗虽打着传教的旗号，但终究是强盗。无论他们遮上多少块遮羞布，也遮不住殖民帝国的无耻。
虽然如此，但福音在中华大地毕竟传开了。这奥秘，谁能猜透呢？
埃音在华传播的历史唤醒了我的良知。它告诉我，既然我知道中华儿女视忘恩负义为无耻，视知恩当报为知义，就永远也不该忘记：若不是传教士昔日大声疾呼，也许我们亲爱的母亲和姐妹至今还裹着小脚。若不是传教士把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带到美国，我们还谈什么留学！西医西药和西医医院都是传教士在华奠基的，这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近代意义的学校和大学，是传教士创立的。近现代知识的传播，是由传教士开始的。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是传教士在华开创了最早的孤儿院、精神病院、盲人学校、聋哑人学校，等等。这其中的哪一项不值得大书特书、不值得中国人感恩！(注10)
我以往安然地享受这些恩惠，却从没说过一句谢谢。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吗？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反覆思考历史，我问自己，我明知从景教传入大唐，福音在华传播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我明知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可还是偏把基督教称为洋教，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意识和下意识支配着我呢？
那是充满了鄙视、轻蔑、排斥和抗拒的心理。那是迷茫、失落、恐惧和仇恨的下意识。那是血液中奔流的陈旧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是心思 分辨了数千年的华夷之辨，凡四夷.“洋人”、“鬼子”）皆不如己，他们无知、愚昧、野蛮、心智未开、道德低下。那是说不出口的受尽蹂躏的民族耻辱感，被几个自己瞧不起的小对手打得一败涂地，又不得不公开认输。那是倍受挫折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回顾祖宗的丰功伟绩，充满了自尊；面对现实，则心怀不平、不愤而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这义和团情结，它是许多历史声音的回响，它是无数扭曲心灵的映照。曾国藩着《讨粤匪檄文》抨击太平天国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注11)在他的话中，有我对基督教的同样无知和恐惧。晚清时的李东远说：“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注12)在他的话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和封闭。一九二二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非基督教运动宣称，“宗教是麻醉剂”。提出“有宗教则无人类，有人类则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注13)这话也表达了我对基督教的仇恨。我以往只疑惑，官方的宗教政策何以如此残酷，竟让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横流。但我从没意识到，正是我心中那无名的仇恨，使我不自觉地也成了侩子手的帮凶。
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恐惧变革、对外封闭、自我欣赏，纠缠在我心中的这个义和团情结，使我不自觉地把对耶稣的信仰，排斥在我的视野之外。基督教中，我只看到了耶稣是外国人，基督教是外国宗教。我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上帝，更看不到我和上帝那不可分离的生命联击。我的生命力萎缩了，衰落了，它不敢面对耶稣向我发出的挑战。我用“洋教”这个借口，懦弱地把自己裹起来了。
我耻于问自己但又不得不问：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还有几多大汉的气度、大唐的雄风？大唐百姓的多数并没有把佛教视为洋教，反而有玄装西天取经之壮举、禅宗顿悟见佛之创新。他们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心胸开放，心态康健。他们有信心、有见识、有魄力去接受外来的新文化、新知识、新价值的挑战，以宏大的气度包容、接纳、吸收新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新天地。
可是，当我们面对那强大的西方，求救的却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通过咒骂━━他们是洋鬼子，一吐心中的闷气、晦气、怨气━━怒气。民族屈辱感和盲目排外情绪彼此交错，使我们把与洋字沾边的一切东西，都作为排斥的对象。实在打不倒的又很实用的东西如“洋货”，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崇拜并谄媚它们。从排外到媚外，仅一步之遥。
我清楚的看到了，这导致我卑怯的义和团情结后面，隐藏着一个空了壳的民族自傲心：我们有多么伟大的祖宗和辉煌的过去啊！中华在地理上是天下的中心，在文化上更是如此。中华的文字、文学、礼仪、典则、制度、道德，乃举世无双之文化精华。(注14)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为我们带来多少自尊、自豪、自大、自傲和自满。
而今世道变了。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虽不是百事不如人，但科技上不如人，民主上不如人，法治上也不如人。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这是我们的最后防线了。反对包括基督信仰在内的西方精神文明，是我们唯一可以自怨、自慰、自怜、自欺的了。我们的精神天地，实在太可怜了。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纠缠我的义和团情结，也包含了一份悲苍之情：那是面对列强灭文灭种，中华儿女不得不发出的救亡图存的怒吼，那是天下兴亡，匹夫必须承担的重任。尽避我们的先辈一再被强盗打败了，但并不能证明强权就是公理。而先辈留在天地的那股正气，寻找的是永恒的正义！
但是，若没有上帝，天下有何永恒的正义可言！
终于到了那一天，我敞开了自己封闭的心门，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祈祷：天父啊，鸦片战争以来那民族耻辱和历史伤痛，折磨我多年了。这心灵的煎熬，带来的只是仇恨！那洋教的偏见，曾使我的理性几度迷失，今日我要挣脱这枷锁！心头的怒火啊，你燃烧吧！我情愿被你烧死，也不愿任你再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了。
耶稣啊，熄灭我心头的怒火，让我畅饮你赐下的生命清泉，归向你，心灵得安息。
敖注：
1·“批林批孔”是“批判孔子和林彪”的简称，它是毛泽东晚年发动的又一个政治运动。
2·这是中国大陆官方史学界在八十年代之前，对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作用的结论。
3·参见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
4·这方面的代表着是麦道卫着的《铁证待判》，更新传道会出版。
5·《戴德生━━挚爱中华》，第292页。
6·同上引，见该书封面。
7·见浦乐克，《剑桥七杰》，校园书房出版社。
8·英传教士宓克指出：“以武力强迫中国驰禁基督，使基督教徒与佛、回二种外来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础上。因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基督教的流布，则与中国国耻相联系，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创伤仍深。”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第94页，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
9·唐德刚，《传记文学》第62卷第4期，第22～24页，传记文学杂志社。
10·查时杰，“一百七十年来的基督教”，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记念集》，1977年，第3～28页，宇宙光出版社。
11·谢扶雅着，转引自《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第286页，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0年。
12·参《福临中华》一书。
13·参王治心着，《中国基督教史纲》，第二十章，1959年。
14·殷海光，《中华文化的展望》，书中的第一章，“天朝型模的世界观”，对此心
态有精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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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很久以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青年时代时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却仇恨基督教，并且，把它视为“洋教”呢？我被意识形态的宣传骗了，这不假，但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我有可能了解基督教时，我对它的敌视反而加深了。难道我心中真的有一种力量，它以仇恨基督为目标吗？
我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在文化大革命中读完高中。那时，我没听说过上帝。不是我想知道上帝而无法知道，也不是知道了上帝而不承认他，只是知道上帝的途径一时被封锁了。我被“洗脑”洗得如此之彻底，以致于我不但毫无兴趣证明上帝的存在，连否认他存在的念头都没有。这不是我敬畏上帝不敢否认他，而是洗我大脑的那架机器，连否认上帝的存在都不鼓励，生怕人们在认真地否认上帝的过程中，产生对上帝存在与否的兴趣。尽避如此，我从民间还是得到了一些关于神明的观念，诸如佛、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灶王爷等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从心里接受了意识形态宣传，把宗教信仰统统都看成是迷信。于是，我把童年时听说的神明，都归为迷信。就这样，在意识形态教育下，我在心中清除了迷信的信仰，从而把整个心灵都献给了“伟大领袖”，把他当做神来崇拜，任由他塑造我那幼稚的心灵。
就这样，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就连“福音”这个词也没听过。我把《毛主席语录》当成“红宝书”，经常背诵它。饮下了鸩酒，反以为是香摈。正是在响应毛“批林批孔”的指示的过程中，我形成了对基督教的强烈偏见。(注1)
那是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间的事。那时，整个中国没有几本书不被视为“毒草”而允许人们阅读。我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了郭沫若等人的若干中国历史著作，还有几本关于鸦片战争、义和团的小册子。在那个扫荡文化的年代，读这些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享受。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繁重体力劳动之后，我常读它们至深夜。对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我毫不怀疑，更无法想像学者可以选择一定的历史资料来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教科书历史的影响下，我对基督教在华作用形成了如下的看法：传教士是在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是一路货，都要瓜分中国，把中国转成他们的殖民地；华人基督徒是中国人的败类，帝国主义的走狗。(注2)
这些观点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从没考察它们是否合历史真相，也没有想到这是意识形态的结论，还以为那是我的独立见解。我在理智上形成的这些偏见，和在情感上对督教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使我视基督教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仇敌。
到美国后，我曾哀叹自己出生在一个仇恨基督教的世界中，我能够反思自己的偏见之前，就已经成了偏见的俘虏。但是，有什么好值得埋怨的呢？我所接受的偏见，正是我所向往和喜爱的。它们已经溶入我的心灵，成了“我的”偏见。
在偏见的束缚下，后来，我虽接触了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正面作用的历史资料，但对它们视而不见，见而不思，思而不明其义。我拒绝重新审查自己的偏见，更没有反省我那扭曲了的情感。我顽固地抱着偏见不放，还自认为是坚持真理！
我本一微不足道的书生，既不能救天下百姓于水火，又不能传一己之言于百世，但为什么却总是固执己见？并且，这所谓的“己见”也大都是他人之见！这只因为，在我的心灵中，潜藏着一个邪恶的灵，它恨天国，恨上帝的儿女，恨上帝的道。它恨上帝！它喜欢偏见，它用偏见扭曲我的心灵，要把我引向永久的死亡，彻底地毁灭我。
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于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进入八十年代后，我逐渐开始独立地探索人生。在这过程中，我渐渐地对耶稣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在大学期间，我所景仰的一位教授的教诲，使我明白了；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有其独特的崇高价值。只要人类存在，宗教是不会消亡的。读研究生时，一位著名学者指教我说：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各有其特点，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笼统地谈西方文化而不加以缜密的区别和分析，无益于理解文化的中外古今之别。(注3)
这些观点对我启发很大。我认识到：我大谈西方人、西方文化、西方信仰，根本没有深思细辨这些概念的确切所指，说话大而不当，空而无实，不仅不同西方国家的精神生活，各具特色；即使一国内部，不同的民族及社会阶层之间，精神生活也有显著的差别。百万富翁和芝加哥街头的流浪汉虽然吃同样的汉堡包，听同样的爵士音乐，但怎能想像他们的所居、所行、所思、所愿，会在同一个世界？
我也不再相信关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的宣传了。为了表现我的独到见解，我高扬宗教在道德生活中的伟大价值。在向我的学生━━中层干部授课中，我从正面的意义引用过耶稣的话。我这样作，当然不是为了彰显上帝的真理，而是标新立异。这又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毕竟走进了我的精神视野，使我在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看到：耶稣，是我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耶稣虽然走进了我的精神世界，但我并不让他占据我精神天地的中心。我自以为开明地把基督教放在与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同等的地位，视耶和华与佛、真主、梵天为异名而同实的最高实体，是居住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名字敬拜的同一位神。所以，我坚持认为：基督教是西方人的信仰，是维系其伦理道德的基石。虽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耶稣的某些教诲，是人类共同需要接受的精神宝藏。
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加深，我发现：我不能说基督信仰是西方人的信仰。在西方，基督信仰从来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全体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在信仰基督的人中，虽然有一部分是西方人，但他们只是西方人的一部分。从古至今，基督教从来都不是西方人的信仰，而只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它从来就不止是一部分西方人的信仰，也是一部分非西方人的信仰。
我问自己，在人看来，基督徒有东方人、西方人之分；但在基督的眼中，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是东方人与西方人？还是富人与穷人，有权人与无权人？根据我对基督信仰的了解，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区别。在耶稣的面前，人都是罪人。所不同的只是有两种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信耶稣并且愿意悔改新生的罪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信耶稣并且固执地按己意而行的罪人。
当我固执地把信耶稣同西方人联系起来时，我的眼睛只盯在地域和人的肤色上。由此，我也就限定了自己，把我等同于一个地区━━中国；一种肤色━━黄色；一种人━━在茫茫的宇宙中找不到一己之根的孤儿，无可奈何走向永恒灭亡的逆子！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虽然承认基督信仰的价值，但还是受到把基督教视为“洋教”的影响，担心信了耶稣后，中国人的言谈、举止和心灵就会被“洋化”了。我编织了这噩梦，自己吓自己。但是，自从来到美国后，我却亲眼见到了另一幅图景：在北美的一些华人，他们是基督徒，但心仍挚爱着中华；一些华人很西化，但并不信耶稣。无论信或不信，从大陆以外来美的华人，大都显得比自己更好、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人的礼节。
在当代生活，怎可能一点也不西化？西化与否，这只是文化影响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生命取向的问题。但是，当圣经宣布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是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时，它留给我的是，而且仅仅是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生命基督化，还是非基督化；不与上帝同心，就是与上帝为敌。
对我最具讽刺意味的图景是：我亲眼看到我所认为的“洋教”，并不是“洋人”必然相信的自己的宗教。在美国人中，信佛的有之，信真主的有之，信梵天的有之，什么也不信的，亦大有人在。当我和他们诋毁基督教时，我们的心相通了。东西方之别消逝了，我们共享一个信条：相信自己。我，就是我的上帝！
从东方到西方，一大批政治信念绝然不同的人们，竟在与耶稣为敌上结成了同盟！东方掌握了绝对权力的政治集团，用宣传机器围剿基督信仰，用批斗、监禁、杀头对基督徒进行暴力的迫害；西方舞文弄墨的文人和政客，则运用讲演、书籍、广播、电视等媒介，或是玩弄基督信仰，或是打着耶稣的招牌牟利。在东方，基督徒被视为社会公敌，十字架乃是被诅咒的标记；在西方，信仰基督成了见不得人的个人隐私，十字架变为被欣赏的装饰品。
包令我吃惊的是，我在读书中发现，一些认真地寻找证据去推翻基督信仰的西方文化人，他们诚实地、小心地求证关于耶稣死后复活的记载是荒诞的神话。但求证的结果却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无可否认。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征服了他们那一颗诚实的心灵，使他们写出了捍卫上帝真道的鸿篇巨著。(注4)
耶稣是何等伟大！竟有人通过认真地否定他而找到了他。令这些西方人转变的，不是因为他们是西方人，而是因为耶稣死后复活；不是他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基督信仰，而是他们不得不向真理投降；不是他们认同于与其同文同种的西方宗教，而是他们找到了在天上的父━━上帝。
西方人的信仰是什么与我何干？与我生死相关的问题是：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是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当面对着这个绝对性的问题时，我一下子变得赤裸裸了：我是一个人，仅此而已。什么东方人西方人，无关紧要。
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在美国，我平生第一次可以自由地阅读有关基督信仰的书籍，这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精神天地，一再突破了我以往那狭隘的视野。当我读完戴德生传时，他那颗挚爱中华的心灵，活生生地面对着我，刺得我的心发酸，发痛。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了自己心灵的渺小以及生命的卑微。戴德生如此挚爱耶稣，挚爱中国人，任我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为之动情！
义和团事件中，在戴德生创立内地会工作的传教士中，有五十八人殉难。此外，还有二十一个儿童遭害。“房屋、衣物损失殆尽，却无一点怨言。遍查受害者及其亲友的书信，不见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戴氏主张内地会公物，一概不作赔偿之要求，即使中国官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注5)
读至此，我的心实在无法平静。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再三地侵略我的祖国，烧杀掠夺，割地赔款，中国几度面临亡国的危险。但是，在中华儿女大难临头之际，基督的儿女竟拒绝中国政府送上门的赔款。这能是帝国主义侵华先锋的作为吗？如果戴德生爱中华不是出于至诚、至性，他能作得到吗？
我突然感到：戴德生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他挚爱耶稣使我看到了上帝之子的神圣之爱。他那颗爱中国人的心，若不是从上帝那里得到无穷的光源，怎能源源不断地放出灵性的光芒？怎能说出：“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注6)
扪心自问：假如我有十万美金，我能让祖国全数支取吗？假如我有千条性命，我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我的骨肉同胞吗？假如我的亲友家人遭此横祸，我能连一句怨恨、报仇或要求赔偿的话也不说吗？戴德生的豪言壮语，我说得出，但作不到。
我爱中华，并没有像戴德生爱得么投入，那么真挚，那么专一。他爱中国人，是由于他首先并且始终爱耶稣；我爱中国人，是由于我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他爱中华，可以舍弃一切，因他把一切交给了上帝；而我即使舍弃一点东西，也难以忘记那是我的。
以往，我曾忘情地低吟：“我的中国心”。但面对戴德生这个外国人，我不得不问自己：我的中国心何在？
谁能告诉我啊，外国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在了哪里！
若不是来到海外，置身于肤色、种族、语言、文化与自己大都不相同的环境中，我很难对传教士产生恻隐之心。正是这设身处地，使我在了解第一位更正教的传教士━━马礼逊的事迹时，心肠不由自主地变软了。
马礼逊于一八一七年来华传福音。当他告别不同意他来华传教的父老、亲友、师长时，那生离死别的痛苦，他除了向耶稣诉说，还能向谁倾诉？在华传福音，他遭到我的同胞和他的同胞的共同反对，面对那些杲滞、怀疑、冷漠、嘲笑、仇恨的目光，若不是从神那得到安慰，他怎能忍受心中的孤独？他离国十七年后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返归故里。这期间，他望了多少月圆月缺。他用了十二年的心血，为我们中国人译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中文圣经。但当他死于广州时，竟无葬身之地，不得不移灵柩于澳门。
了解这一切后，令我齿寒、意寒、心寒，人死于异乡，已很悲哀了。但死于异乡竟无葬身之地，这岂是一个哀字能了得。而这人竟是为爱异乡人而死的，死无怨言。且唯有这一死，才能表达他对异乡人至死不渝的爱。异乡人━━我和我的同胞啊，我们至今还以中国人的名义诅咒他们，我们的良心何在！
读过戴德生、马礼逊等人的传记后，我又阅读了一些书籍，渴望更进一步地了解更多的西方传教士的心态。在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他们为什么会从先进的欧美来到我落后的祖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传教这条艰难的道路？“剑桥七杰”（一八八五年来华传教的七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的传记，使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为了拯救我的同胞的灵魂而走上了到中国传教这条道路。为此，他们舍弃了在英国的绵绣前程，甚至变卖了自己庞大的家产。选择走这条路，他们的灵魂不是没经过痛苦的挣扎，但最终，他们还是顺从了耶稣的召唤：向万民传福音。
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决定性的事实，赢得了他们的心，使他们决心告别当时英国人那种马马虎虎的信仰，为信仰耶稣而付出生命的代价。“除非你对上帝完全降服，你不能知道他的心意；然而，一旦你降服了，他就会告诉你，他要你作什么。”(注7)他们说到了，也做到了。
将心比心，谁不爱自己的父老乡亲？谁不恋生我养我的那一片故土？谁人无儿女情长？花前月下，哪个情郎不思与心上人绵绵细语？茶一盅、酒一壶，即便是生死之交的君子，亦渴望友谊地久天长。热血好儿女，谁不想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走遍海角天涯，谁不觉乡音最亲？但是，听到了耶稣那一声轻轻的呼唤：跟我来！他们就放下了这一切，走上了传福音这条由荆棘和鲜花铺成的小路。
要是我，能放下这一切而走上这条不归路吗？不能。因我根本不想听耶稣的呼唤，所以，我走我自己的路；因我内心一无所有，所以，我想拼命抓住人们所拥有的一切；因我舍弃不了自己，所以，我不容神进入我的生命。
那么，我过去确信传教士向中华儿女传福音错了，根据在哪里呢？是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还是他们错误地接受了传福音的命令？如果我认为他们选错了传教对象，我必须证明：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没有一个中国人需要福音。否则，即使有一个人，就没有任何人有任何权利禁止传教士向他传福音。我有权选择自己不去天堂，但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伴我进入地狱。如果我认为传教士所服从的那个叫他们传福音的命令错了，我还必须证明：无人有权下达这个命令。但这个命令不是来自哪个王卿侯爵，总统首相，而是木匠的儿子耶稣。是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15～16）因此，耶稣是谁，他是否有权力发布这个命令？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若我不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命令，我就无权责备传教士服从耶稣，而只能责备他们完成这命令时表现的好坏。我问自己，我能证明耶稣无权发布这个命令吗？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想证明这一点，但最终都失败了，难道我也要像他们那样不自量力吗？
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回顾历史我也看到，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史中，确实有许多不光彩之处。有些基督徒不愿正视它，这只能进一步地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因鸦片战争以来那至深至痛的历史创伤，还在中国人心中流血流泪！
如何看待这些不光彩的历史篇章呢？
中华民族素无嫉妒排斥不同宗教之心，佛教和回教来华上千年，虽遭文人的笔伐，但民间百姓则大都能与佛教徒、回教徒平安相处，但鸦片战争后，中华儿女之所以视基督教为洋教，主要不是源于宗教原因，而是起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始终和中国的国耻相连，和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相伴。(注8)
我忘不了啊，列强以武力迫使中国对基督教开放，以传教和保护传教士为借口，一再向祖国发动侵略战争。多少中华好儿女，因此流血丧命；多少大好的锦绣河山，因此归为强盗的版图；多少黄金白银，因此流进了帝国的金库。这真是伤天害理啊！
我不能不愤慨！在传教士中，有人卷进了参与制定侵华不平等条约，有人成了侵华军队的情报员、翻译官！他们的活动怎能不使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呢？ 他们传给中国人的是祸音，这祸音至今余音未绝。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的行径。我想，若是耶稣在这种情境，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宁肯再次走上十字架，也不屈服于强权，与刽子手合作。在被压迫者遭欺凌受迫害时，耶稣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我不能不耻辱！有的传教士竟打着传教的旗号欺压中国的平民百姓，干涉官府诉讼，在动乱中趁火打劫，发不义之财。.注9)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中华儿女感受不到耶稣是爱，他们由此而仇恨基督教，不在情理之中吗？耶稣的榜样使我明白了，传教士到中国，不应是中国人伺候他们，作他们的奴仆；而应是他们为中国人服务，作中国人的仆人。那些欺压百姓的传教士们，他们不配作耶稣的儿女。他们的坏榜样，导致了一些中国人拒绝十字架。
我不能不羞愧痛心！许多传教士用不平等条约保护他们传福音，心安理得地居于特权地位。既然如此，他们能全心全意地依靠耶稣吗？他们能使中国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徒的真正依靠吗？那强大的特权是他们软弱的象征。我同情他们的软弱，但不能不批评他们使基督的福音由此而蒙羞。福音最初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帝国，传到西方，靠的是什么？是刀剑吗？是权力吗？是金钱吗？是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统统不是！它靠的是基督徒的忠心，是殉道者的鲜血，是基督与基督徒同在。传播福音的大道啊，你是由十字架铺成的，并且，仅仅是由十字架铺成的。
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我很遗憾地看到：某些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怀着西方文化优越的感觉，歧视、贬低中国和中华文化，把传播福音和传播西方文化混淆在一起。从而，使我的同胞把福音误认为是属于西方的。他们羞于与中国人为友，这深深地羞辱了中国人，并阻碍了福音的传播。他们的可悲并不在于他们没有以爱心和患难中的炎黄子孙站在一起。而在于，他们没有像耶稣那样以信心背上十字架，走向上帝。
但是，在我也亲身踏上传福音这条艰难曲折的路，并碰了许多钉子之后，我才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态：即虽然那些真心爱耶稣并传福音的传教士并不完美，但我视他们是我的至亲兄弟姐妹，并以此为荣。他们的某些行动伤害过我的同胞，我愿意为此而向我的同胞道歉，因他们来华传福音不止于是为了我的父老乡亲，也是为了我。若没有他们当年传来的火种，不会有我今天的得救。
我渴望我的同胞能接受我的道歉。这绝不是我虚伪地故作姿态，而是出于我的信仰。我的道歉是真诚的，因我和他们传的是同一个福音，尽避我们对这福音的理解在细节上有所分别，但我们信的是同一个主，同一个上帝，他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他们的错误上也有份。我不推卸我的责任。
我渴望我的同胞不要继续因对往事还耿耿于怀而拒绝福音。若你们对传教士的怨气、火气和怒气还没有消掉，就把它们统统倾泻到我们中国基督徒的头上吧。我乐意承受这一切，因为我今天作的，正是继承西方传教士们昨日未竟的大业：向你们传福音。我的同胞啊，不要再被偏见、误解和仇恨蒙蔽你们的心了！向耶稣敞开心灵吧！他是我的主，也是你们的主。他是天地万物的主！
铁的历史事实是我无法否认的：即众多的西方传教士是出于爱耶稣而来到了我的祖国，向华夏儿女传福音。虽然他们的宗教知识和工作方法免不了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的最大依靠不是不平等条约，而是耶稣。他们手中拿的是圣经，不是枪炮；他们播种的是福音，不是罂粟。尽避由于语言、文化、教育、历史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使他们对中华文化有许多误解，但他们爱中国人的心是真诚无伪的。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走狗、帮凶；而是上帝的使者、信徒。
当然，有些历史事实至今还使我困惑：为什么坚船利炮随圣经相继而来，鸦片与福音接踵而至？但我至少明白一点：没有那炮声，封闭了数百年的国门不会自动打开，沉睡了近千年的中国人不会从因循守旧的停滞中惊醒，现代化的基础科技器物文明的建设，不会迈出第一步。
反覆阅读圣经后我更坚信，列强的强权意志不仅丝毫代表不了耶稣的意志，反而违背了他的意志。列强侵华，源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鸦片糟蹋了中国人的性命，也玷污了福音。强盗虽打着传教的旗号，但终究是强盗。无论他们遮上多少块遮羞布，也遮不住殖民帝国的无耻。
虽然如此，但福音在中华大地毕竟传开了。这奥秘，谁能猜透呢？
埃音在华传播的历史唤醒了我的良知。它告诉我，既然我知道中华儿女视忘恩负义为无耻，视知恩当报为知义，就永远也不该忘记：若不是传教士昔日大声疾呼，也许我们亲爱的母亲和姐妹至今还裹着小脚。若不是传教士把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带到美国，我们还谈什么留学！西医西药和西医医院都是传教士在华奠基的，这救了无数中国人的性命。近代意义的学校和大学，是传教士创立的。近现代知识的传播，是由传教士开始的。汉译圣经国语本对白话文的影响，连散文大师周作人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是传教士在华开创了最早的孤儿院、精神病院、盲人学校、聋哑人学校，等等。这其中的哪一项不值得大书特书、不值得中国人感恩！(注10)
我以往安然地享受这些恩惠，却从没说过一句谢谢。这，难道不是忘恩负义吗？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反覆思考历史，我问自己，我明知从景教传入大唐，福音在华传播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了，我明知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可还是偏把基督教称为洋教，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意识和下意识支配着我呢？
那是充满了鄙视、轻蔑、排斥和抗拒的心理。那是迷茫、失落、恐惧和仇恨的下意识。那是血液中奔流的陈旧古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是心思 分辨了数千年的华夷之辨，凡四夷.“洋人”、“鬼子”）皆不如己，他们无知、愚昧、野蛮、心智未开、道德低下。那是说不出口的受尽蹂躏的民族耻辱感，被几个自己瞧不起的小对手打得一败涂地，又不得不公开认输。那是倍受挫折伤害的民族自尊心，回顾祖宗的丰功伟绩，充满了自尊；面对现实，则心怀不平、不愤而又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我的心哪，系着一个解不开的百年义和团情结！
这义和团情结，它是许多历史声音的回响，它是无数扭曲心灵的映照。曾国藩着《讨粤匪檄文》抨击太平天国军“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教、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注11)在他的话中，有我对基督教的同样无知和恐惧。晚清时的李东远说：“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注12)在他的话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和封闭。一九二二年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非基督教运动宣称，“宗教是麻醉剂”。提出“有宗教则无人类，有人类则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注13)这话也表达了我对基督教的仇恨。我以往只疑惑，官方的宗教政策何以如此残酷，竟让无数无辜者的鲜血横流。但我从没意识到，正是我心中那无名的仇恨，使我不自觉地也成了侩子手的帮凶。
愚昧无知、盲目排外、恐惧变革、对外封闭、自我欣赏，纠缠在我心中的这个义和团情结，使我不自觉地把对耶稣的信仰，排斥在我的视野之外。基督教中，我只看到了耶稣是外国人，基督教是外国宗教。我看不到自己，看不到上帝，更看不到我和上帝那不可分离的生命联击。我的生命力萎缩了，衰落了，它不敢面对耶稣向我发出的挑战。我用“洋教”这个借口，懦弱地把自己裹起来了。
我耻于问自己但又不得不问：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还有几多大汉的气度、大唐的雄风？大唐百姓的多数并没有把佛教视为洋教，反而有玄装西天取经之壮举、禅宗顿悟见佛之创新。他们的生命力充满了生机，心胸开放，心态康健。他们有信心、有见识、有魄力去接受外来的新文化、新知识、新价值的挑战，以宏大的气度包容、接纳、吸收新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没有损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反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新天地。
可是，当我们面对那强大的西方，求救的却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通过咒骂━━他们是洋鬼子，一吐心中的闷气、晦气、怨气━━怒气。民族屈辱感和盲目排外情绪彼此交错，使我们把与洋字沾边的一切东西，都作为排斥的对象。实在打不倒的又很实用的东西如“洋货”，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崇拜并谄媚它们。从排外到媚外，仅一步之遥。
我清楚的看到了，这导致我卑怯的义和团情结后面，隐藏着一个空了壳的民族自傲心：我们有多么伟大的祖宗和辉煌的过去啊！中华在地理上是天下的中心，在文化上更是如此。中华的文字、文学、礼仪、典则、制度、道德，乃举世无双之文化精华。(注14)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为我们带来多少自尊、自豪、自大、自傲和自满。
而今世道变了。往事不堪回首！我们虽不是百事不如人，但科技上不如人，民主上不如人，法治上也不如人。精神文化和道德价值，这是我们的最后防线了。反对包括基督信仰在内的西方精神文明，是我们唯一可以自怨、自慰、自怜、自欺的了。我们的精神天地，实在太可怜了。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纠缠我的义和团情结，也包含了一份悲苍之情：那是面对列强灭文灭种，中华儿女不得不发出的救亡图存的怒吼，那是天下兴亡，匹夫必须承担的重任。尽避我们的先辈一再被强盗打败了，但并不能证明强权就是公理。而先辈留在天地的那股正气，寻找的是永恒的正义！
但是，若没有上帝，天下有何永恒的正义可言！
终于到了那一天，我敞开了自己封闭的心门，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祈祷：天父啊，鸦片战争以来那民族耻辱和历史伤痛，折磨我多年了。这心灵的煎熬，带来的只是仇恨！那洋教的偏见，曾使我的理性几度迷失，今日我要挣脱这枷锁！心头的怒火啊，你燃烧吧！我情愿被你烧死，也不愿任你再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了。
耶稣啊，熄灭我心头的怒火，让我畅饮你赐下的生命清泉，归向你，心灵得安息。
敖注：
1·“批林批孔”是“批判孔子和林彪”的简称，它是毛泽东晚年发动的又一个政治运动。
2·这是中国大陆官方史学界在八十年代之前，对基督教在华近代史的作用的结论。
3·参见张岱年，《文化与哲学》一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
4·这方面的代表着是麦道卫着的《铁证待判》，更新传道会出版。
5·《戴德生━━挚爱中华》，第292页。
6·同上引，见该书封面。
7·见浦乐克，《剑桥七杰》，校园书房出版社。
8·英传教士宓克指出：“以武力强迫中国驰禁基督，使基督教徒与佛、回二种外来宗教的信徒，立于不同的基础上。因为佛、回二教之所以不受迫害，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基督教的流布，则与中国国耻相联系，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创伤仍深。”见林治平主编，《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第94页，宇宙光出版社，1981年。
9·唐德刚，《传记文学》第62卷第4期，第22～24页，传记文学杂志社。
10·查时杰，“一百七十年来的基督教”，林治平主编，《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记念集》，1977年，第3～28页，宇宙光出版社。
11·谢扶雅着，转引自《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第286页，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0年。
12·参《福临中华》一书。
13·参王治心着，《中国基督教史纲》，第二十章，1959年。
14·殷海光，《中华文化的展望》，书中的第一章，“天朝型模的世界观”，对此心
态有精彩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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