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的---北京人什么都侃!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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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单西单的名称来历――只因牌楼“单崩儿”一个
“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这类京城商业旺地尽管被当下新冒出来的商圈诸如“国贸”、“亚运村”等等抢去了大半风光，但平心而论，这拨儿老字号的街区对于老北京人包括外地人说来，仍旧最具亲和力，因为这里边有历史和文化的浓韵。
东四和西四元朝时叫大市街，
热闹红火。这里在元代就已形成为繁华商业区，元大都城建立以后，此地叫做“旧枢密院角市”，属明照坊。当年的“棹枢密院角市”已有不少商号、店铺，买卖兴隆，交易活跃，异常繁华，是全城三大商业中心之一。东四十字路口的东西南北四个街口各有一座“三间四柱三楼”的冲天式大牌坊，分别叫做“思诚坊”、“仁寿坊”、“保大坊”和“明照坊”。而西四十字路口的四个牌楼南北朝向各书“大市街”仨字儿，东边的牌楼取名“行仁”，西边的称作“履义”。往后，这四个牌楼又有了新名：“金成坊”、“鸣玉坊”、“积庆坊”和“安福坊”。
东四和西四自打有了分别的四座牌楼后，老百姓就不说“大市街”了，干脆直称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再往后更省事，直呼“四牌楼”。到北平解放的时候，这些牌楼还健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扩建马路才拆掉。牌楼没了，叫法也就省事了：“东四”、“西四”。
东单和西单也是这么来的。这个“单”字，那是因为这儿的牌楼就是单崩儿一个。西单的牌楼叫“瞻云”，东单的叫“就日”。这样，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就叫开了。同样，20世纪50年代扩路，牌楼拆了，于是也就剩了“东单”和“西单”。您瞧，叫着这么简洁顺口的地界儿，原来还是牌楼给留下的家底儿呢。
“东单”、“西单”、“东四”、“西四”，这类京城商业旺地尽管被当下新冒出来的商圈诸如“国贸”、“亚运村”等等抢去了大半风光，但平心而论，这拨儿老字号的街区对于老北京人包括外地人说来，仍旧最具亲和力，因为这里边有历史和文化的浓韵。
东四和西四元朝时叫大市街，
热闹红火。这里在元代就已形成为繁华商业区，元大都城建立以后，此地叫做“旧枢密院角市”，属明照坊。当年的“棹枢密院角市”已有不少商号、店铺，买卖兴隆，交易活跃，异常繁华，是全城三大商业中心之一。东四十字路口的东西南北四个街口各有一座“三间四柱三楼”的冲天式大牌坊，分别叫做“思诚坊”、“仁寿坊”、“保大坊”和“明照坊”。而西四十字路口的四个牌楼南北朝向各书“大市街”仨字儿，东边的牌楼取名“行仁”，西边的称作“履义”。往后，这四个牌楼又有了新名：“金成坊”、“鸣玉坊”、“积庆坊”和“安福坊”。
东四和西四自打有了分别的四座牌楼后，老百姓就不说“大市街”了，干脆直称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再往后更省事，直呼“四牌楼”。到北平解放的时候，这些牌楼还健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扩建马路才拆掉。牌楼没了，叫法也就省事了：“东四”、“西四”。
东单和西单也是这么来的。这个“单”字，那是因为这儿的牌楼就是单崩儿一个。西单的牌楼叫“瞻云”，东单的叫“就日”。这样，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就叫开了。同样，20世纪50年代扩路，牌楼拆了，于是也就剩了“东单”和“西单”。您瞧，叫着这么简洁顺口的地界儿，原来还是牌楼给留下的家底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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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胡同文化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赚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
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库、王(土序)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完）
汪曾祺:胡同文化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赚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
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库、王(土序)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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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些给南城
黄金楼盘少现南城，跨国商号少来南城，修地铁城铁，北边已经热火朝天，南城还是悄无声息。一批在它怀抱里长大的孩子，也纷纷在东移或北漂。那承载过无限温情记忆的南城，此刻略显寂寞。
枣林前街边的电影院
有人说城市就像一块海绵，
吸收着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并随之膨胀。而我的北京城早已膨胀成一块香气四溢的大蛋糕，上面点缀着的诱人果脯，是南城那些美丽如玉石的名字，南樱桃园儿、枣林前街，南线阁……其实，南城挺破的，小胡同像线一样，青砖肥厚，宅门细弱，斑驳的是树影和花香。
广安门电影院就在枣林前街，没有一棵枣树，却有一排杨树，树阴浓密。两个大大的橱窗里，超人披着红斗篷，像一架大客机一样冲着人行道飞过来。这，可是我第一个爱慕的异性，虽然并不是正常的人类。电影票一块钱，雪糕五角，少吃两根儿雪糕，可以多看一次英俊的王子，他在彼岸弄他的笛，我在此岸织我的锦。
小时候我住在黑冶大院儿里，离电影院非常近。暑期里有些蝉鸣，有些槐花香气，还有没写完的暑假作业。我吮着冰棍儿，和几个孩子一起扎进影院，放映大厅很阴凉。木头椅子硌着屁股。靠近通道的地方，一阵一阵传来卫生间的异味。
老妈常对现在六十块钱的票价表示愤慨，并且怀念三角五分的黄金时代。谁还记得佐罗挥剑而出时童自荣带鼻音的声音？满头珠翠的杜十娘站在船头凄苦地笑……现在每当电视里出现潘虹的清朝太后或者商界女人――脂粉和眼线都粗重得像要掉下来时，老妈都会长叹一声，重提翠袖单薄的美人当年。她年轻秀丽的眉眼让我同样年轻秀丽的妈妈坐在影院里落了多少泪。其实，更令人悲伤的，是远逝的青春岁月，吹弹得破地站在仓皇狼烟之中，清冷冷、俏生生。
老妈切切怀念着一些莫名的东西，比如海报。是老妈从旧货市场买回来的，又脏又破，大得吓人。油彩很重，一个黑色卷发的姑娘，掐着腰，生硬的风情万种，面部基本没有特征。如果不是下方中规中矩地印着“叶塞尼娅”，便看不出来是哪个角色。那时候的油彩海报，既不精美，也不气派，似像非像的人像，就能在马路旁骄傲地聚集所有的目光。
后来，我离开了那条马路。当我无数次怀念了影院旁边冷饮店里的冰棍儿后，终于再次回到那里。一块美容美发的广告牌，一块洗浴桑拿的广告牌，全都巨大花哨。“广安门电影院”这几个字，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紧着眉眼，让我毫不留意地走了过去。没了冷饮店，有了咖啡屋，里面很挤……
我们从生活的樊笼中伸出手臂，却发现，触手之处，也是一样的局促。
走在广安门与菜市口之间
小时候我家住在广安门和菜市口之间。陶然亭公园离那儿不远，是我周日常去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秋千和滑梯，玩累了就吃糖葫芦。我从不知道，我身边是两个恋人的墓碑，相偎依着。四周枯枝的影子在风里晃动，划在墓碑上面，像写过滚烫情信也写过激扬文字的笔触。
还有法源寺。寺院里有很好闻的香气，有许多的佛像。我有时候会系着红领巾在法源寺的银杏树下捡果子玩儿。好像还有一个老和尚告诉过我，“那叫白果，可以止咳的。”我的记忆太模糊，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跟银杏树一样老的和尚，他有没有跟我说过话，都记不清了。像早上洗脸的时候想起夜间的梦，如一团烟，不过是几个眨眼，便成了虚空。
我上的学校名字叫登来胡同小学。那是清朝一个王爷的府邸，有飞起的檐角，彩色的琉璃瓦。登上青石台阶，在回廊下绕着穿行。一根一根的大红漆柱，像红珊瑚簪子插在俏女子的鬓间，让那古朴端庄的地方，无端端地流动起韵味。当我的中学时代在一栋灰色大楼里缓慢度过时，那些阳光下的青砖碧瓦，就自然地成了我人生中第一幅伤心的铜版画，用刀斧凿刻的姿态，让不懂人生苦楚的孩子初尝落寞滋味。
小学的时候，没少组织去天坛旁边的自然博物馆看恐龙。每一次孩子们都呀呀叹息着，半懂不懂地趴在玻璃橱上听讲解员阿姨说着冰川纪、三叶虫……那些远古的生物，隔着冰冷的玻璃，傲慢地听着人类杜撰它们的心情故事而不置一词。
我小时候的南城，是在妈妈的手心里攥着的。我没看过平房里的土暖气，也没见过捆上麻绳以防冻裂的自来水管。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南城人，对南城的历史仅限于要买门票的场所。
现在，老妈闲着没事儿还是去报国寺的小古玩市场。有时候她会买一张脏兮兮的据说是民国时期的地图回来，然后抱怨邮市的低迷，想当年如何如何红火。
黄金楼盘少现南城，跨国商号少来南城，修地铁城铁，北边已经热火朝天，南城还是悄无声息。一批在它怀抱里长大的孩子，也纷纷在东移或北漂。那承载过无限温情记忆的南城，此刻略显寂寞。
枣林前街边的电影院
有人说城市就像一块海绵，
吸收着不断涌流的记忆潮水，并随之膨胀。而我的北京城早已膨胀成一块香气四溢的大蛋糕，上面点缀着的诱人果脯，是南城那些美丽如玉石的名字，南樱桃园儿、枣林前街，南线阁……其实，南城挺破的，小胡同像线一样，青砖肥厚，宅门细弱，斑驳的是树影和花香。
广安门电影院就在枣林前街，没有一棵枣树，却有一排杨树，树阴浓密。两个大大的橱窗里，超人披着红斗篷，像一架大客机一样冲着人行道飞过来。这，可是我第一个爱慕的异性，虽然并不是正常的人类。电影票一块钱，雪糕五角，少吃两根儿雪糕，可以多看一次英俊的王子，他在彼岸弄他的笛，我在此岸织我的锦。
小时候我住在黑冶大院儿里，离电影院非常近。暑期里有些蝉鸣，有些槐花香气，还有没写完的暑假作业。我吮着冰棍儿，和几个孩子一起扎进影院，放映大厅很阴凉。木头椅子硌着屁股。靠近通道的地方，一阵一阵传来卫生间的异味。
老妈常对现在六十块钱的票价表示愤慨，并且怀念三角五分的黄金时代。谁还记得佐罗挥剑而出时童自荣带鼻音的声音？满头珠翠的杜十娘站在船头凄苦地笑……现在每当电视里出现潘虹的清朝太后或者商界女人――脂粉和眼线都粗重得像要掉下来时，老妈都会长叹一声，重提翠袖单薄的美人当年。她年轻秀丽的眉眼让我同样年轻秀丽的妈妈坐在影院里落了多少泪。其实，更令人悲伤的，是远逝的青春岁月，吹弹得破地站在仓皇狼烟之中，清冷冷、俏生生。
老妈切切怀念着一些莫名的东西，比如海报。是老妈从旧货市场买回来的，又脏又破，大得吓人。油彩很重，一个黑色卷发的姑娘，掐着腰，生硬的风情万种，面部基本没有特征。如果不是下方中规中矩地印着“叶塞尼娅”，便看不出来是哪个角色。那时候的油彩海报，既不精美，也不气派，似像非像的人像，就能在马路旁骄傲地聚集所有的目光。
后来，我离开了那条马路。当我无数次怀念了影院旁边冷饮店里的冰棍儿后，终于再次回到那里。一块美容美发的广告牌，一块洗浴桑拿的广告牌，全都巨大花哨。“广安门电影院”这几个字，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紧着眉眼，让我毫不留意地走了过去。没了冷饮店，有了咖啡屋，里面很挤……
我们从生活的樊笼中伸出手臂，却发现，触手之处，也是一样的局促。
走在广安门与菜市口之间
小时候我家住在广安门和菜市口之间。陶然亭公园离那儿不远，是我周日常去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秋千和滑梯，玩累了就吃糖葫芦。我从不知道，我身边是两个恋人的墓碑，相偎依着。四周枯枝的影子在风里晃动，划在墓碑上面，像写过滚烫情信也写过激扬文字的笔触。
还有法源寺。寺院里有很好闻的香气，有许多的佛像。我有时候会系着红领巾在法源寺的银杏树下捡果子玩儿。好像还有一个老和尚告诉过我，“那叫白果，可以止咳的。”我的记忆太模糊，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跟银杏树一样老的和尚，他有没有跟我说过话，都记不清了。像早上洗脸的时候想起夜间的梦，如一团烟，不过是几个眨眼，便成了虚空。
我上的学校名字叫登来胡同小学。那是清朝一个王爷的府邸，有飞起的檐角，彩色的琉璃瓦。登上青石台阶，在回廊下绕着穿行。一根一根的大红漆柱，像红珊瑚簪子插在俏女子的鬓间，让那古朴端庄的地方，无端端地流动起韵味。当我的中学时代在一栋灰色大楼里缓慢度过时，那些阳光下的青砖碧瓦，就自然地成了我人生中第一幅伤心的铜版画，用刀斧凿刻的姿态，让不懂人生苦楚的孩子初尝落寞滋味。
小学的时候，没少组织去天坛旁边的自然博物馆看恐龙。每一次孩子们都呀呀叹息着，半懂不懂地趴在玻璃橱上听讲解员阿姨说着冰川纪、三叶虫……那些远古的生物，隔着冰冷的玻璃，傲慢地听着人类杜撰它们的心情故事而不置一词。
我小时候的南城，是在妈妈的手心里攥着的。我没看过平房里的土暖气，也没见过捆上麻绳以防冻裂的自来水管。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南城人，对南城的历史仅限于要买门票的场所。
现在，老妈闲着没事儿还是去报国寺的小古玩市场。有时候她会买一张脏兮兮的据说是民国时期的地图回来，然后抱怨邮市的低迷，想当年如何如何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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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城南，永远的旧事
或许童年不是年岁，而是记忆，或许童年的记忆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在北京度过的二十五年时间，被林海音称作“金色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北京城南的胡同、四合院，西山脚下的毛驴，以及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骆驼……这些影像都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她以童年经历为蓝本创作了《城南旧事》。
“淡淡的哀愁，
沉沉的相思”，林海音这样评价自己在台北写就的回忆北京的系列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吴贻弓将这段故事化而成为一部电影。黑沉沉、雾蒙蒙的城门楼下，缓缓前行的驼队，单调而复沓的街口的井槽，幽静而蝉声如雨的小巷，在悲剧氛围中弥散着纤美的忧伤与诗意。在那样一个没有任何包装的纯真年代，这样一部完全凭内容取胜的作品，当时便夺得无数奖项。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南旧事》成了我们当时的记忆。清朝的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治分居，清军圈占有了内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宅，将汉民全部迁往外城，就是今天的城南，内城变成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按八旗序位驻防。直至今天，京西有大院，东城与西城有国家机关，北边是大学区，东边有使馆区。南城……南城是老百姓、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车、大杂院……南城是平民化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
我恰恰是这样一位怀旧的布衣诗人，最喜欢骑一辆老式的凤凰牌自行车，模仿东南飞，恨不得回到乐府时代。民歌的时代，背着锦囊的采诗官在寻找陌上桑。回到城南，我仿佛就是摇铎的采风者，感受着一切最令人亲近的情绪。
胡同口一老大爷，嘴里蹦几个城南的老地名给你润润耳：瓷器口、虎坊桥、先农坛、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灵，念起来却也琅琅上口。不用演绎，它们本身就是一段城南旧事。所谓的城南，不是文化的，而似乎更多的是地理上的，那是由星罗棋布的这样一个个地名组成的。
或许，每个人的城南大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旧事却是完完全全相同的。
或许童年不是年岁，而是记忆，或许童年的记忆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在北京度过的二十五年时间，被林海音称作“金色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北京城南的胡同、四合院，西山脚下的毛驴，以及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骆驼……这些影像都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她以童年经历为蓝本创作了《城南旧事》。
“淡淡的哀愁，
沉沉的相思”，林海音这样评价自己在台北写就的回忆北京的系列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吴贻弓将这段故事化而成为一部电影。黑沉沉、雾蒙蒙的城门楼下，缓缓前行的驼队，单调而复沓的街口的井槽，幽静而蝉声如雨的小巷，在悲剧氛围中弥散着纤美的忧伤与诗意。在那样一个没有任何包装的纯真年代，这样一部完全凭内容取胜的作品，当时便夺得无数奖项。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城南旧事》成了我们当时的记忆。清朝的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治分居，清军圈占有了内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宅，将汉民全部迁往外城，就是今天的城南，内城变成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按八旗序位驻防。直至今天，京西有大院，东城与西城有国家机关，北边是大学区，东边有使馆区。南城……南城是老百姓、小市民、信用社、公共汽车、大杂院……南城是平民化的北京，布衣诗人的北京。
我恰恰是这样一位怀旧的布衣诗人，最喜欢骑一辆老式的凤凰牌自行车，模仿东南飞，恨不得回到乐府时代。民歌的时代，背着锦囊的采诗官在寻找陌上桑。回到城南，我仿佛就是摇铎的采风者，感受着一切最令人亲近的情绪。
胡同口一老大爷，嘴里蹦几个城南的老地名给你润润耳：瓷器口、虎坊桥、先农坛、菜市口……有的古拙，有的空灵，念起来却也琅琅上口。不用演绎，它们本身就是一段城南旧事。所谓的城南，不是文化的，而似乎更多的是地理上的，那是由星罗棋布的这样一个个地名组成的。
或许，每个人的城南大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旧事却是完完全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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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子胡同:一条东西向的弧弯之巷
在前门内，名见《胡同集》、《宛署杂记》、《乾隆图》作碾儿胡同，为西交民巷与前门西城根间之一东西向弧弯之巷。
碾子或碾儿为粉碎粮食用加工机械，
自南北朝后使用比较普遍。过去北京专有碾儿房，即设碾磨以加工粮食的专业作坊。巷以碾子为名，当因有碾房设于此而起。民国间作辇儿胡同，至今沿之。辇，其实是碾之异写。其格局直至本世纪40年代末，犹与《乾隆图》无异。后西段没于建筑，不再西抵平安胡同而南北出，只剩东段，北起西交民巷，南至前门西大街，已非旧时横巷。《地名志》引《坊巷志考证》谓该胡同本名年家胡同，清雍正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府在此，因而得名，今讹为碾儿胡同。此说显然错误，因早在年羹尧前200年，其地已名碾子胡同，有明代人记录可证。
在前门内，名见《胡同集》、《宛署杂记》、《乾隆图》作碾儿胡同，为西交民巷与前门西城根间之一东西向弧弯之巷。
碾子或碾儿为粉碎粮食用加工机械，
自南北朝后使用比较普遍。过去北京专有碾儿房，即设碾磨以加工粮食的专业作坊。巷以碾子为名，当因有碾房设于此而起。民国间作辇儿胡同，至今沿之。辇，其实是碾之异写。其格局直至本世纪40年代末，犹与《乾隆图》无异。后西段没于建筑，不再西抵平安胡同而南北出，只剩东段，北起西交民巷，南至前门西大街，已非旧时横巷。《地名志》引《坊巷志考证》谓该胡同本名年家胡同，清雍正间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府在此，因而得名，今讹为碾儿胡同。此说显然错误，因早在年羹尧前200年，其地已名碾子胡同，有明代人记录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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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为什么仅有三条英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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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anlong.com/ 2004-09-16 10:23:26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
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这三位英烈，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担任29军将领期间，自1934年29军驻防京津地区后，都曾在北京居住过。
佟麟阁，河北省高阳县人，“七七事变”时任29军副军长。赵登禹，山东省菏泽县人，“七七事变”时任29军132师师长，曾在喜峰口长城抗战时，率大刀队夜袭日寇军营。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遭到当时驻防京津地区的29军奋勇抵抗。7月28日黎明，日寇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对北平四周的29军阵地发动总攻，并集结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驻守在南苑的29军军部。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守军两千余人及投军抗日的爱国学生一千余人浴血奋战，二人均负伤，坚持战场指挥。下午，在奉命向大红门一带转移时，佟麟阁头部再负重伤，英勇殉国。赵登禹率余部继续向黄亭子附近转战时，胸部连中五弹，当场牺牲。
张自忠，山东省临清县人，时任29军38师师长，“七七事变”时，正在天津兼任市长。1937年7月28日夜，29军残部奉命撤往保定，张自忠受命代理北平市市长。他不愿在沦陷后的北平与敌伪周旋，遂于当年9月弃职秘密潜往天津，转道南下，率冯玉祥旧部59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后因对日作战功勋卓著，升任为第33集团军中将司令，并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湖北“枣宜战役”中，身中六弹，牺牲在大兴山区战场上。张自忠是中国抗战牺牲在前线的官阶最高的将领。今天在北京府右街张自忠故居改建的自忠小学院内，还立有张自忠纪念碑，上刻周恩来当年题写的悼词：“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抗战胜利之后，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南、北河沿大街，在元朝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开挖的金水河河道，至清朝演变为排水沟“大明濠”，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内务部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砖，将大明濠改建为地下暗沟（去年太平桥路段施工，挖出此暗沟，本报2003年4月16日《风俗地理》曾作过报道），并在地上兴建马路，即南、北河沿大街。当年市政公所公布这两条大街为“一等街道，宽二十公尺。”
铁狮子胡同，因明朝崇祯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都督府在此，门前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当年市政公所公布此街为“二等街道，宽十公尺。”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名称，得以在新中国被继续沿用呢？这是因为1952年6月1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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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anlong.com/ 2004-09-16 10:23:26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1952年，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得到新中国认可。这就是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三条街道得以在新中国继续沿用的原因。
北京的大街小巷有几千条，
街巷名称涉及人物的，有以其官职命名的，如文丞相胡同，在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文天祥祠堂东侧，以纪念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得名。有以其爵位命名的，如广宁伯街，在西城区辟才胡同以西，明朝功臣广宁伯刘荣的伯爵府原在此街得名。有以其特长技艺命名的，如刘兰塑胡同，在西安门大街路北，以元朝塑像高手刘元得名。
正式以现代人物姓名命名的街道，在北京只有三处，即西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这三位英烈，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早年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在担任29军将领期间，自1934年29军驻防京津地区后，都曾在北京居住过。
佟麟阁，河北省高阳县人，“七七事变”时任29军副军长。赵登禹，山东省菏泽县人，“七七事变”时任29军132师师长，曾在喜峰口长城抗战时，率大刀队夜袭日寇军营。1937年7月7日，日寇在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遭到当时驻防京津地区的29军奋勇抵抗。7月28日黎明，日寇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对北平四周的29军阵地发动总攻，并集结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驻守在南苑的29军军部。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率领守军两千余人及投军抗日的爱国学生一千余人浴血奋战，二人均负伤，坚持战场指挥。下午，在奉命向大红门一带转移时，佟麟阁头部再负重伤，英勇殉国。赵登禹率余部继续向黄亭子附近转战时，胸部连中五弹，当场牺牲。
张自忠，山东省临清县人，时任29军38师师长，“七七事变”时，正在天津兼任市长。1937年7月28日夜，29军残部奉命撤往保定，张自忠受命代理北平市市长。他不愿在沦陷后的北平与敌伪周旋，遂于当年9月弃职秘密潜往天津，转道南下，率冯玉祥旧部59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后因对日作战功勋卓著，升任为第33集团军中将司令，并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湖北“枣宜战役”中，身中六弹，牺牲在大兴山区战场上。张自忠是中国抗战牺牲在前线的官阶最高的将领。今天在北京府右街张自忠故居改建的自忠小学院内，还立有张自忠纪念碑，上刻周恩来当年题写的悼词：“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抗战胜利之后，何思源（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之父）出任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于1947年3月13日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沟浴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铁狮子胡同命名为张自忠路。
南、北河沿大街，在元朝是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开挖的金水河河道，至清朝演变为排水沟“大明濠”，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由内务部长兼京都市政公所督办朱启钤主持，利用拆除皇城的城砖，将大明濠改建为地下暗沟（去年太平桥路段施工，挖出此暗沟，本报2003年4月16日《风俗地理》曾作过报道），并在地上兴建马路，即南、北河沿大街。当年市政公所公布这两条大街为“一等街道，宽二十公尺。”
铁狮子胡同，因明朝崇祯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之父田弘遇都督府在此，门前有一对铁狮子而得名。当年市政公所公布此街为“二等街道，宽十公尺。”
这三条以抗日英烈命名的街道名称，在解放后继续沿用。“文革”时期，佟麟阁路改称四新路，赵登禹路改称中华路，张自忠路改称工农兵东大街。“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北京市政府于1984年10月决定恢复原名。
1949年1月20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全会有这样两项决议：一是决定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京，二是进城之后不要用中央领袖的名字命名街道地名。为什么解放前由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上述三条街道名称，得以在新中国被继续沿用呢？这是因为1952年6月11日，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为三位抗日英烈签发了烈士证书。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三位英烈的抗日功绩，是得到新中国认可，并庄重给予纪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