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的---北京人什么都侃!从头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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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唯一与天体有关的地名:北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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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辰路位于朝阳区西北部，南起安华桥，北至北辰桥。是北京市现存唯一与天体有关的地名，得名于北极星。
　　北极星，
中国古代称之为北辰或勾辰一，在“小勺柄”的末端。 因总处于北天极处，被称为北极星。

　　北京市内有一条中轴线，将北京城分为东西基本对称的两部分，中轴线上有城门、宫阙、亭阁、山峰等，布局严谨、气势雄伟，体现了封建王权的至高无上。北辰路位于中轴线的最北端，而北京南部有南苑，因此以北辰相对称之。另外，北辰又为北斗星的古名，寓意吉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北极星被认为是众星围绕的中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说，北辰路的命名非常有艺术性、创造性和想象力，它使得本市的地名更加丰富多彩，令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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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北京的儿歌看北京城的地名

　　很多地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只能在民谣想念他们的曾经的身影……

其一：

　　平则门,拉大弓,过去就是朝天宫

　　朝天宫,写大字,过去就是白塔寺

　　白塔寺挂红袍,过去就是马市桥

　　马市桥,跳三跳,过去就是帝王庙

　　帝王庙,摇葫芦,过去就是四牌楼

　　四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底下卖估衣

　　打个火,抽袋烟,过去就是毛家湾

　　毛家湾,扎根刺,过去就是护国寺

　　护国寺,卖大斗,过去就是新街口

　　新街口,卖大糖,过去就是蒋养房

　　蒋养房,安烟袋,过去就是王奶奶

　　王奶奶啃西瓜皮,过去就是火药局.

　　火药局,卖细针,过去就是老墙根

　　老墙根儿两头多,过去就是穷人窝.

其二：

　　东直门,挂着匾,间壁就是俄罗斯馆

　　俄罗斯馆照电影,间壁就是四眼井

　　四眼井,不打钟,间壁就是雍和宫

　　雍和宫,有大殿,间壁就是国子监

　　国子监,一关门,间壁就是交道口

　　交道口,跳三跳,间壁就是土地庙,

　　土地庙,求灵签,间壁就是大兴县

　　大兴县,不问事,间壁就是隆福寺

　　隆福寺,卖葫芦,间壁就是四牌楼

　　四牌楼南,四牌楼北,四牌楼底下喝凉水

　　喝凉水,怕人瞧,间壁就是康熙桥

　　康熙桥,不白来,间壁就是钓鱼台

　　钓鱼台,没有人,间壁就是齐化门

　　齐化门,修铁道,南行北走不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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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品越有味儿的胡同深处

　　胡同是北京人的灵魂、北京人的根，在胡同里衍生的市井文化、士大夫文化与皇家文化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京城文化。在什刹海，能找到北京保存最完整最优美最古老的胡同和四合院。这里的胡同纵横交错，千百年来格局并无大变。
　　几十年前，
寓居北京什刹海的人，都不会忘记柳荫蝉鸣的夏日胡同小景。

　　清晨，胡同街头有提着鸟笼遛早儿的，有叫卖豆汁、杏仁茶、油条的，有肩挑卖菜与推车送水的。中午，烈日当头，街上人很少，只有柳树上“吱吱”蝉鸣和树阴下卖冷食的“叮叮嚓”敲冰盏之声，组成一曲街头小唱，娓娓动人。傍晚，街头巷尾乘凉者多起来，他们坐在小板凳上，挥扇拂暑，聊天品茶，借以消除一天的疲劳。

　　胡同记录了北京的历史，留住了北京的风土民情。远离喧嚣嘈杂闹中揽静，在胡同中徜徉就像喝一杯陈年的醇酒，越品越有味儿。

　　如今，逛什刹海畔的胡同最好骑车行之，可停可走可推可坐，十分自由。 或清晨、或晌午、或黄昏、或深夜，不同时刻，所见胡同之景不同，由此所生的心绪也不一样。

　　前些年，兴起了“胡同游”。坐上人力三轮车，曲径通幽移步换景，穿越大大小小的胡同，看斑驳朱门残留的“诗书传家，含忠吐谟”之类的联句，看被岁月风化的木门前石墩……恍惚间，真令人醉入胡同岁月，不知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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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雪

　　这辆旧的女式自行车停在钱粮胡同里好像已有一个时代了?百年孤独啊?它执意要停成一块望夫石的样子
　　北京的胡同里，
刮过来一阵风，我正骑着车，顿时灰头土脸了。就心想，这胡同有什么好的！但我还是喜欢胡同――“胡同”――这一个词。

　　词有时候产生的魅力，比物更为强烈。让我大受诱惑，或者是大受感动，我却又不知所以然。想想也奇怪。我在苏州生活了近三十年，但并不喜欢“小巷”这词。以至在我的诗里只出现过两三次。我总觉得这词有点纤弱，甚至还隐藏着阴谋。而在北京我生活不到三年，“胡同”一词――像冬天的大白菜，餐桌上常见――到点就上班似的出现在我的诗里。

　　“胡同”，听上去就很大方、敦实，不是石涛的“拖泥带水”，是范宽。宽宽地，大量大度。

　　这就是词的魅力。当然，这魅力更多的来自我的想象。叶公好龙，我想叶公大概也和我一样，他好的是“龙”这词。词与物本来是有差别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结果。也就是生活态度。而词与词之间的差别，有时候比词与物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确切说这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感受吧。也仅仅如此。现在，一条具体的胡同进入我此刻的写作，我知道，这也是胡同对“胡同”的忘却，或者提醒。

　　1999年，暮冬，下雪了，落雨落雪狗欢喜。我也欢喜。我就出门，朝美术馆方向骑着自行车。不知不觉骑到了钱粮胡同――我想穿过去――一下子，我竟不敢骑了，我呆住了。我惊讶于雪中的钱粮胡同之美。这美，是难于言说的。我也就不说了。我第一次觉得胡同之物美胜过了“胡同”之词妙。这也是最后一次，起码至今如此。

　　我看到一辆破旧的女式自行车上积满了粉红雪，雪像是粉红的。这辆女式自行车停在钱粮胡同里好像已有一个时代了，百年孤独啊，它执意要停成一块望夫石的样子。我以前和以后经过钱粮胡同，都看到它，很寒酸，郁郁寡欢。而那天，它温情脉脉，连雪也是粉红色了。后来，我写了一首诗，写了胡同和雪，不知为什么没写到那辆自行车。现在，我想起了它，词耶？物耶？这是我写胡同的第一首诗。

　　今年初春，我写了组诗，其中有一首叫《小椿树胡同》，我觉得很好。因为小椿树胡同我至今还没有去过。看来诗是想象的结果。

　　胡同雪――当成为一个词的时候――“胡同雪”――我就像来到唐朝，与高适对饮。“胡同雪”是一首边塞诗，胡马同雪花，不是一首边塞诗吗？

　　胡马同雪满紫塞，

　　诗人吟罢怯衣单。

　　胡诌两句，不平不仄，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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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里的嗅觉记忆

　　我在北京走过的地方，如果附近有胡同，下次再来就方便。后来我发现具有北京特色的事物，比如胡同，都能很快地进入我的记忆并立马成为图像――也就是我以后找地的路标。胡同是我的北京图像和北京路标，在说这北京图像和北京路标之前，我要先说说一个城市的基本色调。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基本色调，
有人说只有上海没有基本色调，它花花绿绿的。其实花花绿绿也就是上海的基本色调――这是以前十里洋场所留下的调色板。苏州的基本色调是粉黛。青岛是绿加红。西安是肉夹馍――咸肉与冷馍的颜色。北京的基本色调在我看来就是灰与黄，这灰黄相接，北京城自然有一种辉煌。这种辉煌不是飞扬的，而是沉静的、内敛的、含蓄的、博大的，同时又有点深不可测。而北京这种基本色调里的灰色调，就是由胡同提供和保证的。

　　胡同现在越来越少了，我也就色盲且步履维艰了。但我要找的地，我刚才已经说过，附近只要有我曾经去过的胡同（我常常是骑自行车外出），我就丢不了。外行看胡同都是一个样，我这么说不是说我是内行，只要是我去过的胡同，我下次再来准保还能记住它的某些细节。我和妻子逛胡同，我说这条胡同我上次见到一个小卖店，店主的一只眼睛有点斜；那条胡同我上次见到一家门口只剩右面的门墩了，门墩上有些红漆，还有小孩用墨汁写的字，淡淡的“张建国不及格”。走深了一看，果真如此。胡同里的东西我看一眼，都不用死记，到时就能历历在目地像口若悬河。

　　我去三联韬奋书店买书，走美术馆后街常常会走晕了，一个大转弯的时候往往会朝右手那边顺手转了过去，而我走钱粮胡同，却从没走错过。我会嗅着一股大白菜的气味往前走，觉得大白菜的气味变淡了，我也就快到三联韬奋书店了。

　　我说出来不知你们信不信，在胡同里，我还有嗅觉上的记忆：我觉得钱粮胡同是大白菜的气味，帽儿胡同是冰糖葫芦的气味。而轿子胡同里有豆汁味，我很喜欢闻。嗅觉也是我的图像，嗅觉带我找到目的地。在大街上这就行不通了，大街上只有汽油和尾气的气味，所有的大街都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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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故居:大六部口街14号


　　在现当代文坛和中国电影史上，夏衍无疑享有极高的声望。这大约不仅仅是因为他长期担任着文坛和电影界的领导，而是一方面缘于他杰出的文学成就，另一方面缘于他高尚独立的人格。廖沫沙曾赞他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并非虚语。

　　夏衍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
受“五四”的影响，他很早就投身进步的事业。但直到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夏衍以非作家的身份参加，才正式开始了他非凡的文学生涯。他由翻译，而戏剧，而电影，而报告文学，而杂文，每个领域都取得骄人的成绩。报告文学《包身工》被公认是我国的报告文学的经典，解放后，一度是中学生阅读的范本。多幕剧《上海屋檐下》、电影《上海二十四小时》，都是深具影响的佳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夏衍在几乎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同时，还能有如此的文学成就，真令人叹服。

　　最难能可贵的是，夏衍不管时代的变化，作品始终饱含着人性、人道与人文关怀的精神。1984年，夏衍完成了《懒寻旧梦录》。对研究或者对现当代文学史有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有着特别的意义。一个当事人前半生细腻的回忆，折射出对后半生清醒的反思，读来往往令人唏嘘。这本书的结尾，在当时更可谓振聋发聩。

　　还可以顺便一提的是，现在广泛应用的两个汉字“搞”和“垮”是夏衍发明的，这恐怕鲜为人知。著名学者陈原曾有专文谈论“搞”字，以为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也许夏衍无心，但正所谓妙手天成，“搞”和“垮”这两个字不免珠联璧合，不是吗？天下多少垮了的事，都是搞垮的。

　　夏衍是1953年迁居北京的。他在北京，有过两个住处。一处在东城区南竹竿胡同，如今已拆毁；一处在大六部口街14号，这座小院子留下了老人95岁人生最后的梦想，见证了他瘦弱的身躯里始终挺立的伟岸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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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燕南园马寅初旧居

　　在上个世纪极为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马寅初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是有成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但一般公众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是因了他那篇在当代历史上影响广泛的《新人口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遗憾的是，高瞻远瞩的人，往往得不到同步的喝彩。有甚者，便如马寅初，分明站在真理一边，却一时为时代的短见所不容，乃至成为众矢之的，几乎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后来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这多生的几亿人，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以及利弊该如何权衡，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大问题。后悔批错了，又有什么用？

　　其实，马寅初的远见卓识固然值得钦佩，但他最值得我们尊敬的，大概还是他坚持自己观点的勇气以及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在大规模的讨伐之中，在质问他“究竟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之时，他的回答是如此掷地有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称幸，就是马寅初豁达的人生态度让他非常长寿。他在望八之年遭受重厄，不得不离开北大校长的位置，却能安之若素二十余年，“吃食素淡，心境开阔，坚持锻炼”。当平反的通知到达时，他已经是百岁老人。真理和时间一同取得最后的胜利。

　　活到101岁，历经三个时代，跨越两个世纪，马寅初的一生，演绎了一部知识分子伟大的传奇。（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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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情在骨子里奔涌――田汉故居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词作者，田汉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荣耀――那一代知识分子，真正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紧密相连，对祖国怀着深沉的大爱，对强敌抱着刻骨的大恨。试想，如果没有这样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田汉怎么可能写出《义勇军进行曲》？想当年，徐悲鸿在南京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激动万分：“消沉的民族里，乃有田汉的呼声，闻其词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这个评价至今不能移。
　　确实，
田汉的文字就是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他是湖南人，骨子里带着慷慨赴死的豪情。有人把田汉誉为“现代关汉卿”，很有道理。就像关汉卿善写小令和杂剧一样，田汉歌词和戏剧创作也是二美齐并。除《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这些影响久远的歌词外，他一生还创作了一百多部剧本，其中话剧就有六十余部，是现代剧作家中最多产的作家。他又一度致力于戏曲改革，京剧《林冲》、《岳飞》、《武松》、《白蛇传》、《西厢记》、《谢瑶环》都出自他的生花妙手。

　　令人扼腕的是，这样一位才情卓著的戏剧大家，最终是以悲剧结束自己辉煌的一生。1968年，70岁的他在苦雨凄风中独自离世。不知道他在囹圄之中，耳畔是否回响起国歌的旋律。想来他当时是听不到的――其时《国歌》本身已然有曲无词。所幸终于云开雾散，但令人伤感的是，后来埋在八宝山田汉墓中的不是他的尸骨，也不是他的衣冠，而是一枝钢笔。《国歌》恢复了尊严，而《国歌》的词作者只能以一枝钢笔的名义供后人凭吊了。

　　北京细管胡同9号是田汉的故居，田汉于1953年迁入。故居为两进四合院，院内有一棵梨树，是田汉生前亲植的。不知田汉生前是否品尝过这棵树上梨子的滋味。(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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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驴市路到礼士路

　　地名的雅化，就是把那些粗俗、恐怖和有辱民族风俗的地名改为比较文雅的叫法。近百年来北京进行过三四次这样的改地名。原来的杀剐胡同、猪尾巴胡同、屎壳郎胡同、马寡妇斜街等都改得比较文明了。在这当中，西郊的“礼士路”也是雅化后的地名。
　　“礼士路”位于阜成门外，
南北走向，现在由南礼士路和北礼士路组成，南至复兴门，北到西直门。这条礼士路原来叫“驴市路”，因早年间阜成门有驴市而得名。

　　清末民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阜成门设有驴市。那时，去往京西门头沟等地，交通十分不便，不像现在有汽车、自行车，骑驴就是一种交通方式。驴市上的驴贩子守在城门西侧。在雇主前来租驴时，常年做“驴生意”的人一看来者就知身份以便决定出租什么驴，因为驴也“按质论价”，讨价还价儿后，雇主交完租金就可以骑驴上路了。据老人们讲，这儿的驴常年往返这条路，所以都认识道儿，它把雇主“送”到目的地后自己能回来，不用赶脚的。曾有人撰文说，当年鲁迅住在“老虎尾巴”（今鲁迅博物馆）时，常和朋友一块儿去阜成门驴市雇驴去八里庄一带饮酒、郊游，因为当时，一过阜成门就是郊外了，而钓鱼台一带风景宜人，是鲁迅他们常去的地方。

　　礼士路西侧有著名的白云观，每年春节要办庙会。骑驴逛白云观是很受人欢迎的活动，所以，一到庙会举办时，阜成门驴市又增添逛庙会的租驴业务。此外，在复兴门等处也有好几处“驴市”，是临时的，当然啦，据说西直门也有个别人雇驴，但人少形不成“规模”，鲜为人知。日久天长，从西直门经阜成门直到复兴门，庙会期间，“乔装打扮”的驴来往于斯，形成一景，使这条南北绵长数里的小街被人们称为“驴市路”，直到半个世纪前，觉得这地名不雅，且驴市消失，尤其是通往京西的交通便捷。其他交通工具应运而生。所以，“驴市路”寿终正寝，更名为“礼士路”，礼贤下士，比原来文雅多了。

　　现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一带已成为繁华的闹市，当年的驴市已鲜为人知，那过去的“驴市路”也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李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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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条胡同的消亡


　　它们叫香饵胡同、土儿胡同和明亮胡同，
后者是横跨前两条胡同的一条横胡同。它们位于东城区交道口，自今年七月十八日画上拆字以来，仅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已经变为一片废墟。笔者几乎从头至尾目睹了这三条胡同的消亡，心中感到十分沉痛。

　　北京过去“东富西贵”，东城区和西城区属古都的精华，“香饵”“土儿”和“明亮”便在这精华当中。这里有不少小康人家幽静的独门独院，有多家合住但空间依然宽敞的机关院。这里建筑质量多为中等，也有相当数量的主体结构为磨砖对缝的昔日深宅大院……。

　　私房在这里的比例占近百分之三十，房主当中不乏皇族与名人的后代，故事极多，文化底蕴极为深厚。我走在胡同里。我走着，如果是关闭的门，就轻轻把它叫开，如果是敞着的，就推一推走了进去。

明亮胡同30号院

　　我先是看到了香饵胡同7号，门楼上有一大块极其精美的镂空砖雕，据说很多人都曾坐在门前把它一笔一笔地构画了下来。7号与5号及9号本连接在一起，是同治年间的一座公爷府。原主人在解放后把它卖给了公家和个别的私人，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占地三百多平方米的后院，门牌是明亮胡同30号，要绕到香饵的后面才能进去。 有邻居把我带到了主人跟前，他叫光宝森，今年七十八岁，背驼，脸上的表情极为安静，他看到我时好像在等待着我。

　　在他的身后，30号院那古老的气息，一下子就震撼了我：房子几百年来几乎没有被动过，木梁柱都是用上好的黄松构成，牢牢地嵌在饱经风霜的土地上，作为历史名城的一部份。

　　门上开裂的漆像是皱纹，院子里扣着一口大水缸，老人一边端给我一个板凳，一边告诉我那缸里曾盛过两百年的米，皇帝发放的奉禄米：“米放久了就成红色，熬成的粥挺不好吃。” 这院落是极美丽的：藤萝，石榴树，枣树，柿子树……，

　　由于隔着两道门听不到铲车，我很快就忘记了外面的拆迁，只是用心倾听着老人慢悠悠的讲述：“我生在这座宅子里。公爷便是我的大爷，他是驸马，我祖母是公主，我们一大家子住在这儿，左手的院子曾经是花园，有假山，八国联军闯进来的时候把几块假山石扔到了这边，就是你眼前地上的这些。左边的墙原来没有这么高，同治年间有个贼从院子里路过，以后就加高了。

　　这藤萝有三百年了，小时候我们坐在上面荡秋千。三百年啊，多不容易，我叫儿子跟文物局说说，他们可千万留下这藤萝。别像赵家那棵枣树，还是同治年间的呢，有五十公分粗，硬前几天给砍了，枣树是慢长的树，太可惜了，那枣树当年还是从王府挪过来的，个儿特小，核也特小，非常甜。”“这房子里的砖都是磨砖对缝，就是把江米熬成粘汁再和上白灰，灌在砖缝里，可牢固了。文革挖防空洞需要用砖，有人把院里的影壁摔来砸去，怎么也摔不出一块整砖，白白浪费了一个影壁。”

　　老人说到这儿指了指地上：“说起来这院子底下可有宝贝。现在都让献城砖，那会儿砌防空洞结果用的是我们院墙的砖，比城砖小一点，但也每块都刻着字，都是官窑里烧出来的。”“我现在住的房子叫后罩房，从前专给姑娘住，不是熟人不让进来。” 之后老人的儿媳过来了，她爬到枣树上晃悠树枝，噼哩啪啦晃下来好多枣。她洗过了端给了我一碗，说是还不太甜，平常应该再等上半个多月，但是不吃就再也吃不上了，因为过几天就要把房子拆掉了。 两天后我又带朋友来，想让他们分享一下这座小院的恬静和感受一下它深厚的文化沉淀，这座我进去了就不想再出来的小院。然而院子里已都是搬家用的纸箱，藤萝架也被拉散，老人也给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因为拆迁办过来说了，晚上六点以前要把房子腾空。

　　拆迁办很凶，每次到30号院既不敲门也不用手推，而总是用脚狠狠地踹开院门。同时老人家一家人已经看到周围的院子是怎么强行拆掉的：既没有法院的强行令也没有任何的程序，拆迁办过来喝一声就把居民拽出来，再把屋里的东西扔到外面，然后就把房顶掀了，有时甚至把东西埋在了屋里。他们因此很害怕，就决定赶紧搬走了。”财产呢？“我问老人家的儿子：“这可是你们自己的家产，怎么能不赔偿呢？”他却苦笑着，作为回答。

　　我们无奈地走了，心碎了，不知向何处相告。明天，光宝森一家将一无所有，同时消失的也是北京城的一部活的历史。

　　在席地而坐的民工后面，我看到垂下来的白色的石榴，还没有来得及透红。

土儿胡同29号

　　这不是皇家的府地，而是平民小康人家的一所四合院：两进院，并非磨砖对缝，但也砌得十分坚实，看上去再风吹雨打二百年也没问题。主人是一位近八十岁的退休教师，名叫李砚农。

　　此房产是上一辈在七十年前置办的，他在这里长大，孩子们又在这里出生。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核桃树：郁郁葱葱透着清爽。走进北房，看到的是精美的雕花木头隔扇，灯笼框中心空白处有诗有画，均出自李先生之手。

　　在我和主人谈话的时候，已经可以时时瞥到墙外的高大铁爪在作业了，一整片一整片的墙被抓下来，再轰隆隆的放倒。李先生和他一家人的脸上是凄苦的，他们舍不得自己的家和身处的几条胡同，和四周的邻里，“土儿”的每一寸都早已融在他们的生命中。在向我讲述自家往事的同时，他们更多提到的是胡同里深藏的故事。

　　“土儿胡同在清代有批发烟土的营生，不知和胡同名的起源有没有关系？这胡同在解放前出名就出在广德堂膏药店上，就是西口路南的那座小洋楼，以至胡同还有个别名，叫做“膏药铺”。

　　广德堂的善长是医治妇女病，驰名全中国，到处来订单。结果广德堂专门给自己在旁边设立了一个邮局，向四处邮寄膏药。老板姓祝，洋楼左手的三进四合院原来是他家人住的。“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也住土儿胡同，在61号。他有时被叫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治病，儿子也跟着去帮助熬药。”

　　接着主人的孩子又谈起他上过的中学，就在旁边交道口东大街上，谈起一位他的老师――关老师，就住在香饵胡同里，又是师生又是邻居，经常在一个早点铺里吃早点。我说我也刚刚结识了关老师，他在香饵住了六十年，胡同每一扇门里的故事他都知道，胡同里他每走几步都能听到一声“关老师”，哪儿都是他的学生。我又说前些天关老师带着我从胡同的东头走到西头，把近一个世纪以来胡同的人来人往介绍了一番。

　　这时有尘土被扬到院里，主人赶紧关上了屋门。我知道他们已有好多天不能做饭了，都是买现成的吃，睡觉也睡不好，因为焦虑，也因为铲车日夜喧哗，有时竟到凌晨三点。我很难过地看着他们消瘦的脸，问道：“这座院子看样子占地有六、七百平方米，对这笔财产有多少补偿呢？”主人说拆迁办提的是十七万元，这等于是没有补偿，和对光宝森老大爷一样。但我知道八十年代以来有诸多法律都是保护私有房地产的，我无法理解。

　　而另一方面，在拆迁以前，他们还从来没有从市场的角度衡量过自己的家产，79号院在他们心目中主要是系着感情和几代人心血的家，想永远住下去的家，在他们心目中，它也是祖国的一份宝贵建筑文化遗产，是不允许就这么消失的。

　　在公布拆迁以前，李先生已准备花几十万元好好整修一下自己的院落。我多么希望他可以如愿以偿。

香饵胡同19号院

　　这是更普通的一座四合院，只有一进，但明亮干净与世无争，整个室内都做了现代化的装修：澡房，带有微波炉的厨房，洗衣机，装马桶的厕所等，应有尽有。房主姓童，在旗，过去很富有，这小院是前辈留下的最后一份财产了，童夫人讲，家中老人在去世前写过一份遗嘱：永远不许把19号院卖掉，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然而现在却保不住了。

　　童夫人是一位中学教师，一脸的热情。她跟我讲述了这小院儿经过的风风雨雨：有私房的人是从未享受过单位福利分房的，所以一家八口也就一直共同厮守在此。还好，都住得下，不像有的私房主不得不加盖小屋以适生存。

　　后来文革有外来户占住，折腾了十几年好不容易一个个请了出去，并决定好好修整一番，去年才挑的顶，方方面面花了很多的钱，现在却要被拆除了。童夫人又说，这小院不久前有人要出一百五十万元买，当然没卖，可这回遇拆迁非但家产尽失，买回迁楼还要倒贴钱……。

　　童夫人家的情况是很典型的，在这三条胡同里我遇到了很多，虽然建筑本身不属于最讲究的一类，但毕竟是座结结实实的四合院，是一个温磬的、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家，是属于私人的财产。

　　童家院里也有树――一棵茁壮的香椿。

　　…………我就这样走在“香饵”、“土儿”和“明亮”里，停留在每一扇门前，多么想知道在门后面曾经发生的所有故事。但我没来得及，我只能在匆忙中把所寻到的记载下来，首先是那些美丽的大宅院：香饵5号至9号住过皇帝的驸马，香饵87号住过慈安太后的弟弟，土儿76号曾是皇帝的一位钟表采办的府地，之后又住过一位有名的皮货商，土儿101号曾是一位盐商的宅子……，

　　还有那么多名人的故居：“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文康住土儿69号，名医孔伯华住土儿61号，茶叶大王吴裕泰住土儿83号……。还有活生生的市井兴衰，显示着胡同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成熟的社区，那是关老师带着我在香饵辨认的，当时推土机已经推倒了一半的房子，只有他才可以揣摸出来：几十年前这里原是龙凤饼干店，那边是黄家养蜂厂，再过去是山海泉早点铺，然后就是歌剧院排练的大院，孩子们天天挤过去听拉琴吹号。这几年有学校、美容院、门诊部……。

　　我也想再多看一会儿各个院子里那些美丽的雕刻，尤其是土儿76号院里的那个垂莲柱和香饵7号的门楣，再转回头去它们都被挖去了。再转回头看到的也是一棵棵被撞倒的树木，前些天还是一片绿洲，现在却是一片狼籍了，在堆积如山的砖块中裸露出黄土。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国家历史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老先生、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和国家历史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谢辰生先生来到了拆迁现场，目睹了这可怕的一切。八十五岁高龄的郑老拄着拐棍，一脚深一脚浅地踩着废墟行走，脸上是那么痛苦。

　　贝聿铭先生说过：“北京城是一个巨大的艺术杰作”。

　　很多外国人说过：“北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说过：“北京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这座著名古都的记忆。”

　　国际奥委又说：“2008年的奥运将是人文奥运和绿色奥运。”

　　我恳求推土机到此停下了，留下内城，留下中华民族的骄傲。（华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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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务部街20号院 梁实秋魂牵梦绕的儿时旧居

　　一般的读者，都不大记得起梁实秋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他后来以“雅舍”名世，让这些读者以为“雅舍”所在就是他的故居。其实，“雅舍”是他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临时居处，后来到了台湾，延续了以“雅舍”名其书斋而已。他真正的故居则是在北京内务部街20号院。
　　20号院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1903年，
梁实秋在院中的西厢房出生。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难忘的岁月。

　　离开北京后，梁实秋多次深情地回忆这座四合院，尤其晚年，更是魂牵梦绕：“想起这栋旧家宅，顺便想起若干儿时事。如今隔了半个多世纪，房子一定是面目全非了，其实人也不复是当年的模样，纵使我能回去探视旧居，恐怕我将认不得房子，而房子恐怕也认不得我了。”确实如此，世事沧海桑田，如今20号院梁宅大门依旧，门口那对石狮子还蹲在那里，但里面格局大变，住进十几户人家，成了大杂院了。纵使归来应不识的。

　　不过，院子里还留有一棵他一定辨认得出的枣树。有一年，他的女儿文蔷来北京，从这棵枣树上摘下一棵青枣，还带着几片绿叶，带回美国。文茜把枣子送到在美国的父亲手中，梁实秋抚爱良久，惆怅地写道：“长途携来仍是青绿，并未褪色，浸在水中数日之后才渐渐干萎。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唯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

　　又是很多年过去。这颗枣树如今依旧青枝绿叶。只是，它已经没有机会给一个远离家乡的人带去一份惊喜了。（石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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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弄堂、北胡同的别样景致

　　在南方，如果没有机会去弄堂走一走，应该是一种遗憾。南方三五月间，梅雨淅淅不断，暴雨又忽然而至，片刻将街道上的路人洗刷一空，将他们收集在弄堂的屋檐下。雨，安眠了现代的马路，却唤醒了古老的弄堂。沉寂的弄堂忽然之间身旁的一切都活起来了。墙斑驳色彩与水清凉气味争抢着路人的注意，改变了城市的表面。弄堂，无论是直线的，还是曲里拐弯儿的，都像一根线在城市里四通八达地穿行，把上海穿在一起。
　　北京胡同都是正南正北，
正东正西，正得像北方人的性格。胡同宽的少窄的多，短的少长的多，在城市裁剪得那么随意自然，散落得格外方便利索。北京人常爱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北京的胡同多得就像北京的老规矩。在北京，即便经常有着磨剪子抢菜刀吆喝声、收集破烂的敲打声，街坊小孩的打闹声，摔盆子撂碗的争吵声，胡同依然比马路安静和简单。北京，不擅雨，却有的是风的别致。风把路过胡同里所有东西都变成了乐器。从树枝到树叶不停歌唱，撩拨水池呜咽和假山岩石高鸣，风把胡同变成了交响乐场。

　　弄堂里细细碎碎地回荡花样年华忽轻忽重的足音，石拱桥定格了人间四月天邂逅和分离。胡同的隔墙苍翠，流火季节中渗透出丝丝清凉的幽香。四合院子盆莲怒放，浪漫心灵中弥漫生死相许中的安静气息。爱情是感情的胡同，婚姻是生命的弄堂。无论是胡同还是弄堂，悠长窄小的通道都让世间男男女女狭路相逢，擦身过去了的是回忆伤感，迎面相撞的是百年纠缠。我和父亲，都是山水滋润骨子，软风轻拂后襟的南方男人，却都是娶了体态秀外慧中，性格多样别致的北方女人，想来也是一番特别的意思。好像南方的弄堂和北京的胡同，实际是相连的，或者，本就是一物。

　　弄堂，是剥离不掉的淡淡哀愁，胡同，是哭笑不得的情绪。都是人的爱恨情愁的风景。南弄堂，北胡同，多少年来也不知道是人成就了风景，还是风景成就了人？

来源： 北京晨报 作者：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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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诞生国徽――梁思成故居“随风而逝”(图)

　　“一代建筑大师的故居不能得到很好保护，这是个遗憾。”在清华大学举办的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上，著名古建筑学家郑孝燮呼吁加强对梁思成、林徽因在清华的故居的保护。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表示名人故居不应只局限文学家、艺术家的故居。
　　在中国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妻子、著名建筑学家、文学家林徽因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国内建筑界、美术界的大师吴良镛、罗哲文、张锦秋、常沙娜等在缅怀林徽因的成就时，纷纷表示作为中国一代建筑大师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创立著名清华建筑系的过程中，在清华新林院8号长期生活工作的故居竟然得不到很好保护。1946年至1955年，梁思成夫妇在新林院8号生活了10年，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在这里生活至1970年。


曾诞生国徽的清华新林院8号，现在已被一些“搭建物”遮掩。邱永华／摄

　　郑孝燮介绍说，新林院8号是梁思成、林徽因在筹建发展清华建筑系过程中，学术、生活活动的中心，清华各种年龄、不同系别的教授、教员、学生们在这里与梁思成夫妇进行“切磋”。“国徽就是在该地诞生的。清华园的家里当时成了巨大国徽的‘作坊’”。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回忆道。“这是一个真正的名人故居之地，记录了很多故事。但是现已成为清华大学职工住所，原有布局和文化元素都在缺失，一些敬仰者来此缅怀还不受欢迎。”郑孝燮呼吁道，“新林院8号应该恢复它应有的历史地位，朱自清在清华北院的居住地现在保护良好，成了清华一著名景点。”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发言称，北京公布的31处名人故居挂牌保护名单中没有梁思成夫妇故居，主要以文学家、艺术家为主，“这样一个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名人故居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应该通过立法来保护。”

　　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没有一个建筑大师的故居列为文保单位，名人云集的清华、北大，很多大师的故居也没得到应有的保护或呈现原有功能。与会的建筑大师们“希望通过此事引起名人故居保护的新思考。”

林徽因

　　林徽因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她1904年6月10日生于杭州。1928年3月与梁思成在加拿大结婚，婚后去欧洲考察建筑，同年8月回国。

　　上个世纪30年代初，她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并一起创建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和景泰蓝工艺革新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5年4月1日清晨因病与世长辞，年仅51岁。（记者胡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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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堂子胡同的朱启钤故居

　　朱启钤―――字桂辛，号蠖园，1871年生，贵州开阳人，曾担任过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内城巡警厅厅?，外成巡警厅厅?，东三省蒙古事务局督办，津浦铁路北段总办，在北洋政府中当过5任交通总长，3任内务总长.......
　　提起梁思成，
人们想到的恐怕都是他在建筑学上惊人的造诣，知道他父亲是近代文学大师――梁启超的已然不多。若是提及他所参加的中国最早研究建筑学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建人：朱启钤，知者几人？

　　朱启钤是个奇怪的人，说他奇怪，是因为他不仅在建筑学的学术方面有着过人的才能，也不只是因为他还是个实业家，最奇怪的是他还在政府里担任过大大小小的官职。

　　一个人若是自诩有多种才能，通常就意味着他在那个方面都不甚精通。但朱启钤则不然，在建筑这一领域，他在北京主持改造了前门，打通了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等，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还修葺开放了社稷坛，兴建了北京第一家公园――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在北戴河，他兴利除弊，筑桥修路、发展交通、兴办教育、整修古迹，连西方的《邮报》也不得不称赞他“成绩斐然，在远东罕有其匹”。做实业，他在任时修筑了津浦铁路、黄河大桥、济南火车站，创建了我国首家民族资本的远洋轮船公司――中兴，还将濒临倒闭的山东中兴煤矿一手拉到全国第三的位置。至于为官之道，别的不说，袁世凯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约代表这几个跨时代的高官要职就没有那个是仅仅风光于一时的。

　　一代名家，所居之处亦是不同凡响，他在北京的故居坐落在东城区赵堂子胡同3号，院内一条长廊将东西八个院落分为两个部分，又联合成一体，八个院落自成格局，屋外均有回廊环绕，用料考究，工艺精细。即保持了四合院的特点，又不同于普通的四合院。这座院子也是历经磨难，在日寇统治北京期间，曾被日寇以10万元的低价强行买走，后来因国民党接收大员以为地下埋有珠宝而所有地板被撬开，直到新中国，才做了外交部招待所，后为职工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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